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代偉人:周恩來二十六年總理風雲》(楊宗麗明偉著)
節選些：
進入1958年，主持經濟工作的周恩來，一度陷入被批評的境地，在一段時間裏失去了經濟工作的發言權。
1958年1月2日至4日，周恩來在杭州出席毛澤東召集的部分省、市委書記會議。借談1958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修改問題，毛澤東對周恩來等主張反冒進的人的批評，是直截了當的:“你們那個時候，不僅脫離了各省，而且脫離了多數的部！”
隨後，毛澤東在召集一係列更大範圍的會議時，繼續批評周恩來等人。
1月11日至22日，毛澤東在廣西南寧主持召開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領導人和華東、中南等地區九省二市領導人參加的工作會議。
參加會議的代表都接到了會上分發的12份作為批評對象的材料，這些材料，都是反對冒進的，許多都與周恩來有關。
南寧會議一開始，與會者就更為清楚地感覺到毛澤東對反冒進的不滿，他在八屆三中全會上想說的話還沒有說完。
會議第一天的晚上，毛澤東單刀直入地說:
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這是政治問題。首先是沒有把指頭認清楚，10個指頭隻有一個長了瘡，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學生)，多花了一些錢，這些東西要反。當時不提反冒進，就不會搞成一股風，吹掉了三條:一為多快好省；二為四十條綱要；三為促進委員會。
毛澤東做事，不做則已，一做到底。在他看來，反冒進的思路必須打掉，“反冒進”這個詞都是極不入耳的。12日上午，毛澤東進一步從“政治問題”上來清算反冒進問題:
1955年夏季，北戴河會議“冒進”，想把鋼搞到1500萬噸(第二個五年計劃)，1956年夏季北戴河開會“反冒進”。人心總是不齊。……
毛澤東講這番話的時候，周恩來不在場。但毛澤東的話很快就傳到了他的耳中。本已萬事纏身神經高度緊張的周恩來，一到南寧，精神頓時更為緊張起來。
毛澤東沒有因周恩來的到來而對他有所客氣，毛並不想降低批評反冒進的調子。
毛澤東指責:1956年的反冒進使6億人民泄了氣，是方針性的錯誤。
16日上午，毛澤東公開地在會上點了周恩來的名，他拿著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寫的一篇鼓動大躍進的文章——《乘風破浪，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嚴肅地對周恩來說:“恩來，你是總理，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
在毛澤東的直接迫問下，周恩來隻好答複:“我寫不出來。”
毛澤東以揚柯慶施來貶周恩來，其中的意思，敏感的周恩來已經察覺。
與毛澤東相呼應，康生、柯慶施等人在會上也大批周恩來等人的反冒進。會議整整開了十幾天，大會小會，非常緊張。
既然是“方針性錯誤”，是與右派“隻剩了50米”的錯誤，周恩來隻得當麵向毛澤東和中央工作會議的代表們作檢討。
1月19日晚上，心情沉重的周恩來在會議上開始作檢討性的發言。
在他的檢討中，總的精神是不得不認錯，把毛澤東所說的反冒進這個“帶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的責任全都攬到自己身上。
1月23日，周恩來返回北京。但換了個環境卻並沒有減少他心中的鬱悶。
2月23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反冒進又一次成為會議的主題。按毛澤東的說法，誰要是再反冒進，誰就會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1958年3月，剛剛60歲的周恩來在考察完長江三峽後，來到成都出席3月8日至26日由毛澤東召集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當著與會的中央有關部門領導人和西南、西北、東北地區各省、市委書記的麵，毛澤東再一次直截了當地批評周恩來。
在成都會議上，周恩來再一次對反冒進的“錯誤”作檢討:
我負主要責任提出的反冒進報告，就是對群眾生產高潮這個主流潑了冷水，因而不是促進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費，四十條也被打入冷宮，這就是問題的本質。
3月底，周恩來等人回到北京後，中共中央政治局便開會決定召開黨的八大二次會議。
這期間，毛澤東的心情開始舒暢，而周恩來的心情則極其苦悶。
當時去過西花廳的國家計委的梅行後來回憶道:
有一天總理辦公室給我打電話，說總理有事情找我，叫我去布置一下工作。我就馬上去了。總理正在打乒乓球，他見我去了以後叫我等等，一會兒把我帶到他辦公室去，跟我談工作，十幾分鍾就完了。談完以後我就很奇怪，我從來沒有看到總理打乒乓球，也沒看到他做其他活動，我就問總理辦公室的許明:總理今天怎麽打起乒乓球來啦？許明表現出心情很難受的樣子，她說:你難道還不知道嗎？南寧會議以後，總理的中央財經小組組長的位置被免了。總理因為做慣了工作了，沒有工作他會很難受。
最能感覺周恩來心情鬱悶的是他的秘書們。周恩來的秘書範若愚後來回憶:
1958年4月間，總理在準備八大二次會議的發言稿時，有一天對我說:他這次發言，主要是作檢討，因為犯了“反冒進的錯誤”，所以這次發言稿不能像過去那樣由別人起草，隻能是我講一句，你給我記一句。再由你在文字連接上，做一點工作。總理在講了這些情況後，就開始起草發言稿的開頭部分，他說一句，我記一句。就在這個時候，陳雲同誌給他打來電話。打完電話之後，他就說得很慢了，有時甚至五六分鍾說不出一句來。這時，我意識到在反冒進這個問題上，他的內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當的詞句表達他想說的話。
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在北京開幕。按毛澤東的安排，會議開幕的頭一天，由劉少奇代表黨中央作《工作報告》。這份報告，是按毛澤東的思路作的，在許多重大問題上發人深思:
——報告肯定:“毛澤東同誌提出的15年趕上和超過英國的口號，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口號，要當促進派、不要當促退派的口號”，“迅速地被幾億人口組成的勞動大軍所掌握，成為極其偉大的物質力量。”
——報告認為，由於反冒進，1956年到1958年間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出現了一個“馬鞍形”。並把反冒進放在反麵教材的位置上進行批判。
5月17日，在陳雲作完檢討後的第二天，由周恩來作檢討。這就是那篇在內心異常苦悶和彷徨中花10多天時間並數易其稿起草出來的發言稿。
由於篇幅所限，我們隻能摘取周恩來發言的核心部分:
——這次會議，是一個思想解放的大會，也是一個充滿共產主義風格的大會。大會的發言豐富多彩，生動地反映了人民在生產大躍進、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設奇跡和革命氣概。真是一天等於20年，半年超過幾千年。處在這個偉大的時代，隻要是一個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為這種共產主義的豪情壯舉所激動，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認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設路線的正確，同時，也就會更加認識反冒進錯誤的嚴重。
——我是這個錯誤的主要負責人，應該從這個錯誤中得到更多的教訓。……
經過這次大會，毛澤東認為反冒進徹底地達到了目的，所以他在會上宣布:
反冒進(的問題)解決了，現在中央是團結的，全黨是團結的。
毛澤東為了預防以後黨內再次出現反冒進與反“反冒進”之類的原則分歧，又向全黨提出了警告:
代表大會的同誌，你們注意一下，中央委員會要特別注意，要顧全大局，誰不顧全大局，誰就會跌筋鬥。
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以後，周恩來更是被“反冒進是方針性的錯誤”壓得內心異常的痛苦和矛盾，從組織原則上他必須徹底認錯，但從唯物主義原則上他又必須實事求是，矛盾的心態促使他不得不做出一項痛苦的抉擇——辭職。
到目前為此，我們尚未看到周恩來親筆寫的書麵辭職報告，也未看到別人直接錄下他辭職的口頭報告。
但在檔案中卻留下了中共中央討論他辭職問題的簡要記錄。
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就周恩來提出“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等問題專門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彭真、彭德懷、賀龍、羅榮桓、陳毅、李先念、陳伯達、葉劍英、黃克誠。會上討論了周恩來等人的工作安排，與會者一致認為:周恩來“應該繼續擔任現任的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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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躍進”時期的周恩來：
節選：
１９５７年秋天以後，毛澤東早就擱置在心中的對周恩來等
“促退委員會”人員反冒進思路的不滿，開始大麵積地釋放出來
１９５７年秋天以後，毛澤東頭腦中急於迅速改變中國一窮
二白的落後麵貌的主觀意識再次強烈起來。
要想加快建設速度，在全國迅速形成“大躍進”的局麵，就
必須在全黨統一思想。首先要統一的，就是領導層中的認識。
在毛澤東看來，要統一認識，前一段的反冒進是一個大的障
礙。毛澤東早就擱置在心中的對周恩來等“促退委員會”人員的
不滿，開始大麵積地釋放出來。
１０月９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向全體中共中央
委員做了以《做革命的促進派》為題的動人心魄的講話。
然而這時的周恩來，在八屆三中全會上仍表明這樣的主張：
“既要反對在改革突出不合理的製度上縮手縮腳的保守傾向，又
要反對不顧職工覺悟程度和實際困難，冒昧從事的急躁情緒。”
他所堅持的，仍然是“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觀點。毫無疑問
，這是毛澤東極不滿意的。
八屆三中全會閉幕了，人們陷入了沉思。而周恩來則陷入了
苦悶——一種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深深苦悶。
這時，反冒進的呼聲在黨內已經基本上失去了市場，取而代
之的是反“反冒進”。會上通過仍然具有冒進色彩的《１９５６
年到１９６７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即《農業四
十條（修正草案）》），把高指標重新擺到了人們的工作日程上
。毛澤東於１１月２日率中國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四十
周年慶典，其間，毛澤東親自審改、批發了兩篇《人民日報》社
論，論點直指反冒進：
——１１月１３日的《人民日報》社論《發動全民，討論四
十條綱要，起農業生產高潮》，對１９５６年的反冒進公開進行
指責：
１９５６年公布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以後，曾經鼓舞起廣
大農民的生產熱情，掀起了全國農業生產高潮，但是，有些人卻
把這種躍進看成“冒進”，他們害了右傾保守的毛病，像蝸牛一
樣爬行得很慢，不了解在農業合作化以後，我們就有條件也有必
要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躍進。
——１２月１２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必須堅持多快好省
的建設方針》，對反冒進的人進行了更嚴厲的批評：在反冒進期
間“刮起了一股風，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針刮掉了”。“於是，
本來應該和可以多辦、快辦的事情，也少辦、慢辦甚至不辦了。
這種做法，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當然不能起積極的促進的作用，
相反地起了消極的‘促退’的作用”。“結果就背離了多快好省
的方針，變成了經濟戰線的懶漢”。
也是在莫斯科期間，毛澤東聽到赫魯曉夫“１５年後可以超
過美國”的豪言，則以中國“１５年後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的
話來回應。毛澤東覺得在社會主義製度下，中國可以進一步加快
建設速度，把群眾充分發動起來，生產就會出現大躍進。他在從
莫斯科打回北京的一個電話中說：１９５６年的“反冒進”是不
對的，以後不要再提“反冒進”了。
南寧會議上，毛澤東指責周恩來：１９５６年的反冒進是方
針性的錯誤，麵對毛澤東的嚴厲批評，周恩來不得不作檢討
１９５８年是在一種異乎尋常的氣氛中開始的。１月１日《
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乘風破浪》的元旦社論，社論批評“人
們的思想常常落後於實際，對於客觀形勢發展之快估計不足”，
明確“目前全國農業已經掀起了空前的生產高潮。各地黨委必須
積極地妥善地領導這個高潮，爭取１９５８年農業生產的大躍進
和大豐收”，社論喊出的口號是：“讓我們乘風前進！讓我們乘
壓倒西風的東風前進！乘壓倒右派、壓倒官僚主義、壓倒保守思
想的共產主義風前進！”
這時，主持經濟工作的周恩來，已陷入被批評的境地，甚至
在一段時間裏失去了經濟工作的發言權。
１月１１日至２２日，毛澤東在廣西南寧主持召開了有部分
中共中央領導人和華東、中南等地區九省二市領導人參加的工作
會議。參加會議的代表都接到了會上分發的１２份作為批評對象
的材料，這些材料都是反對冒進的，許多都與周恩來有關。
南寧會議一開始，與會者就更為清楚地感覺到毛澤東對反冒
進的不滿，他在八屆三中全會上想說的話還沒有說完。所以，會
議第一天的晚上，毛澤東單刀直入地說：
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這是政治問題。首先是沒有把
指頭認清楚，十個指頭隻有一個長了瘡，多用了一些人（工人、
學生），多花了一些錢，這些東西要反。當時不提反冒進，就不
會搞成一股風，一吹，吹掉了三條：一為多快好省；二為四十條
綱要；三為促進委員會。這是屬於政治，不是業務。一個指頭有
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來“庫空如洗”、“市場緊張”，過個
半年就好了，變過來了。沒有搞清楚六億人口的問題，成績主要
，還是錯誤主要？是保護熱情，鼓勵幹勁，乘風破浪，還是潑冷
水泄氣？
１２日上午，毛澤東進一步從“政治問題”上來清算反冒進
問題：
１９５５年夏季，北戴河會議“冒進”，想把鋼搞到１５０
０萬噸（第二個五年計劃），１９５６年夏季北戴河開會“反冒
進”。人心總是不齊……
右派的進攻，把一些同誌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隻剩了
５０米，慌起來了，什麽“今不如昔”，“冒進的損失比保守的
損失大”。政治局要研究為什麽寫反冒進的那篇社論，我批了“
不看”二字，那是管我的，所以我不看。那篇東西，格子沒有劃
好，一個指頭有毛病，九與一之比，不弄清楚這個比例關係，就
是資產階級的方法論……
毛澤東講這番話的時候，周恩來不在場。南寧會議開始的前
兩天，周恩來還在北京；１１日，他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
１２日，接見了三批外賓。待周１３日飛抵南寧出席會議時，才
親身感受到會議空氣的凝重。周也為之緊張起來。
毛澤東沒有因周恩來的到來而對他有所客氣，毛並不想降低
批評反冒進的調子。毛澤東指責：１９５６年的反冒進使６億人
民泄了氣，是方針性的錯誤。
１６日上午，毛澤東公開地在會上點了周恩來的名，他拿著
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寫的一篇鼓動大躍進的文章——《
乘風破浪，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嚴肅地對周恩來說：
恩來，你是總理，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
在毛澤東的直接追問下，周恩來隻好答複：“我寫不出來。
”
毛澤東繼續往下說：
老柯這篇文章把我們都比下去了。上海有１００萬無產階級
，又是資產階級最集中的地方，工業總產值占全國五分之一，資
本主義從上海產生，曆史最久，階級鬥爭最尖銳。這樣的地方才
能產生這樣一篇文章。
毛澤東以揚柯慶施來貶周恩來，其中的意思，敏感的周恩來
已經察覺。
參加會議的薄一波後來這樣回憶：
這次會議，毛主席對總理批評得很厲害。毛主席說：“你不
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
會上，康生是得彩的，柯慶施、李井泉是很積極了，對總理
的批評其態度很是使人難堪的。
會議整整開了十幾天，大會小會，非常緊張。
既然是“方針性錯誤”，是與右派“隻剩了５０米”的錯誤
，周恩來隻得當麵向毛澤東和中央工作會議的代表們作檢討。為
準備檢討，周恩來從到達南寧的那天起，幾乎天天約請參加會議
的有關人員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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