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納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於7月13日在約翰內斯堡的家中辭世，享壽90歲。
三聯生活周刊
戈迪默曾是曼德拉的至交好友，是文學界反種族隔離最強有力的聲音之一，因作品《七月的人民》而獲得1991年諾貝爾文學獎。獲獎後接受采訪時她說到：“在我的生命中有兩項任務——一是一名作者，另一個是我致力於南非自由的理想，並在南非產生一種新的種族隔離後文化。”
以下對話根據1986年1月24日對戈迪默小姐的一次錄音采訪整理而成，當時她正在紐約州立大學布洛克波特學院訪問，接受布洛克波特國際作家論壇獎。與戈迪默小姐座談的是小說家彼得·馬欽、詩人朱迪絲·基琴和詩人斯坦·山沃爾·拉賓，後者是布洛克波特作家論壇節目主持人。
譯者/東子
馬欽：我知道你是位非常忙碌的女性。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在其他事情上——比如政治活動、教學和講演等等。那麽作為一位作家，你是怎樣做到如此多產的呢?
戈迪默：我並不認為我很多產。我覺得自己寫得很慢，不過把我的作品與年齡對比一下，似乎又已經寫了很多。我腦袋裏從來就沒有什麽計劃；一部書該寫多久就寫多久。其他一些事情純屬政治責任：作家要表達聲音，作家要被人知曉，生活在我那樣的國家，你不能不說話。
馬欽：那麽你早上寫作嗎?是否有每天早上寫作的習慣?
戈迪默：是的，我總是早上寫作，但是現在回信的負擔愈來愈重，總有那麽多信要複，那些信隻能由我來複，別人無法代替。作家要寫許多私人信件。年輕作家向你討教，你不能不理不睬。有人想出版南非作家作品選，找誰索要聯係地址呢?還不是找我。所有這些都挺費時間。
馬欽：你是9歲開始寫作的吧?能跟我們說說嗎?
戈迪默： 記得那時在學校，可以挑選寫一篇散文或者一首詩，不知道為什麽我當時決定寫詩。那是一首很糟糕的詩，我從來就未能寫出好詩來。那就是我所寫的第一篇東西。 後來我一度自編過整張報紙，摹仿我居住的那座小城的那份周報——我們都把它稱之為“破爛玩意兒”。我編出婚禮、集會和市政大樓的開幕式等消息，還繪製專欄 題圖和插畫。我就是這樣起步的，但是後來並沒有成為記者。
馬欽：你對細節具有獨到的眼光，對人們的穿戴、住所、食物和生活習性都觀察入微。你是否時時都保持這種洞察力呢?
戈迪默：是 的。小時候我最喜歡做而且被大人們鼓勵去做的一件事，就是摹仿他人，逗人發笑，我總是摹仿得很像。我可以像鸚鵡那樣摹仿口音和講話方式，有時候媽媽的朋友 來玩，我就摹仿別人的聲音給他們聽。現在想起來那種事情並不好笑，可是那時候我喜歡出出風頭。好在那種賣弄欲——我還是舞蹈家，正正經經地跳過幾場舞—— 現在已蕩然無存。不管怎麽說，所有的作家在其早年都會專注於寫作。
馬欽：你曾說你14歲時就讀過厄普頓·辛克萊的《屠場》。那本書對你的寫作是否有什麽影響?
戈迪默：當 然有影響。那是第一本我讀過之後讓我思索生活環境和這座小城的生活方式的書。我住在這座淘金小城，周圍是眾多巨大的金礦。距我家一英裏遠的地方，就有一片 我們稱之為“場子”的地方，或者又叫“營地”，那裏住著從南非各地前來的黑人礦工，沒有妻室，也沒有兒女。事情並沒有多大改觀：他們是季節工，如今依然如 此。我開始想到，他們不僅僅是在那兒幹活的說話難懂的“礦孩”，而且是工人，是過著常人生活的人。我想這是讀到圍場境況時產生的感覺；我開始明白人為什麽 被一群一群地加以奴役。
馬欽：你是否在家裏或學校裏就已經開始提問棘手的問題?
戈迪默：當 然不是在學校裏。我就讀的是一所修女學校，好像並沒有產生過那些疑問。那裏沒有黑人孩子，也沒有誰想到去問問為什麽沒有。在那種環境裏長大的孩子很難想到 這些，父母就是榜樣——這一點我們從自己的孩子身上就能看到。我就讀的是一所全白人學校，對一個被隔離的孩子來說，圖書館就是一切——黑人不許進那座圖書 館。看電影是一大樂趣，我省下口袋裏的錢，每個星期六下午都去看，但是電影院也不讓黑人進。我隻是簡單地想：“事情就是這樣，就像太陽東升西落一樣正 常。”
馬欽：是不是猛然頓悟呢?
戈迪默：我 不認為如此。事後你可以這樣說，但實際上並非如此。我媽媽對黑人的生活感到內疚，看見他們遭受虐待——這種事情時時都能見到——她就會說：“唉，他們畢竟 也是人啊。”於是乎她開始把黑人當人看，並且做了不少善事——她屬於一個小型婦女團體，她們在城市近郊的黑人聚居區開辦了一所孤兒院和一家診所——但也僅 此而已。她並沒有意識到社會製度應當為她所憐憫的那些人的生活處境承擔責任。
基琴：在上星期的《紐約時報》上，有人提到你在聽說起一個舞會時曾經這樣評論道：“假如我隻有25歲，我也許不會去關心什麽公平不公平；我會回家去寫一篇關於舞會的短篇小說。”你是否認為那種時代已經完結——即藝術的路途是漫長的，但你和你的國家已經不能再等待下去?
戈迪默：是 的，我想我在說那句話時有點兒歉意。我已經經曆了許多歲月，遭遇了許多事情，觀念當然會有所改變。我並不喜歡用那些沉重的政治詞匯，但又想不出別的詞來。 舉個例子吧。18歲那年我寫了一篇小說，名叫《要做的善事》，描寫一個孩子撿到一隻鴿子，那鴿子顯然是被哪個家夥用彈弓打中了。它受傷墜地，痛苦不堪，已 經沒法子如孩子希望的那樣，放進鴿子籠裏飼養起來恢複元氣。那孩子麵臨兩種選擇，要麽看著它受苦，要麽把它殺死。小姑娘脫下鞋，朝鴿子的腦袋重重一擊。不 久前我出於某種特殊原因重讀那篇故事，意識到我當時是在思考對生與死所負的責任，意識到我們可以殺死別人，奪走他人的性命。那是我頭一次麵對這個道德問 題。
馬欽：你說你自己學著寫短篇小說。那麽誰是你的老師呢?你是否回到了19世紀的英語中?
戈迪默：我什麽雜書都讀。買過《飄》和《匹普斯日記》。我一點也不覺得這樣有什麽不好。我讀過契訶夫、莫泊桑和尤多拉·韋爾蒂，還可以算上海明威吧。如果沒有他們和其他的一些人，我就找不到表達自己心聲的方式。
基琴：我們是否可以來談談你新近出版的兩部短篇小說集?這些小說似乎涉及到一些基本主題。其中之一是毀滅——不僅僅是白人毀滅黑人，而且還有白人毀滅白人，甚至黑人毀滅黑人。
戈迪默：最近一些年來，氣氛變得十分異常。你真不知道自己是在跟誰說話。你跟朋友們在一起，可是後來卻發現其中的一些人其實並非朋友。我有兩個年輕朋友，他和她都是律師，兩人都極其賣力地投身於解放運動。可是那小夥子卻被證明是受雇的奸細，成了許多樁重大叛國案的當局證人。
馬欽：我感到驚奇的是你隻是在讀校樣時才發現毀滅這個主題。
戈迪默：出 版一部小說集時，裏麵的作品通常是在好幾年中寫成的——一般是五年左右——因此並沒有通讀過。等到合在一起，就會注意到其中某個特殊的主題，從不同的角度 進行分析，好像引起了各種人的注意。在我們那種社會裏，發生在我身上和我的小說中的一種現象，就是情感的扭曲。就像嬰兒的腦袋卡在了產道裏一樣，生活在南 非，你的個性和感覺時時都受到壓抑。
拉賓：你既寫長篇也寫短篇。你覺得這兩種形式所表達的內容有何不同?它們容納的真實性有何不同?
戈迪默：我並不認為它們容納的真實性有何不同。不過我現在很少寫短篇。我得有點悲哀地承認，我現在不大看重短篇小說。讓我感興趣的主題越來越複雜，也許是因為生活變得越來越複雜了吧。
拉賓：那就是說你無法在短篇小說裏處理好如此複雜的主題，因為情節發展和可以支配的人物角色都有限?
戈迪默：不，不，這是主題層次的事。甚至在我的短篇裏，我都不滿足於隻有一個層次。這就好像是剝洋蔥皮，你一層一層往裏麵深入，有時候似乎感到小說未能提供足夠的空間。
基琴：你的近作《七月的人民》是一部富於理想色彩的小說。你是否認為真會發生那樣的事，或者隻是開未來的玩笑?
戈迪默：我是開現在的玩笑，看看我們正在南非幹些什麽事，完全有可能出現那種結果。小說寫出來後的這些年，許多像科幻小說一樣的事情已經開始發生，這並不是因為我是什麽預言家，而是因為事情就是如此。我們的所作所為將導致發生那樣的事。
基琴：你覺得自己是位女性作家呢?還是位碰巧是女性的作家?
戈迪默：我得說老實話。我一點也沒去想自己是女性作家。有某種男性的寫作，有某種女性的寫作，還有一種寫作則讓作家成為真正的作家——可以深入所有性別與年齡的奇異的造物。我覺得這是一個作家必須讓他或者她自己擁有的自由。
馬欽：你對自然具有十分強烈的感覺，好像赤腳走在大地上一樣。你是否一直都是這樣的呢?
戈迪默：是 的，我也不知道這是為什麽。南非是個非常美麗的國家，可是我不巧住在這個國家少數幾塊不美麗的地方之一——一座不美麗的小礦城。實際上，那是一個由幾座金 礦拚湊起來的小城鎮。但是我一直對甲蟲和花朵深懷感情。後來我長大成人，周遊全國，大大增加了對大自然的見識。在早期的作品中，它確實是誘發我寫作的動 因。不幸的是，一個人長大後，那些因素就消失了，因為鮮花與露珠不再讓你感到新奇。一旦見識太多，就不再產生刺激。
拉賓：你刪改多嗎?
戈迪默：不多。寫長篇小說時，通常我就一直寫下去，雖然有時候也回頭寫一章，但並不重新開頭。等到寫完，就要做通讀的大量工作。
拉賓：寫作時你是否大聲朗讀自己的作品?
戈迪默：不常讀。我也從不拿給任何人看。我有一種感覺，如果拿給別人看，感覺就會消失。
馬欽：不給任何人看?家人也不給嗎?
戈迪默：是的，從未給過。每當在報章上讀到19世紀的作家，比如福樓拜和屠格涅夫，如何誘使家人和朋友一連聆聽數小時，我就感到很驚奇。當然，他們確實有點東西讀給家人聽。
馬欽：那你聽不聽批評意見呢?家人的、友人的或者評論家們的?
戈迪默：我 的家庭非常直言不諱，我可以聽到他們的真話，特別是我的兩個孩子，他們都已長大成人，當然，還有我先生。至於朋友，我認為從來不會告訴你真相，因為如果他 們愛你，他們就不會說不喜歡最近出版的哪本書。他們總是朝你微笑，吻你的雙頰，當然我也一樣。評論家?這個世界上大概隻有那麽一兩位評論家，如果寫文章評 論我的書，我會有興趣去讀。也就是說，如果他們批評得十分嚴厲，我就會被擊中要害，因為我會認為他們知道我想做什麽但是未能做成。至於一般的評論，都是讚 美你並未寫好的那些東西，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明白你想寫什麽。
馬欽：如果你的直言不諱的丈夫和孩子不喜歡，那該怎麽辦?
戈迪默：默那可太慘啦，因為那時書已經問世。在此之前他們沒有讀過。
拉賓：盡管你經常被鄭重其事地歸入英語小說的主流，但是我注意到在你最近的作品中，意識流手法，或者內心獨白，有增加的趨勢。
戈迪默：我認為我們所有今日寫作的人都深受喬伊斯的影響，深受普魯斯特的影響。沒有普魯斯特、喬伊斯，還有托馬斯·曼，我們會在何方?
馬欽：你的力量顯然表現在寫作上，而非新聞報道或政治演講。你是否相信你的小說會導致變革?
戈迪默：我 不認為小說能夠導致變革。我不認為作家有那麽重要，至少在我的國家不是如此。黑人作家被看作敵人，大多數白人作家也被如此看待，因為我們都反對那個政權。 你找不到哪個作家公開地或暗底下擁護種族隔離製度。書籍使南非人，黑人和白人，從內心認識自己，得到一麵比較自己感情和動機的鏡子。我認為在這一點上，小 說喚起了他們的良知。而對於黑人，則讓他們在痛苦的時候想到自己的尊嚴和驕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