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爺在巴黎（一）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許知遠
一
萬潤南坐在路邊小酒館的綠色座椅上等我們。象5個月前的見麵一樣，又是個雨天，他仍頭發短促、下頜上留一片花白胡子，套一件藍色的夾克。
空氣都濕漉漉，但巴黎郊外比北加州的小鎮要詩意得多。那乏味、標準化的老年公寓、孤零零餐廳裏的粗壯大媽，被蜿蜒的小路、嫵媚的法國姑娘替代了。
我們坐下來，他點了阿爾薩斯的紅酒，還有味道不佳的鮭魚。因為心髒問題，他再不能大口飲酒。在三十年前的中國商業世界，除去大膽與精明，他還以豪飲著稱。他曾戲稱自己體內有一種特別的酶，可以分解酒精。
“四分之一地方都堵死了”，他用拳頭來作比心髒，為我講解心房與心室的關係，哪個部分出了問題。他的聲音鎮定、平穩、緩慢，很少表現出強烈的情緒。這是一種奇怪的抽離感，在談論自己，仿佛談論的是另一個人。其中還有一種令人信服的坦誠，似乎對所有事都可開誠布公。
他氣色頗佳、談興也濃，絲毫看不出危險的迫近。比起上一次，氣氛更為放鬆與親密。可能是他對我增加了了解，也可能是巴黎的氣氛使然。
他鍾情巴黎，這裏的梧桐樹、小巷與洋房，正像他成長的上海的法租界。更重要的是，這還是雨果的故鄉。在他狂熱、匱乏的青年年代，“革命”魔咒般地存在，沒什麽比雨果的《九三年》更能捕捉到這種革命的崇高與殘酷。
25年前的逃亡開始時，法國是第一個接納他們這些流亡者的國家。它不僅接納、還把最慷慨的榮譽給予他們。那年7月，正是法國大革命200周年。在盛大的紀念儀式中，他們被邀請到主席台上，當遊行隊伍經過時，他們發現中國留學生是第一方隊。法國人將整個春夏之交的天安門廣場視作對大革命精神的延續，這些青年人與知識分子是“大革命精神”的繼承者。
兩個世紀以來，不管是1789年、1848年還是1871年，革命就像是文學、藝術、時裝一樣，是巴黎最重要的風尚，也是最被慶祝的精神。
令人嘲諷的是，“流亡”這一個概念正是因法國大革命而起。當“公民們”攻陷了巴士底獄、把國王送上了斷頭台後，法國貴族們開始四處逃散，他們成為了“流亡者”，它的聲譽不佳。巴黎製造了流亡者，也慷慨地接待過形形色色的流亡者，從19世紀的赫爾岑到20世紀初的列寧再到冷戰時代的米沃什，更有軍人獨裁時代的拉美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他們是政治人物、作家、藝術家，常是為了逃離一個令人壓迫的政治製度到此。
但巴黎從未接納這樣規模宏大、麵貌清晰的流亡群體。經由電視新聞網的直播，天安門事件變成了一場全球性的戲劇，延續了整個夏天。從熱情高漲的青年到血腥屠殺，它的高度戲劇性更使它深刻地進入了整個世界的道德意識，它不再像是來自遙遠國家的悲慘故事，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從這幕慘劇逃出的人們，成了天然的道德象征，北京對他們的口誅筆伐，更加深了這一形象。他們的群體也足夠龐大與多元，有魅力四射的學生領袖、昔日當權者的智囊、聲名顯赫的知識分子、新興的企業家……他們不僅代表了一個失敗的、被同情的過去，同樣代表一個值得期待的未來——這一群精英或許可以為未來中國提供另一種可能。
二
“我們犯的最大錯誤是，低估了難度，低估了共產黨的韌性。”他說。這一定是個痛苦的、充斥著幻滅與挫敗的發現過程。
“六年內，李鵬政府將垮台”，這是他在1989年8月22日的《華爾街日報》上的預言，屆時他們組建的“民主中國陣線”將回到北京參與自由選舉，——“如果人民不投票給我們，這沒關係，但他們必須給予選擇的機會。”
如今讀來，這預言像是荒誕囈語，不過在當時，它卻頗令人信服。他的預言甚至顯得不無保守。另一位更年長、也更聲譽卓著的流亡作家劉賓雁大膽宣稱三年內北京政權必然垮台。
整個世界輿論都響應這種樂觀。隨著東歐的轉變、柏林牆倒塌、齊奧塞斯庫被處死、還有岌岌可危的蘇聯，這樂觀似乎再恰當不過了。但這樂觀也給這群流亡者帶來一種奇妙、令人不安的影響。你剛從一場巨大的屠殺中逃離，限於一種深深的恐懼、驚詫、憤怒與無力中，然後你成了道義上英雄，接著又被賦予塑造未來的期望。廣場同伴的血跡未幹，流亡者們卻談論起可能的政權更替，而他們可能成為新的主人。
當這些流亡者在巴黎開始籌建流亡政治組織“民主中國陣線”時，他們沒有被視作失敗者的聚會，反而以某種流亡政府的形象示人。或許西方政府仍謹慎的支持，但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則紛紛表示出直截了當的熱忱，從波蘭團結工會的代表到哈維爾的祝賀，“民主中國陣線”擁有了真正的政治合法性。而在法國，政治人物與公眾人物都投來普遍的敬意與支持。密特朗總統公開宣稱，一個屠殺自己的青年的政府是沒有未來的，在索邦大學的“民主中國陣線”的成立大會上，一位年輕的法國政客滿臉敬畏地坐在前排，他日後成了薩科齊總統。
那定是種混亂、複雜、甚至癲狂的感受。在1989年冬天的巴黎，一些流亡者在酒醉後說，明年要把酒桌擺回中南海，向自己的支持者許諾部長、省長之職……
萬潤南很少、或許也不願意回憶起這些荒誕。他甚至弱化自己在當時的重要性。“他們總需要一個跑腿的”，他常這樣說。但在當時的流亡群落中，他是少有的具有現實經驗的人，他在四通的巨大成功，足以讓他被寄予希望——倘若作為主席與副主席的嚴家其與吾爾開希是精神與道德上的象征，他這位秘書長才是實踐這民主理念的具體重任。他在當時在全球媒體上正是這樣一個自信、實幹的組織者的形象——他既然能從一個紅衛兵變成一個成功企業家，為何不能再次從一個企業家變成一個政治人物？
但現實的挑戰卻比所有人想象的更嚴峻。不僅北京政權的生命力頑強，它逆流而上，直至創造了新潮流。同樣重要的是，這些流亡者也麵臨著內部的重重困境。當1989年9月的“民主中國陣線”成立的會場裏響起《自新大陸》的旋律，人們陶醉於一個可能的未來，但這個未來如何實現？
這群流亡者都知道反對的政治理念與製度是什麽，但他們能建立一個不同的嗎？他們背景各異，也幾乎都缺乏政治經驗，更糟糕的是，他們還不無痛苦地發現，自己都是所反對的體製的產物，不管是思維方式、言談舉止，都帶有他們所痛恨的“黨文化”的痕跡。他們都曾是各自領域的精英人物，但在新的試驗中，卻發現連一些基本的常識都不知。
“在牛津讀書的胡誌強給我們帶來《羅伯特議事日程》（Robert's Rules of Order）”，他回憶說。他們以反對專製、尋求民主的姿態出現，卻甚至不知道怎樣開一場民主會議，如何表達自己、又尊重他人的意見。
來自台灣的胡誌強也是這個流亡組織與台灣密切關係的象征之一。這也是意外的相逢。自1949年以來，台北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流亡政權。在冷戰的格局中，台北與北京均以“真正的中國”自居，都試圖在否認對方的合法性。力量日趨衰落的台北，也試圖扶植海外的對抗力量。從更早在紐約成立的“民聯（全稱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到突然興起的“民陣（全稱民主中國陣線）”，台北都試圖支持、當然也試圖操控它。對於流亡者來說，這既讓人安慰又令人擔心。
因為經濟繁榮與民主轉型的成功，台灣正散發出一種迷人魅力，它富有說服力地表明華人社會能創造出民主，大陸不過是一個更大規模的台灣。但這也是危險的魅力，大陸的流亡組織不是台北“反共計劃”的一部分，它想保持自身的獨立性。
在最初的熱烈憧憬之後，流亡者很快發現他們的根本困境。倘若他們不能以“奪取權力”為目的，思想與行動都將喪失焦點。與一個世紀前的列寧與孫中山不同，他們沒有一個堅定的意識形態可供追尋、也無心創造一個嚴密的組織，他們都曾飽受這種“革命”的痛苦，想尋求另一種方式。他們一開始就宣稱以民主的方式組織起來。
倘若民主政治是以選民為基礎，流亡政治欠缺這基礎。他們有同情者與支持者，卻沒有選民與監督者。他們身在異鄉，關心的是中國。他們陷入一種天然的分裂感。這分裂感隨著外界支持——不管是經濟上、還是道義上的——的減弱變得更加顯著。眾望所歸的“民主中國陣線”似乎滑向內部的混亂與爭鬥……
萬爺在巴黎（二）
一
“你真開過出租車嗎？”我問。
這個故事廣為流傳，這位昔日的四通集團的創始人、天安門運動的“黑手”、海外民主運動領袖曾以開出租車為生。
很少人說得清這個故事的原委，它是發生在哪個時間，又是在哪個地點。講故事的、聽故事的也沒有追究的興趣，似乎僅僅這個模糊的事實就足以表達出他們的複雜感受——它是感傷的，一個理想主義者的沒落；它是犬儒的，海外民運之路壓根走不通；它也是自我提醒的，千萬別淪為一個政權的敵人……
這個情節也變成了海外民運的縮影，它的曆史、卷入其中的個人命運都曖昧不清、從未被認真梳理過。旁觀者或者出於同情不去觸碰，或者有意地忽略他們，他們自己則回避對其中常常苦痛、不堪的掙紮。
“在美國，房子與車子是主要的開銷”，他對這個問題保持著一貫的坦然。他的確開過出租車，不是普通的出租車，是專門機場接送的租賃車。那是2001年到2004年，他住在舊金山的Millbrae時。“它們本來都是生活資料，你要把它也變成生產資料”，他接著說，習慣性地用著那代人揮之不去的馬克思式的詞匯。他租下了一個四室的公寓，將每個房間裝上寬帶與電話，使之可以獨立出租。他的接送機場的業務，不僅解決了車的問題，每個月還有兩三千美元的現金。
他的企業家精神從未消失。在整個90年代，他在忙於流亡政治的同時，也仍以一個創業家的身份活躍著。這既是流亡政治的需要，它可能提供組織活動急需的經濟來源，也是個人生存的無法回避的問題。
他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商業成功再也未能重演過，很多時刻，他還運氣不佳。他在巴黎投資過餐館，結果他的合夥人卷入一場戲劇性十足的凶殺案，讓他損失了幾百萬法郎。他也曾縱情於美國的科技股票，每日緊盯著納斯達克的指數。在高峰期時，他在尚未被摧毀的世貿大廈租了辦公室。他的投資哲學頗有成效，他隻買交易量大的股票，因為它的價格空間比較大，他也嚴守“見好就收”的原則。他的判斷一度準確，相信科技股票被高估了，當納斯達克指數從5,000點跌到3,000點時，他仍然賺錢，看起來他的商業才能再度綻放了。
但他沒有預料到它仍會繼續下跌，當跌到1500點時，他賺的錢又全部賠了出去，世貿大廈的辦公室關張了。這讓萬潤南陷入尷尬。在流亡圈子中普遍的說法是，投資本金是流亡的朋友們所湊，他們信任與期待他的投資眼光，他不僅令他們失望了，經濟損失還令他們的關係突然緊張起來。在普遍匱乏的環境中，損失讓人際關係更加脆弱。
“打擊不大，不過是白忙了一場”，他的描述與傳說的不同，投資人都收回了本金。對他個人來說，後果比“白忙一場”更嚴重。他的身體就是那時搞糟的。那是忙碌與刺激的三年，從早晨開盤，他就緊盯屏幕，“一天不吃飯、不喝水，也毫無感覺”。
接下來，他進入了一個艱難時刻，也遠離了熟悉的世界，租房、開車、休養身體。他不太承認人生的困頓，總以更樂觀的眼光來麵對它。他不僅把出租車從“生活資料”變成了“生產資料”，還變成了學習經驗。他的很多客戶都是往返於中美之間的工程師與創業者，他們往返於新竹、中關村和矽穀之間，技術、管理、資金在其中流動，產業的轉移也迅速發生。他的客戶中也有雄心勃勃的中國創業者，包括創辦UT實達康的吳鷹與新浪的投資者茅道林。
“我認識他們，他們不認識我”，他打趣地回憶說。進入21世紀的中國麵貌再度發生變化。它不僅未如很多人預言的那樣崩潰，反而迅速地崛起，變成了經濟奇跡的代名詞。整個世界都急於進入這個世界最大的新興市場，在它激升的貿易額中分得一部分。他熟悉的那個中關村也發生了戲劇性變化。他的四通公司曾希望模仿IBM、也被稱作“中國的IBM”，但如今中關村的另一家公司聯想收購了IBM的PC業務，中國的公司不僅再是模仿者，它也可能成為規則的製定者。但這股新興商業力量沒如他當年期望的那樣，成為政治變革的推動力，它成了現有政治秩序的合作者。北京政權似乎也煥然一新，那個屠殺自己青年的極權體製的形象退隱了，取而代之的是世上最成功的發展主義政府。
相反的，流亡者跌入了曆史的夾縫中。取代共產黨的想法早已變成了笑料，流亡組織四分五裂、喪失公信力，人們如今甚至很難想象他們曾獲得的巨大影響力。在流行的看法中，流亡政治多少就象是對19世紀的流亡者馬克思觀點的確認——“一所學習醜聞與平庸的學校”。他當然也成了這流行論調的受害者，即使他個人從未直接卷入這些醜聞中，但是他變得如此無關緊要。想起昔日四通的巨大影響力、西方報紙的“計算機天才領導反對組織”的標題，都象是遙遠的神話。
二
萬潤南不同意這種悲觀論調。“中國的流亡政治還是不錯的”，他常這樣說。為這結論作證的是曆史的、其他國家的流亡者們。俄國的流亡者互相暗殺，孫中山的內部組織更是一團糟，東歐在冷戰時代的流亡政治更是邊緣得不得了，他們被徹底地遺忘了。
相較而言，1989年後的中國流亡者，他們的內部紛爭仍是溫和的。他們大部分努力消散，但仍有少部分人在堅持，他們的聲音並沒有徹底消失。萬潤南也屬於這微弱聲音的一部分。他仍出現在巴黎的人權廣場的六四紀念活動上，在法國國際廣播電台中分析中國政局，撰寫回憶與評論文章——行動與組織的空間萎縮了，抵抗變得更為個人化。
不過，很多分析卻總象隔著什麽。這或許也是流亡者最大的損失，他與自己熟悉的世界斬斷了聯係，同時也未能順利地進入新世界。相比於同代人，萬潤南有著驚人的適應能力。但這代人的普遍缺陷也仍存在著。他們在一個荒蕪年代成長，對一個正常的、多元世界的認識開始得太晚。他熱愛法國，卻從未試圖學會法語。在客居法國與美國這麽多年後，他對這兩個國家的理解仍是概念的、模式化的。他對中國的分析，也與互聯網上普遍論調沒有太多區別，似乎他的獨特閱曆並沒有給他帶來一種獨特的視角。
這可以理解，他從來是一名行動者、組織者，而非思想者。這或許也與他相對幸運的流亡生涯有關，他總能營造一個小圈子，在其中獲得安全與溫暖，他從未陷入徹底孤立的絕境。
他坦然接受了這邊緣化的命運。幾年前，他曾被戴晴提醒（或許是半開玩笑的）——在中國未來的變化中，將沒有你們的位置，他則回答說，中國的變化好比一場化學反應，有參與物，也有生成物，我們是促成這場化學反應的溫度、壓力與催化劑，在將來的生成物中，沒有我們的位置，但我們有其作用。
在談起昔日的競爭對手，他也有種特別的寬容。談起曾被大肆宣揚的“陳萬之爭”，他說那是完全被誇張的，說起和他曾勢同水火的朱嘉明，他說他有才華、有雄心，勸去和他多談談，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事件。他甚至主動幫我聯絡那位“攻擊”他的女記者，因為沒人能代表真相，你必須多方探尋。
他的溫和態度令人很難想象他當初的意氣風發，他在流亡政治內部掀起的“倒萬風潮”。他曾被一位流亡記者稱作斯大林式的人物，用鐵腕控製錢與人。他也接受了流亡的命運，很有可能，他將終老異鄉。
這是與命運的和解嗎？“我隨遇而安，得過且過，是被卷入政治的”，他總喜歡這麽說。他也引用梁啟超，“先時之人、應時之人”，他本應是“應時之人”，卻無意中變成了“先時之人”。這是一種自謙，還是另一種意義的推卸責任——強調曆史之大勢，也意味著個人無需為失敗負太多的責任？
不過，他的確在退入一個更個人的世界，這與他的年齡、經曆、身體狀況都有關係。在微信的朋友圈裏，他以“萬爺”的名義分享他的感悟、所拍照片、追憶往昔，“萬爺”正是他清華讀書時的外號，在青春時代，人人故作老成，稱彼此為“爺”。他也帶著孫兒前往法拉第街10號，那曾是民主中國陣線的辦公室，也在索邦大學的禮堂前留影。
25年前的民主中國陣線正是在此成立的，大會進行時，懸掛的橫幅“民主中國陣線成立大會”突然傾斜下來，正在發言的他的反應頗富機智：“這預兆民陣前途有波折，但勝利必然屬於我們。”
他希望把這些喜悅、挫敗的經驗告訴下一代嗎？還是期望獲得他們的理解？對於家庭，他似乎一直有一種隱隱的焦慮，擔心變成他們眼中的“loser”。他說了好幾次“神話”與“笑話”的比喻——在曆史上，“神話”與“笑話”的角色轉化不斷發生著。
這“必然的勝利”比他想象的漫長得多。也是在1989年的成立大會上，來自台灣的代表康寧祥勸這位意氣風發的秘書長——你們走上的是一條曲折的不歸路。康寧祥是台灣黨外運動的關鍵人物，他深知，台灣的流亡政治人物的窘境，即使解嚴開始了，已經在美國10年的許信良通過偷渡才回到台灣。
這不歸路或許讓他焦灼，他卻沒準備回頭。他自稱是被卷入曆史中的，但造成他的命運軌跡的仍是他的主動選擇。在1989年夏天，他的主動選擇讓他成為“國家的敵人”。在此刻，他選擇了不與北京妥協，要一名難民的身份終老他鄉。
我們相約下次去他的新居再聚，它仍在修建中，這可能是他人生的最好一個落腳點了。他所居住的巴黎郊外的Orsay Ville,是高科技創業區。他戲稱一生都是在“矽穀”度過的——除去舊金山，中關村、Orsay Ville都被稱作各自國家的矽穀。
在我追問了幾次之後，他也終於承認，他最想念的地方仍是中關村。是啊，那正是他人生最燦爛的時刻，而且看起來這燦爛永無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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