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壓抑的夏天
2009年6月26日，廣東韶關事件發生了。（2009年6月26日，在廣東韶關市旭日玩具廠廠區，維吾爾員工與漢族員工發生衝突並引發大規模集體鬥毆。當局出動400名警力平息事態，但據官方統計，事件仍造成120人受傷，其中新疆籍81人，以及2名維吾爾員工死亡。事件起因為約10天前，有網帖謠傳該廠兩名漢族女工被維吾爾工人強奸。）我記得是法學院的一個哥們兒給我打電話，叫我去他宿舍，說出大事了。我到的時候，發現好多維吾爾同學都圍在一起看YouTube視頻。
我們看到的視頻裏，有一群漢族工人拿棍棒什麽的打死一個維吾爾人之後在歡呼，旁邊有保安樣子的人就隻是看著。血淋淋的畫麵太慘了，我法學院的哥們兒立即血往上湧，他當時就喊，我們學校有沒有廣東韶關的同學，我要去找他打一架！我們趕忙把他勸住。
之後很快，網絡上各種激烈的言論碰撞就開始出現了。漢族人罵“新疆小偷”，“這樣的民族就應該從地球上消失！”維吾爾人就罵漢族人豬、“黑大衣”（Hitay，原為俄語中對“契丹”的稱呼，後統指“中國人”，現維語使用中帶貶義），說他們掠奪新疆資源。從組織維吾爾人到外地用工的政策，到自治區政府在事件後的不作為，大家不斷爭吵，各種肮髒激烈的話都不斷出現。
再到後來，所有的語言似乎都失效了——7月5日那天，我們能看到的語言就變成了“今天下午3點，自治區政府門前集合，討回說法。隻要你是維吾爾人，就把這條信息轉發20個人。”對，這是我們收到的短信，而且這條短信最後還附上了那首著名的德國牧師的短詩《起初他們》，他是在懺悔，二戰前納粹德國迫害猶太人時自己沒有說話，“等他們來對付我時，已經沒有人站出來為我說話了。”
收到這條信息時我是在暑假回新疆的火車上，信息來自我一個中學同學、後來在新疆讀大學的一個朋友。當然，信息我很快也轉發了20條。沒有多想，當時就是覺得大家該出來說話的時間到了。
7月5日下午我下了火車，回到家。我還給父親帶了兩本《鳳凰周刊》雜誌，一期是講熱比婭，一期是講喀什老城改造。他也想不到中國還有雜誌用這樣的視角來報道新疆問題——不那麽官方，比較真實客觀。我和父親、叔叔坐在家裏看雜誌，還一邊聊著相關的問題。
突然，表哥來到我家，氣喘籲籲地說，大學生集會了，可能要出事。我們趕緊上網看，發現人人網、QQ空間上很多圖片都已經出來了。從下午3點集會開始，三個多小時，自治區沒有任何人出來回應。人群卻在不斷聚集，旁邊的警察也在增加。
我有一個維吾爾族的中學同學事後告訴我，他在新疆財大上學，本來也在集會現場的。他說原本人群以學生為主，後來很多無業青年、混混、社會渣滓模樣的人都進來了，而且開始喊民族口號，人群也越來越激動。他就開始害怕了，覺得不對，就抽身跑回學校。他真是幸運，離開不久，就出大事了。
後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殺人、搶劫、砸店，整個世界都瘋狂了。徹徹底底的悲劇。那些殺人的人是完完全全違反伊斯蘭教義的，《古蘭經》清楚地說過，凡枉殺一人者，如殺眾人。更別提那些強奸女性，殺害女性的暴徒了。更悲劇的是，這樣的事一發生，兩個民族直接的對立和仇恨就深到難以想象了。
不過，直到後來我也不相信如政府所說，這是境外勢力有組織、有計劃的行動。我個人覺得，如果有組織有計劃，那些人不是更應該直接衝擊政府或者電視台，宣布什麽政治主張嗎？當時的局勢已經完全失控了。我覺得就是積壓已久的不滿情緒爆發，然後無法無天的狀態讓那些社會渣滓為所欲為了。
整個夏天，新疆都處在緊張和動蕩的氣氛中。網絡全部斷了，短信每天也隻能發15條。倒是每天都能收不少政府提示的短信。政府也幾乎完全失去了公信力。身邊的很多人，都寧可聽信謠言也不信政府；甚至政府說了什麽，大家就會把消息猜測一番，他們是想掩飾什麽呢？新增裝了數字電視盒之後，很多維吾爾人都認為電視盒裏有監聽器，不敢在家裏講什麽不好的話。
我有一個哥們兒，維吾爾人，他的女朋友是一個漢族姑娘，這個姑娘的父親是自治區公安廳的，他在七五之後痛恨維吾爾人，要求家裏饢都不許吃。姑娘偷偷告訴我哥們兒之後，哥們兒不但沒有安慰她，反而兩人大吵一架，分手了。
對於新疆人來說，這個夏天很壓抑。
我的這個民族也不是那麽完美
大學裏，我對自己的民族命運有了新的認識。最早是在2007年5月，我記得那時YouTube和Facebook都還可以使用，我們有一次在網吧上網的時候，突然有人發給我們一個鏈接，是熱比婭女士的演講。我們當時都被震撼了。一排維吾爾學生坐在網吧裏，屏幕上全是一個內容。她在講話裏講到了“東突厥斯坦”這個詞，對當時的我們來說，太震撼了！幾乎呼吸都屏住了，非常激動。我們以前從來沒聽過這個詞，當時隻覺得這名字好牛逼！當然，事後我們有爭論，有人覺得她很了不起，有人覺得她本身沒有能力代表我們的民族。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我們根本不了解政治，也沒什麽更多的知識，隻是好奇。還有哥們兒找來了庫萊西-蘇力坦（Kurash Sultan，1980年代新疆著名歌手，後因政治原因被軟禁，最終流亡海外）的一首歌，非常民族主義的歌曲，歌詞裏大致有這樣的意思，“今天，我們邁向為自由而奮鬥的道路，要讓自由的火炬點亮所有地方。”在我們宿舍裏用大音箱播放，那感覺太酷了。每次踢球比賽前都要聽這首歌曲，然後就感覺好像是在為整個民族踢球，特別有衝勁兒。
熱血之餘，我也開始主動搜尋一些“三區革命”（1944年9月，在蘇聯的支持下，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山三個地區爆發對抗國民政府統治的民族革命和武裝割據，並成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臨時政府”。）那段時間的曆史資料來看。那年暑假我回到家裏，還特地問我父親和爺爺，咱們維吾爾人是不是還有這麽一段“東突厥斯坦”的曆史？父親拍了我腦袋一下說，唉，小子不錯啊，你還知道學習這些！於是父親就給我找來了祖爾東-薩比爾(Zordun Sabir)的小說《故鄉》(Anayurt)的無刪節版（祖爾東生於1937年，為維吾爾文學史中地位極其重要的當代作家，他的代表作、三卷曆史小說《故鄉》描寫的正是“三區革命”前後的曆史），讓我來閱讀。這部小說特別棒，像是我們民族的史詩。
但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時候，我卻受了一次打擊。有一次，哥們兒們聚會喝酒，大家本來應該平攤費用，但有幾個哥們兒當時提出沒錢了，讓我先墊上，我就掏錢墊了。第二天，誰也沒有主動還錢的意思，害得我跑去不同的學院找他們要。有的人就半開玩笑，陰陽怪氣地說，唉，艾爾肯-江（“江”在維吾爾男性名字中後綴，本來表尊敬之意），就這麽幾個錢你翻山越嶺地跑來要，至於麽？還有人就磨磨蹭蹭說，暫時沒錢。
我特失望，覺得人真是自私的動物！我當時每個月父親都會從銀行賬戶給我轉賬生活費，一下沒錢了，我不好意思問他去提前要。我也怕他知道我們喝酒什麽的會失望。但這樣一來，到月底之前，我的經濟一下就困難了，我算了算，每天隻能吃一頓飯。
於是我中午下課不吃飯就回到宿舍，喝點水，在床上趟一會兒，節省體力。長期挨餓的感覺真是太讓人難忘了，整個人先是身體變得虛弱，然後意誌力也漸漸消退。那是非常難過的感覺，我似乎明一下白了爺爺那一輩人為什麽對共產黨充滿感激之情，從戰亂動蕩、“連白麵饢都吃不上”的時代到吃飽肚子，這真是一種巨大的恩情，給你飯吃的人你永遠也忘不了。
這時候，給我飯吃的人出現了。這是一個我同班的女孩子，我們關係非常好。她是一個回族的姑娘，她注意到我連續好幾天中午不去食堂吃飯，就問我怎麽回事。我當然是不好意思說的。她很敏感，可能是猜到了什麽，就說她要請我吃飯，我就更不幹了。要請也應該是男孩子請，怎麽能讓女生付錢？
結果第二天中午，她給我打電話，讓我從宿舍下樓一趟，說她就在宿舍樓門口。我下來之後，她遞給我一個飯盒說，“這是我第一次在宿舍試著做飯，沒別的意思，請你嚐嚐，給我提點意見。你別多想，不好吃可以扔了。”說完她就笑著走了，連反應的時間都沒給我。我回到宿舍裏，大口大口地吃，那種幸福的感覺真的是用語言無法表達。這個月直到月底，我一直靠愛心午餐過活，我那些平時喝酒聊天的哥們兒們，居然沒有一個出來關心一下我、幫助一下我。
我突然意識到，原來，我們這個民族也不是我想象的那麽完美，這些人也不是完美的同胞和親人。加上這期間我看了電影，《我的名字叫可汗》，影片講述了“九一一”之後穆斯林在美國遭遇的各種歧視，以及主人公如何證明，穆斯林不等於恐怖分子。看完後我懂得一個道理，世界上的人隻能分為兩種，好人和壞人。我也反思我自己，覺得我自己之前實在是太民族主義了。我常常抱怨漢人歧視，但不知不覺，自己也在以偏概全地去看待漢人，對漢人、甚至所有其他民族都形成了一種“異族”的對立感。
後來我也意識到，其實新疆的很多問題跟內地是類似的，比如民眾與政府之間的矛盾。但很多維吾爾同胞把漢人等同為政府、共產黨，把內地同樣存在的社會矛盾變成了民族矛盾。
不可能的跨民族戀情
那位給我愛心午餐的姑娘是回族人，來自甘肅。我們很快就無話不談，成了非常好的朋友。我們一起吃飯、逛街、看電影，我們做了所有戀人做的事，留下了那麽多美好的回憶，但我們就是沒能成為真正的戀人。
原因很簡單，民族問題。我是維吾爾族，她是回族，在現在的情況下，維吾爾男孩跟其他民族的姑娘戀愛、結婚是非常困難的。即便是其他突厥民族，比如哈薩克族、烏茲別克族等，還要被別人指指點點、私下議論。我們本來在人性方麵是完美的相配，但我必須在她和我的族群之間做出一種選擇。
我們彼此離不開對方，但又不能公開戀愛，本來走在一起的時候，一看到遠處有其他維吾爾人，她就得趕緊躲在後麵，裝作跟我不認識的樣子。現在看起來，當時的我真是又自私又混蛋。為這段感情，我也曾經失眠、憎恨、飽受折磨，她也罵過我，也跟我抱頭痛哭。我們考慮的事情從來都不是什麽物質生活，什麽買車買房，但我們要麵臨的障礙好像更難逾越。
大四的第一學期是實習期，我們可以選擇留在家鄉實習，也可以選擇回到學校所在地實習。她為了想見我，決定回學校。而我那時想躲避、想結束這段不可能的戀情，就決定留在家鄉實習。
這段時間我在新疆也很不愉快，經常跟朋友們喝酒。有一天在朋友家喝酒，喝多了，第二天早晨，同屋的一位老鄉已經早起在床邊做禮拜了，但我卻翻身開始吐酒，把髒東西吐在了他做禮拜用的氈毯上。當我看到是怎麽回事的時候，嚇得幾乎渾身發抖，喝酒本身就已經是罪了，我居然還把汙穢的東西吐在別人的禮拜毯子上。我到洗手間反複洗臉清醒，回來趕緊懺悔。之後我非常生氣，把昨晚一起喝酒的哥們兒們都吼了一遍，我說，從今往後，我不喝酒了！你們要覺得不喝酒就沒法做朋友的話，咱們這朋友就別做了！說完就氣衝衝地回家。從那時起，好幾年了，我真的沒再喝過酒。
大四下學期，我趕緊回到學校去跟姑娘相見。那天晚上，我們在飯館一起吃飯，本來我打算當麵了結我們這段感情，但說到祝福她今後幸福的時候，她突然大哭起來，身體直發抖。她一哭我也受不了了，非常難受。我們決定先不談論離別，在一起好好過一學期。
帶著一種末日一般的感傷，我徹底把一直戴著的虛偽麵具撕下來了。我開始不再躲避其他維吾爾同學，我甚至帶她一起去參加我的維吾爾朋友們的聚會。她特別感動，覺得我終於願意把她帶進自己的生活圈子了。她甚至自學了一些維語，就為了能夠更好融入我的生活。我的哥們兒們一開始有點不自然，好像有點別扭，但後來他們也接受了。
我一個哥們兒還給她起了個維吾爾名字“迪麗乎瑪爾”(Dilhumar)，她更是喜出望外。也許到現在，她偶爾也會掛念這個名字吧。後來這哥們兒私下還跟我表示，支持我倆在一起，但他給出的理由卻非常“民族主義情緒”。他說：“相對女孩嫁異族，男孩取異族更能同化妻子，可以有助於我們民族的擴張。”我隻好一笑而過。
不過，這樣幸福的時光太短暫了，怎麽都不得不麵對的就是畢業分手。火車站告別的時候，我先上火車，火車都開動了，她在站台上開始跟著火車跑，邊跑邊哭。
畢業後，我們試著不再聯絡，但又總是忍不住聯係。那時，我在內地的一家文化公司工作。他們想跟土耳其進行合拍片，以新疆風土人情為主，就讓我出差去新疆，做一些翻譯、聯係的工作。我跟同事去烏魯木齊出差，事情不順利，待了很久。這時候快到十一國慶節了，她突然聯係我說，她和父母都想來新疆走一走，問我可不可以陪他們一起看一看？
我怎麽能拒絕呢？我怎麽忍心拒絕呢？
我鼓起勇氣，回家跟我父親講。在開始講這件事之前，我連說了幾遍“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我一邊身體發抖，一遍講述了這段感情。父親很感慨，但他冷靜地給我分析了幾點。他說，“如果你要跟她在一起，首先我得花時間來接受這個現實，我跟她也會有一些磨合的時間；接下來，咱們得一起試著讓全部大家族的人接受她，這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但最後你要有心理準備，也許你們最終會無法被我們這個社群接受，過相對獨立和隔離的生活，這些是你要為感情付出的代價。當然，最終的選擇權在你。”
我們談了很久，我最終還是決定放棄感情。當時的我無法冒風險去跟整個維吾爾族群隔離。我覺得，相比愛她，我可能愛我的家人和民族多那麽一點點。當然，父親答應我好好接待他們一家人。那時候我剛剛工作，沒有積蓄，父親如果不幫助我，我是沒有辦法招待客人的。
在父親和叔叔的幫助下，我盡全力招待他們一家三口，展示家鄉的美好一麵。不但安排食宿、交通，還請他們來我家裏做客。看得出，她父母也特別喜歡我，甚至還故意留出時間給我們單獨相處。抱著如果我們最終決定在一起的希望，她母親還問到當地的房價，但我幾乎不敢看她們的眼睛。
告別時，我開叔叔的車送她們去火車站。告別之後，在回來的路上，她給我發短信說，她媽媽給我留了一個信封在車後座。我趕緊去看，天，原來她媽媽裝了幾千塊錢，還有一封信給我。錢算是這些天他們的花銷，他們知道我好麵子，不肯讓他們花錢，所以當麵沒有跟我爭著付賬。信裏媽媽說，特別感謝我這幾年照顧她的女兒。還說不管以後我們會怎麽樣，都祝福我。
我心裏百感交集。我一度埋怨、憎恨邪惡的政治，覺得是它把我們這個民族變得自我保護意識過強——與其他民族共處的困難也是因為過度自我保護，怕被同化、怕受傷害。但現在看，不管怎樣，我還是不能原諒自己的冷酷和自私。
我來到了美國：“維吾爾，那是什麽？”
大學的後半段，我漸漸開始對電影著迷，同時對美國文化也產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我也越來越熱愛英語，甚至把奧巴馬選舉獲勝的演講背得滾瓜爛熟。
我迷戀看的美劇有一大堆，《越獄》什麽的都看，最喜歡的電影則是《教父》。我選修了電影課，自己拍攝了一部作業短片，得了96分的高分。自那時起，我就想畢業後投身電影事業。我最大的夢想是做電影導演，拍攝一部以維吾爾人為主題的電影。
我喜歡美國文化，美劇裏那種人道主義、英雄主義的東西我很喜歡。維吾爾人不是不接受外來事物。相反，我認為維吾爾社會很容易對外來文化產生認同感，隻要這種外來文化有足夠的軟實力來征服我們。比如，俄羅斯文化一度被廣泛認同。但漢族文化的軟實力一直沒能征服我們，我們常常會想到文革、饑荒、現在官場的腐敗橫行等等，這些事都是漢人帶來的。這常常讓我們有一些排斥心理。
相比漢文化，現在維吾爾人顯然更接受西方文化。在新疆，維吾爾人之間聊天，要是維語裏夾雜幾個英文單詞，別人會覺得你挺棒、挺有格調的，但你要是夾幾個中文詞，肯定會招來一通嘲笑：是不是維吾爾人啊，連維吾爾話都不會說了嗎？
大學畢業後，我的工作也很不順心。在新疆出差的過程中，要跟文化口、宣傳口的各種機關部門打交道，結果讓人非常失望。非常簡單的事情，他們拖來拖去，互相推諉。不說行，也不說不行，就滿口講一些虛偽無用的話。公司請各種官員吃喝了很多次，也沒有結果。耗了幾個月也沒有批下來合拍片的許可，公司隻好決定讓我們回去。文化領域的非常明顯的“大漢族主義”太讓人失望了。
我決定重新考托福，申請去美國讀書。很幸運，我居然被美國一所大學新聞專業的碩士項目錄取了！而且更加幸運的是，由於我在大學裏表現很好，又是優秀畢業生，老師和學校給我開具了證明，讓我比較順利地拿到了護照。
於是就從公司辭職，回家準備。我把消息告訴了迪麗乎瑪爾。她吃驚過後，既替我高興——她知道我一直夢想去美國學電影，又很難過、不舍。
在我回到新疆家裏不久，真正讓我震撼的消息來了。她突然短信告訴我，她要結婚了。自從他們一家從新疆回來，確定我們無法在一起之後，她的父母給她安排了相親。她告訴我，那個男生比她大幾歲，人很好，他們很快就要結婚了。她結婚之前那天，QQ狀態變成：“真主保佑我吧，希望這次我能得到真正的幸福。”我的心都要碎了。
於是，兩年前，我終於來到美國。一切都是全新的，我的情感也結束了。
在海外的感觸很多，但首先一條是，這個世界對維吾爾人的了解太少了。我們在新疆的時候，大家都非常為我們民族的文化和曆史驕傲，也總覺得全世界應該都了解我們。但在美國發現，完全不是這樣。跟藏族人比，我們太默默無聞了。
我跟很多美國朋友聊天，他們問我哪兒來的，我說我來自中國，很多人都以為我是開玩笑——畢竟我長得太不像他們印象裏的中國人了。我隻好說我是少數民族，我是維吾爾人。但“Uyghur（維吾爾）”這個詞說出口之後，美國人最常見的反應是：“Uyghur？What is that？（維吾爾？那是什麽？）”
這時候我簡直尷尬極了。我隻好問美國朋友，你知道西藏嗎？他們會說，Yes！然後，我就不情願地說，“好吧，我們在西藏旁邊，我們的問題都是類似的。”
為了讓美國人能多了解一點我們，我甚至和維吾爾朋友們做過一些傻事，比如，我們跑到第五大道的蘋果旗艦店去，把所有的幾十台電腦桌麵上的Wikipedia（維基百科）都打開，在裏麵輸入Uyghur(維吾爾)，然後悄悄走開。說不準就有一兩個顧客用電腦的時候，會停下來看一眼呢。這樣，不就多一兩個人對維吾爾人和我的家鄉多一點點了解嗎？
這段時間裏，我對美國文化，對我們的宗教，對自己的“民族主義”情緒，都有了全新的認識。比如，我學會了分析問題，而不是簡單地選邊站。我不會帶著那麽狹隘的民族情緒去看這個世界和社會上的很多問題。我也慢慢體會到了天賦人權的含義。我相信我現在的民族觀更加健康、更加完善。我也越來越相信，每一個人、每一件事出現在你的生命裏都是有原因的。當然，我做電影的夢想沒有改變，希望有一天，我能為我的民族，做好這件事。
張哲是前《南方周末》記者，現為自由撰稿人，居住在紐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