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子明，我感到悲愴
王軍濤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4年10月28日
美國東部時間2014年10月21日淩晨2：23分，守候在子明病床前的老友畢誼民發來微信，說子明在10分鍾前辭世。我是在淩晨4點開往紐約的長途車上看到這條信息的，當即感到一股強烈莫名的悲愴。子明會離我們而去，我是有思想準備的。今年1月，在波士頓機場見到來美治病的子明的病容後，我曾臥床一個月，終於接受了這個現實。現在，噩訊成真，痛失摯友的悲傷不是最大的刺痛；我為今後探索中國進步之路失去最相契和知心的同道而悲愴。在中國進步前沿最需要他的時候，他離開了世界。
一位可以引領時代變遷的大師
子明的一生，經曆了一個快速變革的中國，一個高度極權的社會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環境中急劇開放轉型的中國。在這一過程中，他竭盡全力探索和推動國家向著憲政民主的方向前行，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行動上，都是走在前沿的領軍人物。
子明祖籍浙江海鹽的書香門第，1952年1月8日出生在上海，成長於首都北京。他就讀北京市第八中學時，文化大革命爆發。兩年後他到內蒙古阿巴嘎旗插隊，曾擔任羊倌、赤腳醫生和大隊幹部。1974年，子明到北京化工學院學習。與同齡人中多數政治活躍的青年一樣，他一直認真思考中國該如何發展並積極參與中國政治。中學讀書期間，子明在姑姑那裏接觸到社會主義陣營中的異端讀物，開始掙脫對毛澤東的迷信。插隊期間，他又從西方古典讀物中，吸取了思想資源，走上自由主義道路，開始獨立地思考政治問題。1975年，他因與友人通信中批判時政而被隔離審查。1976年4月2日，他被打成反革命，開除共青團籍和學籍。在1976年的四五運動中，他是關鍵人物之一，他作為被群眾推舉出的、進入工人民兵指揮部談判的六位代表之一，載入史冊。
我與子明的交往，正是始於四五運動平反後的一次參與者聚會中。那時，我們發生過一場激烈的爭論，但因為我們的心態、知識、政治選擇和行動戰略都高度一致，雖然性格迥異，後來卻成為最為相知相契的同道。
四五運動被鎮壓後，子明不因局勢險惡和困頓而灰心，而是繼續學習和思考。他的思想有進一步發展。那時，他對中國發展的局勢、方向和道路已經有係統明確的見解。1979年初，四五運動平反後不久，他對我說：五股力量在競爭中國前途，一是激進毛派即文革派，主張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二是溫和毛派即凡是派，主張停止大規模政治迫害但繼續延續毛的治國模式；三是還原派，主張中國回到毛否定的斯大林模式或其變種；四是拒絕政治改革的片麵經濟改革派（鄧小平是代表）；五是民主牆派上的全麵改革派（包括政治改革）。在這樣的政治態勢中，子明堅定地推動中國全麵改革以建立自由民主製度。民主牆時期，他和李盛平、呂嘉民、劉迪是當時影響最大的民辦刊物之一《北京之春》的主要推手。作為時事編輯，他寫的政論敏銳及時捕捉話題熱點、鮮明而犀利地批評非自由民主的傾向。1980年民主牆衰落，子明積極聯絡民主牆上的力量，發動高校競選運動。他讓弟弟子清搜集上海競選資訊，清華選舉小組負責人周為民將這份資訊油印散發。他還動員各校有人站出來競選。競選運動結束後，子明又四處奔走，力推全體競選者聯名發表競選者宣言，形成影響政局的力量。他還聯絡海澱區人代會中通過競選當選的人民代表，在人代會聯合發言，已然是民主運動的主要領導人。
高校競選被壓製後，中國民主運動陷入低潮。子明並沒有灰心退出運動，也不是苦苦獨守良心孤島。而是捕捉極權社會解體中出現的製度縫隙，積極開拓民主運動新的活動空間和活動形式。80年代初期，他在四五運動、民主牆運動和競選運動的參與者中串聯，並力爭卷入新的力量，推動以沙龍活動探討時政和中國前途。此時，他已經在古老的中華民族通過變革而融入人類文明發展主流的曆史進程這一視野中，理解中國的現代化和當代民主運動。21世紀時他發表的具有原創才華的12卷著述中的主要思路和許多思想，都在這個階段萌芽和成形的。他與民主牆有影響的民刊《沃土》主編薑洪和國家體改委幹部石小敏一道創辦“勞動就業問題研究組”（後改名為“國情與青年問題研究組），並嚐試影響主導當時中共的改革派。
1984年，當執政黨決定全麵改革經濟體製時，他與《北京之春》的另一位核心人物李盛平等人抓住機遇，創辦獨立的經濟實體和事業實體，不僅為獨立的政治活動籌措資源，而且在推動政治進步的重要專業領域（研究、出版、教育、新聞、谘詢）中，打造領軍團隊，作為推動中國進步的支點，開辟促進民主運動的新機製。後來，這個團隊發展成以“北京社會與經濟研究所”為核心的當時最大的促進中國政治進步的獨立民間團隊。1989年民運爆發前夕，這個團隊已經擁有兩個民間研究智庫、兩所函授學校、一家公開發行的專業報紙、一所人才考評中心、一個社會調查中心、一個計算中心、一個圖書發行公司、十多套叢書編委會、一個現代激光照排印刷廠、一個招標公司、兩家技術開發研究所、一個音像製作室、一所信用社。這個實體群還籌備成立兩個基金會和多家經營實體。1989年，該實體群嚐試通過雙周沙龍聚集北京最有活力的知識界精英采取頭腦風暴法討論中國進步的話題，再通過專題小組進行專業研究，最後通過新聞發布會、研討會、書籍出版、媒體報道傳播這些見解。子明是這個群體及活動的設計者、組織者和領導者。
1989年胡耀邦逝世，引發大規模學潮，青年學子走上街頭為民請命，得到社會熱烈回應，學潮迅速發展為全國範圍內的愛國民主運動。由於高層嚴重分歧，中國政治前景處於巨大不確定的風險之中。深知中國政治險惡的陳子明，最初不願意深度介入運動。但是，在各界勸說下，他經過反複思量，毅然決然進場。他甘冒前功盡棄、全軍覆沒的危險，將積累數年的資源都投入到運動中，支持學生和平請願，建議學生理性負責地行動，促使運動更加有序，避免惡性事故，同時創造條件，開拓渠道，爭取全麵變革解決政治僵局。他設計和敦促實施召集圓桌會議“北京社會各界愛國維憲社會協商聯席會議“，在運動內部建立有效的溝通和討論機製。雖然最後不免失敗，但子明的膽識、意誌和擔當精神無不令人敬佩，而緊接著的牢獄之災也就不可避免。
中國當局早在5月底就試圖抓捕子明。六四鎮壓後，子明和我同時成為當局通緝的“煽動、組織和指揮反革命動亂和暴亂“的7個知識分子領袖之一。1989年10月10日，子明在廣東湛江被抓獲。我隨後被抓。1991年2月12日我們均以“陰謀顛覆政府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刑13年。在案件審理期間，子明勇敢堅定地維護法律保障的未決犯權利。在法庭上他拒絕認罪，為運動辯護，維護死者的尊嚴。1991年4月2日，子明轉入北京市第二監獄服刑。這也是他一生中最展示勇氣的一段生活。他以絕食抗爭，最後獲得正常權益。在這抗爭過程中，子明不懼加大迫害的危險，向國際社會公開事實，為國際社會在與中國交往中施加壓力創造條件，將國際社會政治犯自我維權機製引入中國黑牢。坐共產黨的牢房不認罪者有，但在監獄中敢做王還做成王的，鳳毛麟角。我見識過子明各種場合為人處世，隻有在監獄中，子明霸氣十足，錙銖必較，不容許監獄當局任意侵害合法權益。
1994年5月，子明獲得保外就醫。他不顧風險，以89後形成的聲望和影響力，推動中國進步的新變局。他提出打造建設性反對派的設想，支持劉曉波和王丹等人，發起一波波請願。另一方麵，他組建專業課題組，聚集一流專業人才，通過專業討論，在政策平麵與執政黨打擂台，出版了一係列書籍《解除中國危機》、《跨世紀大戰路》、《中國下一步怎麽走》、《憲政中國》、《中國需要什麽樣的政府》、《中國老百姓的權利》、《中國二等公民》、《中國憲政史研究綱要》、《比較憲政史研究》。1995年，當局懼怕子明的活動促成新的民主運動，終止了子明的保外就醫。子明再度被收押入監 。同時，停止子明癌症手術後的治療。在中國政府同意的情況下，美國政府提出，如果子明願意，可以安排他到美國治病。但子明拒絕向中國政府低頭，也拒絕出國治病。
再度出獄後，由於健康和政治控製嚴密，子明的主要精力轉入思想探討和寫作。子明的研究和寫作早在剛服刑時就開始了。他甚至還曾在獄中攻讀密西根大學曆史係博士學位。作為政治犯，他在刑期中以筆名喻希來、王思睿、於鳴超、華偉、沉延生、餘韌等先後發表百萬字著述，不僅分析時局和中國發展問題，還探討近現代中國政治史，特別是在憲政化架構中編寫當代中國民主運動和民間運動史，不僅為中國進步力量的發展探索提供智慧和精神資源，而且為中國建立一個係統的理論論述，與執政黨競爭中國前途。2002年，子明刑滿，還試圖創辦《改造與建設》網站。
縱觀子明一生，遠不是 “四朝元老“（四五運動、民主牆、競選和89民運）能概括的；全世界爭取結束專製的民主運動中所有行動策略，除武裝起義外，子明都做了：打過選戰，領導過街頭運動，辦過報刊，拿過學位，出過叢書，進行過牢獄中抗爭，組建過智庫，辦過學校，而且是那時中國最好的政治水準和專業水準。可以說，子明創造了我們時代的一個傳奇！
一位相契相知的同道
我與子明是中國唯一經曆過四五運動、民主牆、競選和89運動的所謂四朝元老，曾經一起打造80年代後期的獨立民間實體群和90年代建設性反對派。我們在這些事件中相濡以沫、榮辱與共。
我們都在政治發展的高度上謀劃全局，立足民間力量和專業活動、推動中國朝野和各種力量聯動和互動，促進政局向著憲政民主方向演變。在這方麵，子明常常被誤解為要在朝內謀取政治權位和利用別人。作為負責任的政治改革者，立足民間推動變局，與在國家執政層麵分析執政者缺失並不矛盾。即使是起碼的戰略理性，也要求計算執政者的反應和互動，自由政治民主的政治文化更不會拒絕溝通和談判；這是現代博弈論的基本要求，不是投降招安。
1996年我在美國開始讀學位後，有時間咀嚼舊事老友，反思世事人生的道理。我意識到，子明有個超凡脫俗的精神世界，與現實的人情世故、禮法習俗格格不入。這是他很少個人恩怨、不善解人意、從沒有挫折感、談及自己的苦難都好像敘述別人故事、有不怕人禍天災的勇氣、以及沒有敵人的原因。他真的沒有敵人，甚至不知道敵人是什麽意思。這也是他在逆境中能有膽有識地想象事業空間，並興致勃勃地開創一番常人都認為不可能的事業的原因。也是他有時被世俗認為是乖張，又有時被精英認為是傳奇聖賢的原因。80年代，子明常常為別人的誤解而困惑，但他沒有恐懼，依然我行我素。如果子明不卷入政治，他可以在任何專業領域都有極高的成就。出獄後，子明為人處世有顯著改善。其實，他和世人的隔閡並沒減少。我們在澳紐見麵，我感到，他的精神更加超越現實了。隻是世人對他從敬愛角度想，開始欣賞和崇敬他的特立獨行。此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子明妻子之虹對他的充滿愛意的感化和照應，以及子明對之虹的信任和順從，讓子明能夠繼續集中精力關注研究和做事，同時不“冒犯“世俗的情理，影響子明與合作者或交流者的關係。80年代我們打造那個著名的團隊時，就是由於之虹台前身後的補救，才化解了子明的超凡脫俗帶給他的許多誤解和麻煩。
我們也都主張知行合一，在思想引導和理性分析下開展活動，在活動中體悟、提煉和發展思想和知識。子明並不是與我開始打造那個被人們稱為社經所的團隊的。1984年這個團隊起步時，我去武漢試圖開發事業的生長點。86年我被公安部從武漢逼回北京時，這個團隊已經建立了很好的格局。但後來我們合作最緊密，因為我們對推動中國政治進步的方式和角色有高度共識。中國政治中書生的思想者與從事操作的行動者之間有難以跨越的鴻溝。書生珍愛思想，堅信行動應當接受思想支配和指導才是高尚和智慧的。而成功的行動者對書生敬而不從，因為那些思想在生死博弈中和發展的緊要關頭不僅無用，而且會誤導精力，損毀機會。我們則相信沒有思想和知識的引領，即使有大成就也難以保證引領現實走向變革。另一方麵，如果沒有行動基礎的思想和知識，不會有現實的生命力。
我與子明在一起切磋最多的，還不是如何從政，而是在我們的處境、選擇、經驗和教訓中參悟曆史、品味人性，以此為基礎形成我們的知識見解和行動策略。在80年代，子明領導組建獨立民間實體和實施的政治戰略是在新知識的指引下做出的業績。80年代初期，子明和中國前沿探索的青年知識分子抓住開放機遇，在引進西方現代社會科學和人文學術思潮的基礎上更新知識結構，重建精神世界。80年代初期大量消化管理學、心理學、社會學和哲學。80年代中期開始，伴隨著建設獨立民間專業實體和開拓新的改革動力機製的時候，引進行為主義的社會科學、特別是有關國家建設、政治秩序和穩定、以及政治變革進程和條件的發展政治學。正是在這個新知識結構基礎上形成以獨立的專業實體活動、打造朝野共識、推動和平開放轉型的行動策略，並以此指導和統合實體建設。
此外，我們在最困難和黑暗的時候，一道抗爭迫害，維護權益。1991年4月2日我們轉到北京第二監獄的當天晚上，我與獄警發生衝突。值班的獄警揚言用電棍收拾我。子明拍門大叫：很久沒有接觸警察的警具，想嚐嚐電棍的滋味。他把雙手伸出送飯的窗口，將獄警吸引到他那裏。8月13日，我因為“鬧監”被戴背銬扔入小號後，宣布絕食抗議。次日，子明宣布與我同進退，也絕食抗議。我們一起在黑暗的牢獄小號中，拚死維護政治犯的人格尊嚴。 為了阻止我們相互喊話，第二監獄當局在嶄新的禁閉室的樓道裏砌起兩堵隔音高牆。8月23日，為了拆散我們，不讓我們共同行動，我被轉到塞外的北京市延慶監獄。經曆過那種人間磨難的人，不太在意日常瑣事。生死之交是一種生命內心深處的惦念。
回首往事，失友之痛已然難以承受。但最令人悲愴的是，展望未來，很難再有人能與我討論行動戰略策略！子明走在中國新局勢最需要他，我也最需要他的時候。
在70年代後期中國開始的大轉型中，子明始終站在時代前沿探討如何改變中國，不僅是方向，還有現實道路和機製。1989年的鎮壓和其後的政治清洗及鄧小平南巡講話後的當權者的暴力維穩方針，導致中國的政治生態發生巨大變化。中國民運和民間運動遭遇摧毀性打擊。體製內特別是黨政軍中同情政治改革和民運的力量被徹底清洗。胡耀邦和趙紫陽式的改革者被江澤民和胡錦濤代表的腐敗和平庸的黨政官僚替代。子明在80年代中期所說的在改革中形成的新中產階層，即知識分子、企業家和技術經濟官僚這三大社會集團，是那時支持政治改革的主要力量。到21世紀初，這個力量基礎，已經蛻變成康曉光先生說的腐敗暴政的基礎，即在權貴資本主義中瓜分發展機會和果實的政治、經濟和知識精英的鐵三角同盟。
另一方麵，中國大眾在片麵改革發展模式中，相對剝奪感日益強烈，暴力抗暴風潮遍及全國。腐敗暴政導致的環境、食品和財產安全問題，成為全國公憤的熱點話題。群體事件在頻率、規模、話題、組織性、激烈程度、區域和階層分布，都急劇發展。中國通過具有開放心態的精英推動和平開放轉型的道路似乎被堵死了。這一點在維權運動的命運上反映得尤其充分。維權運動最初出現，是試圖在中共建立法治的架構中，通過司法和新聞專業活動，解決中國發展中出現的腐敗和暴政問題。他們在政治上與反對運動和激進思潮切割，以去政治化和漸進變革為指導原則。然而，他們不僅連大量的涉及基層地方黨政官僚的問題都無力解決，而且連職業尊嚴和規範甚至人身安全和人格尊嚴都難以保障。
受到鎮壓和侮辱的維權運動分化出後89反對運動的年輕一代政治領袖。顯然，80年代在改革中形成的新生力量中打造出的朝野共識迅速崩坍，以專業領域中的專業活動為主啟動和完成中國和平開放轉型的可能性越來越小；至少已經不再構成足夠的壓力和動力推動改革。激烈對抗與革命正在成為在最前沿推動中國變化的新一代政治領袖心中和行動的選擇；他們越來越不滿上一代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政治上沒有敵人的善意心態和顧及統治者容忍度的溫和行動策略。中國政治博弈趨於更加激烈的對抗。不僅中國變革動力機製發生根本變化，而且反對運動和民間運動的生態也在激烈衝突中新舊交替。統治者越來越難以靠腐敗暴政維持統治。一場新的變革機遇正在逼近或已經出現在中國。此時，我們需要新的時局分析、變革動力機製理論和在此基礎上形成新的行動策略。
但是，在中國政治和民間運動都發生深刻轉型的時候，80年代的中國精英不僅知識結構還沒與時俱進地更新，政治文化更是在厭惡民粹主義、政治運動和激進主義不寬容的情緒支配下，拒絕理解和思考政治變革的真實動力機製。
我本人在2006年博士畢業後，決定告別舊的動力機製知識上形成的行動策略，開始嚐試開發適應新形勢的新的變革動力機製，並在此基礎上探索行動策略，積極參與推動變革的實踐。為此，我參與組建新的政治組織，推動街頭政治風潮。此時，我最想與之交流心得、切磋當否和改進策略的是子明。然而，由於政治監控，子明無法與我進行這種交流。不過，我一直期待著機會。子明辭世，使得我再也沒有這樣的機會。我相信，如果有這樣的機會，子明會理解和支持我的選擇並提出睿智的建議，因他學習和領悟能力都極強，會很快更新知識結構補充政治轉型知識。
如果子明能夠有時間和機會更新知識結構，他不僅會為未來改革提出更好的建議，他甚至會重新思考中國過去的政治史和當下的爭論，修訂和補充他現在的一些著述。
許多人悼念子明都提到，子明的逝去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終結。但一個時代的終結並不意味著一個人在曆史中的影響的消失。如果子明僅僅在思想、知識和行動策略上引領80年代的中國變革，那麽，子明會隨著一個時代而消失。但子明的精神、心態、膽識和創造性，會永存，成為在黑暗中堅守良知、推進變革的人的榜樣。不過，在思想轉換、知識更新和行動策略調整上，子明具有潛力、本該在新的時代引領變革的。我為這一缺失痛感悲愴！為我必須自己獨自走完這段未知的路痛感悲愴！
2014年10月24日星期五於美國新澤西州
王軍濤是陳子明的生前好友，1994年在中美兩國政府安排下赴美，獲得哈佛大學公共管理碩士，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在美國參與創辦和領導中國戰略研究所、中國憲政協進會、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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