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芮成鋼到底涉及什麽問題,是否真的有問題,目前尚無定論,但作為一個名人,一向以高大上、精英著稱的他竟會如此“眾叛親離”,各種原因令人玩味。或許,在他的成功之路上,我們可以尋找到端倪。
芮成鋼被調查的消息傳出後,這位公眾人物再次陷入輿論風暴眼中,不論他是否涉及犯罪行為,從他的人生軌跡和一貫行事風格來說,還是頗能反映這個時代某些特質。芮成鋼獨特的成功之道,閃爍著基於中國傳統與當下的智慧光澤,以下關鍵詞或許可以總結一二。
朋友圈
中國人講人際關係,而近幾年隨著社會發展,這種關係網發展成為飯局、圈子等概念,能否進入某流的圈子,成為許多人心目中人生成敗的關鍵。接近那些掌控大量政治資源、經濟資源、社會聲望資源的人,進而分享他們的資源與人脈。
芮成鋼被調查,一篇多年前文章中的“我的老朋友克林頓”被挖出來,構成對他嘲諷的主體素材,甚至延伸出一篇《哪些老朋友能救芮成鋼》的惡搞文章。
芮成鋼高大上的朋友圈,確實是他的主要賣點。在電視上,世界政要、總裁CEO們,和芮成鋼可以說是二元一體,不可缺少。芮成鋼也深知這點。在一篇報道中,他的前同事回憶,芮比較善於推銷自己。有一次,他們一起去某部委采訪,芮成鋼還特別帶上自己的書送給部長,又問,“您看過我的書和報道嗎？”對方給予了肯定的回答。
芮自己也並不諱言這點,在自己的書裏就有表述:搞關係,必須的！“當我與某大國首相初次見麵,如果我能一口氣說出一串我認識的與他同一黨派的議員,他就會覺得很親切。工作多年,我的采訪對象之間其實有很大的重複性和關聯性,轉來轉去,都是那個小圈子,在我大腦裏形成了一幅清晰的人脈關係圖。”
而說到芮成鋼的朋友,又不得不提達沃斯。這個世界經濟論壇,盡管被一些人吐槽為過於陽春白雪,但確實是認識人的最佳場所。曾有中文媒體人感慨,到了達沃斯,平時多麽難約難見的大腕就隨意坐你身邊,還有比這更好的約訪機會嗎？
達沃斯也成就了芮成鋼。根據媒體報道，2008年初，現在出事的前央視財經頻道總監郭振璽和芮成鋼等6人赴瑞士采訪達沃斯論壇，隻有芮成鋼一人持有采訪證，不少會場都隻能輪流進去，後來，他們用了一整年的時間去整合資源,2008年下半年正趕上全球金融海嘯，財經頻道推出“直擊華爾街風暴”係列直播節目，芮成鋼把他所有的資源都調動起來，專訪了很多重要人物，多少世界級媒體都來索要素材，一舉成功。
沒有比一句吐槽更適合作為這項成功原因的總結了，那就是：即便如此低調處理和名人的關係，每年的達沃斯經濟論壇，依然被一些居心叵測者稱為“芮成鋼和他的朋友們的聚會”。
洋務派
用時評人許知遠文章裏的話說：這位年青的主持人很容易被視作新一代中國精英的代表,他是時髦的電視人,在耶魯大學接受訓練,說著流暢的英語,在全球各地旅行,按照他自己的說法,采訪過世界300多位領導人,包括比爾·蓋茨與比爾·克林頓……精英,一切又突出著國際二字。
芮成鋼的微博也記錄了他與各國政要的互動,他與比爾·蓋茨共進早餐,參加克林頓的私人聚會……他和澳大利亞前首相陸克文的良好關係更是盡人皆知。而那些接受過他采訪的國際大腕們對他也多有褒獎,意大利總理馬利奧·蒙蒂說:“被芮成鋼這樣的重量級記者專訪,是一件相當愉悅的事。”耶魯大學校長理查德·萊文說:“芮成鋼是一位活力四射的新時代中國的標杆式青年。”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則說:“我為亞洲能有他這樣優秀的媒體人感到自豪和驕傲。”這些評價都被出版社印在《虛實之間》(芮成鋼著)的封底。
“憑借好風力,助我上青天。”芮成鋼的東風就是無數的外國老朋友與他不錯的英語。可 以說從一開始,芮成鋼的前進之路就和國際化緊密相連。還是小學生時他就開始閱讀英文原版小說,以外交官作為人生誌向。他創辦了英語頻道惟一的財經節目：財 經報道(Financial Report)。之後又在當中加入人物訪談,並更名為財經中國(Biz China),以此廣泛接觸國際政商領袖。芮成鋼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回憶,“節目在海外播出,讓我比一些同齡人更容易出現在一些國際化的‘人才探尋雷達’上,獲得一些所謂的‘榮譽’,原因不外乎此。”後來,央視經濟頻道改版,芮成鋼被當時二套的製片人王利芬相中,借調來主持新欄目《全球資訊榜》,“看中的還是他的國際視野。”
愛國者
國際太過,就容易招來“挾洋自重”的嫌疑。特別是在中國的公共場,總會伴隨著土洋之爭,分寸不容易把握。一旦過頭,搞不好要榮登“西奴榜”。但芮成鋼並不需要擔心,因為他很愛國。其實很難說得清楚,對於這種愛國主義,芮成鋼是僅僅出於功利,還是真實信仰。
審視一下,可以發現經常“沒立場”的芮成鋼在這點上倒是一貫清晰的。如2005年,他以“耶魯世界學者(Yale World Fellow)”的身份去耶魯訪學一年。在耶魯,處處有芮成鋼戰鬥的痕跡。一位教授在發言中提到“中國不是民主國家”,芮成鋼立刻站起來反駁:“美國人一向認為隻有美國的民主才是民主,其實民主可以有不同的含義,不同的曆史發展階段。”
這種零碎“對抗”的後續發展,就形成一個高大上的概念。這當然是有價值的,香港《文匯報》駐京記者彭凱雷曾寫過,芮成鋼提問奧巴馬,是“央視啟動國際化戰略的尖峰時刻”,也是“‘經濟中國’征戰國際話語權的經典的一刻”。在那篇文章中,芮成鋼曾總結,“人人都是外交家！”也透露他的節目的確好幾次獲得外交部的表揚。
於是,我們看到芮成鋼在星巴克問題上激情展現民族主義,看到他抨擊了駱家輝,看到他代表亞洲人民質問了奧巴馬,不過,隻要研究芮成鋼的國際化和愛國,就可以發現其還是有精明之處。他並非循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舊範式,而是巧妙地避開土洋之爭的核心矛盾。
芮成鋼質疑駱家輝卻不在意識形態上攻擊美國,他質疑星巴克進故宮卻不反對外國企業本身,他抨擊奧巴馬但並不在重大國際議題上持有強烈反美立場。如果仔細研究一下,芮成鋼的立場甚至連民族主義都不太沾邊,你甚至會覺得,與許多央視或者鳳凰衛視國際時政節目的嘉賓發言,芮成鋼似乎離民族主義太遠了。
學者展江就認為,芮成鋼相當成功地避開了一些風險。其主持業務主要是涉外報道和財經,和央視另一名知名主持人白岩鬆相比,節目的安全係數和播出率很高,“這很容易讓他出名。”
芮成鋼的這種風格也是有一個逐漸形成的過程,有趣的是,他甚至還有一個判斷,在2008年的一次采訪中表述如下:“我個人覺得在新聞領域中是沒有所謂真相的,這裏麵隻有事實和角度。事實是什麽？哪些是事實？這是很客觀的東西,然後,我是從哪個角度看這個問題,答案是不一樣的。沒有人知道百分之百的真相,真相是一個很虛的概念,隻是事實加角度。”
一些不痛不癢的愛國主義言論,如批評星巴克進故宮和調侃駱家輝,不會讓他在美國不受歡迎,他依然是外國政經要人的座上賓。恐怕這一點,甚至會讓一些人由衷地羨慕嫉妒恨。
偽精英
這樣的芮成鋼,如果不是因為涉嫌經濟問題(假設目前的消息是準確的),他應該能非常愜意地保持著這種成功,基於安全、實用、精明的成功。但在他出事以後,卻發現一個明顯的問題,這個問題可能就是這種成功學的副產物,那就是沒有朋友。
在芮成鋼出事以後,網絡上對他的譏諷嘲弄以及各種爆料如潮水般湧來。既無人去保他的人品,也沒有人說,“我是他的好朋友,我相信他不會如何”。這和芮氏成功學密不可分。很多人在批評他時,引用北大教授錢理群的一個概念,即“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也有人提出“精英病”這個概念。微博大V五嶽散人這樣描述了他對於芮成鋼的印象:“與這位主持人在各種活動上見過幾次,最為接近的一次是頭幾年美國大使請客吃飯,一桌人都準時,他遲到,來了也並不與其他人打招呼,直接就開始與大使交流,別人很難插上話。對他這種完全沒有禮貌的行為不爽,但英文確實好,遠比我等流利。”
總之,高高在上的芮成鋼,沒有草根朋友。他的那些“國際老朋友”們,礙於自己的身段,不願意也不可能為他說話；總是回避敏感問題，讓他顯得“陌生而遙遠”；在國際與愛國之間的模糊與搖擺,導致“五毛覺得他是五美分,五美分覺得他是五毛”。總之,輿論固然有勢利的一麵,但收獲這份世態炎涼,恐怕也是芮氏成功學的必然結果。
時代局限下的精英困境
在這一片光怪陸離的土地上，芮成鋼和他所代表的現象稱得上是一個對於現實主義的注腳，反映了時代局限下平民精英的困境。如同一個拚命膨脹而又忽然爆破的氣球，從得誌少年到社會精英再至如今的尷尬處境，命運在冥冥之中將他曾經誌向高遠的人生，還原到相對貧乏的起點。
芮成鋼出生在安徽的省會合肥,就像所有在大城市長大的平民子弟一樣,對於外麵的世界總帶著一種淡淡的倨傲,同時也滿懷著躍躍欲試的關於獲取更好位置的欲望。可 以想象,小時候的芮成鋼就是那一個“鄰居家的孩子”,正如他寄托父母期望的名字“成鋼”,聰明刻苦、成績好,聽老師的話,但也許驕傲自大,不太受同學的歡 迎。不管如何,芮成鋼通過高考獲得的榮譽—合肥市文科狀元,幾乎成為他前小半段人生中的頂點。對這位出生於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的青年來說,爬上食物鏈的頂端,為生來平凡的人生攫取榮譽和地位,幾乎是一種天然的義務。
後來,以及後來的後來,那些或好或壞的故事,想必大家都已經知道了。他年少得誌,在體製內遊走自如,聚光燈下這一位光鮮亮麗的社會精英,頗是獲得了一些接踵而至的榮譽,並且傾倒年少無知的粉絲無數。就像評論所言,芮成鋼簡直不啻為《紅與黑》裏的中國版於連。
可 以想象的是,以芮成鋼無法被否定的才華,和勤奮堅韌的性格,他如能循規蹈矩,或許也能過上另一種相對普通卻也不失溫馨的精英生活。而體製內尋租得過於輕巧 和簡便,以至於讓他暴露了性格中貪婪、功利的一麵,對於捷徑的癡迷和癲狂,造就了無法挽回的錯誤和遺憾。但也請別忙著指責他,忠貞隻不過是因為背叛的籌碼 更高,若是處於相同的位置,誰又能保證“萬花叢中過,片葉不沾身”？
當然,無論如何,關於芮成鋼的故事,遠未到落幕的時候。但需要承認的是,他的確是一位難能可貴的優秀青年,他的可悲之處在於,在麵臨所有平民精英需要麵臨的選擇困境是,他屈從於病態社會的權力運行規則,並妄圖借此獲取利益,以至於在不夠好的社會機製中走上了歧途。但這一種歧途並非是因為他簡單地采取了有悖於社會道德與國家法律的手段,更複雜的東西其實來源於他心靈深處的矛盾本質,即關於個體實現與社會認知之間的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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