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惟昆：悼念我的同學陳一諮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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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惟昆：悼念我的同學陳一諮

發布時間:2014-05-01 20:58 作者:葛惟昆 字號：大 中 小 點擊: 13457次

 

　　2014年4月30日

 

　　一

 

　　半個月前，陳一諮逝世於美國洛杉磯家中。按維基百科的介紹：陳一諮（1940年7月20日－2014年4月14日），出生於四川成都，陝西省三原縣人，畢業於北京大學，曾經擔任中國國家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所所長、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中方主席、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等職。他被認為是1980年代在中國主持農村、經濟和體製改革的智囊首腦、農村體製改革的主推手[3]，受到胡耀邦和趙紫陽等改革派領導人的器重。（···此處有刪節···）2002年發現罹患癌症，於病中撰寫《陳一谘回憶錄》於2013年出版[5]。

 

　　《陳一諮回憶錄》被認為是他的代表作，其中關於在北大的一章“燕園春秋十年”提到很少幾個同學的名字，我被提到兩次，不由勾起我無限的追憶。

 

　　我於1959年從北京四中考入北京大學物理係。那年正值大物理係分成四個係，物理、技術物理、無線電，和地球物理。我分在的物理係，學製六年；前四年分成四個班，每班40餘人，後兩年再重新組合為五個專門化：理論、光學、半導體、磁學、金屬。我一入學分在三班，第一任團支部書記就是陳一諮，他長我兩歲，在中學即已入黨。大約兩年後他轉學中文係，分班之前最後兩年的物理係59級三班，我是團支部書記。這是我們作為同學的交集。那時的北大，政治空氣森嚴，要想轉係，幾乎也是不可能的。但陳一諮憑他的毅力和堅持，竟然轉到與物理毫不相幹的中文係，堪稱奇跡，而他後來的一生也確實是敢於創造奇跡的人。當時聽說由於他是大學問家吳宓的親戚，認識中文係的著名教授林庚等，似乎也起了作用。在陳一諮創造奇跡的一生中，確實也受到慧眼識英的偉人的提攜，尤其是胡耀邦和趙紫陽。

 

　　陳一諮的轉係，主要是興趣使然、加上點身體的原因，或許也和他的抱負有關，畢竟物理學離政治舞台太遠了。他入學時成績很好。當年排學號，北京同學排在最前麵，以5902開頭，02代表物理係。陳一諮是5902003，我是5902021。就是說他在北京學生中考第三，而我是很靠後的。001號的同學叫金億鑫，他雖然後來沒有家財萬貫，但業務還不錯，曾當過中科院長春物理所的所長。巧的是同班還有一位同學叫錢萬富，可見我們的上一輩也早就追慕財富了。北大物理係的59級，既躲過了反右和大躍進，又在文革前（1965年）畢業，被認為是學得比較係統的一屆。可惜一畢業就趕上文革，到我1978年再考研究生時，13年寶貴光陰逝去，所以這個年級成才的也不多，隻有一位山東青島的同學解思深當了院士，遠少於比如1962年畢業的那一屆。

 

　　二

 

　　《陳一諮回憶錄》第一次提到我是關於同班朝鮮族同學崔明岩，由於他反映了家鄉“大躍進”中的問題而受批判的事情。他寫道：“崔明岩受了批判，卻還沒有按‘敵我矛盾’處理。這是我一生違心整過的唯一的人，為此事我至今都感到內心不安，後來，在美國我還曾和同班同學葛惟昆談起過。”此事我當然也記得，同時也同樣有一些愧疚的感覺。我沒有參與對崔同學的批判，但是當時崔同學精神上已經不太正常，經常一個人在校園遊蕩，很晚也不回宿舍。我和幾位同學奉陳一諮的指示，分別跟隨監視崔同學，這讓我一直感到不安。但是公平地說，我們當時還是為了防止他出事，記得他常在水邊渡步，有時往水裏扔幾粒石子，我很怕他想不開而投水。沒有兩年，崔明岩就因病退學了，可惜了一位少數民族的高材生。

 

　　然而幾年以後，真的投水事件就發生了。陳一諮轉學中文係以後結識的女友沈達力，一位高挑聰慧的上海女孩，62年17歲考上北大，是學校田徑隊的跳高運動員。我因為擔任北大田徑隊隊長，也認識沈達力。1967年3月17日，在對陳一諮殘酷批鬥、並波及沈達力之後，她吞服了來蘇水後跳紅湖自殺。我當時聽聞此事，驚痛不已。位於燕園西北隅的紅湖曾是遊泳池，現在早已破敗荒蕪，但每當路過該地，總會閃過沈達力之死的悲劇。

 

　　其實即使在文革之前，北大的政治空氣已經令人窒息。陳一諮在文革之初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就因為他在1965年親往中南海遞交了三萬言的《給黨和政府工作提的一點意見》，後來被稱為《反黨宣言書》。而事情的起因，是他為我們同班的黃偉民洗脫冤情所寫的《讓事實說話——和黃偉民的關係》的材料。黃偉民是我們在物理係59級3班的一位福建同學，和我也私交甚好。因為他酷愛哲學，思想活躍，與我同好，故時常交談，還帶他到家裏去過，看看我父親（中央黨校哲學教授葛力）的藏書。在我任3班團支部書記期間主辦的牆報上，也有他大篇的哲學文章。五年級以後他在理論班，我到光學班繼續任團支部書記，彼此就很少來往了。臨畢業時聽說他出了事，被打成反動學生。在陳一諮回憶錄裏詳細記述了原因和經過，蓋因黃偉民和清華的兩個同鄉好友在1963年組織了《現代馬克思主義研究學會》。他們被打成反動學生，其中一位文革中自殺、其父捧著兒子骨灰返回廈門當晚也自盡了。

 

　　這些詳情我看了這本回憶錄才得知，而當時，根據和黃偉民的關係和共同興趣，我也曾被懷疑為反動組織的成員，畢業時也蒙遭劫難。他們查不出任何關聯，而我也確實一無所知，就對我在團幹部會上發表的“修正主義言論”屢次批判。當時中央發表了著名的“九評”，在團幹部學習時號召暢所欲言、實行三不（不打棍子、不揪辮子、不秋後算賬），於是我就說了一些心裏話。例如，針對批判“南共綱領草案”，我表示不理解。因為我在家裏看到那厚厚的綱領，它的扉頁上明書：“一切為了人，為了人的幸福。”這句話是被批判的重點，被認為是抹殺階級鬥爭，是資產階級人性論。我當時說：“如果不是一切為了人，為了人的幸福，那麽共產黨是為了什麽呢？”可想而知，這種離經叛道的言論是享受不了“三不”的。時候一到，一切都報。在那以後，以我在學校田徑隊太忙為名，免去了團支部書記的職務。到畢業時，畢業鑒定一直通不過，因為每個人的鑒定上必須有“擁護三麵紅旗，對修正主義認識清楚”的字樣。這顯然對我不適用，因為我被判定為“具有係統的修正主義思想”。當時已開始了北大四清，四清工作隊在物理係59級全體學生大會上，宣布14個人不準許考研究生，特別點了四個人的名字，包括我和現在的解思深院士。熬到最後，一再提高認識，終於以“經過學習、對修正主義認識清楚”的二等公民身份得以畢業，而分配方案則從先前訂的中科院物理所改為最差的北京市（延慶縣）。

 

　　陳一諮回憶錄中第二次提到我，是說“應校刊之邀，與同班葛惟昆合寫了一篇論文《物理學與生產》。”那是我們剛進校不久，陸平接任校長後提出的“苦戰三年，建成共產主義新北大”的運動的產物。物理係的一年級新生，要打破資產階級統治的物理學，重新編寫教科書。我們3班被分配了一項任務，就是寫那篇很長很長的文章。我成了主要的寫手，日夜奮戰，昏天黑地。陳一諮在那以後得了嚴重的神經衰弱，這也是他轉係的起因之一。而我則在下工廠與工人結合時，得了嚴重的腸胃病，平生第一次住了9天醫院。從那以後直到現在72歲，也才又住過一次兩天的醫院。物理係的新生編寫教科書，豈不荒唐？但那是大躍進的虛火正旺的年月，什麽都可能發生。有一個班提出“打倒法拉第”，備受鼓勵和表彰。為什麽打倒法拉第？我已記不得了，好像法拉第不但是偉大的科學家，而且出身貧寒、蔑視權貴。為什麽打倒他？當然是一場鬧劇。

 

　　三

 

　　讀了陳一諮的回憶錄以後，當年北大學友曾經的意氣方遒和後來的萬劫難逃，都曆曆在目。我們3班向以風格獨特受人矚目。班上一位公認的才子石康傑，是我們解決難題最後通關的好漢，也是我的好友。他來自蘇州，眉目清秀、溫文爾雅、才氣縱橫。黃偉民案，石康傑也被牽連，以致精神分裂，被發配到重慶。幸而以後被治愈，文革結束後更以最優異的成績考取李政道先生主持的卡斯皮亞留學項目，回國後在西安西北大學任教，深受學生愛戴。但是我們都認為，如果沒有政治上的幹擾，石康傑一定會成為一位非常有希望的大物理學家。而黃偉民的才華也令人驚歎，因為他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已經開始思索和批判計劃經濟。從陳一諮的回憶錄中我才解了他們當時的觀點。黃偉民寫道：“三年大饑荒，使我們不能不對計劃經濟產生深深的質疑。….事實上，在我們的社會意識、政治生態和文化精神中，到處都打上了計劃經濟的烙印。…..抹殺自我、消磨個性、幽禁想象力，就成了‘識時務’的‘俊傑’們的救贖之舉。發人深省的是，大力宣揚和歌頌的共產主義覺悟和集體主義精神，始終未能（實際上也不可能）在社會生活中紮下根來，而被嚴重忽視的實實在在的人的品德和素質，諸如仁義、誠信、尊師、孝道和社會公德等等，卻遭到摧毀性的破壞。”黃偉民和他的朋友們進而揭示了馬克思主義的嚴重異化。他們的思想，走在了時代的前麵，而他們的悲劇也正在於太過超前了。寫到這裏，我真為我們北大學子們的才華橫溢而由衷地感歎，也為他們的遭遇而深深地惋惜。

 

　　而在這一班同學當中，對中國的改革發展做出最大貢獻的，無疑是陳一諮。他是與命運抗爭的英雄，是推動時代前行的鬥士。他的雄心、樂觀、自信和氣魄，都高於常人。即使到生命的晚期，仍然同癌症搏鬥了12年。從他在中學時就結識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先驅者胡耀邦，到他在農村探索中國的前途期間又多次回京拜訪胡耀邦，似乎就已經注定，他必定要以閃光的姿態活躍於中國的政治舞台。他積極參與農村改革。他自己對我說過，在起草第一份中央一號文件時，他是主要寫手之一。他主持體改所五年，不但深深介入經濟體製改革，也參與了政治體製改革的設計，成為一群立誌改革的年輕人的領軍人物。陳一諮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尤其是它的前期，是做出了卓越貢獻的。他在1990年出版了《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一書，試圖對前十年的中國改革作出理性的總結和分析，而他確實有資格做出這個總結和分析。他在書中的許多資料，令我感觸良深，至今難忘。比如他提到：“1958年至1978年20年間，用於基本建設投資的資金達到六千億人民幣，其中三分之一由於投資決策的錯誤白白浪費掉了，三分之一沒有形成生產能力，僅有三分之一形成生產能力。”他接著說：“我記得1979年的一次國務院會議上，萬裏就講：‘如果這個情況讓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產黨才怪呢！’”的確，改革開放挽救了中國，也挽救了中國共產黨。在這個偉大進程中，陳一諮和他的同誌們功不可沒。

 

　　四

 

　　陳一諮和許多曆史人物一樣，就其對曆史的推動作用而言，他們在曆史上應當留下非常正麵的形象，但這並不表明他們是完人。性格甚至品德的缺陷也往往非常突出。越是與他熟悉，能夠就近觀察，就越能夠發現這些問題。

 

　　在陳一諮於1969年離開北大前往河南農村之前，他和另一位北大文革中的風雲人物樊立勤在一天深夜來到我當時的嶽父侯仁之家，因為我們夫婦都是他的同班同學。我給他開的門，他們悄悄進來，說是要到農村去尋找中國之路，想帶一批曆史書籍。我至今清楚地記得，侯先生非常豪爽，就一句話：“隨便拿！”。我們全家和陳一諮一樣，都是聶元梓的堅決反對者。樊立勤被膝蓋釘釘子的慘劇我們也都知曉，對他無比同情。一諮更是好友，所以自然會鼎力相助。然而現在看到關於樊立勤的材料，似乎他也不是個頭腦很清楚的人，陳一諮回憶錄中對他也頗有微詞。

 

　　陳一諮中學時代就認識了胡耀邦，1978年調入北京也源於給胡耀邦的一封信。他在政治上有雄心壯誌，這在他後來寫三萬言書中更可見一斑。這和我們一般的物理係學生有巨大差異。當我在1984年初從英國讀完博士回北京時，他邀我去他剛成立的體改所談了一次，當時的口氣是：“老兄大才！我們是向紫陽推薦幹部的。”意思是希望我轉向搞政治。但是我有自知之明，沒有接受這個邀請，一直據守在物理的圈子裏。

 

　　再與陳一諮有些接觸就是六四之後在美國了。我1988年到美國工作，他1989年去美國後，從同學處找到我，互相拜訪了一次。在普林斯頓，他繪聲繪色地詳細給我講述了如何在黃雀行動中被營救的經曆。他說先有內部人幫忙到了海南，然後有人告訴他在海岸見到一個陌生人後，“他向後轉，你就跟過去”，然後上一條小船。船有兩層底板。遇到險情，就鑽到底板下麵，這樣在酷熱的夏天輾轉到香港。一路驚險艱辛自不必說。他一見我，又總是說：“老兄大才！”鼓動我跟他們一起搞民運。但我有自己的看法和保留，並不願意與搞民運的人為伍，包括陳一諮本人。

 

在美國陳一諮第一次打電話給我時，問我：“你搞物理能當牛頓嗎？”我說不能。“能當愛因斯坦嗎”，“當然不能”。於是他說：“那還搞什麽物理，跟我一起幹吧，將來當開國元勳。”這話著實嚇我一跳，但我也知道這就是他的風格，也是他的抱負、他的野心。聽他在電話中向別人介紹我，也是誇大其詞，令我尷尬。這種江湖氣是我難以接受的。在美國還看到過其他幾位民運領袖，氣概也都自命不凡。所以我對他們不信任，不相信他們能比他們想取代的人更好，不相信他們能給中國造福。陳一諮到我在的學校來時，我請他吃飯，有一位學中文、研究中國的美國朋友在場。對於他的誇誇其談，這位朋友事後對我說：“Ihaveneverseenanyonesoarrogant！（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如此傲慢！）”由於這種虛誇的信心，他們對形勢的判斷是盲目的，而民運內部的勾心鬥角、爭權奪利更是人所共知、也令人不齒。陳一諮在這些人當中其實是相對沉穩和冷靜的，但終於擺脫不了脫離現實、自以為是的窠臼。
 
　　五
 
　　我把陳一諮當成同學和朋友，即便我不參與他在海外的政治活動，我對他個人的事情總是盡力協助。我從美國給他已離婚的妻子帶過他的私信，因此也曾有機會和這位女士交談。在香港，我也接待過他。這都是人之常情，也包含了我對他的尊敬和友情。對於他的辭世，我感到非常悲痛，雖然我早就知道這是遲早的事情，甚至比我預期的還要晚一些，這是由於他對命運的堅強抗爭。想起他，也會想起沈達力，想起燕園的諸多往事。
 
　　斯人已逝，哀哉，痛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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