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YORK TIMES
迷失在漢語、蒙語和英文中間
迷失在漢語、蒙語和英文中間
教在美國六木2014年06月16日
Mia Liu
20世紀80年代初，一位漢族姑娘經人介紹來到內蒙古興安盟紮賚特旗國營牧場的一個衛生院工作，受到了當地蒙古族人的熱情歡迎。她萬萬沒想到之後自己會成為該地區一名極受歡迎的接生護士，為將近百分之八十的嬰兒接生。不久後，她晉升為當地計劃生育辦公室的一名職員，在蒙古族居民中宣傳獨生子女政策，曾作為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代表赴人民大會堂開會。數年之後，她嫁給了一個蒙古族人，盡管那時她的蒙語還很差。這一段蒙漢婚姻受到了鄰裏的廣泛支持和祝福。
張冬冰是這對夫妻的第二個孩子，今年26歲。在這個雙語背景的家庭中長大，冬冰可以講漢語和蒙語，如今，他是中國礦業大學（北京）的一名英語教師。成長中蒙語和漢語的轉換為他帶來了身份認同的困惑，他發現了英文這個“第三種語言”，暫時緩解了語言焦慮，但他從英語和西方文化中收集的碎片並不能解決身份認同的問題。
“我是漢族人，還是蒙古族人？或者兩個都是？”冬冰說，“我到現在都還沒有找到答案。”
在內蒙古，蒙漢雙語和多元文化環境十分常見。這一現象可以追溯到1984年，中央政府於當年頒布了《民族區域自治法》，鼓勵少數民族幹部學習普通話和漢文，要求小學高年級或者中學設漢文課程、推廣普通話。
盡管蒙古族人對學習漢語的態度不盡相同，但是，“漢語被認為是促進該地區實現‘現代化’的一股重要力量”，複旦大學文化人類學蒙古族學者納日碧力戈說。在中國有五百多萬蒙古族居民，其中四分之一左右在日常生活中隻使用漢語。但是在語言融合和轉換的過程中，這些蒙古族人未能意識到他們的雙語背景會在日後帶來關於身份認同的困惑。
“美國詩人龐德(Ezra Pound)的詩歌是否受到了中國唐詩的影響？”有一天冬冰的一位同事問他。通常情況下，大部分中國人都會思忖誰是龐德；但對冬冰來說，他知道龐德，但卻對漢語詩歌沒有什麽概念，更別提唐代詩歌了。
在北京師範大學英文係讀研究生的時候，我和冬冰曾是三年的室友。如今我突然意識到以前在宿舍我常常跟他討論國學，但我那時竟不知道他沒有學過漢語的文學經典。我理所當然地認為即使身為半個蒙古族人他也應該知道那些連三歲小孩都能背誦的唐詩。
“我在上大學的時候常常會對自己的身份認同感到十分困惑。”冬冰說。
冬冰在上小學時開始學習漢語，那時的漢語課基本用蒙語教學。“在我們的課本上也有一些漢語詩歌和諺語，但是我們通常都會忽略這些，因為我們沒有時間。”冬冰回憶道。
那些對曆代的漢族人有著深遠影響的儒學經典對冬冰來說也十分陌生。由於缺乏這些經典的熏陶，冬冰有時會帶著疑惑說，“我不確定我跟漢族朋友們是否擁有一個共同的文化背景，所謂的‘炎黃子孫’和‘龍的傳人’於我來說也有些遙遠。”
聽聞此言我十分詫異，便考慮以後不再把他當作純粹的漢族朋友。後來我思索再三，決定把他看成一個來自草原的蒙古族好友，常常和朋友喝著烈酒、啃著羊腿、唱著歌一直到半夜——將來我去草原拜訪他一定會十分享受這一幕。
“但是，”冬冰接著說，“每次我和蒙古族朋友一起喝酒他們開始唱歌的時候，我就隻能跟著節奏點頭、拍手。有時我挺享受，但是也有時候我不會唱那些敬酒歌。其實，我對蒙語文學和藝術了解也不多，因為高中時別的課業的壓力實在是很大。”
得知我的“蒙古族”朋友竟也有難以融入本族文化的時候，我更覺驚詫。盡管冬冰在上大學之前都是在蒙語學校接受教育，但他蒙語的流利度並不及那些蒙語單語家庭中長大的孩子。“我覺得我很難跟我的蒙古族朋友有非常深刻的交流。”冬冰說。
“我到底是漢族人，還是蒙古族人？”他不停地問自己，有時也會用消極的口吻說，“或者都不是？”他繼續說道，“我能說蒙漢兩種語言，但我缺乏的是這兩種語言所承載的文化想象。我隻活在當下，而缺少大的曆史語境。”
近幾年，冬冰見證了家鄉兩族人民在文化和政治方麵出現的諸多矛盾，他的身份認同問題因此變得更為突出。鄰裏之間已經不像以前那麽親密了；他認識的一些蒙古族熟人覺得漢族人不夠真誠；在一些蒙漢混合學校，常常發生蒙漢學生之間的衝突，他在描述時語氣中帶著幾分失落，“在那些學校中有一種對漢族學生不友好的情緒。”
“在中國，漢語占有主導地位。伴隨漢語而來的則是顯性和隱形的價值觀、信仰、目的和活動，這些都將促成國家的建設。”納日碧力戈教授指出。在國家建設話語以及漢語同化的語境下，“在很多城區，蒙語教育呈現出一種下降趨勢，從而導致蒙語和和蒙古族文化的衰退。”
自改革開放政策實行以來，在內蒙古的很多中學，特別是呼和浩特這樣的大城市，英語的重要性也開始顯現。由於英文和漢語意味著更多的工作機會，蒙語的使用隨之減少。如此，三語教育的模式在內蒙古的很多地區應運而生。納日碧力戈教授說，在一些地區，一些蒙古族和漢族都常常認為“英文和漢語代表著先進，而蒙語則意味著落後……，漢語和一門流行的外語正好迎合了很多蒙古族知識分子提高社會地位的需求。”
“蒙古族人和他們的文化正麵臨著西方化和中國化的雙重挑戰。”納日碧力戈教授進一步指出，“西方化和中國化象征著‘進步’與‘繁榮’，而蒙古族的傳統文化則能提供情感和精神上的平衡。他們必須在這之間做出一個選擇。”
在這一不可調和的矛盾麵前，高中畢業時張冬冰決定去北京上大學。他害怕如果自己留在內蒙古當地的大學，比如內蒙古大學或內蒙古師範大學，他“很有可能大學四年每天都在跟朋友喝酒中度過。”
2006年，在北京郵電大學經過一年的少數民族預科班的學習之後，冬冰終於成為了北京師範大學的一名本科生。在那裏，供他選擇的專業隻有一個——英語。
冬冰在1999年就讀初中時開始學習英文，班裏同學的程度都很差，他們人生中的第一個英語老師很快就被這些學生“氣走”辭職了，從此這些學生中斷了英語學習。冬冰直到進入了一所市級的高中之後才重新拾起久違的英語，並花了三年的時間完成了一般人需要六年時間才能完成的課業。
“由於我在初中時沒學過英語，所以讀高中時我真的非常努力。我在一本筆記本上抄下了所有的英語語法。我們在課上不需要講話練口語，我需要的是在高考考個好分數，這樣我才能進入一所重點大學。”冬冰說。
但是當冬冰如願進入大學之後，他馬上就意識到在課內外說英文是多麽重要。“我開始享受在英語文學課上跟教授用英文進行討論，而大多數別的同學通常都是保持沉默。”他說。
根據香港教育學院趙振洲教授的一項研究，2004年北京師範大學共有901名少數名族學生，其中蒙古族學生132名。趙教授在《中國高校中的蒙古族人》(China’s Mongols at University)一書中表明，蒙古族學生最大的障礙仍然是成績。
“在北師大的英文係，每年約有十名學生不能通過全國英語專業考試，其中超過一半是蒙古族學生。”趙教授寫道，“該係的一些老師表示蒙古族學生的學術表現差異很大，但一個班裏成績最差的學生往往是蒙古族學生或者是從新疆來的學生。”
在大學期間，冬冰是屬於那些少數在學術上表現優異的蒙古族學生。在大一學年末，他獲得了專業獎學金。冬冰激動地總結說，“隻要你足夠勤奮，你就能獲得進步並改變自己的現狀。”
現在冬冰的英語十分流利，他也成了一名備受歡迎的年輕英語老師。有時當我們探討一些嚴肅、深刻的話題時，我們常會切換成英文模式。英語作為一門共同的學術語言，成為了我們進行智性交流的一片中間土地。“我的中文寫作非常差，所以我更喜歡用英文寫作，因為英文可以更好地傳達我的想法。”冬冰說。
最近，我去北京的中國礦業大學旁聽了一節他的英文課。在課上，他從頭到尾都說著英文，盡管我發現有部分學生跟不上他的節奏。我意識到，英文作為他曾經的專業和現在的工作領域也許使他忘記了自己在蒙漢兩種語言之間的掙紮，或者至少暫時緩解了他對身份認同問題的焦慮。但是那些他從英語和西方文化中收集的碎片並不能解決這些問題。
冬冰遺憾地說，“一門語言也許可以幫助你打開一扇了解別的文化的窗戶，但同時你也可能失去一些你本不應該丟掉的東西。”
冬冰的蒙語寫作能力也在退化，他在北京也沒有很多機會練習蒙語。即使他有時跟家人和朋友打電話時用蒙語進行交流，但使用的基本是最簡單的生活用語。如此，蒙語語言磨蝕似乎不可避免。但冬冰還是十分渴望與蒙古族人交流，如他所說，盡管在北京已經住了八年多也交了很多漢族朋友，他還是覺得自己與蒙古族朋友的關係更為緊密，因為“蒙古族朋友更令人信賴”，與他們聊天覺得“很親切，跟在家一般”。
中國政府始終試圖控製中國廣泛存在的民族問題。“隻要能夠控製好民族問題，避免族群忠誠和國家奉獻出現衝突，那麽政府就能在保持和促進穩定方麵取得成功。”納日碧力戈教授表示。
穩定的諸多代價之一則是語言和身份的碎片化。像冬冰這樣的蒙古族人，正在為試圖平衡他們的多重身份認同而苦苦掙紮。
六木曾在美國威廉瑪麗學院任教，現居北京，是自由撰稿人。Daniel Vuillermin博士自北京，吳薩日娜(Sarina Wu)自牛津對本文有研究貢獻。Joe Zarinko自華盛頓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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