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情可無言喻，文期後世知。”梁漱溟一生充滿傳奇色彩：6歲啟蒙讀書，學的是ABCD，卻成為現代新儒家著名學者；隻有中學文憑，卻被蔡元培請到北大教印度哲學；在城市出生成長，卻長期從事鄉村建設。他一生追求兩個問題：一是人生問題，即人為什麽活著；二是中國問題，即中國向何處去。1988年的今天，梁漱溟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95歲。
2007年，我們的記者李菁對梁漱溟之子梁培寬進行了深度的訪問，寫下了這篇萬字長文，我們將在今明兩天的微信中，為大家完整放送。
口述/梁培寬
記者/李菁
祖父與父親
1918年農曆十月初七那天，北京發生了一件比較轟動的事:一人穿戴整齊，留下一封遺書，在積水潭附近投湖自盡。那個投湖的人，便是我的祖父梁濟。
梁家祖籍廣西桂林，曾祖父赴京會試中進士後就定居北京。祖父梁濟，字巨川，27歲中舉，直到40歲才當上內閣中書的四品官，做過皇史（清朝檔案館）的工作人員。父親評價祖父不是一個天資高明的人，但“秉性篤實”，且有一腔熱腸，一身俠骨，不肯隨波逐流。他一輩子關心國事，讚成“維新”。民國建立後，他也一度對國家步入坦途抱有希望，但這些都落空了。
1918年農曆十月初十是祖父60歲生日，他以準備祝壽，家中須大掃除為由，到積水潭旁朋友家小住。就在生日前3天，他按計劃從容投了積水潭。
祖父在遺書裏說“梁濟之死，係殉清朝而死”，又說，如果能喚起國人“尚正義而賤詭謀”，則他的死“可以謂之殉清，亦可以謂之殉中國”。所以世人把他的行為簡單視為“遺老殉國”，其實並不正確。新派人物陳獨秀、徐誌摩、胡適等人，也都寫文章評論他“自沉”，他們並沒有把祖父之死僅僅理解為殉清而死，反倒由此來反思整個社會精神力量的缺失。
父親出生於1893年，他形容自己幼時“既呆笨又執拗”，直到6歲，自己還不會穿褲子。有一天早上，祖母隔屋喊他，問他為什麽還不起床，他氣憤地大聲回答:“妹妹不給我穿褲子呀！”被全家引為笑談。父親少時愛靜思，不喜運動，體質弱。讀書時，經常看同學打球踢球而不敢加入，隻有等人家都玩罷，才敢一個人去試一下。因好想事情，神色完全不像少年，同學給他起了個外號“小老哥”。
很多人以為父親幼時飽讀“四書五經”，事實上因祖父讚成維新，不主張讀經，在父親學完《三字經》之後，就讓他讀一本叫《地球韻言》的書，內容多是介紹歐羅巴、亞細亞、太平洋、大西洋，這在當時實屬一件很不尋常之事。7歲，父親被送到北京第一所“洋學堂”——“中西小學堂”，既念中文也學英文。不料第二年便趕上“庚子之變”，那些英文書隻好燒毀。此後，他又入過幾所小學。
1906年，14歲的父親考進“順天中學堂”，後來學術界的著名人士張申府、湯用彤等都是他的同學。他和班上3位同學是好友，有一天幾個人談到興頭上，提議不再“大哥、二哥……”相稱，而是根據每人的短處揀出一個字來，以警示策勉。於是有的人因稍顯懦弱被取名為“懦”;有人因脾氣暴躁被取名“暴”;還有一自謙為“惰”;而父親被取名為“傲”，從中也可看出他當年的一些性格。
△ 梁漱溟在順天中學堂畢業時留影（攝於1911年）
出世與入世
父親順天中學畢業，他所受的正規教育至此為止，其後皆自學。當時革命派在天津辦了一張《民國報》，19歲的父親到報社做編輯，還做過外勤記者。那時父親向往議會政治，每逢資政院開會，一定會想方設法去旁聽。作為記者，他還親眼目睹過袁世凱在北京舉行的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
父親原名為煥鼎，字壽民，經常以“壽民”或“瘦民”為筆名在《民國報》上發表文章。有一次，報社總編輯孫炳文在為父親題寫扇麵時，順手寫下“漱溟”二字，父親很喜歡，從此這名字就伴隨他一生。孫炳文1927年在國民黨清黨時被殺，他的兒子孫泱（注:又名孫寧世，原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書記兼副校長）、女兒孫維世都死於“文革”。
父親身上多少有些祖父的影子，他很早便對人生和社會問題有了深入思考。十七八歲時，他就開始找些佛教的書來讀。1913年，離開《民國報》後，他原有的出世思想再次抬頭，甚至兩次試圖自殺。那時，他深陷於人生煩悶中，不願在世俗趣味中混過一生，認為人生即是苦，思求出家為僧。
1916年，父親寫了長文《究元決疑論》，在上海《東方雜誌》上連載，文章批評古今中外諸子百家，獨推崇佛法。剛接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看到文章，邀父親到北大教授印度哲學。從此他進入北大，後來還陸續開授了儒家哲學、唯識學等。
後來在北大教授“新唯識學”的熊十力先生，便是由父親推薦的。父親與熊十力先生自1919年便認識，蹤跡密切，關係非同一般。但到了晚年，二人學術上有重要分歧。父親肯定熊老某些學術見解“因有其價值不容抹殺”，同時明確指出儒家的學問“貴在力行，而不尚思辨”，但熊老恰是反其道而行之，“舍力行而尚思辨”，這是父親斷然不能苟同的。
△ 原位北京積水潭南岸的“桂林梁巨川先生殉道處”碑，在“文革”中被砸毀，今已不知所蹤
北大任教期間，父親經曆了由“佛”到“儒”的思想轉變。他後來回憶，讀《論語》時，發現開篇便是“悅”——“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一直看下去，全書不見一“苦”字，這引起他很多思考。《論語》中與“樂”相對的是“憂”，然而又說“仁者不憂”，孔子自言“樂而忘憂”，其充滿樂觀的人生態度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父親對儒家的看法。他開始由“出世”轉為“入世”。
1921年根據父親演講而整理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首次出版，書中倡導世界文化是多元的觀點，認為東西方文化各有其價值;而作為東方文化的中國文化，以儒家思想為代表，自有其對人類生活不可磨滅的價值，並預期世界最近的未來將是中國文化的複興。此後再版10多次。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呼聲中，父親肯定和捍衛了孔子思想。當年冬天，28歲的父親與同歲的母親結了婚，但他從20歲開始吃素的習慣卻保留了終生，直到95歲去世。
△ 1921年，梁漱溟和黃靖賢結婚照
父親在北大時，與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皆是同事，有往來。1927年春，父親得知李大釗連同一家老小被張作霖逮捕後，立即從西郊進城訪章士釗，希望能與章一同出麵將李大釗的家屬保釋出來。章士釗自認為與張作霖的親信參謀長楊宇霆相熟，可以保李大釗不死，但最終還是失算了。
1921年，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父親提出“願再創中國古人講學之風與近代社會運動相結合為一”的主張，早已不滿學校隻是傳授知識技能的偏向，1924年中，他辭去了北大教職。
在中國必須實行民主政治，這是父親的夢想。民主政治現成的模式是議會政治，早年他即寄望於此。可是民國創立之後，二三十年間始終無法確立這種政製，而隻有國家四分五裂，軍閥混戰。父親再三思索，認為西方社會能夠確立這種政製，正是在長期爭取民主鬥爭中，人民才具備了這種實施此種政製的基礎，而中國廣大群眾缺乏民主政治的要求與習慣，因此必須從培養人們的民主政治的習慣入手，才能為民主政製的建立打下堅實基礎。而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在農村，因此必須由農村入手。所以父親開始決心從事鄉村建設運動。鄉村建設並非僅僅解決農村問題，而是解決中國建國問題。
1927年父親南下到廣州，準備開始他的鄉村實驗。不久政局變化，支持他的李濟深被蔣介石軟禁，父親就離開了廣東。1929年，在考察了陶行知的南京曉莊學校、黃炎培江蘇昆山鄉村改進會、晏陽初河北定縣教會實驗區之後，恰逢河南村治學院在馮玉祥的支持下創辦起來，創辦者與主持人是彭禹連、梁仲華，父親受邀擔任教務長。
1929年，河南村治學院招收了第一批學生，有400人左右。當年鄉村工作的艱苦不言而喻。1930年父親就是在學校所在的輝縣百泉鎮過的春節，而我們和母親在北京，父親給家人信裏說，他“並非不想念家人”，隻因“見老百姓之苦”，而“此心惻惻焉”。當時軍閥混戰，兵匪不分，槍炮聲與過年的鞭炮聲都混在一起。學生要輪流站崗放哨以自衛，父親經常和衣而睡，以防不測。但因蔣介石、閻錫山與馮玉祥之間爆發中原大戰，河南成了主戰場，學院開辦不到一年，便草草結束，父親也離開河南回到了北京。
1930年村治學院在河南開辦時，省主席是馮玉祥的部下韓複榘。1931年，韓為蔣介石收買，脫離了馮，到山東任主席。村治學院副院長梁仲華向韓報告學院結束工作時，韓提出可以來山東繼續他們的鄉村建設，後來就有了鄉村建設研究院。梁仲華任院長，父親為研究部主任，院址設在山東鄒平縣。
1933年，父親把我們接到山東鄒平安家。雖是縣城，那時卻沒水沒電，也沒文化生活可言。我放學後無所事事，無非是和同學到城外的河裏玩水、逮麻雀之類。有一天閑著沒事進父親的辦公室，在桌子上一通瞎翻，想找到什麽好玩東西。父親回來後見我把東西翻亂了，不高興，打了我的手心，那是我唯一一次被父親體罰。
△ 梁漱溟和兒子培寬、培恕合影
1935年，母親因難產在鄒平去世，那年我隻有10歲。農村的醫療條件很差，如果當時在北京生活，母親也不至於死。父親在山東一直呆到1937年9、10月，直到日軍侵占山東後才離開。
為團結而奔走
1937年抗戰爆發後，團結抗戰的呼聲占據了主流，國民政府設立了“國防最高會議參議會”，父親與張伯苓、胡適、傅斯年、沈鈞儒、鄒韜奮等被邀請為參議員。1938年元旦，父親申請到延安參觀訪問，希望了解與推動國共長期合作的可能有多少。延安雖物質條件艱苦，但人人精神麵貌高昂，每天一早起來，大家都哼唱著歌曲，此唱彼和，好像忘了人間勞苦，這給父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親在延安停留時，談話最多的便是毛澤東，前後共談了8次。除兩次宴請外，他們的談話時間都很長，其中兩次竟通宵達旦。
父親與毛澤東的結識，最早應源於毛澤東的嶽父楊懷中（昌濟）先生。父親有位族兄叫梁煥奎，他曾推薦楊懷中留日，又與他一同東渡日本。1918年，梁煥奎來北京就借住在梁家。時在北大任教的楊懷中探望梁煥奎時常到梁家。而父親在北大與楊同在哲學係，所以家裏與係裏都有機會碰麵。那時，毛澤東借住在楊懷中家裏，還沒有同楊開慧結婚。父親去找楊懷中家裏討教，開門的往往是毛澤東。
△ 1938年，梁漱溟和毛澤東在延安
父親回憶在延安與毛澤東長談時，通常他是坐著的，而毛澤東則常在地上踱步，邊走邊說，有時又斜倚在床榻上，很自然隨和。對中國社會性質的看法，二人的觀點常發生對立衝突，爭辯激烈，誰也不能說服誰，但均不動氣。談話結束後，離開主席小屋時，經常外麵已是天色微明，但他的心情卻格外舒暢。
1940年前後，父親對黨派之爭不斷加劇很是憂慮，於是他努力把國共之外的第三方力量組織起來，調解兩黨紛爭。1941年初，他與黃炎培、左舜生等將“統一建國同誌會”改組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以下簡稱“民盟”）。
1946年初，重慶政治協商會議閉會後，各黨派共同通過了五個“協議”，尤其是“政治協商”，確定國民黨放棄一黨專政，將由各黨派組成聯合政府。父親認為國家政治將步入坦途，而他自己將退出現實政治，專搞文化研究。但當時國共為爭奪東北，內戰硝煙再起。1946年4月22日手足無措的馬歇爾請民盟幫助調停。而當時民盟秘書長一職空缺，人們紛紛勸說父親應首先參加奔走和平，父親不得不接過民盟秘書長的職務。
1946年，父親擔任民盟秘書長不久，便發生了李公樸、聞一多相繼被國民黨特務暗殺事件。李公樸與聞一多都是民盟重要成員，這種政治謀殺事件讓父親非常憤慨。他發表書麵講話說:“……我個人極想退出現實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這樣，我卻無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這顆槍彈，我要連喊一百聲:取消特務！我倒要看看國民黨特務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殺光！”在記者招待會上，父親又說:“特務們，你們有第三顆子彈嗎？我在這裏等著它！”
雖然形勢越來越惡化，但父親一直頻頻斡旋於國共之間。1946年10月12日早晨，剛剛在國共高層奔走一番的父親，帶著希望從上海回到南京，下了火車便看見報載國民黨軍隊攻下張家口的消息，大為失望。許多記者蜂擁而來，父親隻是長歎說了一句:“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此話一時為媒體廣為引用，成為經典話語。
幾次調停失敗，1946年11月初，父親先退出了和談，後又退出了民盟。後來有人說:“梁漱溟搞政治，但不懂政治，所以總是失敗。”在我看來，這是因為父親心目中的政治理念有所不同。在他的心目中，國家、民族的利益是第一位的，隻要對國家、民族有利，黨派利益可以放在第二位。在現實政治前，像這種充滿書生意氣的看法，注定要碰釘子、要失敗。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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