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賢亮，國家一級作家、收藏家、書法家，《亞洲周刊》評選20世紀100位優秀作家之一。代表作：《靈與肉》《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創辦華夏西部影視城。由《靈與肉》改編的電影《牧馬人》獲得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故事片獎。2014年9月27日，因病醫治無效去世，享年78歲。】
歲月剪影
1954年，張賢亮18歲。在北京讀高中的他因為出身“官僚資產階級家庭”，又屬於“關、管、鬥、殺”分子的子女，上學時備受欺辱。畢業前夕，老師找到張賢亮，說學校經常掉東西，又查不出是誰，你的帽子多，多背一個也無妨。張賢亮為了保住讀書的機會，答應了，不久卻以“莫須有”的罪名被學校開除。1955年7月，張賢亮攜老母弱妹“移民”甘肅省寧夏專區賀蘭縣。1957年7月，文學青年張賢亮發表長詩《大風歌》，斯時正值“反右運動”高潮，引起全國高度關注，《人民日報》發專文嚴厲批駁。張賢亮升格為全國矚目的“右派分子”，開始了自己長達22年的農場勞改生涯。
1993年初，作為文化人創辦華夏西部影視城有限公司。如今，華夏西部影視城公司下屬的鎮北堡西部影城已成為寧夏重要的人文景觀和旅遊景點。
在鎮北堡西部影城，你有時很難分辨是演戲還是生活：一邊有劇組扛著攝像機在拍戲，一邊是穿上戲裝的遊客在表演“模仿秀”。“中國電影從這裏走向世界”的標語和“來時是遊客，走時成明星”的廣告語掛在城堡外的廣告牌上分外耀眼。
在《大話西遊》中唐僧受難的火刑柱和牛魔王府邸的中間，有一座與整片荒漠混為一體的黃土堆砌的二層小樓。外院是影視城辦公室，內院是私宅。正房門前的一塊匾上醒目地寫著：安心福地，這是張賢亮辦公和居住的地方。
一本《資本論》改變我一生
我1957年被打成“右派”，那時候才21歲。雖然我絕對不是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者，但全國都說我錯了，報刊雜誌對我的批判鋪天蓋地，周圍的同事大會小會都對我批評，那樣的環境使你不得不認為自己錯了。我的的確確是抱著我錯了、願意通過勞動改造自己世界觀的心態進的勞改隊。後來我才發現，是決策錯誤不是我錯了，這是在1958年“大躍進”及三年“自然災害”中。
這對我來說是個艱難的覺悟過程，你知道怎麽來的嗎？主要是一本書。因為勞改時不許看任何其他作品，馬克思的書是讓看的，馬恩列斯毛嘛。雖然勞動很緊張，可是作為知識分子養成了一個閱讀的習慣，這就和茨威格的小說《象棋的故事》一樣。在非常有限的時間空間，比如下雨，出不了工，我就讀馬克思的《資本論》。
讀《資本論》實際是別無選擇。我被通知進勞改隊時隨身帶了些書，那個時候進勞改隊都要帶自己鋪蓋的，不像現在還發製服、棉被，所以自己的日常生活用品和書籍都帶去了。進去時就檢查，別的書，包括《唐詩宋詞》、《古文觀止》，還有大量的小說，文學作品都被沒收了，恰恰是馬克思的《資本論》沒沒收。馬克思嘛，可以讀。這本書原來我沒看過，是臨走時隨便塞的。因為它很厚，比別的書都厚，它又是精裝的，可以當枕頭，我這樣帶上的。很偶然的。
《資本論》雖然是一部批判資本主義的著作，但是它貫穿了曆史唯物主義，貫穿了一個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精神，同時也教給了我一個基本的道理，這就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
我發現，60年代時的生產力是絕對不可能建設好上層的生產關係的。馬克思告訴我，社會主義應該是比資本主義更高級的階段，它的生產力應該是比資本主義更發達，它的政治文明是應該比資本主義更進步，人民群眾的生活是應該比資本主義更幸福。恰恰1958年-1961年時，三個都和馬克思說的截然不同，完全相反。
也就是說，當時中國的政治措施和路線完全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因而使我覺悟，錯的不是我，正是因為這一點，使我有了繼續活下去的希望和信心。
1958年-1961年的勞改生涯，成了我的覺悟的過程，也成就了《我的菩提樹》，因為菩提樹就是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打坐七七四十九天以後悟的道。
寫小說就是為解救自己
1978年改革開放，實際上1976年毛澤東逝世和“四人幫”被打倒，我就知道中國絕對將開始變化。鄧小平開始主持主要工作：第一步是解放老幹部，“文革”中受到衝擊的老幹部；第二步是對“文革”中的冤假錯案給予平反；第三步就是對“文革”以前，曆史政治運動當中的冤假錯案要給予甄別，這不叫平反了，其中就有給右派甄別。再進一步，我覺得給我震動最大——1978年12月，突然廣播喇叭裏傳來，在中國農村中摘掉“地富分子”帽子，因為你不管是解放老幹部，不管是給“文革”中的冤假錯案平反，不管是給曆次政治運動當中受到冤屈的人甄別，都沒有涉及“地富分子”這個群體。
它很廣泛，牽扯3億人。那時你爸爸是地主，你就是地主；你爸爸是富農，你就是富農，你兒子還是富農。中國是農業大國，那是一個非常大的群體，和社會隔絕。那時我戴著兩頂帽子，一頂是右派分子，一頂是反革命分子。給右派分子甄別的文件有一條，如果右派分子又犯了新的罪行，就不在甄別的範圍，所以我不在甄別之列。而那時候，王蒙、從維熙、李國文都平反了，跟我在1957年同時打成右派的，幾乎全平反了，就我沒平反。
我知道平反是遲早的事情，但也著急，怎麽樣才能引起高層對我的注意，早點解脫？我自認為對經濟學有一定的知識，就寫經濟學方麵的文章，那時最著名的毛澤東語錄叫做“資產階級法權”，就是關於八級工資製、按勞分配之類的。我就寫這樣的文章，闡述按勞分配和八級工資製，投給《紅旗》雜誌。那時候很傻，真不知道《紅旗》雜誌是組稿的，不是自由投稿，所以都被退回來了。
1977年底，有一個回民朋友，兩次勞改都跟我在一起，他已經出去了，後來當了寧夏伊斯蘭教協會的秘書長。當時他下鄉來看我，說，賢亮，你傻得很啊，中國就是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哪來的政治經濟學？他說你過去寫詩，你不如寫詩發到報上。他說，現在這個報紙有它的好處的，就是你投稿了編輯覺得可用，也不去調查身份。啊呀！一語驚醒夢中人！這個話點醒了我，我就寫詩。有人問我你怎麽走上文學路的啊，我不想包裝自己，那個時候我必須要先出來。我為什麽要寫，就是要引起領導注意，要解救自己。
22年沒寫詩了，我就發覺自己寫不出來。詩需要有激情，“文革”讓我理性太多、激情不夠，於是就開始寫小說。第一次寫的是《四封信》，投給《寧夏文藝》（《寧夏文藝》後來屬於我領導）居然被采用了，而且放在頭版頭條。我一想，原來這個就叫小說啊，那我還得寫，寫了就投，投了就被刊登。可能是因為我的小說，1979年初，我從農場一線調出，調到南梁農場子弟學校教書了，教高三語文。我一邊教書一邊還寫小說，到我發表第三篇小說的時候，被一位老幹部、當時寧夏主持宣傳工作的副書記陳斌發現，他說這個寫得好，就打聽張賢亮是什麽人。結果一查，我是沒摘帽子的右派。陳斌就說，要想辦法給他摘。就因為這部小說，救了我。
就這樣，銀川市原來調查我的、把我扣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公安局、檢察院、法院，現在所在的單位南梁農場，和我過去所在的單位甘肅省幹部文化學校（寧夏黨校前身），這5個單位組成一個聯合調查組，來翻我的案。翻來翻去發現，我後來一係列的反革命都是因為右派分子這頂帽子而起——就說把你打成右派了，你不服，還想翻案，於是就把你升級成反革命。
1979年調入南梁農場子弟學校9個月以後，我獲得了平反。
文學思想解放我是旗手
22年，可能是中國作家裏勞改時間較長的。你說“文革”改變了我什麽？原來還會寫寫詩，現在不會了。在農場裏偷菜偷水果吃得太多了，現在水果也不怎麽吃了。把我兒子也耽誤了，孫子也耽誤了，是吧？我44歲才結婚，45歲才有孩子……
最大的感受是，我通過自己的親身體驗，領受到人生自由的可貴。我親身體悟到帕特裏克•亨利所說的，“不自由，毋寧死”，裴多菲說的，“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我是中國第一個寫性的，第一個寫饑餓的，第一個寫城市改革的，第一個寫中學生早戀的，第一個寫勞改隊的……
因為很多我是第一個寫，實際上叫“闖禁區”。我成了中國文學領域裏麵勇闖禁區的一個領軍人物。我感到自豪的是，將來寫中國文學史，談到上世紀80年代的時，我是一個絕對不能夠回避的人物，是啟蒙作家之一。
我認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第一次思想解放當中，文學作品發揮了重要的貢獻。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的文學，像中國新時期文學那樣非常明顯地推動思想進步和思想解放。沒有哪一個國家的文學在20世紀和社會現實那麽緊密地結合。新時期文學作家這個群體對社會進步和社會發展的貢獻，至今估計不足。將來人們會看到，思想解放首先是作家打開的，新時期文學的價值至今是被低估的。因為那時候很多領域是被控製的，電視不用說，電影審得更厲害，美術倒是有新新畫派，但它起的作用範圍很小。隻有文學，特別是小說限製很少。
我沒有遺憾，我已經寫到了我所有能夠寫到的。每個作家都有局限性，包括我在內。在那個曆史狀態下，我盡到了我最大的曆史責任。
80年代時，每天我的信都是一麻袋一麻袋地裝，寫寧夏張賢亮、寫甘肅張賢亮就能收到。寫信一般都是讚揚的，同情的，支持的。80年代，大家都剛剛從陰影裏走出來，我說出了他們想說而不敢說的話，寫出了他們想說而說不好的話。
我是1984年發表的《綠化樹》，《綠化樹》最後一段寫許靈均走上紅地毯，剛好我也當上了政協委員（1983年，張賢亮當選全國政協委員），當時爭議非常大。
每一個作家筆下的主人公都有作家自己的影子。托爾斯泰寫《戰爭與和平》，書中的兩個主要人物實際上都有托爾斯泰的影子。我也一樣。勞改20多年，我從沒穿過襪子。直到後來我和一個女的同居以後，她給我縫了一雙。也不是縫，她是拿過去那個勞保手套線織的。從這樣的一個勞改犯，穿襪穿鞋走上紅地毯，甚至到人民大會堂開會，那是沒想過的。
米蘭•昆德拉說過，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就是真理與強權的鬥爭。我寫作完全是出於對社會的責任感，我把那22年的艱難歲月，和那時中華民族經濟接近於崩潰邊緣的狀態，在小說裏表現出來，為的就是不讓那段歲月再重演。我們經曆過什麽，我們走過什麽樣的路。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說，在那十幾年裏，有我的青春和生命最寶貴部分，它影響我一生，也影響到我的家庭，千千萬萬的中國人，我怎麽可能忘記這些經曆呢？如果有人讀我的作品，對那段曆史有所認識，那我將非常高興。因為這正是作家的使命。
經商創辦鎮北堡西部影城
1992年小平南巡後，全國掀起了辦三產的熱潮。寧夏文聯也不例外，我是寧夏文聯主席，文聯沒有錢，想把一座大樓押給銀行，可這座大樓是國家的財產。那怎麽辦呢？我作為主席，又是寧夏文聯的法定代表人，我想創辦企業，那我隻好拿自己在海外的譯作來抵押。他們給我付了版稅，外匯存單拿到銀行去抵押，這就是資金的來源。
後來我們辦了這個現在我所經營和管理的鎮北堡華夏西部影視城。1994年，黨中央又有了黨政機關、事業單位都要和第三產業脫鉤的文件。我脫鉤後就成了民間企業家。這正是我非常困難的時候，一個實體剛剛開始起步是不會有利潤的，全部的債務都壓在我身上，這也就是我為什麽全力以赴要去辦企業的原因。如果我不辦企業的話，我就破產了。因為我所有的存款都押在銀行。為了還貸款，我花了大量精力在做生意上麵。
當時這個公司號稱有93萬資產，但是資金沒有全部到位，隻有78萬，我占了其中50萬，擁有絕對控股權。經過苦心經營，很快影視城就發展起來了，到了1995年，已經還清全部貸款，開始贏利。
說起來，發現這個城堡是很偶然的，1961年的冬天，我戴著右派分子的帽子，從寧夏賀蘭縣的一個農場釋放出來，轉入銀川附近的南梁農場當工人。當時，我已經有了一定的自由，可以去趕集去買鹽。同事告訴我說附近有個集市在鎮北堡。我就去那裏買鹽。我看見這個城堡的時候，它周圍是一片荒野，沒有任何建築物，一棵大樹都沒有。一片荒灘上突然聳立這麽兩個古堡的廢墟，在早上的太陽照耀下，給人的感覺是從地底下生長出來的，給我一種非常大的震撼。
一進入這個鎮北堡裏麵，居然熙熙攘攘的，還是個小集鎮，我馬上就聯想起好萊塢拍中東電影的場麵。我覺得很有審美價值，後來我才知道它實際上是明代或清代建造的邊防戍寨，後來我就把鎮北堡寫進了小說《綠化樹》裏。
再後來辦企業，文聯辦企業總得和文化沾點邊，我就想起了這個鎮北堡。
這裏的第一部電影是張軍釗的《一個和八個》，攝影師是張藝謀。那時張藝謀默默無聞。我剛剛平反，從勞改隊裏放出來。張軍釗、張藝謀他們為了取景，一路找到寧夏來，找到了當地的文化機關，文化機關也不清楚有什麽合適的地方，就來找我。我剛從農村回到城市，知道有這麽一個地方，就叫文聯的人帶他們去。
第二部電影是謝晉根據我的小說《靈與肉》改編的電影《牧馬人》，我就把謝晉給領來了，他一看特別滿意，當時就決定在鎮北堡拍戲。謝晉也非常欣賞鎮北堡特殊的韻味，12年後的1993年，他又將我的小說《邢老漢和狗的故事》拍成電影，又來到鎮北堡。
鎮北堡給張藝謀留下了強烈的印象，所以幾年後，他拍《紅高粱》的時候，又來了鎮北堡。在《紅高粱》殺青那天，將自己的一雙膠鞋埋入鎮北堡的土地下，並且發誓說，如果這部片子不能成功，他將永遠不再走電影這條路。《紅高粱》在中國上映後，不但獲得多項大獎，而且也在西柏林影展上得獎，張藝謀就這樣一炮紅了。
後來吳天明準備拍我的《黑炮事件》，我把他也拉了過來，但是他最終沒有拍，而是由黃建新拍了。滕文驥到鎮北堡拍攝《黃河謠》，陳凱歌來這裏拍攝《邊走邊唱》。一部部電影拍了出來，鎮北堡也在電影界有了名氣，在電影人圈內一個一個地傳開來了。來拍電影的人就更多了。
有人問我，你能夠在小說裏對《資本論》分析得頭頭是道，所以經營對你不是問題。
我覺得，經營管理不成問題，我學《資本論》必須要搞清楚這點。我在當“右派”的22年中熟讀了《資本論》，它無形中練就了我具有一種曆史唯物主義的處事態度，使我往往有一點前瞻性。《資本論》在今天已經不是一部時尚讀物，可是我要說，它仍然是一部能夠指導我們怎樣建設市場經濟的必讀書。我“下海”後便自覺地盡可能按照這部書裏通行的市場經濟規律辦事。在“知識產權”的概念在中國還不廣為人知的時候，我要恢複在鎮北堡西部影城拍攝的著名影片的場景，將它們轉化為旅遊商品之前，就主動付給影片場景設計者一筆不小的費用，以取得利用它們的權利。設計者那時還很驚異甚至不敢接收，他還沒有意識到他自己擁有一種叫“知識產權”的東西。如果今天要我支付知識產權費，我將花數十倍上百倍的費用。
另外，首先必須要建立一種公正的雇傭勞動關係，是在市場經濟下運行的勞資關係。我對我手下的員工首先是把他們當作平等的人看待，給予適當的報酬，現在我已經給他們同行業在銀川最高的工資。我把這叫做分享，而不是剝削。
以前向劇組收錢就很少，現在劇組來拍戲是不交錢的，以此吸引劇組。我和他們簽約時就說好，他們在這兒拍戲，我會維持好秩序，但必須允許遊客參觀。因此，即便在冬天甚至大年三十拍戲也會有遊客。
電影電視拍攝後留下的場景道具還可以迅速轉化為旅遊資源。我的小說《青春期》裏有一段話，在央視春節聯歡晚會上也說過：“要在市場取得個人的巨大成功，必須把別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所以市場經濟本質上是為人民服務的。”劇組需要什麽，遊客要求什麽，我們都必須做到，這是成功的保證。現在我為劇組提供水、電、群眾演員、道具原材料，基本上是成本價，這麽低廉的價格是全國所沒有的。即使以後不拍戲了，我仍有足夠的景觀和影視娛樂資源可以讓遊客過一把明星癮。
這樣的城堡當時在西北部共建了500多處，現存200多處。寧夏還有比這更完整的城堡，但是它們都默默無聞。列為文物保護單位以後，我向劇組收場租費的50%要交給當地的文管部門。隨著影城的名氣越來越大，我們的門票也是越來越高，從5塊漲到現在的40塊。
在我十幾年的經營裏，困難不是來自於經營，而是其他運作過程中與各方麵人打交道的原因。我通常怎麽解決這些問題呢？
寫小說我可以決定別人的命運，讓許靈鈞和李秀芝結婚他們就結婚，讓章永磷和馬櫻花最後沒有結婚就沒有結婚，他們就不會在一起，是由我來決定主人公的命運。而經商呢？往往是你的命運、你的行為、事情的結果是由別人來操縱。所以你必須在別人操縱的時候要學會反操縱。靠什麽呢，靠法律和勇敢。
有人問，從以前的文人到現在的商人，你喜歡哪種活法？
我認為，經商讓我的生活充實了很多，事實證明我的選擇是對的。最好的深入市場經濟方式莫過於創辦經營一個企業，這讓我對於社會體製改革了解得更深刻，比做專業作家的時候接觸社會更密切，對我的寫作很有幫助。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再寫東西就是寫影視城、寫商業，而是通過這個對人生感悟越來越多，讓小說的細節豐富。我的書不會變成寫市場經濟大潮，仍然會是寫體驗人生命運感的故事。這樣比我整天什麽都不幹隻坐在書齋裏更感性。
可以這樣說，寫作、辦企業都是我的副業，正業是我這一生的經曆。我給附近的農民提供5萬至8萬個就業機會，影城有上千人靠我吃飯。我當作家時，不可能有50萬人都看過我的作品，但現在每年卻會有50萬人來看我的鎮北堡西部影城。
與同時代的人相比，我感覺上天對我不薄，要知道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千千萬萬人死掉了，千千萬萬個活下來的人中，也沒幾個達到了我今天的成就，這些都是上天對我的眷顧。
現在，我覺得我最大的財富，就是我比一般的人擁有更多的豐富的人生感受和經曆。我的人生經曆其實就是一部厚重的小說。我曾經在小說裏寫過，我感謝命運或者是上帝給了我這麽一個豐富的人生經曆，我死而無憾。
歲月剪影
1954年，張賢亮18歲。在北京讀高中的他因為出身“官僚資產階級家庭”，又屬於“關、管、鬥、殺”分子的子女，上學時備受欺辱。畢業前夕，老師找到張賢亮，說學校經常掉東西，又查不出是誰，你的帽子多，多背一個也無妨。張賢亮為了保住讀書的機會，答應了，不久卻以“莫須有”的罪名被學校開除。1955年7月，張賢亮攜老母弱妹“移民”甘肅省寧夏專區賀蘭縣。1957年7月，文學青年張賢亮發表長詩《大風歌》，斯時正值“反右運動”高潮，引起全國高度關注，《人民日報》發專文嚴厲批駁。張賢亮升格為全國矚目的“右派分子”，開始了自己長達22年的農場勞改生涯。
1993年初，作為文化人創辦華夏西部影視城有限公司。如今，華夏西部影視城公司下屬的鎮北堡西部影城已成為寧夏重要的人文景觀和旅遊景點。
在鎮北堡西部影城，你有時很難分辨是演戲還是生活：一邊有劇組扛著攝像機在拍戲，一邊是穿上戲裝的遊客在表演“模仿秀”。“中國電影從這裏走向世界”的標語和“來時是遊客，走時成明星”的廣告語掛在城堡外的廣告牌上分外耀眼。
在《大話西遊》中唐僧受難的火刑柱和牛魔王府邸的中間，有一座與整片荒漠混為一體的黃土堆砌的二層小樓。外院是影視城辦公室，內院是私宅。正房門前的一塊匾上醒目地寫著：安心福地，這是張賢亮辦公和居住的地方。
一本《資本論》改變我一生
我1957年被打成“右派”，那時候才21歲。雖然我絕對不是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者，但全國都說我錯了，報刊雜誌對我的批判鋪天蓋地，周圍的同事大會小會都對我批評，那樣的環境使你不得不認為自己錯了。我的的確確是抱著我錯了、願意通過勞動改造自己世界觀的心態進的勞改隊。後來我才發現，是決策錯誤不是我錯了，這是在1958年“大躍進”及三年“自然災害”中。
這對我來說是個艱難的覺悟過程，你知道怎麽來的嗎？主要是一本書。因為勞改時不許看任何其他作品，馬克思的書是讓看的，馬恩列斯毛嘛。雖然勞動很緊張，可是作為知識分子養成了一個閱讀的習慣，這就和茨威格的小說《象棋的故事》一樣。在非常有限的時間空間，比如下雨，出不了工，我就讀馬克思的《資本論》。
讀《資本論》實際是別無選擇。我被通知進勞改隊時隨身帶了些書，那個時候進勞改隊都要帶自己鋪蓋的，不像現在還發製服、棉被，所以自己的日常生活用品和書籍都帶去了。進去時就檢查，別的書，包括《唐詩宋詞》、《古文觀止》，還有大量的小說，文學作品都被沒收了，恰恰是馬克思的《資本論》沒沒收。馬克思嘛，可以讀。這本書原來我沒看過，是臨走時隨便塞的。因為它很厚，比別的書都厚，它又是精裝的，可以當枕頭，我這樣帶上的。很偶然的。
《資本論》雖然是一部批判資本主義的著作，但是它貫穿了曆史唯物主義，貫穿了一個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精神，同時也教給了我一個基本的道理，這就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
我發現，60年代時的生產力是絕對不可能建設好上層的生產關係的。馬克思告訴我，社會主義應該是比資本主義更高級的階段，它的生產力應該是比資本主義更發達，它的政治文明是應該比資本主義更進步，人民群眾的生活是應該比資本主義更幸福。恰恰1958年-1961年時，三個都和馬克思說的截然不同，完全相反。
也就是說，當時中國的政治措施和路線完全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因而使我覺悟，錯的不是我，正是因為這一點，使我有了繼續活下去的希望和信心。
1958年-1961年的勞改生涯，成了我的覺悟的過程，也成就了《我的菩提樹》，因為菩提樹就是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打坐七七四十九天以後悟的道。
寫小說就是為解救自己
1978年改革開放，實際上1976年毛澤東逝世和“四人幫”被打倒，我就知道中國絕對將開始變化。鄧小平開始主持主要工作：第一步是解放老幹部，“文革”中受到衝擊的老幹部；第二步是對“文革”中的冤假錯案給予平反；第三步就是對“文革”以前，曆史政治運動當中的冤假錯案要給予甄別，這不叫平反了，其中就有給右派甄別。再進一步，我覺得給我震動最大——1978年12月，突然廣播喇叭裏傳來，在中國農村中摘掉“地富分子”帽子，因為你不管是解放老幹部，不管是給“文革”中的冤假錯案平反，不管是給曆次政治運動當中受到冤屈的人甄別，都沒有涉及“地富分子”這個群體。
它很廣泛，牽扯3億人。那時你爸爸是地主，你就是地主；你爸爸是富農，你就是富農，你兒子還是富農。中國是農業大國，那是一個非常大的群體，和社會隔絕。那時我戴著兩頂帽子，一頂是右派分子，一頂是反革命分子。給右派分子甄別的文件有一條，如果右派分子又犯了新的罪行，就不在甄別的範圍，所以我不在甄別之列。而那時候，王蒙、從維熙、李國文都平反了，跟我在1957年同時打成右派的，幾乎全平反了，就我沒平反。
我知道平反是遲早的事情，但也著急，怎麽樣才能引起高層對我的注意，早點解脫？我自認為對經濟學有一定的知識，就寫經濟學方麵的文章，那時最著名的毛澤東語錄叫做“資產階級法權”，就是關於八級工資製、按勞分配之類的。我就寫這樣的文章，闡述按勞分配和八級工資製，投給《紅旗》雜誌。那時候很傻，真不知道《紅旗》雜誌是組稿的，不是自由投稿，所以都被退回來了。
1977年底，有一個回民朋友，兩次勞改都跟我在一起，他已經出去了，後來當了寧夏伊斯蘭教協會的秘書長。當時他下鄉來看我，說，賢亮，你傻得很啊，中國就是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哪來的政治經濟學？他說你過去寫詩，你不如寫詩發到報上。他說，現在這個報紙有它的好處的，就是你投稿了編輯覺得可用，也不去調查身份。啊呀！一語驚醒夢中人！這個話點醒了我，我就寫詩。有人問我你怎麽走上文學路的啊，我不想包裝自己，那個時候我必須要先出來。我為什麽要寫，就是要引起領導注意，要解救自己。
22年沒寫詩了，我就發覺自己寫不出來。詩需要有激情，“文革”讓我理性太多、激情不夠，於是就開始寫小說。第一次寫的是《四封信》，投給《寧夏文藝》（《寧夏文藝》後來屬於我領導）居然被采用了，而且放在頭版頭條。我一想，原來這個就叫小說啊，那我還得寫，寫了就投，投了就被刊登。可能是因為我的小說，1979年初，我從農場一線調出，調到南梁農場子弟學校教書了，教高三語文。我一邊教書一邊還寫小說，到我發表第三篇小說的時候，被一位老幹部、當時寧夏主持宣傳工作的副書記陳斌發現，他說這個寫得好，就打聽張賢亮是什麽人。結果一查，我是沒摘帽子的右派。陳斌就說，要想辦法給他摘。就因為這部小說，救了我。
就這樣，銀川市原來調查我的、把我扣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公安局、檢察院、法院，現在所在的單位南梁農場，和我過去所在的單位甘肅省幹部文化學校（寧夏黨校前身），這5個單位組成一個聯合調查組，來翻我的案。翻來翻去發現，我後來一係列的反革命都是因為右派分子這頂帽子而起——就說把你打成右派了，你不服，還想翻案，於是就把你升級成反革命。
1979年調入南梁農場子弟學校9個月以後，我獲得了平反。
文學思想解放我是旗手
22年，可能是中國作家裏勞改時間較長的。你說“文革”改變了我什麽？原來還會寫寫詩，現在不會了。在農場裏偷菜偷水果吃得太多了，現在水果也不怎麽吃了。把我兒子也耽誤了，孫子也耽誤了，是吧？我44歲才結婚，45歲才有孩子……
最大的感受是，我通過自己的親身體驗，領受到人生自由的可貴。我親身體悟到帕特裏克•亨利所說的，“不自由，毋寧死”，裴多菲說的，“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我是中國第一個寫性的，第一個寫饑餓的，第一個寫城市改革的，第一個寫中學生早戀的，第一個寫勞改隊的……
因為很多我是第一個寫，實際上叫“闖禁區”。我成了中國文學領域裏麵勇闖禁區的一個領軍人物。我感到自豪的是，將來寫中國文學史，談到上世紀80年代的時，我是一個絕對不能夠回避的人物，是啟蒙作家之一。
我認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第一次思想解放當中，文學作品發揮了重要的貢獻。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的文學，像中國新時期文學那樣非常明顯地推動思想進步和思想解放。沒有哪一個國家的文學在20世紀和社會現實那麽緊密地結合。新時期文學作家這個群體對社會進步和社會發展的貢獻，至今估計不足。將來人們會看到，思想解放首先是作家打開的，新時期文學的價值至今是被低估的。因為那時候很多領域是被控製的，電視不用說，電影審得更厲害，美術倒是有新新畫派，但它起的作用範圍很小。隻有文學，特別是小說限製很少。
我沒有遺憾，我已經寫到了我所有能夠寫到的。每個作家都有局限性，包括我在內。在那個曆史狀態下，我盡到了我最大的曆史責任。
80年代時，每天我的信都是一麻袋一麻袋地裝，寫寧夏張賢亮、寫甘肅張賢亮就能收到。寫信一般都是讚揚的，同情的，支持的。80年代，大家都剛剛從陰影裏走出來，我說出了他們想說而不敢說的話，寫出了他們想說而說不好的話。
我是1984年發表的《綠化樹》，《綠化樹》最後一段寫許靈均走上紅地毯，剛好我也當上了政協委員（1983年，張賢亮當選全國政協委員），當時爭議非常大。
每一個作家筆下的主人公都有作家自己的影子。托爾斯泰寫《戰爭與和平》，書中的兩個主要人物實際上都有托爾斯泰的影子。我也一樣。勞改20多年，我從沒穿過襪子。直到後來我和一個女的同居以後，她給我縫了一雙。也不是縫，她是拿過去那個勞保手套線織的。從這樣的一個勞改犯，穿襪穿鞋走上紅地毯，甚至到人民大會堂開會，那是沒想過的。
米蘭•昆德拉說過，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就是真理與強權的鬥爭。我寫作完全是出於對社會的責任感，我把那22年的艱難歲月，和那時中華民族經濟接近於崩潰邊緣的狀態，在小說裏表現出來，為的就是不讓那段歲月再重演。我們經曆過什麽，我們走過什麽樣的路。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說，在那十幾年裏，有我的青春和生命最寶貴部分，它影響我一生，也影響到我的家庭，千千萬萬的中國人，我怎麽可能忘記這些經曆呢？如果有人讀我的作品，對那段曆史有所認識，那我將非常高興。因為這正是作家的使命。
經商創辦鎮北堡西部影城
1992年小平南巡後，全國掀起了辦三產的熱潮。寧夏文聯也不例外，我是寧夏文聯主席，文聯沒有錢，想把一座大樓押給銀行，可這座大樓是國家的財產。那怎麽辦呢？我作為主席，又是寧夏文聯的法定代表人，我想創辦企業，那我隻好拿自己在海外的譯作來抵押。他們給我付了版稅，外匯存單拿到銀行去抵押，這就是資金的來源。
後來我們辦了這個現在我所經營和管理的鎮北堡華夏西部影視城。1994年，黨中央又有了黨政機關、事業單位都要和第三產業脫鉤的文件。我脫鉤後就成了民間企業家。這正是我非常困難的時候，一個實體剛剛開始起步是不會有利潤的，全部的債務都壓在我身上，這也就是我為什麽全力以赴要去辦企業的原因。如果我不辦企業的話，我就破產了。因為我所有的存款都押在銀行。為了還貸款，我花了大量精力在做生意上麵。
當時這個公司號稱有93萬資產，但是資金沒有全部到位，隻有78萬，我占了其中50萬，擁有絕對控股權。經過苦心經營，很快影視城就發展起來了，到了1995年，已經還清全部貸款，開始贏利。
說起來，發現這個城堡是很偶然的，1961年的冬天，我戴著右派分子的帽子，從寧夏賀蘭縣的一個農場釋放出來，轉入銀川附近的南梁農場當工人。當時，我已經有了一定的自由，可以去趕集去買鹽。同事告訴我說附近有個集市在鎮北堡。我就去那裏買鹽。我看見這個城堡的時候，它周圍是一片荒野，沒有任何建築物，一棵大樹都沒有。一片荒灘上突然聳立這麽兩個古堡的廢墟，在早上的太陽照耀下，給人的感覺是從地底下生長出來的，給我一種非常大的震撼。
一進入這個鎮北堡裏麵，居然熙熙攘攘的，還是個小集鎮，我馬上就聯想起好萊塢拍中東電影的場麵。我覺得很有審美價值，後來我才知道它實際上是明代或清代建造的邊防戍寨，後來我就把鎮北堡寫進了小說《綠化樹》裏。
再後來辦企業，文聯辦企業總得和文化沾點邊，我就想起了這個鎮北堡。
這裏的第一部電影是張軍釗的《一個和八個》，攝影師是張藝謀。那時張藝謀默默無聞。我剛剛平反，從勞改隊裏放出來。張軍釗、張藝謀他們為了取景，一路找到寧夏來，找到了當地的文化機關，文化機關也不清楚有什麽合適的地方，就來找我。我剛從農村回到城市，知道有這麽一個地方，就叫文聯的人帶他們去。
第二部電影是謝晉根據我的小說《靈與肉》改編的電影《牧馬人》，我就把謝晉給領來了，他一看特別滿意，當時就決定在鎮北堡拍戲。謝晉也非常欣賞鎮北堡特殊的韻味，12年後的1993年，他又將我的小說《邢老漢和狗的故事》拍成電影，又來到鎮北堡。
鎮北堡給張藝謀留下了強烈的印象，所以幾年後，他拍《紅高粱》的時候，又來了鎮北堡。在《紅高粱》殺青那天，將自己的一雙膠鞋埋入鎮北堡的土地下，並且發誓說，如果這部片子不能成功，他將永遠不再走電影這條路。《紅高粱》在中國上映後，不但獲得多項大獎，而且也在西柏林影展上得獎，張藝謀就這樣一炮紅了。
後來吳天明準備拍我的《黑炮事件》，我把他也拉了過來，但是他最終沒有拍，而是由黃建新拍了。滕文驥到鎮北堡拍攝《黃河謠》，陳凱歌來這裏拍攝《邊走邊唱》。一部部電影拍了出來，鎮北堡也在電影界有了名氣，在電影人圈內一個一個地傳開來了。來拍電影的人就更多了。
有人問我，你能夠在小說裏對《資本論》分析得頭頭是道，所以經營對你不是問題。
我覺得，經營管理不成問題，我學《資本論》必須要搞清楚這點。我在當“右派”的22年中熟讀了《資本論》，它無形中練就了我具有一種曆史唯物主義的處事態度，使我往往有一點前瞻性。《資本論》在今天已經不是一部時尚讀物，可是我要說，它仍然是一部能夠指導我們怎樣建設市場經濟的必讀書。我“下海”後便自覺地盡可能按照這部書裏通行的市場經濟規律辦事。在“知識產權”的概念在中國還不廣為人知的時候，我要恢複在鎮北堡西部影城拍攝的著名影片的場景，將它們轉化為旅遊商品之前，就主動付給影片場景設計者一筆不小的費用，以取得利用它們的權利。設計者那時還很驚異甚至不敢接收，他還沒有意識到他自己擁有一種叫“知識產權”的東西。如果今天要我支付知識產權費，我將花數十倍上百倍的費用。
另外，首先必須要建立一種公正的雇傭勞動關係，是在市場經濟下運行的勞資關係。我對我手下的員工首先是把他們當作平等的人看待，給予適當的報酬，現在我已經給他們同行業在銀川最高的工資。我把這叫做分享，而不是剝削。
以前向劇組收錢就很少，現在劇組來拍戲是不交錢的，以此吸引劇組。我和他們簽約時就說好，他們在這兒拍戲，我會維持好秩序，但必須允許遊客參觀。因此，即便在冬天甚至大年三十拍戲也會有遊客。
電影電視拍攝後留下的場景道具還可以迅速轉化為旅遊資源。我的小說《青春期》裏有一段話，在央視春節聯歡晚會上也說過：“要在市場取得個人的巨大成功，必須把別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所以市場經濟本質上是為人民服務的。”劇組需要什麽，遊客要求什麽，我們都必須做到，這是成功的保證。現在我為劇組提供水、電、群眾演員、道具原材料，基本上是成本價，這麽低廉的價格是全國所沒有的。即使以後不拍戲了，我仍有足夠的景觀和影視娛樂資源可以讓遊客過一把明星癮。
這樣的城堡當時在西北部共建了500多處，現存200多處。寧夏還有比這更完整的城堡，但是它們都默默無聞。列為文物保護單位以後，我向劇組收場租費的50%要交給當地的文管部門。隨著影城的名氣越來越大，我們的門票也是越來越高，從5塊漲到現在的40塊。
在我十幾年的經營裏，困難不是來自於經營，而是其他運作過程中與各方麵人打交道的原因。我通常怎麽解決這些問題呢？
寫小說我可以決定別人的命運，讓許靈鈞和李秀芝結婚他們就結婚，讓章永磷和馬櫻花最後沒有結婚就沒有結婚，他們就不會在一起，是由我來決定主人公的命運。而經商呢？往往是你的命運、你的行為、事情的結果是由別人來操縱。所以你必須在別人操縱的時候要學會反操縱。靠什麽呢，靠法律和勇敢。
有人問，從以前的文人到現在的商人，你喜歡哪種活法？
我認為，經商讓我的生活充實了很多，事實證明我的選擇是對的。最好的深入市場經濟方式莫過於創辦經營一個企業，這讓我對於社會體製改革了解得更深刻，比做專業作家的時候接觸社會更密切，對我的寫作很有幫助。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再寫東西就是寫影視城、寫商業，而是通過這個對人生感悟越來越多，讓小說的細節豐富。我的書不會變成寫市場經濟大潮，仍然會是寫體驗人生命運感的故事。這樣比我整天什麽都不幹隻坐在書齋裏更感性。
可以這樣說，寫作、辦企業都是我的副業，正業是我這一生的經曆。我給附近的農民提供5萬至8萬個就業機會，影城有上千人靠我吃飯。我當作家時，不可能有50萬人都看過我的作品，但現在每年卻會有50萬人來看我的鎮北堡西部影城。
與同時代的人相比，我感覺上天對我不薄，要知道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千千萬萬人死掉了，千千萬萬個活下來的人中，也沒幾個達到了我今天的成就，這些都是上天對我的眷顧。
現在，我覺得我最大的財富，就是我比一般的人擁有更多的豐富的人生感受和經曆。我的人生經曆其實就是一部厚重的小說。我曾經在小說裏寫過，我感謝命運或者是上帝給了我這麽一個豐富的人生經曆，我死而無憾。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