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謙謙君子，卑以自牧” ----張藝謀說高倉健
2013年5月，因為《張藝謀的作業》英文版的需要，我補充采訪了張藝謀。這次采訪提到了很多在原書邏輯中沒有出現的內容：合作者。其中有一段說的是高倉健。昨天驚聞高倉健去世，把因故擱置的錄音資料找出來，整理如下。
“高倉健是一位古代的謙謙君子。我們去形容一位君子的所有詞放在他身上，謙讓、堅忍、高邁、溫厚……都絕不過分。”張藝謀說。
張藝謀管斯皮爾伯格叫老斯，管高倉健叫老高，凡是國外的合作者，都這麽個叫法。提起高倉健的時候，他麵上流露出的表情，是在提到其他電影人的時候很少見到的。他們一個是導演，一個是演員，他們曾經親密相處過接近一年的時間。高倉健身上溫潤強大的氣場，在張藝謀回憶他的時候，聽者也能清晰地捕捉到。
《千裏走單騎》拍攝現場。高倉健的戲拍完了，接下來還有別的戲。張藝謀跟高倉健說：“老高，今天的戲結束了，請先回去休息吧。”高倉健答應，行禮走了。張藝謀自己拍了半天戲，正要收工，一扭頭，發現高倉健在遠處站著，看著片場。張藝謀急了，高倉健當年已經七十多了，這一站至少倆多小時。高倉健遠遠朝大家鞠了一躬，上車走了。張藝謀趕緊找翻譯：“不是早就讓回去了嗎？有什麽問題嗎？”翻譯說，高倉健覺得，大家都在工作，他也不能離開。不過高倉健不願意打攪大家，就在不起眼的地方陪著，也不坐，就這麽站著。
高倉健在片場不坐，張藝謀第一次拍片把片場所有的椅子全撤掉。監視器底下焊出個架子，站著看監視器。“一個那麽德高望重的老演員，出於對工作的敬畏，八個小時，十個小時不坐，誰敢坐？誰能坐？這是一部我全程站著拍完的電影。”張藝謀說。
在雲南拍攝，紫外線很強，沒幾天，高倉健有些曬黑了。張藝謀命場工小徐給高倉健打傘擋著。高倉健不樂意，張藝謀解釋，這不是對你的特別對待，因為曬黑了之後，膚色有差別，前後鏡頭接不起來。高倉健才勉強答應。場工小徐是片場裏常見的幹雜活的零工，給高倉健打了三天傘，高倉健堅決不再接受，自己站在樹底下。有一天高倉健很不經意地，把手上的表摘下來送給小徐。小徐嚇壞了，受寵若驚。大家跟小徐開玩笑，這表至少值十幾萬，可貴著呢，你可得收好了，不許賣。小徐懵頭懵腦地說：“不賣，不賣！打死也不賣！”
張藝謀說，這是老派的做法，他感念所有人為他做的一切，即使這不過是別人的工作。他不喜歡麻煩別人，不喜歡被特殊對待。“我非常欣賞這種帶有古典氣息的做派，這種體諒人的修養，我沒有。”
2008年5月，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指揮部，高倉健不期而至，張藝謀說，“我當時很意外。”高倉健找了兩位日本國寶級的製刀大師，花了一年的時間，為張藝謀打了一把刀。刀和鞘分開，裝刀和鞘的木盒蓋裏麵用毛筆寫著：“守護張藝謀
高倉健祈福”。這既是兵器，也是國器，要出境，需要日本軍方等幾個部門的批準。高倉健為此奔波了一番，終於拿到了寶刀出境的證明。高倉健說，這把刀已經被高僧念經開了光，希望它能守護你，讓奧運會開幕式獲得偉大的成功。
張藝謀不知說什麽好，倆人在鏡頭裏有幾處擁抱，這大概是張藝謀極少見的跟朋友在鏡頭前如此自然地親近。高倉健知道張藝謀很忙，送完刀第二天一早的飛機就回了日本。
過了很久之後，張藝謀才從別人那裏輾轉得知，高倉健知道張藝謀壓力極大，在一個大雪天，坐了四五個小時的車，到東京外深山裏的一處寺廟，替張藝謀祈福。
深雪孤寺，古木參天，空曠的大廳裏隻有高倉健和主持祈福儀式的和尚。高倉健寫了一張禱詞給和尚，大意是：我是高倉健，我的朋友張藝謀擔任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總導演，他麵臨的任務很艱巨，我祈願他順利、成功。鍾聲悠遠，鈴音清脆。張藝謀對這個場景的描述，充滿了畫麵感。
祈禱儀式經曆了半個多小時，高倉健又在大雪裏坐了四五個小時的車，回到家中。他始終沒有對張藝謀提及此事。
高倉健是看過《我的父親母親》和《一個都不能少》，非常喜歡張藝謀的電影，倆人後來見麵，相約合作一部電影。《千裏走單騎》這部電影就是專為高倉健而做，準備了五年的時間，而高倉健也等了五年。拍完電影之後，倆人的關係非常近，不是物理上的近——倆人除了僅有的幾次拜訪，幾乎不見麵——甚至也不是語言的，他們倆，沒了翻譯，誰也聽不懂對方說什麽。但他們的互訪、閑坐、交流，確實能感覺兩人心氣相通，高倉健對張藝謀，也遠已不是一般合作關係良好的導演和演員的關係。他們有著某種相似，沉默的、隱忍的、冷峻的、熱烈的。連表情都有接近的地方，隻是張藝謀長得更苦一些。
高倉健要送人東西，往往非常自然和隨意。比如他送給張藝謀衣服和手表。都是自己先穿戴在身上，在談了幾個小時要分手的時候，才隨意說：這件衣服我穿著不大合適，可能你要合適些，要不你試一下。試了之後，高倉健就讓張藝謀帶走。一開始張藝謀還不以為意，後來發現，衣服明顯是照著自己的身量訂的，而手表也是照著張藝謀手腕的長度調好了。高倉健比較高，手也比張藝謀粗一些。幾個小時裏，他就這樣帶著一塊很緊的手表，一件不合身的衣服，和張藝謀聊天。他一切都準備好了，你甚至都不知道他從何處得知你的尺寸，但他怕你難為情，覺得禮太重，或者沒有帶回禮，就這樣讓你舒服地，讓你覺得這是朋友之間很自然地轉讓，而不是一次隆重的贈禮。
“默默地，守望地，不打攪，但你又能感受到這種豐沛的、古典的情誼。”張藝謀說，每次見到高倉健，他都不覺感慨，禮儀和真意融合起來，是一種極為強大的人格力量。古代的君子，亦不過如此。
張藝謀的著裝風格，大概可以以高倉健的建議為界，分為前後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基本上就是湊合，瞎穿。張藝謀的注意力不在這上麵。直到高倉健跟他建議，作為一個國際性導演，雖然有自己的性格和傾向，但是著裝若有些許講究的自己的風格，也不失為一件好事。
此後，張藝謀果然注意起來。他有視覺審美上的優勢，日常的穿著，看起來仿佛不經意，但搭配極為舒服精致。高倉健送給張藝謀的衣服，風格和張藝謀自己的選擇非常接近，看似普通，在不明顯的地方，有精心跳脫的設計。
張藝謀在日本的王子酒店咖啡廳和高倉健坐著談話，高倉健側背對著大廳，而張藝謀斜對著大廳。在他們談話的一個多小時裏，張藝謀注意到，來往的人，隻要認出了高倉健，都站定，隔著十幾二十米的距離，向高倉健鞠躬後走開，而高倉健根本看不見。張藝謀感歎：“他在日本是電影皇帝級的人物，地位極尊。雖然你知道這些，但你親眼看到，無論是電影後輩，還是普通路人對他溢於言表的尊重，還是震動的。”
在酒店跟高倉健告別後，張藝謀一行人回屋收拾行李、打電話、安排各種事宜，到酒店的停車場一通裝車之後，車啟動，駛出停車場，就在車拐彎的地方，車上的人突然發現，在停車場挺偏僻的一個角落，高倉健正給駛出的張藝謀一行鞠躬送行。張藝謀趕緊給高倉健身邊的工作人員打電話，回答說，高倉健在告別之後就到了停車場等候，張藝謀掐表一算，三個小時。那時候高倉健八十歲。張藝謀很愧疚，早知高倉健還沒有離開，什麽行李不行李的，哪有那麽多破事兒，怎麽能勞動他在空氣汙濁的停車場等這麽久？
“所以後來我就不敢見他。他對你的這種禮遇，作為後生晚輩來說，覺得接不住，情分太重。但對他來說，一切都很自然。他就是這樣的人。”張藝謀說，每次去日本，都不想驚動他，怕麻煩他，勞累他，不敢去打招呼，但不去呢，心裏又過意不去。
張藝謀對高倉健身上的一件事描述得非常詳細。1989年，高倉健在拍攝《情義知多少》的時候，母親去世。全日本的媒體湧到高倉健的老家，拍攝葬禮。高倉健並沒有在葬禮上出現。媒體一片罵聲，有的說得非常惡毒。
葬禮第二天，天還沒有亮，守墓地的人發現墓地邊上有一輛車，根據車上的雨滴和落花判斷，車已經在那裏停了幾個小時了，車窗開著，裏麵一個人，正對著高倉健母親的墓地癡望。守墓人突然意識到這就是高倉健，疾步走過去，車窗無聲升起，車輕輕離去。
高倉健對周圍的朋友說：我對我母親的祭奠，是在我心裏，我不需要別人知道。
高倉健在拍攝《千裏走單騎》的時候，無論走到哪裏，卸下行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母親的照片拿出來，在房間裏找一個最好的地方擺上，輕輕給母親念叨現在到哪兒了，情況怎麽樣。他對劇組從來不提什麽要求，唯一提的就是，哪裏可以買到新鮮的花。
張藝謀曾經見過那張照片，那都不是一張典雅的頭像，而是荷花池邊上，高倉健的母親帶著幾個孩子，高倉健正在池邊玩耍。
張藝謀忍功超強，多年來，對他的誣陷和流言不斷，他極少出來澄清應對。高倉健對罵聲的態度，張藝謀遙遙相和。這可能出自於他們相似的部分，而高倉健對事情的處理，大約也給了張藝謀一些力量吧。
“我非常景仰他，”張藝謀說，幾秒鍾的停頓之後，他說，“我很景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