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岩鬆：讓中國城市尋回“山水”精神
紐約時報中文網編輯 吳燕
建築設計師馬岩鬆提“山水”並不是想複古，而是力圖超越技術層麵的各種概念，去追求人和自然之間精神性的東西。
“ 一個沒有思想的建築師讓開發商難受，一個有理想的建築師讓開發商更難受。” 談及與建築事務所MAD創始人馬岩鬆的合作，開發商駿豪地產集團董事總裁張輝接受媒體采訪時這樣說。
雙方合作的大型綜合項目“中央公園廣場”今年4月剛剛破土動工，選址北京市朝陽公園南岸的黃金地段，計劃於2016年落成。該項目是“有理想”的馬岩鬆對其正在堅持探索的“山水城市”理念的一次重要實踐。在MAD的主頁上，對此項目有如下描述：“通過人工與自然景致的和諧營造，探索現代都市的人居理想。”
在其設計示意圖上，能看到一片形似山峰、高低錯落的建築群，造型迥異於棱角方正的傳統高層建築，在北京東部高樓林立的天際線上，顯得格外與眾不同。
馬岩鬆
今年39歲的馬岩鬆，已是國際上知名度最高的中國建築師之一，也是各類國際項目、論壇展覽和學術交流的常客。他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獲建築學碩士及 Samuel J. Fogelson 優秀設計畢業生獎，畢業後曾在紮哈·哈迪德建築事務所和紐約埃森曼建築事務所工作，2004年回到中國創建了自己的北京MAD建築事務所。
2006年，馬岩鬆參與加拿大多倫多ABSOLUTE超高層國際競賽，拿出一個完全隱匿了剛硬筆直的線條、在不同高度進行不同角度旋轉的設計方案，意在使不同高度的樓層對應的景觀各異，強調陽光和風對人們生活的影響，表達出都市人對自然的憧憬，一舉中標。這次成功，使他成為首位在國際上贏得重大標誌性建築設計權的中國建築師，從此蜚聲國際。這棟大廈因線條柔美，後來被人命名為“夢露大廈”，相繼包攬了“2012年度全球最佳摩天樓”（全球房地產調查機構安波利斯[EMPORIS]評）、美洲地區高層建築最高獎（世界高層建築與人居環境委員會[CTBUH]評）等一係列國際獎項。
此後，這位既擁有國際學術背景、又從小在胡同裏長大的“老北京”，思考的問題就日趨“東方”。傳統北京所蘊含的“山水城市”氣質，影響著他對建築和城市的思考；而北京及其它中國城市如今麵臨的規劃困境，也令他反思在現代城市中，應如何再現那種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人居精神。
2006年，在以“超越城市”為主題的威尼斯雙年展國際建築展上，馬岩鬆率MAD推出新奇大膽的城市概念作品“北京的2050”，包括“未來胡同”、“CBD上空的浮遊之島”及“天安門人民公園”三個作品。天安門這處承載著極高政治和曆史意義的地點，在馬岩鬆手中變身為一處開放的大型休閑場所：廣場上遍植樹木，成為北京的“大綠肺”，遊人隨意穿行其間，國家大劇院則掩映在一片風景當中……而“未來胡同”的設想，更是在三年後真正得到了實現。那些擁有光滑金屬曲麵、被稱為“胡同泡泡”的小型建築元素，如水珠般散落北京老城各處，用來滿足生活需求、改善鄰裏關係。第一處這樣的實體建築出現在東城區北兵馬司胡同32號的小院裏，是一處衛生間及通向屋頂平台的樓梯。
2013年，馬岩鬆總結從業十年來在設計思想上的重要轉折，出版了名為《山水城市》的圖書；同時開始在各種場合談論這一理念，反思經濟發展推動的大規模城市開發對城市格局、生活空間及其中的社會關係所造成的負麵影響，並且開始在參展作品和諸多實際項目裏，集中探索其中的各種可能。
今年5月19日，在藏身胡同內的MAD建築設計事務所，馬岩鬆接受了紐約時報中文網的專訪，談及他正身體力行的“山水城市”理念；談及身為一名建築師，自己對解決中國城市問題的使命感，以及他希望在中國建築設計界喚起更多理想主義探索的願望。采訪內容經編輯、刪節，並由馬岩鬆本人確認。
位於朝陽公園以南的“中央公園廣場”項目已經破土動工，其設計體現出馬岩鬆的“山水城市”理念。
建築與城市
紐約時報中文網：之前你的成名作和代表建築，讓人感覺比較西方、比較有現代感。這次中央公園廣場的設計跟以前有什麽不一樣？
馬岩鬆：我從沒覺得我做的是西式的。西方人以為我是東方的，東方人覺得我是西方的。我早期的建築作品其實都跟自然有關係，我覺得法定自然，把人跟自然的關係放到城市的大建築裏麵，是我們這幾年一直在做的，在這個項目之前已經有一些作品。我們稱之為“山水城市”，它不是一個說法，也不是一個概念；它是一個我們已經開始研究了幾年的方向，一個綱領性的思想。這跟早期作品裏我們對自然的關注是有關係的。自然慢慢演化成“山水”，是我這幾年的一個想法。其實我們設計的建築無論具體形態，都對環境跟自然有很多關注。比如早期做的“夢露大廈”、鄂爾多斯博物館、北海市的“假山”住宅、“2050城市森林”……其實我們對自然的興趣是有很長時間的，“山水” 隻不過是對自然的延伸。有一種精神性的東西在裏麵，我覺得這個是中國城市目前所缺少的。
其實所謂的“山水城市”，是從環境給人的感受出發的。我們最早建立一個城市的夢想是什麽？我們想象一個提供美好生活的城市是什麽樣的？我覺得應該是一個很美好的，讓你有社區感的，有很多綠化的，即我所說的“山水城市”。傳統城市很多都是這樣的，老北京就很美。杭州啊，南京啊，都是這樣的。包括它造城的位置、跟環境一開始的關係，都是要考慮的。
紐約時報中文網：是從哪個作品開始明確了這個“山水”理念？
馬岩鬆：可以說是從（中央公園廣場）這個項目吧。這個項目之前的，在（廣西）北海弄了一個“假山”，就是在海邊像山一樣的住宅，那是一個高密度的大樓房。當時就有一點把建築當做自然景觀去設計的理念。在那個項目之後，就到了朝陽公園這個項目。一個是建築跟它本身所處的環境有關係，就是這個朝陽公園的自然環境，還有一個是建築內部能形成一個很自然的空間，它不隻是建築體，而是形成了一個建築空間，這個是很有自然感的一個城市空間。
紐約時報中文網：在像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裏，在可開發的地塊和空間都非常有限的情況下，你說的這種把建築當做景觀的設計如何實現？
馬岩鬆：我覺得它是一個思想。強調景觀、環境、空間，並不就隻能是低密度的。在傳統的低密度建築中，已經實現了人和環境的和諧，比如老北京的密度很低，它就是個山水城市；而我們現在所談的都是在高密度前提下的。但是不同的密度——極高密度、高密度、中密度，都可以把環境思想放進去。
密度有時隻是一個感覺。比如說在一片大草地上蓋一棟300米高的樓，較之於一片街道很窄、房子很密的上海老城區，最後算下來，兩個密度數據可能差不多，但人的居住感受會不同。其實我們的項目密度都很高，你看著好像密度低，那是因為我們設計得好。像我剛才說的那個北海的項目，如果不做成山型建築的話，那就相當於12棟100米的高層大樓。
紐約時報中文網：近幾年，包括王澍和許多日本建築設計師相繼獲得普利茲克獎(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這是否代表國際上對東方人文氣質的承認或欣賞？你的山水理念是否也受到這個啟發？
馬岩鬆：普利茲克獎是有很明顯的偏好的，這也是普利茲克家族這幾年對東方文化的眷戀。不過這隻是一個獎，不能代表全部。有很多重要的建築師都沒拿這個獎。
紐約時報中文網：你本人想得這個獎嗎？
馬岩鬆：這跟我沒關係，這是他們的事兒。做建築師也不是為了得獎，還有很多很多事兒要做。其實在中國做建築，是要麵對和解決很多現實危機的，而這個獎根本就不涉及這些危機。比如說城市問題。連出租車司機都知道，我們的城市很糟糕。
紐約時報中文網：那麽你比較想解決哪些問題？
馬岩鬆：中國城市有很多不同的問題，建築師應該麵對這些。
我覺得，中國城市最大的危機就在於，現在它是以北美一百年前的城市發展思路去做的。現在我們城市化也有五十年了，經過了這麽長時間，有這麽多建設的機會，一個形成新的城市文明的機會擺在眼前，中國的城市卻沒有研究、沒有任何新的思想產生。即使建出了曼哈頓、芝加哥，也是一個遺憾。這就是最大的危機。
現在西方在反思城市發展，提出了“環保”、“綠色”、“節能”、“生態”這些概念；但這些還是技術層麵的。就是說，你可以看到紐約新蓋了一個摩天樓，說符合白金LEED標準（Leadership in Energy & Environmental Design，即領先能源與環境設計，是美國綠建築協會2000年設立的一個綠色建築評分認證體係，得分80以上為白金級——編注），很節能什麽的，但這個摩天樓還是個大玻璃幕牆的傳統摩天樓。我想在裏麵工作的人的感受，可能溫度是很棒；但是他沒覺得自己更接近自然了，覺得特別想在這樓裏待著。我想這是因為，這棟樓的設計思路還是從技術出發的，而不是說讓人和自然更親近。整個兒現代主義的思想，就都是在這個脈絡下發展的。
而中國為什麽現在提一些東方的傳統思想呢？因為它對人和自然關係的理解是有先進性的。所以我覺得它不是屬於過去的，而是對未來有很大指導和啟發性。我們提“山水”並不是想去複古，而是談未來城市，談怎麽能超越“自然”、“生態”、“綠色”這些概念，變成一個精神性的理念，讓人覺得美、覺得舒服。它甚至有一定的政治性和人文性，就是讓人覺得有尊嚴、平等，讓每個人都有他可以抒發情感或者獲得歸屬感的這麽一個城市。
城市不光是城市，還是關於人的。比如說，我們現在的社區感覺和人際關係，都是很封閉的。為什麽一個住宅區要跟另一個住宅區分開？為什麽要有豪宅區呢？這就是等級的分別，建築也有等級。現在人跟人是競爭關係，社會中沒有信任，體現在建築空間裏也就是分隔的，沒有以前社區的感覺，這都跟建築有關係。像以前人跟人之間的關係融洽，也跟例如胡同這種居住結構是相關的。
再細說，還有很多很實際的問題。所以中國城市的問題，並不是某一個前衛的建築理論、某一種建築形式，或是一兩個標誌性建築能解決的。但這是中國建築師所麵對的現實，應該被意識到。
就像日本“新陳代謝”派（Metabolism，在日本著名建築師丹下健三的影響下，以青年建築師大高正人、稹文彥、菊竹清訓、黑川紀章以及評論家川添登為核心，於1960年前後形成的建築創作組織。他們認為城市和建築不是靜止的，它像生物新陳代謝那樣是一個動態過程——編注）的誕生。那個時候，日本正在城市化的進程中，有很多機會。一幫年輕的建築師除了業務實踐，還進行理論研究，提出“新陳代謝”這個被認為是現代亞洲最重要的一個理論。也叫“空想派”，就是一些有理想的年輕人在研究自己城市的未來。現在中國也正處於這個時期，但中國沒有這樣思想性的東西。
紐約時報中文網：現在各地有很多“地標式建築”，雖然被老百姓嘲笑，但是地方政府還很熱衷興建。你覺得這是為什麽？
馬岩鬆：我們一方麵說，中國的城市是“千城一麵”，一方麵又去攻擊一些地標建築，所以有時候會搞不清你到底想要什麽。其實城市是需要靈魂的，這個大家都知道。如果每個城市都是千篇一律的，樓房都是大方塊，隻有功能性，肯定不行。但是，能代表一個城市靈魂的東西是什麽？它肯定是一個特別的、讓這個城市跟那個城市不一樣的東西。你需要一些有藝術感和吸引力的建築，能夠激活城市、能讓事件發生。
其實地方政府的出發點，是從城市營銷策略的角度看地標建築的。比如畢爾巴鄂找了 Frank Gehry 做了一個古根海姆博物館，然後這個城市就成功了。找一個誰誰誰照貓畫虎另做一個，就失敗了。但這絕對不能構成針對所有地標式建築一概的攻擊，因為其實大家攻擊的並不是地標本身，而是差的品味。品味好壞之間隻有微小的差別，這就是建築藝術。
在建築藝術上，官員、老百姓，其實都沒有發言權；這就是建築師應該做的。老百姓說這個大樓醜、醜、醜，其實你問這個人和那個人，他們意見也不一樣。所以還是應該把它交給一個有城市意識的好建築師去思考。
馬岩鬆在2006年威尼斯雙年展上發布的作品，設想天安門廣場在未來成為一片森林公園。
知識分子有什麽用？
紐約時報中文網：你曾經說過，不排斥出名。想借自己的影響力做什麽事情？有沒有具體的計劃？
馬岩鬆：我覺得在中國出多大名，都不能幫助你幹這麽大的事業——影響中國城市的規劃思路。靠名氣是完全沒用的，能做這樣決定的人不會聽你說話。比如錢學森，他已經那麽接近最高領導了，原子彈都造出來了，他也沒把“山水城市”實現。梁思成是中央領導人欽點的建築師，在清華做了那麽多年，老是跟領導人開會，最後也是。
在大環境下，有一種“知識分子沒有用”的感覺。所以我覺得，沒能提出有思想性的東西跟這也有關係，大家覺得提也白提。但是我覺得還是要做一些事情，雖然不能推動決策，但也許能影響年輕人，促進未來學術思想的發展。尤其是大學和年輕的建築師，像我剛才提到日本的這些人，還有以前歐洲也有這樣的思想。
但以學術活動為基礎的建築師團體，不能是以實用主義為出發點的，應該完全是理想主義的。關於理想的城市，如果現在我們不談的話，這個話題讓誰去說呢？老百姓隻能說，我的城市這不好、那不好，那你說什麽樣好？他們也說不出來。
紐約時報中文網：這種學術思想層麵的討論，會帶來什麽變化？
馬岩鬆：現在日本有這些影響了世界的重要建築師，是跟他們的前輩有很大關係的。如果沒有那些人，就不會有現在這些人。而且在實踐層麵，對現在的日本城市也有影響，那一代人後來變成實力派，也建了一些東西出來，但是建出來發現實際不好，說明當時的想法不是特別好。但是不好也是後來檢驗出來的，再去批判這個思想，然後又變成一個新的思想。這起碼比山寨別人的、瞎蓋好吧。
我覺得中國的獨立建築師有一種避世的感覺，沒有熱切地參與到城市的發展中。麵對最尖銳的矛盾，有可能失敗，這在中國是不允許的，好像一失敗就徹底完了。但我覺得，學術上應該有更多探索的人，如果沒有這批人，很多問題還是解決不了。
紐約時報中文網：你現在在中國已經看到這個苗頭嗎？
馬岩鬆：沒有。我覺得中國還是有一種實用主義的風氣在。知識分子應該是最有實驗精神和想象力的，現在好像都太實際了。
紐約時報中文網：那麽你認為，設計師和開發商之間、創意和資本之間關係應該是怎樣的？
馬岩鬆：首先，每個項目都有一個預算，如果你超過了，就意味著這個項目實現不了。而在它預算內，所有事情都應該是我（設計師）自己的選擇，包括風格。因為我認為，一個建築並不是屬於政府，也不是開發商的，它是屬於這個城市、這個時代的。建築師就是一位代理人。我要把這個建築放在曆史、環境裏去考慮，怎麽能對這個地兒好，這是我對建築師的理解，其他人不用有這個理解，開發商他也不是專業的，政府他也不用管這個。也許他能想好、也許想不好這個事兒。但是如果建築師不想，就沒有人想這個事兒了。如果開發商讓你做什麽你做什麽了，或者政府讓你做什麽你做什麽了，就等於就沒有人去考慮這個建築在時代、曆史中的位置，和它具體跟人、跟環境的關係了。做這個判斷，就靠建築師自己。有可能有一種情況是我判斷就是這樣的，他不接受，這是有可能的。
紐約時報中文網：你同國內外的開發商都合作過，覺得國內外的行業氛圍有什麽不一樣？
馬岩鬆：反正就我現在所見，我覺得國外的開發商其實更實際，比中國還中國，不敢創新。從市場對他們的壓力，還有政策對他們的壓力來看，都不是一個創新的環境。市場壓力一大，就使地產商變得很實際，很少把重要項目交到那些建築師手裏。現在很多外國的年輕建築師都很艱難。
而中國的空間很大。中國地產界現在有兩種人，一種是有人文思想的一批人，這裏麵包括政府的人，也有開發商。但這些人不是中國最成功的，在中國最成功、排名最靠前的開發商，還是走產業化路線的那一類。他們的市場做得特別好、有品牌、大批量生產，符合現代工業化潮流。中國的千城一麵，他們“功勞”很大，但我覺得這也是正常的。不過至少，還有一小批開發商在爭取，在人文或文化理想上有一些追求。這也是現在一些獨立建築師還能活著的原因。
紐約時報中文網：你在外國也會做“山水城市”的項目，來介紹這個理念嗎？
馬岩鬆：對，有可能。其實這不是一個品牌，也是一種思想。思想會表現出不同的形式。比如說我們現在在洛杉磯的比弗利山那個項目，它不是很高，就五層樓。我們做了很多花園，把尺度減小，有點兒小山坡，成為很適合人體尺度的住宅。我覺得通過對自然的運用和安排，也製造出了一種意境，這跟西方的生態建築還不太像。當然“山水”並不一定是同一種形式的，其實可以很多樣。剛才我說的西方城市的危機，我覺得也是在這兒：能不能把自然當成精神的一部分，而不隻是談生態、技術層麵的東西呢？這也是在人類回歸自然的大浪潮下的一種思路吧。
紐約時報中文網：如果北京下一步要往宜居方向發展，你有什麽建議？
馬岩鬆：我覺得就是做“山水城市”。我提這個，有很強的個人意願在裏麵。“山水城市”是一個普適的東西，應該說它是錢學森首先提出來的更合適，但是他沒能實現。我就是想用我的實踐證明，他的提法是可行的。但我還是希望有更多的建築師參與實踐，更多理論家參與研究，把他的想法給實現出來。
紐約時報中文網：除了做項目，還有沒有通過其它途徑實踐它？
馬岩鬆：我也在寫書、做演講，自己也做一些住宅方麵的研究，都是關於這方麵的。現在最要緊的工作，就是定義什麽是“山水城市”。我此前說的很多是比較感性的東西，還需要把它更具象化。如果讓搞城市規劃的人看的話，要讓他可以明白你的意思。
紐約時報中文網：不光是一個建築層麵的理念？
馬岩鬆：對，其實是從一個城市層麵的考慮。我更重視的是城市。剛才說了，我們生活的很多問題，都是城市規劃的問題。建築其實有一定的靈活性，你得給不同的人表現不同價值觀的機會，它們組成了一個城市。但是規劃上是得有統一思想的。
采訪、撰稿：吳燕
編輯：安思喬
設計、製作：John Lee
圖片提供：MAD建築事務所
© 2014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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