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維吾爾“民族主義”是怎樣形成的（ｚｔ）

口述實錄

我的維吾爾“民族主義”是怎樣形成的

張哲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4年07月03日

艾爾肯是我在紐約認識的維吾爾小夥子。他今年27歲，來自新疆，長得高鼻深目，典型的突厥人俊朗麵孔。兩年前，他留學來到美國。今年以來，從昆明火車站暴恐事件起，維吾爾人和新疆話題屢屢登上新聞，我們也會時不時交換一些看法。

生活中的艾爾肯溫和而靦腆，但討論曆史、政治、維吾爾社會等話題時，他又會變得自信而滔滔不絕。雖然在我看來，他的成長經曆中，超越民族的普世性遠遠多過維吾爾民族的特殊性，但他卻很注意強調自己的民族身份，時常把“我們這個民族”掛在嘴邊，伴以自豪的神情。並且他不喜歡“維族”這個漢語的簡稱，堅持要我用“維吾爾”的全稱，因為這個簡稱已經“多少帶有一點歧視的味道”。我有時會笑他太“民族主義”，於是有一次他半開玩笑地說，“給你講講我的經曆吧，告訴你我的‘民族主義’是怎麽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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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前後八次采訪，艾爾肯向我詳細講述了他的成長經曆。也許因為身在海外，他在講述中相當坦誠，幾乎毫不回避地涉及了與新疆有關的各種敏感議題：大到雙語教育、七五事件、宗教信仰的養成、漢維民族之間的隔閡，小到穆斯林喝酒、“新疆小偷”、被人誤會的體味問題，甚至他自己糾結的跨民族情感故事。他嚴厲抨擊體製與中國現行民族政策，同時也對維吾爾人的自身問題和自己本人有諸多反思。

文章用第一人稱的口吻敘述，經過艾爾肯本人審核、修改。由於家人仍然在新疆境內從事體製內的工作生活，他要求文章隱去他的部分個人信息。至於名字，他的漢族朋友們喜歡叫他“阿穆”，但他給自己選擇了這個名字——“艾爾肯”，因為在維吾爾語中，它的意思是“自由”。“沒有什麽比自由更重要”，他認真地說。

 

我出生在世俗化的維吾爾家庭

我家在北疆，父母都是黨員幹部。甚至我爺爺就是毛主席的忠實粉絲，他生前每次家庭聚會都要跟我們講感謝共產黨，感謝毛主席。他教育我們的時候最愛說的話就是，我們小時候連白麵饢都吃不上，你們現在還有啥不滿意的？

爺爺是1930年代出生的人，青春年少的時候趕上共和國成立、打地主、土改。他很幸運，本來是窮苦農民出身，又趕上共產黨選拔本地幹部，他就被選上去烏魯木齊受教育。識字、上學，回來之後先在教育係統裏做老師，很快成了政府幹部，一直在地區裏做到挺高的位置。因為共產黨，他的人生完全改變了。

我父親兄弟姐妹七人，全是黨員。但到了我們這一代，我們就沒有再選擇走他們這條路。我們大家族兄弟姐妹們十幾個人，一個黨員都沒有。父母還是希望我能去政府工作，找一個鐵飯碗，但我們對體製都比較失望了。我們的成長記憶就不一樣，我們沒挨過餓，可能會更想去追求一點精神上的東西。

我父親是政府的幹部，我母親是幼師。他們都是“民考民”（指少數民族用本民族語言學習並參加高考，與“民考漢”相對），漢語基礎都不是很好，我們在家裏還是講維語，但完全不會談什麽民族問題。他們那一代人經曆過文革，生活中幾乎沒有什麽宗教的因素，做禮拜也隻有在過節的時候才去清真寺跟大部隊意思一下。可以說，在爺爺的影響下，在很長的時間內，我的家庭是一個信仰共產主義的世俗家庭。

 

足球隊，漢族同學才能做隊長

我們小時候，還沒有實施“雙語教育”，每個維吾爾家庭在孩子上學的時候都麵臨兩種選擇——上漢語學校還是維語學校。

我家兩個孩子，哥哥是“民考民”。我跟我哥從小就對著幹，他怎麽樣我就偏不怎麽樣，所以我要上學時就堅決要上漢語學校。從此，我就成為了一名“民考漢”（少數民族學生用漢語接受教育並參加漢語高考）。

上學第一天，我就被叫家長了。那時候我一點兒漢語也不會，我就記得幾個漢族同學笑我，說一些我聽不懂的話，我血一熱就衝上去跟他們打起來。其實具體怎麽回事，我也記不清了，但一直到我高中畢業的時候，我父親都還會跟他的同事、朋友哈哈大笑著講這件事。他很自豪，覺得男孩子嘛，想不通了就要站出來，“兒子娃娃”應該有骨氣。

整個小學，我的成績一直非常好，在班上一直是前三名。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我小學四年級，那年發生了伊犁事件（1997年2月5日至8日，在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的伊寧市，一係列維吾爾人的抗議示威引發騷亂和嚴重暴力事件，最終釀成七五前新疆境內最大規模的社會震蕩）。我到現在也忘不了這事兒，因為那時候我們就已經開始受反分裂和民族團結的教育了，爆炸的、很可怕的圖片都會給我們看。當時我們能想什麽呢，老師說什麽我們都覺得對。我很震驚、很氣憤，覺得這些搞破壞的民族分子確實太壞了，怎麽能這樣！

學校把我們這些維吾爾學生，也就是“民考漢”，叫在一起單獨接受民族團結和反分裂教育，漢族同學則完全不用。從那時候開始，我們好像就開始被注入了一種意識，“你們是少數民族，你們跟別人不一樣。”我家裏從來沒有對我做什麽民族認同的教導，這樣一種民族觀念是在學校養成的。

我喜歡踢球，很快就進入了足球隊。我們是漢族學校，“民考漢”的學生比例很低，但我們足球隊的主力11個人，八個維吾爾，兩個回族，一個漢族。我們這個民族還是繼承了突厥民族血熱的性格，恰好足球就要求你有這種素質，因為它要有碰撞、有激情，這是我們的優勢。

問題是，我們踢球不管怎麽好，那一個漢族同學就是隊長。老師就這麽指定的，雖然那個孩子踢得一般般。我們長大後發現，不管這個地區維吾爾人比例有多少，一把手的書記都是漢族，唉，這種情況好像挺熟悉的啊！

我對漢文化開始反感

小學快結束的時候，我的家庭開始出問題。我五年級的時候，父親開始當官、往上走了。原來他是一個好丈夫、好父親，特別喜歡跟家人在一起。突然升遷以後，酒席應酬增多，經常喝酒。父親漸漸開始跟我母親不說話，以工作為理由經常在外麵不回家。初二那年，2001年9月17日，我父母離異了。法院裁決，我哥哥跟母親生活，我跟我父親。從那時候開始，我們就分成了兩個家庭。

我開始感到自卑，也很孤獨，青春期的脆弱心理全部都出來了，學習學不進去，上課睡覺，下課踢球發泄，好像自己被全世界拋棄了。而且因為父母離異，我覺得別人看不起我，開始有一種很深的羞辱感。

又趕上我初三那一年，由於“雙語教學”的實施（自本世紀初開始，新疆大力推行中小學雙語教學政策，其基本模式為理科課程，如數理化、生物等，以及漢語語文、外語、政治等使用漢語授課，其他課程，如民語語文、體育、藝術等使用民語授課；小學一年級同時開設漢語文和民族語文課，漢語文每周7節，民語文每周5節——編注），維漢學校開始大規模合並。原先維語學校的同學跟漢語學校合並，那些維吾爾同學就成為了所謂的“雙語班”。

合並之後，班級調整，我父親幫忙走關係，把我調進了尖子班。他希望我能好好努力，考進地區重點高中。但那時候我學習成績已經很差了。而且從進尖子班開始，我對漢文化的反感也開始出現了。我是指這種成績就是全部、培養書呆子的教育文化。同時我也覺得，相比維吾爾文化的熱情活力，漢文化比較缺乏“人情味”。

成績決定一切，班上甚至用學習成績排座位，我就一直坐在最後麵。大家就在不停地做卷子、做卷子，我隻好找個同學抄一下。中考的成績果然也非常差，隻夠上普通高中。但我父親又四處走動，把我送進地區最重點的高中。我們的高中是重點學校，全疆有名，每年上內地名牌大學的學生都有不少。

我們這個年級有四個漢語班，四個雙語班，在整個樓層裏一邊一半。雙語班裏絕大部分都是維吾爾同學。我從原先基本上是純漢語文化的環境裏，第一次有機會接觸大量的民族同學。初中時，我最好的兩個哥們兒一個是維吾爾同學，一個是回族同學，但我們在一起都講漢語。一些民考漢的孩子，要是家裏不怎麽講維吾爾語，自己幾乎都說不了幾句母語。

高中時我最好的三個朋友都是維吾爾人了。其中一個朋友最後去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讀書。他特別鬱悶的一件事情是，在所有條件幾乎同等、他甚至略微優於一位漢族同學的情況下，他沒能被錄取為飛行員學員。

高二有一次年級化學月考，最高成績是一個雙語班的維吾爾同學，他得了100分。那個雙語班的化學老師——他是漢族，同時也帶我們班，他來上課時說：“連民族同學都能考100分，你們怎麽回事？”

結果那句話說完，坐在我身邊的漢族同學們就哈哈笑起來，還笑著跟我說：“噢——你們都能考100分啦，那我們確實應該努力啊！”我當時就覺得，你們這不是歧視人家的智商嗎？我當時就跟那幾個開玩笑的哥們兒飆了髒話，甩臉給他們看——要知道，他們本來是這個班上我僅剩的幾個好朋友。

下課我還去老師辦公室抗議，我說：“老師，你剛才那句話說得太不負責任了，你知道你說完之後同學們怎麽嘲笑我嗎？好像是在嘲笑我們民族同學本來就笨！”老師趕緊說，“沒有沒有，我不是那個意思，你誤會我了。”

化學老師下次上課還專門跟同學們解釋，“民族同學用自己的非母語聽課，都能不犯錯誤，我是為了鼓勵你們，不要曲解我的意思！”那幾個當時笑我的哥們兒說，“不會吧，艾爾肯，我們是跟你開玩笑的，你這麽認真！”現在想想，我也不知道當時幹嘛那麽較真，好像從那個時候，我就有了對自己民族的保護意識。

高三時，語文老師，他也是漢族，有一次進來說了一句話，我永遠也忘不了。他說：“孩子們，我又看到了你們的英語成績比語文成績高，可能因為你們的班主任是英語老師吧。但我真心想告訴你們，不管你們以後走到哪裏，別人的語言學得再怎麽好，隻要你母語學不好，別人也會瞧不起你。”

這句話當時對我刺激太大了，因為我的母語我基本就不會。直到高三，我的維吾爾語隻能聽說，讀寫方麵我完全不會，等於是文盲水準。那位語文老師是想鼓勵大家學好漢語的語文，但他沒意識到，班上還坐著我這樣的“民族分子”呢。他的這些話成為了我日後自學母語的最大動力。

我的高中就這樣過去了。我的高考成績很一般，但趕上了中國大學擴招，我被南方的一所三本大學錄取了，它招收了很多全國各地的民族學生。新疆很多自治區領導的孩子，成績不好的，或者其他有點錢的家庭，孩子都送那兒去了。

我的宗教觀開始形成

父母離婚之後，我母親麵臨著巨大的心理問題。加上後來外公去世，母親像是一下墜入了人生最低穀。她幾乎變成了祥林嫂，天天哭，不停跟所有人講述自己的悲慘人生。很快她身體也不行了，腰椎間盤突出，站都站不起來，被迫手術。手術一下花了十幾萬，經濟上也背負了巨大的壓力。2004年冬天，手術後，她回到鄉下靜養、恢複身體，外婆也方便照顧她。

在那之前，母親是完全世俗化的維吾爾女性，跟他們那一代的很多人一樣，除了飲食方麵，幾乎跟非穆斯林沒什麽區別。但看到她糟糕的狀態，在她恢複身體的同時，我外婆就把她送到一個阿訇那裏去做心理輔導，當時主要是想重新塑造她對生活的信心。

在新疆，對宗教有正確理解、能夠很好詮釋的真正的宗教人士太少了，這裏可能就有政府的政策失誤。政府總想把控一切，很多清真寺的阿訇變得政治性很強，南疆有的清真寺裏還要升國旗，講民族團結、計劃生育。這樣就產生了問題，民眾對官方代表的宗教人士，就不信任了。可這樣下去，當維吾爾人遇到困難，心靈感到空虛，想要主動尋求宗教幫助的時候怎麽辦呢？宗教極端分子就有市場了。

我母親的幸運之處在於碰到一個好的阿訇。這位阿訇家裏祖祖輩輩就從事宗教研究，自己受過高等教育，還在國外學習過。母親的思想慢慢開始轉變，比如領悟“惟有忍耐與克己方能能領悟人生的真諦”，等等。她學會了讀古蘭經，學會了做禮拜，但這些我當時並不知道。她從鄉下回來以後，我常常去母親那裏住幾天，那時候哥哥已經去上大學了。我突然感覺母親好像變了一個人。她明顯對父親開始有了寬恕和諒解，對生活的態度也樂觀起來。父親還是世俗化的態度，甚至會詆毀母親，來保護他自己，為他自己的選擇做辯護。母親則從脆弱狀態中走出來，變成了一位大方、堅強的女性。

她並沒有強迫我、要求我跟她一樣去虔誠信教。但高二那年的齋月，蓋德爾夜那天對我很重要。根據我們的宗教，虔誠的穆斯林在蓋德爾夜要通宵禮拜、祈福。當時我很好奇，就對母親說，不如我也跟你學習一下怎麽做禮拜吧。她非常開心，因為這是我第一次想自願做禮拜。自願很重要，強迫、占有一個人就會讓人產生反感。

一夜祈福、洗禮、禮拜之後，我突然覺得心裏特別舒服，思想特別清晰，早上去上課的時候覺得自己完成了一件特別偉大的事。

我們學校附近有一個清真寺，我和一個朋友一起去。我們高中的時候做禮拜是地下狀態的，如果學校知道，肯定德育處會找麻煩，搞不好要處分、開除（盡管中國並無明確法律規定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禁入清真寺，但根據中共黨紀規定的精神，1990年起，新疆很多地方設立行政規定，禁製未成年人進入清真寺活動；在學校，進行馬克思主義無神論宣傳教育被視為是引導學生牢固樹立正確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重要舉措——編注）。

學校的老師們一直教育我們，宗教是封建迷信——這幾乎是學校的正式教條，我們要崇尚科學，做共產主義接班人。但阿訇跟我們說什麽了呢？“一個撒旦不懼怕一百個無知的人，但一百個撒旦會懼怕一個有識之士。”“你們應該去學習、去求知，不論是《古蘭經》還是科學。”他還舉例說，你不會看到一個教授在街上拿刀砍人，不會看到教師在當街大小便。我內心覺得，唉，阿訇好像在教育我們好好學習、不要做壞事，這也不算什麽封建迷信吧？加上母親的改變，宗教在我內心中的地位大大提升了。

但新疆有些人總是按照自己的價值觀去定義宗教，要別人不能這樣、不能那樣，讓人很不舒服。有的阿訇甚至把電視也當做撒旦。有的阿訇把《古蘭經》都背下來了，但他們沒有去鑽研。如果問他們某段經文的原意，他們解答不了。這樣容易產生兩種後果：要麽讓人完全遠離宗教，要麽容易讓人變得特別狹隘，容易走極端。

在新疆，談到宗教，大家下意識都覺得宗教是保守、傳統的狀態，排斥現代文明。如果問這些阿訇們，為什麽有一段這樣的講法？由於自身對伊斯蘭認識太膚淺，他們就隻會告訴你，《古蘭經》就是這麽說的，沒有為什麽。你要稍微多問幾句，他馬上就會給你扣帽子，批判你。這些阿訇們也有一種獨裁的意識。很多獨立思考意識比較弱的人也不敢去反抗，隻有服從。這時候如果遇到一個有私心、想其他事的阿訇，就很容易帶領一批人達到他自己的目的。這也是新疆很多問題的原因之一。在我的認識中，一方麵，新疆各地世俗化的進程在加速，另一方麵，地方政府對宗教事務的管理刻板而嚴格，再加上地方官員的腐敗、諸多事務上的大漢族主義等因素，確實有一大批非官方的阿訇形成了帶有民族情緒的極端伊斯蘭思想。但我說的這種極端思想，主要是對伊斯蘭教的狹隘理解和誤讀，而不是簡單的恐怖主義思想。

 虔誠的信徒為何如此暴力？

目前新疆這樣的宗教環境下，很多信徒對宗教的理解能到什麽程度呢？我後來遇到過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大四在烏魯木齊實習時，有一次和朋友去網吧，在二道橋附近一個維吾爾人開的，條件很好。我去用了一會兒電腦之後，想去找廁所，前台的人給我指了一個方向，我就往裏走。但當時光線有點暗，我一直往裏，路過一個門口時，不小心踩到一個東西。一看，壞了，是一個人做禮拜用的氈毯，原來門裏麵居然有一個維吾爾小夥子在做禮拜。

破壞人做禮拜儀式是冒犯別人的“罪過”。但我還沒來得及說什麽道歉的話，小夥子衝過來一拳打到我臉上，我直接就懵了。還沒來得及說話，他人高馬大，一套動作奇快的組合拳落在我眼睛、鼻子、嘴巴上，直接把我打出門去。一邊打他還衝我大吼，你腦子有病嗎？我在做禮拜！

我返回去找到廁所一照鏡子，發現自己嘴巴腫了，鼻子流血，眼睛變成了熊貓眼。我洗了洗臉才緩過神來，我要去找他理論，但他和網吧的老板都趕我走，根本不給我講理的機會。我直接走出網吧給我叔叔打電話。叔叔是這個區政府的幹部。我說，叔叔，我被人打了，他們還不給我講道理的機會，你能不能幫我解決一下？

叔叔很快帶著這片派出所的所長和兩個警察過來了。叔叔把那個打我的小夥子揪過來，衝他一通怒吼，“還敢打人？你們這兒有沒有王法了！這是什麽地方，網吧、台球廳，這是做禮拜的地方嗎？你們這是搞非法地下宗教，知道嗎？”那個老板和小夥子都嚇壞了，扣這個罪名，整個網吧都可以封掉的。

叔叔悄悄問我說，你想怎麽處理？他說，你可以自己先去把那個小夥子揍一頓，然後讓警察把他抓回派出所關10天。我說，千萬別，叔叔，你誤會我的意思了。我就是想給他講我的道理，他們不給我機會說話而已。

我就把小夥子叫到旁邊的房間跟他說，我打斷了你的禮拜是我不好，對不起，但你沒必要這樣衝動吧？我們的宗教是仁慈的宗教，暴力不符合真正的伊斯蘭教義。我跟他說了半天，他就是很害怕的樣子。這樣的人，看起來很虔誠，認真做禮拜，但對古蘭經的理解實在太膚淺了。我跟他談了半天，他似懂非懂地點頭。

我就讓叔叔把警察一起叫走了，那個所長還跟叔叔開玩笑說，叫我們來，啥事都沒幹啊，你這個侄子簡直是“聖人”嘛！後來，那個網吧老板給叔叔打電話，說自己把那個小夥子打了一頓，算是嚴肅處理了。我也覺得很無奈。

在新疆，很多人對《古蘭經》的領悟還停留在十世紀以前的階段。如果加上頭腦簡單，又容易衝動，很容易被人煽動，做一些極端的事。歸根結底，他們幾乎沒有正規的渠道去真正學習宗教，沒能適應現代社會。

其實維吾爾民族是突厥世界中最早實現農業文明和城市文化的民族，相比其他突厥民族，我們可能是最溫和的。而且隻要接觸到先進文化和新鮮事物，我們總是樂於接受。就連宗教這樣難以變更的東西，我們也先後接受過薩滿教、佛教和伊斯蘭教。我們不是一個保守的民族。

而且維吾爾族在接受伊斯蘭信仰的時候也保留了大量我們自己的文化，比如我們有麥西來甫(Meshrep)，這是一種男女都可以參加的大型歌舞聚會，其中還包含詩歌、遊戲、教導，等等，這完全是我們維吾爾的文化，與阿拉伯文化差別很大。我們沒有被阿拉伯人同化，相反，我們為伊斯蘭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總之，學校附近清真寺的主麻禮拜成了我高中時主動學習的一個課堂。後來我們才知道，那位我覺得特好的阿訇，是在德黑蘭學習宗教知識回來的。他教給我們尊敬長輩、不要殺生。我從他這裏感受到了很多正能量，我學到了要做善事，要給予，等等。兩年期間，那個清真寺人來得越來越多，甚至清真寺裏麵坐滿了都會做到街道上。但人多了，政府就緊張了，我高三快畢業的時候，政府找了個借口說這個阿訇有問題，不讓他講了。

這個阿訇有什麽錯呢？無非是沒有按照要求宣講政府的政策、綱領，他就是要獨立地講解自己對《古蘭經》的理解。拿我的人格保證，他絕沒有講過任何反抗政府什麽的敏感的話。完全沒有政治的話題，他就是在講道德，講處世之道。

新換的阿訇我也去聽過，但特別沒意思，幾乎就是隨便讀讀經文，到時間就趕緊散場了。我個人認為，這個係統有一種讓人悲哀的思維，就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管是維吾爾幹部、學者還是宗教人士，隻要在民間得民心了，政府好像就要找借口把他打下去。這樣的例子太多了，我父親就是政府的官員，一心想做好工作，但怎麽也得不到組織信任。信任問題始終是一個雷區。

假如官方還是以打擊極端為由，繼續打壓正常的宗教活動，我認為矛盾會愈演愈烈。這種打壓甚至已經觸及到了很多世俗化生活狀態的穆斯林的底線。比如“黑袍”現象的出現，就是一些本來很世俗化的女孩子，可能因為對社會整體的失落感，開始以“黑袍”行動來表達自己的信仰立場。

現在大家都覺得民族關係有問題，我覺得好像就是一個電腦，它的係統壞了。你不重裝係統，永遠就是卡機，各種卡，怎麽也順不了。這是最讓人鬱悶的事。

我們被當成了“新疆小偷”

2006年秋天，我上大學了。這是我第一次來到新疆以外的土地。在這座南方的城市，氣候非常濕潤，到處鬱鬱蔥蔥，跟大西北滿眼黃土色的景色呈現出完全不一樣的色調。城市也非常繁華，來到這裏我當然很興奮。學校招收了很多少數民族，有40多個民族的學生。

大學第一年的五一假期，我們五六個維吾爾學生一起進城去逛街。學校在郊區，我們去城裏一趟並不太容易，本來是很開心的事。逛了一天，我們碰到一個挺大的超市，就進去買水喝。但也就十幾分鍾的功夫，警察來了。

兩男一女，三位警察直接走到我們身邊，要求查我們的身份證。我們先是特別驚訝，為什麽超市那麽多人，要來找我們查？警察說，“有人報警，說你們偷東西。”

我臉一下就紅了，特別尷尬。我的一個哥們兒比較衝動，嘩啦一下把自己的包扯開喊，“你們來檢查呀！我們偷什麽東西了！”我們趕緊拉住他，跟警察抗議說，怎麽能這樣！我們都是XX大學的學生！我們還給警察看了學生證。警察一下也很尷尬，隻好說，可能報警的人誤會了。但我那個比較衝動的哥們兒不依不饒，在超市裏大喊大叫，警察也很下不來台，隻好一直說不好意思，最後還用警車幫著把我們送回學校。

真的很氣憤，也很無奈。其實我也知道，的確在這個城市裏有維吾爾人做不法生意。我去過一些維吾爾餐廳，知道他們同時在做大麻和白粉的生意。我們學校裏的美國留學生都知道找維吾爾學生來這裏買大麻。

我還記得，2008年5月有一天，我突然接到班主任老師的電話，說學生會有老師希望我去給他們幫一個忙。我趕緊過去後才知道，當地片區的派出所抓到一個維吾爾小孩子偷東西，但他完全不會漢語，需要我去幫忙做翻譯。我趕緊去派出所，看到這個小男孩才八九歲，但一點也不害怕，很淡定很老練的樣子。我問他，到底是怎麽回事？別害怕，我會盡量幫助你。他卻隻跟我說，哥哥，你讓他們放我走吧。

他隻知道自己老家是喀什的，但哪個縣都不知道。他說自己很小的時候，一個“叔叔”說帶他來內地轉轉，他睡了一覺就到了這個城市，具體是什麽時間他也不知道。我隻好請警察一定要把他送回新疆去，如果這樣放他走，他肯定回去找他的“叔叔”，然後接著偷東西。

有一年暑期回新疆的時候，我們在火車上還碰到過一男一女兩個孩子。他們兩人十五六歲，都是小時候被拐騙來內地偷東西的，然後一起被警察抓住，送他們回新疆。那個女孩子後來給我們講了她的遭遇，包括她被控製他們的人強暴。我真的特別憎恨這些人，他們做的事徹徹底底違背了我們的宗教信仰和傳統文化。

很多開新疆餐廳的人也都從事非法營生。他們利用民族問題比較敏感的情況，鑽政策的漏洞，出了事就跟警察“私下解決”。有的幹脆是黑道白道都有關係。這些人敗壞了我們民族的聲譽，也敗壞了新疆的聲譽。

很多內地人對新疆的印象就是小偷和沙漠，近幾年還加上了恐怖分子。我們一開始還會全力解釋，認真地講要區分個別人和整個民族、地區，但時間久了真的有點麻木。碰上一些張口就罵的人，我們也無能為力。

幾乎90%以上的聚會都會打架

雖然是在內地，但跟以前“民考漢”的環境相比，我幾乎是生活在完全維吾爾的環境裏。哥兒們在一起喝酒、踢球、彈吉他，加上有點盲目和狹隘的心理，民族自豪感一下就起來了。

但第一次老鄉會，就有人打起來了。後來我才發現，幾乎每次維吾爾同學聚會、喝酒，90%的可能都是最後都有人打架。這次是一個庫爾勒的學弟和一個和田的學長打起來，然後他們各自的老鄉就衝上去。他們打到門外，門外是一條酒吧街，有不少人圍過來看熱鬧，還大聲喊，“新疆人打架了！快來看啊！”特尷尬。女孩子們很快就散了，聚會也就這麽狼狽地結束了。

我覺得我們這個民族本身就血熱，而且民族性之外還有地域性的問題，就很容易在酒後衝動、摩擦。維吾爾同學之間打，維吾爾人和西藏、內蒙的同學也打。我當然也得參與。不去又不行，大家都是抬頭不見低頭見的，麵子上下不來。

有一年我過生日的時候，我們在酒吧裏喝酒，從中午一直喝到晚上，結果，大家果然不出所料地又打起來了。幾個“民考漢”的同學跟“民考民”的打。我去拉架，也被踹了幾腳。我非常失望，好不容易等打完把大家叫在一起說話。我說，你們能不能講點民族感情？這個樣子，讓別人怎麽看我們這個民族？為了一點點小事就彼此傷害，以後我們會成什麽樣子？講到後來，有的哥們兒都哭了。

那段時間很混亂。我每天早上做一次禮拜，但晚上常常又跟朋友們喝酒。喝完了早上再起來懺悔。在學習過程中，我交到了很多新朋友，學了很多新知識。我還記得自己看了《伍爾夫日記》後開始寫日記，對社會、人性等等有一些反思。我也開始想做一些對我們這個民族有意義的事。比如，至少能改變一些別人對新疆人粗俗、野蠻的壞印象，也是一種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