留學日本時的陳氏兄弟合影。左起陳隆恪、陳寅恪、陳衡恪。
魯迅與陳寅恪關係非同尋常。當年魯迅赴日本留學，與陳寅恪和陳寅恪的哥哥陳衡恪同船出洋。那是1902年，魯迅與陳寅恪的哥哥陳衡恪同時從南京礦路學堂畢業，在陸師學堂總辦俞明震的親自帶領下，乘日輪大貞丸由南京出發去日本，小小少年陳寅恪也同船隨行。俞明震即是陳寅恪的大舅，他可是個新派人物，魯迅對他的印象不壞，在《朝花夕拾·瑣記》中對他有這樣一段描述：“但第二年的總辦是一個新黨，他坐在馬車上的時候大抵看著《時務報》，考漢文也自己出題目，和教員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華盛頓論’，漢文教員反而惴惴地來問我們道：‘華盛頓是什麽東西呀？’”魯迅與陳寅恪的交往從此開始，到日本後，他們又同在建校不久的東京弘文學院學習日語，到1904年畢業，同學兩年。在弘文學院，魯迅與陳寅恪同住一舍，朝夕相處。
魯迅一生罵人無數，主任、主編、校長、總長、將軍、元帥、總統，不管是恩人或仇人、領導或下屬，他一不開心張口就罵，卻沒有罵過路礦學堂的俞明震，也就是陳寅恪的舅舅，也沒有罵過陳寅恪。當年陳寅恪名篇《王觀堂先生挽辭》，就發表在吳宓主持的《學衡》雜誌上。《學衡》還刊登過陳寅恪《與妹書》、《與劉叔雅教授論國文考試題》。魯迅把吳宓罵得狗血淋頭，對陳寅恪的“古董”文章卻很難得地保持著沉默。不知道是因為與陳寅恪家族友好的原因，還是學力不逮、不敢妄評，反正終生未見微詞，這在脾氣不好的魯迅來說，幾乎是一個特例。要說起陳寅恪的家族之大，怕是在中國難有望其項背的。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原任直隸按察史，甲午倭寇犯高麗，陳寶箴充任大清國戰時軍需指揮官，以糧台轉運史的身份負責為前線準備軍械糧草，終日與榮祿、劉坤一、聶士成、袁世凱等麵商或電文往來，做的是保家衛國、名垂千古的大事。陳寅恪著《寒柳堂集》也談到身世，說自己祖父任湖南巡撫“僅得小省”，在他眼裏，小省當個省長算不上什麽官。就說親自護送魯迅、陳衡恪、陳寅恪去日本留學的俞明震，出生紹興俞家，也是真正的大家族。單說老俞家有個兒子叫俞大維，讀哈佛、讀柏林，與陳寅恪同學，陳寅恪的妹妹陳新午嫁給俞大維。寅恪與大維原本就是姑表兄弟，親上加親。俞大維後來做了台灣國民黨“國防部長”，自稱與陳寅恪“二代姻親、三世交情、七年同學”。俞大維的兒子叫俞揚，後來娶了蔣經國的女兒蔣孝章。
陳寅恪最初從國外回國，任蔡鍔的秘書，時間雖然隻有短短的三個月，但卻和魯迅來往頻繁。魯迅那時候剛剛出版了《域外小說集》第一、第二集，還有《炭畫》一冊，書名是陳寅恪兄長陳衡恪題寫。清明節後的那一天，他取了幾冊書來到蔡將軍府。陳寅恪正埋首在案前一摞卷宗裏，魯迅和他打招呼時，他眼睛直愣愣地瞪著他，老半天沒有任何反應。魯迅將書放到他麵前，陳寅恪才回過神來，摘下眼鏡擦拭了一番，然後找出茶杯，每一隻都積滿了茶垢。他叫門房給他們送來兩盞熱茶，兩個人麵對麵坐著，喝了茶，陳寅恪才緩和了些。魯迅將幾本書往他麵前推了推：“剛剛出版的幾冊書，閑來賢弟可以翻一翻。”陳寅恪將書拿起來，隨手翻了翻，然後說：“我記得當年在日本，你就不來上課，盡找外國小說看，翻譯的底子就是在那時候打下了。”魯迅說：“我心思不在學業上，但也並非不聽課，每個月都要到注冊的學校胡亂聽幾節課。我是官費生，朝廷每年有400元光洋配額。要看聽課記錄，方才可以按月從學監處領到33元錢。
單純做學生，這錢綽綽有餘，但我後來回國結了婚‘遊學’的。抽煙、喝酒、購書，這錢就不夠用了。你知道的，加上周作人很快與羽太信子談起了戀愛，錢更不夠用。”陳寅恪說：“不過你會掙錢，給《浙江潮》寫稿子，給各種小刊物、同鄉會寫文章做校對，日子還是過得不錯。”魯迅說：“那跟你們世家子弟是不能比的。當然，你那時還小，我的成就就遠不如陳衡恪。”陳寅恪說：“陳衡恪是拚了命的，他生來就是讀書的命。”魯迅說：“你們兄弟均如此，讀起書不要命，過目不忘又天資聰穎。”陳寅恪說：“你一雙眼睛一直盯著文學這一塊。”魯迅說：“這是我和師曾(陳衡恪)不同的地方，他用一隻眼緊緊地盯著學業，另一隻眼關注著繪畫、音樂、古詩，廣交日本藝術界朋友，完全遊離在革命之外。唯一能找得到與革命有一點點關係的是：陳衡恪與李叔同經常在一起討論、研習中國古詩、古畫、古樂。”周作人後來在《知堂回憶錄》裏說魯迅：“退學後住東京的這幾年，差不多全是閑住，正式學校也不進，平常隻逛舊書店——可是這三年裏卻充分獲得了外國文學的知識，作好將來做文藝運動的準備了。”怪不得魯迅能如此全麵地編輯出幾部《域外小說集》了，正是自由地研究、自由地創作，在俄、法、德、波蘭、匈牙利文學的大海裏自由翱翔，為日後回國扛起新文學大旗打下堅實的基礎。
陳寅恪從蔡鍔將軍府辭職後再度出國，離開北京時來到教育部向哥哥陳衡恪告別，順便也和魯迅打個招呼。那天在教育部附近的一個飯店聚餐，陳衡恪為弟弟送行，魯迅和幾個教育部的同仁也在座。酒過三巡之後，魯迅與陳寅恪回憶當年發生在東京弘文學院的趣事。當時陳寅恪與魯迅床抵著床，兩人年齡最為接近，關係十分密切。有一次已回國的同學來信詢問弘文學院的近況，魯迅和陳寅恪、陳衡恪等人聯名回信，把學院情況事無巨細地一一告訴了他們。陳寅恪對魯迅說：“你那時候就看了很多書，我那時還小，並不太懂事。你其實對我的影響很大，那時候你已認清沙俄和日本都是帝國主義，都是侵略中國的敵人，當時具有這樣的意見是令人敬佩的，我感到很吃驚——你那時就一直鼓勵我，受到你的鼓勵，我給家父寫了很多信，我記得有許多話比如指出日本包藏禍心，其實都是平常你跟我說的。”魯迅說：“你從小就與別人不一樣，看得出來，你將來的前途無可限量，我們大家都看得到的。”
陳寅恪再度出國後，與魯迅再沒有聯係。但是魯迅日記中卻不時地提到他，而陳寅恪卻再沒有隻言片語談到魯迅。作為兩位大師級的人物，此種反常行為令人不解。一直到晚年，陳寅恪才透露，因為魯迅的名氣越來越大，最後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蓋槨，繼而成為“先知先覺”和“全知全覺”的一代聖人，他怕言及此事被國人誤認為自己像魯迅所說的那樣成為“謬托知己”的“無聊之徒”，然後“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沽名獲利之具”。所以，晚年的陳寅恪對於與魯迅先生曾經是同窗的經曆從不提及，這也是陳寅恪孤高與自尊的證明。他默默地走著一條漫長無盡的學術之路，最終成為令人仰望的一代大師，他的學問被傅斯年稱為“三百年來第一人”。
圖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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