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是個盲人，單身住在門房裏。小孩子們學大人連名帶姓地稱呼他，不叫他羅叔叔。我家不許孩子沒大沒小，但我跟樣學樣也不叫他叔叔，我幹脆不叫他。我站在他麵前他就知道我是誰。
門房顧名思義是看門人待的地方，相當於單位的傳達室。附近私家院宅裏的門房以前不住人的，至多放幾把雨傘、一兩輛自行車。要把八戶人家塞進以前單門獨戶的院子，門房就必須充分利用上。
羅從上海來，在政府為殘疾人辦的福利工廠上班。讓一個盲人到外地工作，上海難道沒有福利工廠嗎，還是另有緣故？眾人好奇，但是院子裏家家都怕別人知道自己的底細，不想被人家問那麽最好就不要挑起這類的話題。
羅帶來一張席夢思雙人床，占掉門房的大半麵積。他還帶來張小方桌，象法國餐館裏那種隻能對坐兩個人的小餐桌，鋪著細線大格子的桌布。桌子塞在牆角裏，挨著床，桌上放一隻上海鑽石牌折疊式旅行鬧鍾，瓦藍的鍾盒，鍍金鍾麵。羅早晨上班完全依靠鬧鍾，不靠它起床，靠它鎖門離家。鍾的旁邊擺著一隻彩蛋，罩在一個小玻璃罩裏，蛋上畫的是黃山迎客鬆。
鬆樹朝外麵嗎？清理桌子的時候他問我。
一半朝外麵。
這樣呢？反了。他的手指靈巧地轉動著玻璃罩。
這樣好了，我告訴他。
能看見字嗎？看見。好客的鬆枝邊有毛筆豎寫的迎客鬆三個字。
方桌上靠牆角堆了一大摞五線樂譜，我不明白他要那些樂譜有什麽用。我沒問，不知道該怎麽問。他讀盲文，從外麵背回家一本又厚又重的牛皮紙盲文書，估計是八開的紙，有一本雜誌攤開那麽大，三、四寸厚。
什麽書？ 我問他。
毛主席語錄。
他的手指飛鳥似地掠過紙上一個個的凸點，他的眼睫毛在動。
羅給我看他寫字的筆，是一把小錐子，筆尖是一根圓頭的金屬針。他給我看盲文板，象一把雙層的尺子，上麵有好多小洞。他用盲文板夾住牛皮紙，哢哢地用錐子戳那些小洞，戳完一行拿給我看。紙上有一係列神秘的凹點，翻過紙張凹點變凸點。
白求恩同誌是加拿大共產黨員，他用指尖摸讀著念給我聽。我伸出手指摸摸那些凸點，幼稚地想到密電碼。
門邊的窗下擺著一架舊風琴，琴和他的席夢思床之間隻有一張板凳的寬度。他不太會彈，手指試探著尋找琴鍵，學校裏代課音樂老師的水平。我注意到他的手指蒼白細長。
人家不要了的，他告訴我。
羅拿風琴當桌子用，在琴蓋上吃飯。他隻有一張板凳，一會兒塞在他的方桌底下，一會兒拉出來坐在風琴前麵。
我母親不許我跨進鄰居的房門，我和羅在他的窗口說話，穿著白襯衫的他坐在風琴後麵回答窗口外的問詢，就像在坐傳達室。
羅的床沒有床頭靠板，隻有上下兩層床墊，床尾站著個樂譜架。他會拉小提琴，拉得很不錯，這話是我母親說的，可我也聽得出來羅拉琴比彈琴強太多。他常常晚飯以後拉琴，站在房門口可憐的一小方空地上麵對著他的席夢思床拉。他高個兒，白襯衫洗得很白，拉琴的背影很好看。他根本用不著樂譜架。
夏天納涼的夜晚他一拉琴母親就不許我們講話，帶著我們在陽台上安靜地聽他的琴聲從院門口女貞樹底下傳過來。羅從來不知道樓裏有人認真地聽他拉琴，更不知道我們對琴聲的期待。
他拉的是練習曲，母親告訴我們。
在我們開始汲取知識的年紀，唯一能夠聽到的演奏是一個盲人的提琴練習。
每隔一段時間羅的母親就從上海來看他，我們叫她好婆。好婆來幫兒子洗被子床單，燒飯給兒子吃。門房和院牆之間有條兩三尺寬的空地，搭了個油毛氈蓋頂的斜披，裏麵放羅燒飯的爐子和小碗櫥。好婆站在斜披的入口看院子裏的人進進出出，很快鎖定住我母親。母親下班進院門她總拉住母親說一些話。
好婆是個瘦瘦小小的老太太，腦袋後挽著個髻，小鳥啼般地抱怨，南京熱煞寧了，晚上困不著覺。母親告訴她南京有的人家按季節更換家具，夏天把席夢思和沙發換掉。天太熱，還是睡棕繃床鋪草席涼快些。
換家具？好婆驚奇地問，哪兒有地方擺呢？
沒有地方把上麵的墊子丟掉好了，買個棕繃架在上麵。
確實，我哥哥的單人床就是這麽幹的，棕繃和床架的尺寸不合，被切掉四角卡進床架去。我的兒童床配有藤編的床繃，夏天把床墊卸下來塞在床底下，人直接睡在藤繃上。南京人得要現實主義地活過夏天。
第二天好婆拉在我母親，他不肯幹，好婆嘀咕道。天太熱了，他脾氣都熱壞了。
羅坐在風琴前享用好婆燒的飯，好婆站在房門口端著碗吃，他們隻有一張凳子。母親悄聲說羅大概真的給熱壞掉了。羅看樣子三十幾歲，和母親差不多的年紀。
傍晚羅又拉琴了，有好婆替他料理家的時候他整晚地拉琴。他要是拉《思鄉曲》就好了，母親說。
參加工作後母親用第一個月的全部薪水給自己買了個台時代牌手搖唱機，以後日積月累地買唱片。但是除了一套俄語靈格風所有的唱片都被抄走了，《思鄉曲》就隻剩下個名字。
有人送羅一隻鬆鼠，關在一隻自製的鐵絲籠子裏，擱在窗台上。附近院子裏的孩子們蜂擁在門房的窗戶前，看鬆鼠在籠子裏晃悠它的大尾巴。
鬆鼠吃什麽？我問羅。不知道。
羅不拉琴了，探索鬆鼠的食物。米飯、麵條、生米粒、青菜、土豆、番茄一樣樣地試，鬆鼠都不吃。孩子們發動起來在附近的院子裏撿鬆果，可是撿來的鬆果裏沒有鬆子。
也許吃蘋果，羅說。
我回家去吃蘋果，收拾起蘋果核蘋果皮送去給鬆鼠。羅從我啃了一半的蘋果上切下一片打開鐵絲籠子放進去。
它吃嗎？ 羅問我。不吃。
晚飯以後我去看鬆鼠。鬆鼠在籠子裏用它黑豆似的小眼睛瞧著我，它的小爪子摳住鐵絲半蹲半站在籠子裏，尾巴朝我搖一搖。
蘋果上有牙印嗎？羅問我。沒有。羅輕輕歎了口氣。
幾天以後窗台上空了。
鬆鼠呢？還給人家了，羅說。
晚飯以後羅又拉琴了。母親說他要是拉《思鄉曲》就好了，很簡單，很美。
我在思鬆鼠。
好婆從上海帶來一把整個散了架的兒童小提琴。羅說那是他小時候的琴，他要把它粘好送給他姐姐的兒子。他在上海的家他就提了這麽一次，我暗自羨慕那個將要得到一把提琴的男孩。
羅不知道從哪裏找來一堆奇奇怪怪的工具，他用一個空罐頭盒在爐子上燒熱一種膠，毛筆蘸著先把兩片背板粘在一起。
有縫嗎？羅問我。沒有。我替他查看板的接縫，對著光看，有亮光就是有縫。
羅用盲文記錄他的步驟，我看懂專心能讓人做成不可思議的事，做事要有條理。他的手指跟長著眼睛一樣，一天又一天他安上琴頸，安上琴頭，安上指板、控弦板，安上琴馬。他微微仰著的臉平靜如水，眼簾永遠低垂，手指摸索著做所有的事情。最後他安上腮托，調弦，試那把小小的琴。
他要是拉《思鄉曲》就好了，母親說。
從前我們在四川，想家的時候。。。當時大家都是流離失所的人，馬思聰的《思鄉曲》有名的不得了。
母親的小時候，日本人的飛機炸毀了她的家，她們逃難到重慶去，在重慶還是挨轟炸，又逃去江津。她在四川的鄉鎮上長成少年。
她靜靜地聽羅的練習曲，耐心地等。一樣地在毀家之後，一樣地回不去自己原先的家，現在連《思鄉曲》也沒有了。
好婆冬天來的時候，羅的腦子冷壞掉了。他把好婆關在門外麵，好婆在斜披下凍了一夜。鄰居說曾看見過羅手持他的板凳把好婆壓在席夢思床上，好婆被壓著動彈不得。
好婆對母親說她年紀大了，來一趟很吃力。好婆的眼睛黑黑的，羞澀地望著某個地方。母親陪著她站了一會兒。
好婆走了，從那以後再也沒有來南京。沒有人知道羅是為什麽，無論為什麽他都太不應該。可他是個盲人，大家也就都原諒他，不把他想作壞人。他沉默地燒飯，吃飯，洗碗，沉默地拉他的琴，那幾天沒有孩子敢上他那兒去。
母親總是說羅要是拉《思鄉曲》就好了，可羅一次也沒有拉過。她隻好自己給我們講那首《思鄉曲》。她坐在書桌前，台燈暈黃的光把她帶回到從前。
當年他們很多人推崇大鼓書，那些人喜歡昆劇、京劇、再就是京韻大鼓。阿公迷董蓮芝，說怎麽怎麽好，後來喜歡漢劇。他們認為越劇、錫劇、黃梅戲是草台班，咿咿呀呀的，不值一提。那個時候的人就那樣，大概《老殘遊記》讀多了。馬思聰就是去聽京韻大鼓聽出來的《思鄉曲》，完全用大鼓的調，一點都沒改。
我上中學的時候顧聖嬰和馬思聰重新被介紹給民眾，我找到了母親所說馬思聰聽的那首大鼓，其實是一首綏遠民歌，一位說大鼓書的藝人唱給他聽的：
城牆上跑馬
掉不回那個頭，
思想起咱們包頭
哎喲我就眼兒抖。。。
《思鄉曲》終於從收音機裏播放出來，民歌裏的悲涼無奈泊泊流淌成提琴弦上的柔和憂傷。母親曾經想讓我在童年時聽到它，從悱惻纏綿而又間或明快的音樂裏看見北方的山，迢迢沒有盡頭的路，看見青磚的城牆，運煤進城的駱駝，看見城牆下的馬。但她沒能如願。
出國前夕我在城南一家瓷器店裏意外地撞見羅，他在櫃台前選一個粉彩瓷五子登科彌勒佛。我有十幾年沒見到過他，他的盲棍靠在身旁，還是從前用的那根。
他仔細地摸彌勒佛的腦袋，肚子，上下每一處地方。我不出聲地站在幾步以外瞧他用手指觀賞一件瓷器，他的手指似乎比以前粗一些，不再蒼白。他老了許多，使我意識到久別重逢也可以是一件傷感的事。
羅的指尖觸摸到彌勒佛肩頭一個小童的衣服上，什麽顏色？
售貨員不耐煩地說，什麽顏色都有。
那一刻我想上前去告訴他童子衣服的顏色，象我小時候一樣。但我沒有動，我也不知道為什麽，覺得還是不驚動他為好。
我確信自己在他的記憶裏很淡，一個鄰居小孩。報給他我的乳名他應該能記起，可我和他說什麽呢，告訴他我就要走了？一丁點意思都沒有。文革已經過去，雜院已經歸還樓下張家，他怎麽沒有回上海。好婆呢？也許已經不在了。好婆是個尷尬的話題。
我默默地看著他付錢，把彌勒佛放進手提包。我想到他的那個迎客鬆彩蛋，他還和從前一樣，沒變。我挺難受的，知道這是我最後一次看見他，我出國去就不打算回來。我不必攪動他記憶的水潭，但我的記憶裏會永遠有他，他的鬆鼠，他在傍晚時拉的琴，緣起於他一首《思鄉曲》伴我長大，如影隨形。
幾年以後我想去比利時玩，到盧森堡在南錫的領事館申請簽證。小國家沒有錢，領事館隻有一間房間，在斯坦尼斯拉斯廣場後麵的街上一幢破舊失修的樓裏。我早上去的，辦事的人讓我下午取簽證。我沿著牆上石灰一塊塊往下掉的樓梯逃出樓去，在廣場四周漫無目的地逛。忽然地我記起馬思聰是在巴黎音樂學院的南錫分校讀的書，遂起意去廣場周圍分叉出去的舊街裏找，設想老音樂學校該和歌劇院、美術館一樣在廣場附近的某個地方。我找了一圈，問人都搖頭不知，那個分校好象不曾存在，或許我的法語太爛了。
踱回到廣場中心，我坐在持劍的斯坦尼斯拉斯銅像的腳下殺時間，呆望著廣場邊的市政廳，皇後旅館門外的咖啡座，還有那扇著名的金碧輝煌的大鐵門。那首泣訴的《思鄉曲》一點點地漫上心頭：
城牆上跑馬
掉不回那個頭，
想起了我的家鄉
我就牙兒肉兒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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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朝外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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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好了，我告訴他。
能看見字嗎？看見。好客的鬆枝邊有毛筆豎寫的迎客鬆三個字。
方桌上靠牆角堆了一大摞五線樂譜，我不明白他要那些樂譜有什麽用。我沒問，不知道該怎麽問。他讀盲文，從外麵背回家一本又厚又重的牛皮紙盲文書，估計是八開的紙，有一本雜誌攤開那麽大，三、四寸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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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不要了的，他告訴我。
羅拿風琴當桌子用，在琴蓋上吃飯。他隻有一張板凳，一會兒塞在他的方桌底下，一會兒拉出來坐在風琴前麵。
我母親不許我跨進鄰居的房門，我和羅在他的窗口說話，穿著白襯衫的他坐在風琴後麵回答窗口外的問詢，就像在坐傳達室。
羅的床沒有床頭靠板，隻有上下兩層床墊，床尾站著個樂譜架。他會拉小提琴，拉得很不錯，這話是我母親說的，可我也聽得出來羅拉琴比彈琴強太多。他常常晚飯以後拉琴，站在房門口可憐的一小方空地上麵對著他的席夢思床拉。他高個兒，白襯衫洗得很白，拉琴的背影很好看。他根本用不著樂譜架。
夏天納涼的夜晚他一拉琴母親就不許我們講話，帶著我們在陽台上安靜地聽他的琴聲從院門口女貞樹底下傳過來。羅從來不知道樓裏有人認真地聽他拉琴，更不知道我們對琴聲的期待。
他拉的是練習曲，母親告訴我們。
在我們開始汲取知識的年紀，唯一能夠聽到的演奏是一個盲人的提琴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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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好婆拉在我母親，他不肯幹，好婆嘀咕道。天太熱了，他脾氣都熱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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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羅又拉琴了，有好婆替他料理家的時候他整晚地拉琴。他要是拉《思鄉曲》就好了，母親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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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鼠吃什麽？我問羅。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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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吃蘋果，羅說。
我回家去吃蘋果，收拾起蘋果核蘋果皮送去給鬆鼠。羅從我啃了一半的蘋果上切下一片打開鐵絲籠子放進去。
它吃嗎？ 羅問我。不吃。
晚飯以後我去看鬆鼠。鬆鼠在籠子裏用它黑豆似的小眼睛瞧著我，它的小爪子摳住鐵絲半蹲半站在籠子裏，尾巴朝我搖一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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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鼠呢？還給人家了，羅說。
晚飯以後羅又拉琴了。母親說他要是拉《思鄉曲》就好了，很簡單，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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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婆從上海帶來一把整個散了架的兒童小提琴。羅說那是他小時候的琴，他要把它粘好送給他姐姐的兒子。他在上海的家他就提了這麽一次，我暗自羨慕那個將要得到一把提琴的男孩。
羅不知道從哪裏找來一堆奇奇怪怪的工具，他用一個空罐頭盒在爐子上燒熱一種膠，毛筆蘸著先把兩片背板粘在一起。
有縫嗎？羅問我。沒有。我替他查看板的接縫，對著光看，有亮光就是有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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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是拉《思鄉曲》就好了，母親說。
從前我們在四川，想家的時候。。。當時大家都是流離失所的人，馬思聰的《思鄉曲》有名的不得了。
母親的小時候，日本人的飛機炸毀了她的家，她們逃難到重慶去，在重慶還是挨轟炸，又逃去江津。她在四川的鄉鎮上長成少年。
她靜靜地聽羅的練習曲，耐心地等。一樣地在毀家之後，一樣地回不去自己原先的家，現在連《思鄉曲》也沒有了。
好婆冬天來的時候，羅的腦子冷壞掉了。他把好婆關在門外麵，好婆在斜披下凍了一夜。鄰居說曾看見過羅手持他的板凳把好婆壓在席夢思床上，好婆被壓著動彈不得。
好婆對母親說她年紀大了，來一趟很吃力。好婆的眼睛黑黑的，羞澀地望著某個地方。母親陪著她站了一會兒。
好婆走了，從那以後再也沒有來南京。沒有人知道羅是為什麽，無論為什麽他都太不應該。可他是個盲人，大家也就都原諒他，不把他想作壞人。他沉默地燒飯，吃飯，洗碗，沉默地拉他的琴，那幾天沒有孩子敢上他那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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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鄉曲》終於從收音機裏播放出來，民歌裏的悲涼無奈泊泊流淌成提琴弦上的柔和憂傷。母親曾經想讓我在童年時聽到它，從悱惻纏綿而又間或明快的音樂裏看見北方的山，迢迢沒有盡頭的路，看見青磚的城牆，運煤進城的駱駝，看見城牆下的馬。但她沒能如願。
出國前夕我在城南一家瓷器店裏意外地撞見羅，他在櫃台前選一個粉彩瓷五子登科彌勒佛。我有十幾年沒見到過他，他的盲棍靠在身旁，還是從前用的那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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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確信自己在他的記憶裏很淡，一個鄰居小孩。報給他我的乳名他應該能記起，可我和他說什麽呢，告訴他我就要走了？一丁點意思都沒有。文革已經過去，雜院已經歸還樓下張家，他怎麽沒有回上海。好婆呢？也許已經不在了。好婆是個尷尬的話題。
我默默地看著他付錢，把彌勒佛放進手提包。我想到他的那個迎客鬆彩蛋，他還和從前一樣，沒變。我挺難受的，知道這是我最後一次看見他，我出國去就不打算回來。我不必攪動他記憶的水潭，但我的記憶裏會永遠有他，他的鬆鼠，他在傍晚時拉的琴，緣起於他一首《思鄉曲》伴我長大，如影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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踱回到廣場中心，我坐在持劍的斯坦尼斯拉斯銅像的腳下殺時間，呆望著廣場邊的市政廳，皇後旅館門外的咖啡座，還有那扇著名的金碧輝煌的大鐵門。那首泣訴的《思鄉曲》一點點地漫上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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