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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收養華裔少女的愛與痛
被收養華裔少女的愛與痛
讀讀小說MONA SIMPSON2014年07月31日
Leif Parsons
凱瑟琳·馬(Kathryn Ma)令人難忘的第一部小說《她離開我們的那一年》(The Year She Left Us)以一位迷途少女為中心。18歲的阿麗(Ari)在中國待了一個夏天後回到家。她在中國為一個公司工作，該公司組織收養中國女孩的美國家庭進行“尋根之旅”。他們參觀孤兒院，有時是參觀棄嬰首次被發現的地方：公安局、商場或路邊的垃圾堆。對這些孤兒來說，他們的“發現日”可能最接近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很尋常的東西——生日。
阿麗也是這樣一個女孩。她被遺棄在昆明的一個商場，後來被一個叫查理(Charlie)的華裔美國律師收養。查理是個單身女人，她的姊妹和媽媽也在阿麗的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人們經常對阿麗說她是幸運的——“幸運的女孩”是這本書的頭兩個單詞——但是她不覺得自己幸運，盡管外祖母總是提醒別人“沒人必須知道”她是收養來的，她和養母“膚色一模一樣”。“你有個華裔家庭，應該輕鬆得多，”阿麗經常聽到這句話。“應該輕鬆一些，但是實際上沒有，”她想，“我覺得愚蠢，孤獨，有缺陷。”
但是她生活在一個人口密集、社會聯係密切的環境中。阿麗的全名是阿麗亞德妮·貝蒂娜·雲麗·羅斯·孔(Ariadne Bettina Yun-li Rose Kong)。她在舊金山灣區長大，是“怪胎”(Whackadoodles)團體的成員之一，怪胎是“西方家庭收養的中國女孩的一個團體，每月一次在遊樂場或公園裏聚會，這樣養父母是白人的女孩能看到跟她們相似的人。”她們去舊金山的唐人街實地考察，“在春節、元宵節、清明節和中秋節去看舞獅，吃特別的糕點，買柳條、連翹枝或木瓜枝”。查理“在帕洛斯弗迪斯長大時”，她的華裔美國家庭“從未慶祝過”這些節日。
這個團體有自己的習語，讀《她離開我們的那一年》的樂趣之一就是這些怪胎們豐富的表達方式，比如“醒悟的那天”或“永遠的家庭”。但是也有禁忌語。當阿麗嚐試談論她的父母如何拋棄(abandoned)了她時，“那個A打頭的單詞在我的嘴裏感覺危險而刺激”。
在小說史上，棄兒是常見的人物，在狄更斯(Dicken)和勃朗特(Brontë)三姐妹的小說中尤為突出，但是凱瑟琳·馬給我們講述了一個驚人的21世紀的故事。1992年，中國政府立法允許外國人收養中國兒童。從那以後，美國人帶回了80000多名中國兒童，其中大多是女孩，這是因為中國臭名昭著的獨生子女政策以及重男輕女的文化偏見。
凱瑟琳·馬筆下的“怪胎”們大多都健康成長。“一個普通話老師每周來教我們一點兒詞匯，有時教我們一首歌，”阿麗說。一小部分人接受課外沉浸式教育。被猶太家庭收養的幾個女孩舉行了成年禮。我們見到她們時，其中很多“怪胎”即將上大學，包括阿麗，她被布林莫爾學院錄取，這所大學是她外祖母深愛的母校。
凱瑟琳·馬。
Andria Lo
但是我們的女主人公仍為自己的出身感到痛苦。她“永遠的家”由三個聰明的單身女人組成，雖然不夠正統，但是充滿關愛：她媽媽是個公辯律師，閱讀了所有關於收養的書；姨媽雷(Les)是個雄心勃勃的法官。兩個人都有著男人的昵稱，都沒結過婚。阿麗的外祖母是個有趣的人——對兩個政治正確的女兒來說也是她們的累贅：“外祖母仔細審視阿麗，大聲詢問她是不是散布在昆明周圍貧困農村的少數民族。後來她確信阿麗不是少數民族，是漢人。當然她們永遠也不可能確定這一點，但是阿麗有著典型的漢人長相。精致的臉，平滑的眉毛。脖子的比例也合適。”
和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以及更近一些的齊瑪曼達·恩格濟·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一樣，馬不怕對自己的文化進行概括，探索它的勢利和社會習俗。“我們不是唐人街的那種中國人，”阿麗的外祖母宣稱，“我們說的是普通話，不是粵語。住在唐人街的那些人大多來自中國的一個地區。雖然不是他們的錯……但是他們的祖先沒受過教育，說的是另一種語言。”馬還歡快地以揭露出我們很多人在種族上多麽無知。“她長得跟你一模一樣，”人們經常對查理說。馬冷冰冰地指出：“中國人從不這麽說。”
馬在加州從事法律工作，她對舊金山種族政治的描述是可信的。不久之前，這座城市裏的“亞裔律師加起來隻能湊夠五六桌”。現在唐人街裏有權勢的人能阻止或顛覆一位法官的晉升，當地亞裔律師協會的年度午餐會能占滿整個宴會廳。馬的諷刺才能在似乎隨口說出的尖刻話語中得以閃現：“他的妻子醜得驚人，對這個男人來說這是好事”，或“她故意忽視一個絕好的社交怠慢”。
外祖母討厭女兒們的混合動力汽車，說它們“缺乏突然加速的能力，幾乎毫無格調”，抱怨說這種氣質可能延伸到女兒們身上。書中最生動的人物無疑是外祖母和苦惱的阿麗。她們熠熠閃光，令人難忘。對任何父母來說，阿麗都是個棘手的青少年。她曾是個“像茶杯一樣輕的”嬰兒，“有著漫畫般的誇張笑容”，到18歲時，她喝酒，抽煙，到處廝混，身上有紋身，眉毛上穿了一個“金屬環”。而且情況變得更糟。在中國那段時間她開始自毀。“我沒酗酒鬧事，也沒有發狂，”她在把自己和其他女孩進行比較時說，“但我是唯一用過屠刀的人。”
阿麗的自毀不像她最初假裝的那樣是自發的；她承認自己在模仿一個切掉一根手指的藝術家。回到家後，她不去布林莫爾學院上課，開始和一個厭惡她的較年長的老板睡覺，從媽媽的公寓搬出去，去阿拉斯加尋找一個男人——她曾在一張照片上看到這個男人抱著嬰兒時期的她。
有人可能會問，在馬的世界裏，男人都去哪兒了。外祖母結過兩次婚，但是他們都去世了。阿麗的姨媽雷和一個已婚男人有長期婚外情——“分過兩次手，但是因為突然屈服又繼續了下去”。查理談過一次戀愛，曾期望與這個男人共度一生，但是他後來漸漸疏遠，然後去世了。書中有個可愛的情節突變——讓人想起了愛麗絲·門羅(Alice Munro)的小說——阿麗的曆險揭開了查理被拋棄的謎團。
馬描述了收養中國兒童的黑暗麵，她的社會批評不像狄更斯的那麽充滿活力和感情，更像德萊塞(Dreiser)無情的現實主義。阿麗經常聽到內心折磨人的低語：我的父母是誰？他們有沒有想過我？這本書的一個令人震驚的成就是作者豐富的色調：在這個被仔細審視的社交圈中，我們看著阿麗慢慢陷入危險的不安之中。阿麗比其他“怪胎”們更痛苦的原因尚不明確，但是馬顯然不認為收養同一種族的嬰兒能增加幸福的可能。急切的尋找可能一無所獲。“你找不到答案的，”阿麗的外祖母警告說，“沒人會告訴她。”馬是在暗示，我們中的一些人可能永遠也找不到我們尋找的東西，不得不接受不合適的現實生活。
很久以前，第一次去中國時，阿麗已經意識到她的媽媽也在尋找某種東西。“我知道她在問什麽：我是個好媽媽嗎？你因為是我收養你而高興嗎？”
阿麗在那個地獄般的空檔年進行史詩般的旅行之後，才找到了那個重要問題的答案，而她的答案也是模糊的。
“我本可以告訴她我想念她，因為這是事實，有時我的確想念她。”
《她離開我們的那一年》
凱瑟琳·馬著
326頁。哈珀出版社。25.99美元。
Mona Simpson是六本小說的作者，其中包括《離開凱克路》、《我的好萊塢》和《記錄簿》。
本文最初發表於2014年7月13日。
翻譯：王相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