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我寫下了小文《也談文革促進曆史進步》，無意中對部分網友在情感上造成了傷害，在此我表示真誠的歉意。
個人的傷痛難以撫平，但是如果一個民族在整體上不能理性地看待過去，跳不出曆史的積怨，那麽這個民族就不能取得長足的進步。納粹的暴行固然使猶太人至今無法從二戰的噩夢中醒來，但是猶太人不能超越自我，不能珍惜和平的來之不易，加沙地區的戰火就延綿不斷，阿拉伯人也就遭受著當年猶太人相同的災難。
理性反思文革，其實不是我一人的心血來潮，許許多多學者早就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今年早些時候因參加有關六四的討論，呼籲釋放劉曉波而被當局拘押的著名文革研究專家徐有漁。《認識文革，反思文革——共識網專訪徐友漁》值得關注。
或許，文革對於中國人心理的創傷更重，這個坎也就更難邁過，所以現在要理性看待文革也許是不合時宜的。因此我歡迎不同的意見和觀點。
這些天，我在等待一篇，哪怕是一篇嚴肅、理性的探討文章來反駁拙文，可是沒有，一篇都沒有。有的，隻是對人不對事的聲討、斷章取義的歪曲、輕佻的諷刺和莫須有的“專業潛伏”的揣測、或是憤怒討伐的“檄文”加之隨後趕來聲援的同夥們的叫好與歡呼。
說實話，這樣的戰鬥“檄文”裏沒有多少嚴肅理性的東西，倒是透露出一股似曾相識的讓人熱血沸騰的戰鬥豪情。
更叫人失望的是，將他人稱之為“小醜”竟然被美化成了不過份且名正言順的“幽默”。
是啊，既然可以罵“小醜”，那麽“叛徒”，“內奸”、“工賊”又有什麽不可以呢？
這讓我想起一段文革往事。
我所居住的那個文革重災區裏麵，一位經濟學老教授在教研室討論時說：包產到戶對經濟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被一位同事告密，老教授被打成反革命。
在批鬥會上，一位紅衛兵小將跳出來，不，是跳到桌子上指著老教授的鼻子說：“你這個老東西，你和劉少奇是穿一條褲子的小醜！”
老先生平靜的答道：“孩子，不要出口傷人，我們就事論事……”
小將毫不示弱：“出口傷人？包產到戶明明是走回頭路，是倒退，回到萬惡的舊社會，罵你是小醜難道過分了？老子不但罵你，打你又咋了？”
說著小將跳下桌子就給了老先生一個耳光，老先生本能地用手擋了一下，小將更來勁了，一把揪住老先生的頭發就往桌角上撞，頓時滿嘴的鮮血……，小將一把扯下拖把上肮髒的布條塞在老先生嘴裏……。
將一個人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定了罪，罵你甚至打你過份了嗎？
50年過去了，老先生早已作古，如果他老人家九泉之下知道今天還有因觀點“錯誤”被罵成“小醜”且振振有詞底氣十足的，怕是死不瞑目了。
正是這位老先生，文革之後不計前嫌，大力提拔過去為難過他的人。老先生說：文革是一場浩劫，但是通過文革孩子們長大了，明白了，社會進步了。
這樣能將個人恩怨放置一邊，理性麵對曆史的人是值得尊敬的。我有幸接觸了不少這樣的前輩。
回憶往事，看看今天，我忽然發現老先生錯了，我也錯了！文革之後，哪裏進步了？文革思維毒害的豈止是一代人啊？更可悲的是這餘毒竟發揚光大到了海外！
公平的說，這種占領了政治高地和道德製高點而將不同觀點視為異端邪說，將對方恨之入骨，覺得任何不同意見背後都有一個陰謀，陰謀者就成了“小醜”、“潛伏”的做法也不是中國專利。
1961年，美國猶太學者漢娜·阿倫特在耶路撒冷采訪了對納粹戰犯艾希曼的審判之後，寫了《在耶路撒冷――關於平庸的罪惡的報告》。本書一經問世，立刻引起了激烈的聲討和批判，阿倫特被指責為納粹辯護，對猶太人缺乏同情心，甚至有人痛斥阿倫特是“德國的婊。子”、“叛徒”，許多昔日的好友毅然和阿倫特決裂，一生不再來往。
但是，阿倫特提出的“平庸之罪”卻成了20世紀偉大的哲學經典。（請參見拙作《“平庸的罪惡”與被誤讀的漢娜·阿倫特》）
我，一個平庸的人，不想也無力去做阿倫特，我隻想在一個平和的氛圍裏說自己想說的話，不刻意迎合什麽，不拉幫結派，不怕得罪什麽人，更不怕朋友因此和我不再來往。
“吾愛吾友，吾更愛真理。”我隻想做自己想做的事，說自己想說的話，不*****。
今天，意識到茶壇再也不能給我提供這個氛圍了，那麽我暫且選擇離開。當初我輕快的來，如今沉重的走，不帶走一絲的遺憾。我希望，有朝一日當我重返茶壇的時候，這裏是百花齊放，百鳥爭鳴的春天。
如果還有什麽臨別贈言的話，那就是：不要因政治理念的不同而將對方視為敵人。這也是文革中導致眾叛親離家破人亡的慘痛的教訓之一。另外，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些文革思維。什麽是文革思維？徐有漁先生說道：“文革思維，第一條就是鬥爭哲學，那種不妥協態度，一旦把人樹成敵人就恨之入骨，自認為真理在手，一有自己不滿意的，任何不同的意見都是對方有一個陰謀，這些就是文革思維。” 我們共勉。
謝謝大家，也謝謝野狼、文革、看客、一郎、野性，我無緣成為你們的盟友，但是我不是你們的敵人。我沒有敵人。
保重！
或許，文革對於中國人心理的創傷更重，這個坎也就更難邁過，所以現在要理性看待文革也許是不合時宜的。因此我歡迎不同的意見和觀點。
這些天，我在等待一篇，哪怕是一篇嚴肅、理性的探討文章來反駁拙文，可是沒有，一篇都沒有。有的，隻是對人不對事的聲討、斷章取義的歪曲、輕佻的諷刺和莫須有的“專業潛伏”的揣測、或是憤怒討伐的“檄文”加之隨後趕來聲援的同夥們的叫好與歡呼。
說實話，這樣的戰鬥“檄文”裏沒有多少嚴肅理性的東西，倒是透露出一股似曾相識的讓人熱血沸騰的戰鬥豪情。
更叫人失望的是，將他人稱之為“小醜”竟然被美化成了不過份且名正言順的“幽默”。
是啊，既然可以罵“小醜”，那麽“叛徒”，“內奸”、“工賊”又有什麽不可以呢？
這讓我想起一段文革往事。
我所居住的那個文革重災區裏麵，一位經濟學老教授在教研室討論時說：包產到戶對經濟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被一位同事告密，老教授被打成反革命。
在批鬥會上，一位紅衛兵小將跳出來，不，是跳到桌子上指著老教授的鼻子說：“你這個老東西，你和劉少奇是穿一條褲子的小醜！”
老先生平靜的答道：“孩子，不要出口傷人，我們就事論事……”
小將毫不示弱：“出口傷人？包產到戶明明是走回頭路，是倒退，回到萬惡的舊社會，罵你是小醜難道過分了？老子不但罵你，打你又咋了？”
說著小將跳下桌子就給了老先生一個耳光，老先生本能地用手擋了一下，小將更來勁了，一把揪住老先生的頭發就往桌角上撞，頓時滿嘴的鮮血……，小將一把扯下拖把上肮髒的布條塞在老先生嘴裏……。
將一個人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定了罪，罵你甚至打你過份了嗎？
50年過去了，老先生早已作古，如果他老人家九泉之下知道今天還有因觀點“錯誤”被罵成“小醜”且振振有詞底氣十足的，怕是死不瞑目了。
正是這位老先生，文革之後不計前嫌，大力提拔過去為難過他的人。老先生說：文革是一場浩劫，但是通過文革孩子們長大了，明白了，社會進步了。
這樣能將個人恩怨放置一邊，理性麵對曆史的人是值得尊敬的。我有幸接觸了不少這樣的前輩。
回憶往事，看看今天，我忽然發現老先生錯了，我也錯了！文革之後，哪裏進步了？文革思維毒害的豈止是一代人啊？更可悲的是這餘毒竟發揚光大到了海外！
公平的說，這種占領了政治高地和道德製高點而將不同觀點視為異端邪說，將對方恨之入骨，覺得任何不同意見背後都有一個陰謀，陰謀者就成了“小醜”、“潛伏”的做法也不是中國專利。
1961年，美國猶太學者漢娜·阿倫特在耶路撒冷采訪了對納粹戰犯艾希曼的審判之後，寫了《在耶路撒冷――關於平庸的罪惡的報告》。本書一經問世，立刻引起了激烈的聲討和批判，阿倫特被指責為納粹辯護，對猶太人缺乏同情心，甚至有人痛斥阿倫特是“德國的婊。子”、“叛徒”，許多昔日的好友毅然和阿倫特決裂，一生不再來往。
但是，阿倫特提出的“平庸之罪”卻成了20世紀偉大的哲學經典。（請參見拙作《“平庸的罪惡”與被誤讀的漢娜·阿倫特》）
我，一個平庸的人，不想也無力去做阿倫特，我隻想在一個平和的氛圍裏說自己想說的話，不刻意迎合什麽，不拉幫結派，不怕得罪什麽人，更不怕朋友因此和我不再來往。
“吾愛吾友，吾更愛真理。”我隻想做自己想做的事，說自己想說的話，不*****。
今天，意識到茶壇再也不能給我提供這個氛圍了，那麽我暫且選擇離開。當初我輕快的來，如今沉重的走，不帶走一絲的遺憾。我希望，有朝一日當我重返茶壇的時候，這裏是百花齊放，百鳥爭鳴的春天。
如果還有什麽臨別贈言的話，那就是：不要因政治理念的不同而將對方視為敵人。這也是文革中導致眾叛親離家破人亡的慘痛的教訓之一。另外，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些文革思維。什麽是文革思維？徐有漁先生說道：“文革思維，第一條就是鬥爭哲學，那種不妥協態度，一旦把人樹成敵人就恨之入骨，自認為真理在手，一有自己不滿意的，任何不同的意見都是對方有一個陰謀，這些就是文革思維。” 我們共勉。
謝謝大家，也謝謝野狼、文革、看客、一郎、野性，我無緣成為你們的盟友，但是我不是你們的敵人。我沒有敵人。
保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