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把我家帶進了那個雜院，那一年哥哥和我都還是學齡前兒童。那個院子原本是長方形的，朝街的方向生生地被切割出去正方的一塊地，砌出一圈平房圍成的小四合院，另開一扇門出入。這樣一來雜院有兩個院門，一個院門上的門牌號是4號，另一個門牌號是4-1號。
4號院的前半截隻剩下一條水泥車道，筆直地通向後院。道的一側沿著與6號院子分界的牆種著一順女貞樹，道的另一側院門旁邊是從前的門房，盡頭是從前的汽車房，正對著院門。
幾輛板車將我們劫後的一點東西悄無聲息地搬進了雜院，簡陋到看不出來我們是被革命的。我的母親當時是個三十幾歲的少婦，她的年紀向鄰居們表明我們一家人沒有曆史問題。
院子中間有一幢兩層的西式小樓，加上門房汽車房和後院的兩間下房，按戶口本計住了八家人。我家的保姆竺阿姨成份最好，她的臨時戶口掛在我家的戶口上，有一份計劃供應的糧食，她不算一戶。院中套著的小院裏有三家人，都是房管所的職工，他們從前的家在農村，進城以後男人工作女人在家燒飯帶孩子。他們生很多小孩。
我家住在樓上，母親吩咐竺阿姨不要讓我們下樓和野小孩玩。4-1號的媽媽們也不許她們的小孩進大院。郵遞員把4-1號念作四號之一，住四號之一的人和四號院子裏的住戶撇得很清。竺阿姨頗不以為然，她不讓我們到院子外麵去，但她絕不阻止小孩子們玩在一起。
女貞樹結灰藍帶紫的女貞子，是一味中藥。秋天女貞子成熟的時候4-1號院大大小小的孩子們蜂擁進4號院子采女貞子。他們把女貞子鋪在自己的小院空場上曬幹了賣給山西路廣場邊的中藥店，我父親見了就要用《紅燈記》裏李玉和的台詞發表他的感慨，說窮人的孩子早當家。
跟著采女貞子的孩子我學會了攀著樹爬牆頭。院牆的牆麵上有兩條用一個個凹陷進去的大方格子構成的花紋，上下各一條。踩進下麵一條的方格，攀上樹杈再把腳尖放在上麵一條的格子裏，人就安安穩穩地手扶牆頭站在牆上。
別的孩子忙著采女貞子，我在牆頭上看街對麵的5號院子，以後很多時候我一個人趴在牆頭上望著那個院子發呆。
5號的院子裏有一幢粉牆黛瓦的大房子。
小孩子喜歡一樣東西往往莫名其妙的，我就是喜歡那幢明朗雅素的兩層樓的洋房，說不清是因為它高低錯落的屋頂還是因為它象鳥兒翅膀一樣飛起的簷角，或者簷頭的雕花瓦當。
從牆頭上可以看清楚5號長長的院牆，青磚牆基，粉牆漏窗。5號院牆的牆頭覆著黛瓦兩坡的牆簷，不似我正趴著的，光禿禿隻是牆頭。它粉白的壁上寫著黑色的大字，打倒王平。打倒二字正寫，王字無所謂正反，平字倒書。字麵上的王平被打翻在地，平的一豎直指天空象孫悟空變土地廟時用尾巴變成的旗杆戳在那裏。
我會爬牆的時候字跡已經開始發舊，我楞楞地望著這個人的名字，不知道他是誰。很多年我都不知道他何許人也，當下有關5號的資料裏也不見提及這個人。5號是個民國時期的院宅，定格在1949年裏，現在它隻是部隊用房。從1949年起它便一向是沒有個性特征的部隊用房，附近居民隻知道裏麵住著人民子弟兵，是革命告訴我裏麵曾經住過一個叫王平的人，上將。
哥哥進了小學我單在家裏，白天我獨自一人趴在牆頭上望呆。牆外的馬路人行道寬敞，車行道狹窄，不通公共汽車，過了上下班時間幾乎沒有行人。有人拉板車送貨，是出苦力的活，低頭拉著車雙把在馬路邊一步一步地走。騎自行車的人攆上來，在板車後麵按響幾聲車鈴帶來點動靜。騎車的人繞過板車，鈴聲遠了車也就遠了，路上一點聲音都沒有。
街對麵的院子從我們搬來的第一天起就大鐵門緊閉不見動靜。門偶爾被打開，我從牆頭上看見它水泥墁地的前庭，邊緣有點弧形的，可以讓小汽車滑過停在樓前，讓主人在車前寒暄，但是院子裏分明沒有人住。院裏有條鵝卵石鋪的小道，緞帶似的彎曲交匯過前庭飄向後院。不太記得清楚了，隻記得那些鵝卵石是彩色的，拚了圖案。大門關上以後就把誘惑關進去了，我還得去爬牆。
我站在牆上看哥哥背著書包走遠，他背書包回家。有兩三次他上學沒有背書包，他把書包藏在盛水果的貓氣煞竹籃裏。他照常沿著上學的路朝前走，帶著小跑，去找一起逃學的同班。
他不能帶上我的，我跟在後麵他會揮著手攆我回家。我隻好爬上牆頭看他消失在街角，看總陪著我的大房子，看它長長的院牆。
院牆上有幾扇漏窗，其實是邊房臨街的窗戶。回紋樣式的欞格窗內另有一層鋼窗配磨花玻璃，漏窗的風格但是根本不漏景。邊房側麵朝街，一對單簷翹角探出如翬斯飛，屋頂三角形的側麵上有個四瓣花窗。應該也是從前的門房，卻更象莫愁湖園裏古意盎然的軒，也有點象個亭榭，不在水邊在街邊。
後來我也上學了，不再成天爬牆，可我還是愛對麵的院子。
我在天黑以後去爬牆頭，看月色裏它飛簷挑起的屋頂，陰影和明亮。房子很久沒有人住，瓦壟間生出許多瓦鬆。根本不懂蒼涼也不知孤獨的年紀，隻是心裏寂寂的，忽然覺得好沒意思，趕緊滑下牆去。
等我感興趣為何它是附近唯一的一幢中式洋房的時候我得到一個簡單表麵的解釋。“蓋給洋人住的。”“從前誰住在裏麵呢？”“好像是司徒雷登。”
在廣播裏，在電影裏，我一次又一次聽到播音員鏗鏘的聲音，別了，司徒雷登！在學毛選的小組裏我聽同學模仿著鏗鏘有力地念，別了，司徒雷登！我恍惚覺得那‘別了’不是向司徒雷登告別，是對5號院裏的大房子說的。
我們搬離了4號，但是仍經常路過。下雪的天5號院子的牆頭積了薄雪，白雪黑瓦，冬枝凋零。心裏有個聲音在念，別了，司徒雷登！
在離開中國之前的好些年頭我定期地路過那裏，因為要去它幾個院門之隔的煤氣站換煤氣包。人行道上楊槐樹的新芽綻開，枝椏上點點滴滴染了青蘋果綠。樹下院牆上的漏窗欞格看著很舊, 騎在自行車上我會在心裏和它打個招呼，別了，司徒雷登！
出國後十二年我才第一次回鄉。5號院牆上的漏窗更舊了，房子和院牆都被刷成淡黃色，已經不再是我記憶裏的黛瓦粉牆。它換過鐵門，門頂上豎著倒刺。有一段院牆似乎改過，牆頭上插著不規則的玻璃碎片，附近一帶用這種方法處理院牆的部隊用房我曾見過不止一家。我有點不習慣。
飯局之間的空隙裏我無意中在晚報上看到一篇民國建築的文章報道，發現它竟不是司徒雷登的官邸。一時間我有點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安放腦子裏那句詩朗誦般的‘別了，司徒雷登！’
不過差別並不太遠，5號是美國特使馬歇爾的官邸，他的一個晤談調停的場所，他在那裏會見過周恩來。我竟一直犯著一個錯誤，一個不失美麗的錯誤。原本就是一個錯誤讓我與這個院宅相遇的，一個災難性的錯誤。
我終明白上天的愛憐，在我那麽小的時候，在那樣的日子裏，把我帶到童寯1935年的作品麵前，贈我一段留念。
很少有人還記得童寯，八十年代以後很少有人知道童寯，就像很少有人知道呂彥直。人們對梁思成耳熟能詳，梁是一位傑出的建築史學者，還和一段風花雪月的故事有關聯。童寯是更純粹的建築師，這一點比較一下童和梁的建築作品表就不難得出結論。隻知道梁思成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哀。
1935年裏童寯有兩件作品，上海的浙江興業銀行總行大樓和南京的金城銀行別墅。在民國首都的新區裏興建公館別墅有個嚴格的規定，私宅每戶麵積至多一畝。金城銀行別墅不屬私宅，占地四畝。它不是為洋人蓋的，金城銀行是創辦於天津的私人銀行，當時中國的四大行之一。這位和梁思成先後同窗的海歸設計師決定建造一座中國古典風格的別墅，於是我在童年裏見到一座有歇山式屋頂的大房子，屋頂上鋪著中國人自己的黛色筒瓦帶雕花瓦當。
它是一幢仿古的別墅，但又不完全仿古。它隻有一幢樓，不是一個單一的四角大屋頂，它有一組屋頂，許多個輕快飛翔的簷角。幾處屋脊側麵三角形，幾處側脊又是倒鍾形，屋脊的曲線向下流動，簷角的弧線朝上揚起。深啡色替換了中國元素裏的朱紅，連暗紅也沒有用，它的黛瓦粉牆尤為淨素。組合的屋頂之下樓有若幹個前後進退的立麵，窗戶幾乎一律采用規矩的西式鋼窗和窗台，還安了個bay window。間或某一個狹窄的側麵上開出一扇中式的八角形小窗，分明借了園牆洞窗的意思。它雖然華夏風格卻讓人強烈地感受到它是幢洋房，象一幢西方建築師依靠探究畫卷裏的中國庭院建造出來的想象中的房子，內裏完全是西式建築理念的。
1935年35歲的童寯相信簡單將中式大屋頂架在現代建築上隻說明建築師不知中式建築的精髓所在。他是滿族人，他認為那種架上去的大屋頂象辮子一樣累贅多餘。借著金城銀行給他的機會他用這幢別墅就究竟何為中式建築的文藝複興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童年時我可不會管童寯的作品是什麽式樣，我隻知道它是幢美麗迷人的大房子。它象一件我心愛的玩具，我得一次次地爬上牆頭去看它，和它守在一起。
在5號完整的民國故事裏它是何人的官邸無足輕重而更有墨色凝重的另一個章節。南京大屠殺期間這裏是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總部。拉貝在他的日記裏說，“富人們逃走了，窮人們不得不留下來，他們沒有錢逃走。”仿佛《辛德勒名單》裏的情節在遠東重現，1937年底一個德國納粹黨員為普通百姓打開5號院子的大門，很多人在這裏躲過了劫難。
我從一張老照片裏第一次看見5號的後院，房子比我童年時從前院看到的寬太多了，估計正對院門的是樓的側麵。拉貝稱這幢樓為‘我們的宮殿’，它的確有種宮殿的氣勢，大草坪上坐著難民。
市政府建立了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有人問為何5號仍然是公房名義下的私人用宅，建議將它開辟成一個紀念館，畢竟它見證了近代兩個曆史事件。但那是太細弱的問詢，不屑回應，也不期待有回聲的。迄今仍舊隻有那個外國人向市民打開過院門，唯有一次。
我出國以後第一次進中餐館是跟了親戚去的。專挑的一家賣福州菜的館子，為了吃一道油炸成透明的翡翠菠菜。進門處供著個瓷財神，門上倒貼著一個紅福字。當時在國內這個風俗至少還沒有流傳到江浙一帶，我好奇地瞧著那個福字，親戚解釋說倒著貼玩個諧音，福到了，生意人發財最要緊。
晚飯間我不時地遠遠望一眼倒著的福，它讓我記起童年裏見過的那個倒寫在院牆上的平字。一個求財，另一個革命。
故鄉離得很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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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輛板車將我們劫後的一點東西悄無聲息地搬進了雜院，簡陋到看不出來我們是被革命的。我的母親當時是個三十幾歲的少婦，她的年紀向鄰居們表明我們一家人沒有曆史問題。
院子中間有一幢兩層的西式小樓，加上門房汽車房和後院的兩間下房，按戶口本計住了八家人。我家的保姆竺阿姨成份最好，她的臨時戶口掛在我家的戶口上，有一份計劃供應的糧食，她不算一戶。院中套著的小院裏有三家人，都是房管所的職工，他們從前的家在農村，進城以後男人工作女人在家燒飯帶孩子。他們生很多小孩。
我家住在樓上，母親吩咐竺阿姨不要讓我們下樓和野小孩玩。4-1號的媽媽們也不許她們的小孩進大院。郵遞員把4-1號念作四號之一，住四號之一的人和四號院子裏的住戶撇得很清。竺阿姨頗不以為然，她不讓我們到院子外麵去，但她絕不阻止小孩子們玩在一起。
女貞樹結灰藍帶紫的女貞子，是一味中藥。秋天女貞子成熟的時候4-1號院大大小小的孩子們蜂擁進4號院子采女貞子。他們把女貞子鋪在自己的小院空場上曬幹了賣給山西路廣場邊的中藥店，我父親見了就要用《紅燈記》裏李玉和的台詞發表他的感慨，說窮人的孩子早當家。
跟著采女貞子的孩子我學會了攀著樹爬牆頭。院牆的牆麵上有兩條用一個個凹陷進去的大方格子構成的花紋，上下各一條。踩進下麵一條的方格，攀上樹杈再把腳尖放在上麵一條的格子裏，人就安安穩穩地手扶牆頭站在牆上。
別的孩子忙著采女貞子，我在牆頭上看街對麵的5號院子，以後很多時候我一個人趴在牆頭上望著那個院子發呆。
5號的院子裏有一幢粉牆黛瓦的大房子。
小孩子喜歡一樣東西往往莫名其妙的，我就是喜歡那幢明朗雅素的兩層樓的洋房，說不清是因為它高低錯落的屋頂還是因為它象鳥兒翅膀一樣飛起的簷角，或者簷頭的雕花瓦當。
從牆頭上可以看清楚5號長長的院牆，青磚牆基，粉牆漏窗。5號院牆的牆頭覆著黛瓦兩坡的牆簷，不似我正趴著的，光禿禿隻是牆頭。它粉白的壁上寫著黑色的大字，打倒王平。打倒二字正寫，王字無所謂正反，平字倒書。字麵上的王平被打翻在地，平的一豎直指天空象孫悟空變土地廟時用尾巴變成的旗杆戳在那裏。
我會爬牆的時候字跡已經開始發舊，我楞楞地望著這個人的名字，不知道他是誰。很多年我都不知道他何許人也，當下有關5號的資料裏也不見提及這個人。5號是個民國時期的院宅，定格在1949年裏，現在它隻是部隊用房。從1949年起它便一向是沒有個性特征的部隊用房，附近居民隻知道裏麵住著人民子弟兵，是革命告訴我裏麵曾經住過一個叫王平的人，上將。
哥哥進了小學我單在家裏，白天我獨自一人趴在牆頭上望呆。牆外的馬路人行道寬敞，車行道狹窄，不通公共汽車，過了上下班時間幾乎沒有行人。有人拉板車送貨，是出苦力的活，低頭拉著車雙把在馬路邊一步一步地走。騎自行車的人攆上來，在板車後麵按響幾聲車鈴帶來點動靜。騎車的人繞過板車，鈴聲遠了車也就遠了，路上一點聲音都沒有。
街對麵的院子從我們搬來的第一天起就大鐵門緊閉不見動靜。門偶爾被打開，我從牆頭上看見它水泥墁地的前庭，邊緣有點弧形的，可以讓小汽車滑過停在樓前，讓主人在車前寒暄，但是院子裏分明沒有人住。院裏有條鵝卵石鋪的小道，緞帶似的彎曲交匯過前庭飄向後院。不太記得清楚了，隻記得那些鵝卵石是彩色的，拚了圖案。大門關上以後就把誘惑關進去了，我還得去爬牆。
我站在牆上看哥哥背著書包走遠，他背書包回家。有兩三次他上學沒有背書包，他把書包藏在盛水果的貓氣煞竹籃裏。他照常沿著上學的路朝前走，帶著小跑，去找一起逃學的同班。
他不能帶上我的，我跟在後麵他會揮著手攆我回家。我隻好爬上牆頭看他消失在街角，看總陪著我的大房子，看它長長的院牆。
院牆上有幾扇漏窗，其實是邊房臨街的窗戶。回紋樣式的欞格窗內另有一層鋼窗配磨花玻璃，漏窗的風格但是根本不漏景。邊房側麵朝街，一對單簷翹角探出如翬斯飛，屋頂三角形的側麵上有個四瓣花窗。應該也是從前的門房，卻更象莫愁湖園裏古意盎然的軒，也有點象個亭榭，不在水邊在街邊。
後來我也上學了，不再成天爬牆，可我還是愛對麵的院子。
我在天黑以後去爬牆頭，看月色裏它飛簷挑起的屋頂，陰影和明亮。房子很久沒有人住，瓦壟間生出許多瓦鬆。根本不懂蒼涼也不知孤獨的年紀，隻是心裏寂寂的，忽然覺得好沒意思，趕緊滑下牆去。
等我感興趣為何它是附近唯一的一幢中式洋房的時候我得到一個簡單表麵的解釋。“蓋給洋人住的。”“從前誰住在裏麵呢？”“好像是司徒雷登。”
在廣播裏，在電影裏，我一次又一次聽到播音員鏗鏘的聲音，別了，司徒雷登！在學毛選的小組裏我聽同學模仿著鏗鏘有力地念，別了，司徒雷登！我恍惚覺得那‘別了’不是向司徒雷登告別，是對5號院裏的大房子說的。
我們搬離了4號，但是仍經常路過。下雪的天5號院子的牆頭積了薄雪，白雪黑瓦，冬枝凋零。心裏有個聲音在念，別了，司徒雷登！
在離開中國之前的好些年頭我定期地路過那裏，因為要去它幾個院門之隔的煤氣站換煤氣包。人行道上楊槐樹的新芽綻開，枝椏上點點滴滴染了青蘋果綠。樹下院牆上的漏窗欞格看著很舊, 騎在自行車上我會在心裏和它打個招呼，別了，司徒雷登！
出國後十二年我才第一次回鄉。5號院牆上的漏窗更舊了，房子和院牆都被刷成淡黃色，已經不再是我記憶裏的黛瓦粉牆。它換過鐵門，門頂上豎著倒刺。有一段院牆似乎改過，牆頭上插著不規則的玻璃碎片，附近一帶用這種方法處理院牆的部隊用房我曾見過不止一家。我有點不習慣。
飯局之間的空隙裏我無意中在晚報上看到一篇民國建築的文章報道，發現它竟不是司徒雷登的官邸。一時間我有點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安放腦子裏那句詩朗誦般的‘別了，司徒雷登！’
不過差別並不太遠，5號是美國特使馬歇爾的官邸，他的一個晤談調停的場所，他在那裏會見過周恩來。我竟一直犯著一個錯誤，一個不失美麗的錯誤。原本就是一個錯誤讓我與這個院宅相遇的，一個災難性的錯誤。
我終明白上天的愛憐，在我那麽小的時候，在那樣的日子裏，把我帶到童寯1935年的作品麵前，贈我一段留念。
很少有人還記得童寯，八十年代以後很少有人知道童寯，就像很少有人知道呂彥直。人們對梁思成耳熟能詳，梁是一位傑出的建築史學者，還和一段風花雪月的故事有關聯。童寯是更純粹的建築師，這一點比較一下童和梁的建築作品表就不難得出結論。隻知道梁思成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哀。
1935年裏童寯有兩件作品，上海的浙江興業銀行總行大樓和南京的金城銀行別墅。在民國首都的新區裏興建公館別墅有個嚴格的規定，私宅每戶麵積至多一畝。金城銀行別墅不屬私宅，占地四畝。它不是為洋人蓋的，金城銀行是創辦於天津的私人銀行，當時中國的四大行之一。這位和梁思成先後同窗的海歸設計師決定建造一座中國古典風格的別墅，於是我在童年裏見到一座有歇山式屋頂的大房子，屋頂上鋪著中國人自己的黛色筒瓦帶雕花瓦當。
它是一幢仿古的別墅，但又不完全仿古。它隻有一幢樓，不是一個單一的四角大屋頂，它有一組屋頂，許多個輕快飛翔的簷角。幾處屋脊側麵三角形，幾處側脊又是倒鍾形，屋脊的曲線向下流動，簷角的弧線朝上揚起。深啡色替換了中國元素裏的朱紅，連暗紅也沒有用，它的黛瓦粉牆尤為淨素。組合的屋頂之下樓有若幹個前後進退的立麵，窗戶幾乎一律采用規矩的西式鋼窗和窗台，還安了個bay window。間或某一個狹窄的側麵上開出一扇中式的八角形小窗，分明借了園牆洞窗的意思。它雖然華夏風格卻讓人強烈地感受到它是幢洋房，象一幢西方建築師依靠探究畫卷裏的中國庭院建造出來的想象中的房子，內裏完全是西式建築理念的。
1935年35歲的童寯相信簡單將中式大屋頂架在現代建築上隻說明建築師不知中式建築的精髓所在。他是滿族人，他認為那種架上去的大屋頂象辮子一樣累贅多餘。借著金城銀行給他的機會他用這幢別墅就究竟何為中式建築的文藝複興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童年時我可不會管童寯的作品是什麽式樣，我隻知道它是幢美麗迷人的大房子。它象一件我心愛的玩具，我得一次次地爬上牆頭去看它，和它守在一起。
在5號完整的民國故事裏它是何人的官邸無足輕重而更有墨色凝重的另一個章節。南京大屠殺期間這裏是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總部。拉貝在他的日記裏說，“富人們逃走了，窮人們不得不留下來，他們沒有錢逃走。”仿佛《辛德勒名單》裏的情節在遠東重現，1937年底一個德國納粹黨員為普通百姓打開5號院子的大門，很多人在這裏躲過了劫難。
我從一張老照片裏第一次看見5號的後院，房子比我童年時從前院看到的寬太多了，估計正對院門的是樓的側麵。拉貝稱這幢樓為‘我們的宮殿’，它的確有種宮殿的氣勢，大草坪上坐著難民。
市政府建立了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有人問為何5號仍然是公房名義下的私人用宅，建議將它開辟成一個紀念館，畢竟它見證了近代兩個曆史事件。但那是太細弱的問詢，不屑回應，也不期待有回聲的。迄今仍舊隻有那個外國人向市民打開過院門，唯有一次。
我出國以後第一次進中餐館是跟了親戚去的。專挑的一家賣福州菜的館子，為了吃一道油炸成透明的翡翠菠菜。進門處供著個瓷財神，門上倒貼著一個紅福字。當時在國內這個風俗至少還沒有流傳到江浙一帶，我好奇地瞧著那個福字，親戚解釋說倒著貼玩個諧音，福到了，生意人發財最要緊。
晚飯間我不時地遠遠望一眼倒著的福，它讓我記起童年裏見過的那個倒寫在院牆上的平字。一個求財，另一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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