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最後的儒家梁漱溟(國漢學家、芝加哥大學教授艾愷講述)

來源: 低頭的穀穗11 於 2014-06-27 17:41:43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14324 bytes)

　　《最後的儒家》

　　《這個世界會好嗎》

　　艾愷近照(攝影　許諾)

　　3月,兩位美國漢學家相繼來到中國。耶魯大學教授史景遷所到之處擁躉者眾,他以講述淹沒在曆史裏的小人物見長,如今他卻像明星般接受粉絲的膜拜與追崇。他的同行、芝加哥大學教授艾愷在中國則低調、冷清得多,如同他的研究對象梁漱溟的遭遇一般——這位艾愷書中的“最後的儒家”,如今的關注度更多地停留在學術圈裏。
表裏如一的大儒
21日下午,艾愷抵達山東大學。在校園裏,學生手捧他的著作《最後的儒家》新譯本挨個等著他簽名。《最後的儒家》是艾愷的博士論文,1975年,書的初稿完成時,艾愷尚未見過傳主梁漱溟。在論文寫作兩年前的1973年,艾愷首次訪問中國,他多方打聽,希望能麵見梁漱溟,遺憾的是未能成行。
1979年,《最後的儒家》問世後,在美國漢學界引起了很大的關注,此書獲得了費正清東方最佳著作獎。艾愷不止一次感慨,傳記成書後,作者才見到傳主,“在中國近代史學界可能是空前的特例”。
“梁先生的確是一位表裏如一的人。”在21日晚的講座上,艾愷又一次重複了他對梁漱溟的評價。正是因為梁漱溟的表裏如一,艾愷才能讀其書而如見其人,僅僅通過閱讀梁漱溟的著作,便能在傳記中抓住他的思想要義,反映他的人品。
1980年,艾愷終於應梁漱溟之邀來到北京,在近半個月的時間裏,雙方進行了數次長談。兩人的對話集《這個世界會好嗎》一書在2007年出版,該書數度占據圖書銷售榜前列。
對話一開始,梁漱溟就告訴艾愷,他的思想的根本是儒家和佛家。在接下來的兩三天裏,梁漱溟經常和艾愷講起對佛學的看法,這讓艾愷感到困惑,畢竟梁漱溟早年雖然有意出家,但在“五四”時期便放棄佛學轉入儒學。不過,梁漱溟告訴他,自己並未放棄佛學,“在思想上還是那樣”。而對於艾愷將他定位於一位儒者,他也接受,有時他覺得科學社會主義很好,對道教和基督教,梁漱溟也采取一種包容的態度。
“這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獨特的地方。”艾愷對齊魯晚報記者解釋,這和先秦思想家的宇宙觀是一致的,“認為宇宙是和諧的、互相依賴的,而且沒有絕對的矛盾。”
在艾愷看來,一生主張以自己的行動改造社會的梁漱溟,其思想更接近於傳統的儒者,而將其稱為“最後的儒家”,則因為曆經眾多政治運動與時代變革後,“隻有他一個人保持了儒者的傳統和骨氣”。
鄉村建設試圖把社會變成一所大學校
艾愷此行的重要一站是祭掃位於鄒平黃山的梁漱溟墓,22日,他雙膝跪地以弟子禮叩拜他經常掛在嘴邊的“梁先生”。
鄒平是梁漱溟早年進行鄉村建設的重要實驗區。1931年6月,應山東省主席韓複榘之邀,梁漱溟在鄒平成立了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梁漱溟將鄒平全縣重新劃分為14個鄉,鄉以下設置了366個“自然村”,其實驗的最大舉措是將鄉一級的鄉學和村一級的村學取代以前的政府機關。梁漱溟讓鄉建幹部以教師的身份和農民建立聯係,希望通過把政府變成一個學校從而推動社會的學校化,借此廢除官僚主義的同時,“也能將農村改造為一個儒家集體主義思想的大學校”。得益於韓複榘的支持,到1937年,山東全省107個縣中的70個被指定為鄉村建設實驗區。
為了研究梁漱溟,艾愷多次來到鄒平實地走訪,他試圖尋找梁漱溟鄉村建設的痕跡。在與當地一些老人的對話中,他經常問及關於鄉村建設的問題。“這些人回憶鄉村建設時,好像更關心物質的影響。”艾愷苦笑著說,鄉村建設者把一些城市的新技術引入農村,這是當時老百姓印象最深刻的。抗日戰爭的突然爆發終結了梁漱溟的鄉建實驗。在《最後的儒家》一書中,艾愷設想,如果不是突然中斷,到1938年,山東各縣都將成為鄒平工作網的一部分。當然,如果假以時日,山東也絕不僅僅是梁漱溟借助鄉村建設改造社會的終點,在當時精英階層普遍向西看的情況下,梁漱溟的實驗“找到了一種文明形式最終取代目前變態畸形的西方文明,這就是中國人自己創造的以農為本的新的世界文明”。
艾愷承認梁漱溟的鄉村建設實驗有缺陷,比如存在於鄉村建設者之間的官僚主義、黨同伐異、官場鑽營等問題,“梁漱溟本人也承認構成鄉村建設運動基礎的農民和知識分子的結合並未實現”。但在多次去了鄒平後,他認為梁漱溟本來是對的,“他提出的確實是建設中國的長期方案”。
在與山大的學生交流時,目睹了鄒平前後變化的艾愷相信,如今鄒平能夠躋身中國百強縣,和梁漱溟鄉村建設的影響有著或多或少的關係。
世界的未來是中國文化的複興
在《這個世界會好嗎?》一書中,艾愷問梁漱溟這一輩子最大的失望是什麽。已經步入暮年的梁漱溟說:“沒有。”艾愷又問:“沒有失望,怎麽可能呢?”
的確,自從1953年與毛澤東主席的衝突後,以“行動派”自居的梁漱溟,再也沒有了按照他的思想改造社會的機會。讓艾愷記憶猶新的是,梁漱溟即便到了去世前一年,依然在一場關於自己的學術研討會上高呼:“我不是一個學者,我是拚命幹的!”聯想梁漱溟的一生經曆,他並不願意鑽入書齋高談闊論,他更願意本著自己的思想去實踐。從年輕時守護傳統文化,到之後開展鄉村建設,再到抗戰期間發起成立民主同盟,遊走於國共兩黨之間,推動抗戰與建國,他始終在踐行自己的思想。
艾愷經常反思一個問題:“梁先生算成功了嗎?”在接受齊魯晚報記者采訪時,艾愷手托腮喃喃自語:“我覺得如果有機會繼續下去的話會成功的,不過……這個時代……”
然而,梁漱溟本人並沒有遺憾,他在與艾愷的對話中就說:“我想做的事情都做了。”即便經曆了眾多政治風波,梁漱溟在晚年也依然樂觀,如他的長子梁培寬所說:“毫無老年人易見的傷感、消沉的影子。”
梁漱溟與艾愷對談的1980年代末,傳統文化在經曆了“文革”的破壞後,又在社會一片向西看的浪潮中逐漸式微。不過,即便梁漱溟知道舊有的風俗習慣被破壞,可他對前途並不悲觀:“中國人還是中國人,他還有一種中國人的氣味吧。”他也仍舊堅持他在上世紀20年代完成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的判斷:“世界的未來是中國文化的複興。”在他看來,西方文化雖然現在占據主導,但未來社會的第一個問題是人與人如何相處,而這恰恰是中國文化的特色。
時間回到1918年11月7日,梁漱溟的父親梁濟早起外出前遇到了梁漱溟,梁漱溟準備和他討論歐戰新聞。“世界會好嗎?”梁濟問。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裏去的。”
對話艾愷——　　　梁先生的思想　　　會在以後被接受
齊魯晚報:您是否設想過如果當時梁漱溟的鄉村建設延續下去的話,它會達到怎樣的效果?它的理想狀態是怎樣的?
艾愷:理想的狀態就是把老百姓和政府的關係改變,他原來就是要複興中國古代的一種理想。他說過,以前政府和老百姓的關係有一點像鐵鉤和豆腐,政府即使是好意幫助老百姓,但鐵鉤一碰,豆腐就完了,所以他就想把社會學校化,把政府也學校化,讓政府和老百姓的關係越來越像師生的關係。

齊魯晚報:他當時的方法跟晏陽初的差別很大。
艾愷:太大了。晏陽初從頭到尾還是以平民教育為主,以文化為主,就是識字、掃盲運動。

齊魯晚報:這種差別跟他們彼此的認識和教育背景是否有關?畢竟晏陽初是杜威的學生,接受的主要是西方的教育。
艾愷:梁先生也很佩服杜威,那個時候誰都佩服杜威。不過晏陽初到底是留洋的嘛,在耶魯大學畢業,他的觀點是比較有限的,他說每一個老百姓識字以後幹什麽都行,那是不一定的。

齊魯晚報:為什麽說梁先生是最後的儒家?
艾愷:我們在討論到馮友蘭時,梁先生說他的理論、著作是很像儒家的,不過,他的行為不像儒家。所以梁先生很清楚,空玩理論不行,我為什麽把他叫做最後的儒家,他不是光說不練的,所以他最後一次出來演講說:“我這一生是拚命幹的!”用很大的聲音。最奇怪的是,這次會議叫梁漱溟學術思想會議,而他強調“我不是一個學者,我是一個拚命幹的”。
他不是說了嘛,他有兩個座右銘:獨立思考和表裏如一。他的父親也是這樣的,他的父親是一位極端的改革者,北京最早的白話報紙是他辦的。梁先生自己也是這樣,就是因為獨立思考、表裏如一,他才會發生1953年的事情。

齊魯晚報:梁先生說,未來社會是中國文化的複興,您如何看?
艾愷:梁先生要複興的是一種人生觀。西方文化特別是美國的大眾文化自二戰後影響很大,梁先生的預測不是讓西方學中文、背《論語》,而是重在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中國社會、外國社會都逐漸變成了陌生人的社會,城市化的加劇,這種現象會越來越加劇,現在如何解決人與人的關係非常重要,而中國文化是重點處理人和人關係的,梁先生的思想會在以後被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