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麥田記》 潘沈斌 著
那天看了老板娘介紹後，恰好第二天到圖書館還書借書，一眼就看到擺在推薦架上的這本小說。有一陣子不讀小說了，隻在莫言獲獎的時候，在網上讀了他的《生死疲勞》，沒讀完就放下了。不喜歡讀小說，一是因為我不太喜歡當今小說中流行的那種貧嘴似的語言和那種玩世不恭的人生態度；二是現在電視劇拍的都很好看，從娛樂的角度說，看電視劇比讀小說要省事和輕鬆的多；三是年齡大了才知道，以我有限的生命和精力來說，能盡量多讀些經、史更有價值，不僅可提升自己對曆史和現實的認識能力，還會讓我自我感覺上沒有白活這一世，在思想不會固步自封和固執己見。
潘沈斌的《出麥田記》讓我感興趣的是，一個和我兒子差不多年齡的80後，竟然有著八十年代的愛情觀，而且對八十年代的愛情似乎很熟悉。其文字的風格也與八十年代的作家很類似。行文並沒有故弄玄虛的噱頭和貧嘴似的絮叨，反倒是具有八十年那種唯美主義的風格。
作者很善於景物描寫，在唯美中透著幽默。如在描繪家鄉炎熱的盛夏時，作者如是寫道：“那天中午熱得好像地下有人在燒火，陽光也似劃著了的火柴，桐葉耷拉著腦袋以示對陽光進攻的投降，樹上惡毒蟬也不厭其煩地高聲譏笑人們對於炎熱的懼怕，黃色惡毒麥子在陽光的照耀下更是發出令人眩暈的色彩，在無風的田野上靜靜地立著。”
當描寫水兒絕望的心情時，作者這樣描寫水兒眼中的景色：“夕陽正死在晚霞的懷抱裏，晚霞將要死在村西那片樹林裏。”我猜潘沈斌一定善於寫散文，而且是個古詩詞的愛好者。
《出麥田記》寫的是一個兩代人淒美的愛情故事，也是一個悲劇故事。悲劇往往更能打動人，除了悲劇是將人生最美好的東西撕碎了給人看之外，還因為悲劇是人生的常態，容易獲得大多數人的共鳴，而喜劇則是人生的自娛自樂。此書的故事雖然有點離奇，但情節並不複雜。如果平鋪直敘，恐怕會缺少引人入勝的效果。作者聰明地將時間順序打亂，用類似蒙太奇的方法重新組合，因此達到讓讀者帶著懸念一口氣讀完的效果。
老板娘並沒介紹《出麥田記》的故事梗概，我代她補上。
80年代初期，農村才子夏念祥和富商家才女端木鈺晴同在一所大學讀書。前者讀的是中文係，後者讀的是藝術係鋼琴專業。因為貧窮，夏念祥雖然才華橫溢，但內心不免有些自卑。可當他在校報上以筆名發表了自己的詩作後，收到一個化名的女同學的來信。信中充滿著一個女孩子找到知己的喜悅和對一個才子的崇拜之情。這點現在的年青人可能不太理解，可在八十年代這的確是一種流行的愛情模式，至少是文學作品上流行的愛情模式。
兩個人書信來往頻繁，一個因此而獲得自信和寫作的動力，益發才華橫溢（年輕男人的自信很大程度來自漂亮女性對自己的青睞）；一個因此而墮入情網，不能自拔。兩個人鴻雁傳書幾年卻未相見，直到畢業前夕，兩人才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相認了。不像現在的網戀大都是見光死，夏與端木的相見則是才子佳人模式的相見恨晚。
可由於端木鈺晴父親的暗中阻撓和破壞（這情節也比較老套），致使端木鈺晴畢業後不得不遠赴歐洲求學深造。不幸的是，當端木鈺晴到奧地利後不久，就發現自己懷孕了。悲劇就此開始，端木鈺晴為了生下這個孩子，背著家裏人偷偷地回到國內，本想到夏念祥的家鄉悄悄生下這個孩子，可沒想到因為錢包被偷，又在傍晚的時候在農村迷了路。凍餓交加的她一下子昏倒在道邊的桐樹林裏。
一個農村老漢發現了這個天仙般的美人，以為是仙女下凡，急忙報告了光棍村長胥先重。胥先重收留了這個不明來路的美麗女人，當作自己的老婆。端木鈺晴則裝啞巴表麵上默認自己是村長的老婆，可實際上並不讓胥先重近身。胥先重也是個善良厚道的人，隻有一次酒後有非分之想沒得逞外，再也沒有冒犯過寄居其門下的仙女。
悲催的是，當端木鈺晴曆經艱辛和戰戰兢兢的日子，終於生下他們的孩子水兒後，卻因大出血撒手人寰。臨終前隻留下一句話給那個徒有虛名的“丈夫”胥先重----她的女兒名字叫水兒，因為這是她跟愛人夏念祥的約定。
送走這個沒留下姓名，也不知道來路還一直裝啞巴的“老婆”後，胥先重為了這個可憐的“女兒”，經媒人介紹，娶了鄰村夏念祥的堂妹夏桂花為妻。夏桂花脾氣暴躁、心胸狹隘，且非常自私。水兒在這個養母的虐待和打罵中漸漸長大。乖巧溫順的水兒出落的比她死去的母親更漂亮，可水兒內心卻被 悲苦充滿，她唯一的快樂就是和鄰居家的孩子許依桐在一起。他們是一起吃依桐母親梁愛玲的奶長大的。
作為水兒精神支柱的依桐上學了，可水兒卻被夏桂花當作勞動力留在家裏而失去上學的機會。隨著年齡的增長，兩人的感情日深，彼此都視對方為自己的唯一。
依桐進入高考衝刺階段，成績不是很突出的依桐肩負著父母和鄉親的期望，倍感壓力巨大。一次摸底考試時，依桐意外地與校花夏天前後桌，相互之間傳遞紙條考試作弊，讓倆人相識且成為朋友。夏天就是夏念祥和他家鄉的媳婦生的女兒。夏念祥在大學時發表詩歌的筆名叫文天，端木鈺晴的化名則較文水。這就是兩個女孩名字的由來。
因為父母逼迫自己嫁人，水兒偷偷跑到市裏去找他的依桐哥為她拿主意。可她不知道，大人們早就串通一氣，連依桐的姐姐和父親也欺騙他依桐不在學校，讓絕望的水兒差點沒投水自殺。依桐一直蒙在鼓裏，不知道在他準備高考的最後階段，家裏正在發生異常巨大變故，親人們正給他布置一個巨大陰謀----阻斷他和水兒的見麵。依桐的家人認為依桐將走出麥田，成為城裏人，而水兒則會成為依桐的拖累，甚至會將他重新拖回麥田。
在依桐高考那天，水兒在淚水中出嫁了。在水兒和依桐最後一次見麵時，水兒將母親留下那個裝滿書信的盒子交給了依桐。水兒和她的養父母都不識字，不知道親生母親在那些紙上寫了什麽。依桐卻在高考前幾天知道了水兒的身世和她母親與現在的市委書記夏念祥曲折淒美的愛情故事。依桐決定一旦高考結束，就跑回家去，將自己知道的一切告訴水兒。他甚至有了放棄高考立馬回家的衝動。
高考在作者的筆下是批判的對象。看作者對高考的描寫，可知這是作者最熟悉的生活，估計潘沈斌一定曾被高考折磨的夠嗆。一般來說，文科特別好的人，往往理科成績不理想，因為人無完人。文理兼優的學霸畢竟是少數，而且學霸往往成不了文藝人才。張瑞芳演戲沒得說，可數學考試卻很少能及格。連著名主持人孟非和著名編劇財神也自嘲自己是學渣。
高考對學生的確是一種精神折磨和摧殘，尤其是對一些有特殊愛好又不善於考試人來說。文革時北京的高幹子女對毛澤東的教育革命思想推崇備至，毛與王海容和毛遠新的談話文革前就在一些高幹子女中瘋傳。除了階級鬥爭的政治狂熱外，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對分數的壓迫深惡痛絕。看來不管什麽時候打倒高考都會喚起年青人的革命熱情。
對於許依桐來說，高考不僅是一種精神折磨，還是摧毀他美好愛情的最後一擊。水兒出嫁被串通一氣的大人們安排在依桐高考的那一天。我覺得這不僅是故事的需要，也是作者在暗示，高考是摧殘美好愛情的殺手。
作者沒有交待市委書記夏念祥獲知真相後的表現。這個曾經滿腹經綸，詩情畫意的才子，如今官場上虛偽自私的政客，當麵對曾經自己深愛的人的悲慘命運時，還能良心再現，回到從前的他嗎？這是作者留給讀者的想象空間。
小說作者對夏念祥當官後的著墨不多，但夏念祥的確具有很強的代表性。如今的很多貪官們，在八十年代的時候都是意氣風發的書生，有的還曾是反腐鬥士和八九學運的積極分子，可經過這些年個人享樂主義和拜金主義的洗腦，徹底蛻變為脫離群眾的官僚分子和腐敗分子。這樣巨大的變化才是最值得我們反思和警醒的。人超脫不了自己的貪欲，墮落就是必然的。
《出麥田記》讓我重溫了八十年代文學中的愛情。可實際上這樣古典的浪漫愛情故事即使在八十年代也不是主流，大概隻有古代才有。對於知識分子來說，那時最時髦的是出國。為了出國愛情可以沒有，家庭可以解體，甚至連孩子都可以不要。八十年代我太太生兒子住院時，我曾碰到一個她的校友，為了能去日本留學，不顧丈夫的反對，毅然決然地將已經六個月大的孩子引了產。為此，我太太唏噓了好一陣，實在不理解一個女人怎麽會忍心將自己的孩子打掉，而僅僅是為了去日本留學。
那個時代，留學曾讓很多家庭破碎，愛情變冤情。那是個舉國精英齊崇洋的年代。而如今，離婚和劈腿都不再是什麽新鮮事，人們似乎自由了，可也沒了安全感。
作者雖然對八十年代的愛情觀似乎很熟悉，但對八十年的社會還是不很了解。書中就有很多破綻。比如：八十年代中國還在辯論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連傻子瓜子年廣久雇幾個工人都要政府批準，根本不可能在一個地級市出現端木家那麽大的私人企業。那時就是你有錢也買不到商品房，更不可能一家人可以擁有五套獨立別墅。作者是把這個世紀的事照搬到八十年代了。
二、《回憶領袖與戰友》 吳冷西 著
作者係原新華社社長和人民日報主編。在此書中，作者回憶了解放前後與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廖承誌、胡喬木、陳克寒、艾思奇、田家英等人一起工作的日子。
吳冷西長期工作在中共的新聞戰線，與中央領導人聯係密切，因此他的回憶都有翔實的記錄為依據，讀起來雖然文件氣息很濃，但也感覺非常可信。讓人能夠回到當時的那種情景下去了解那時的中共。
吳在文革時曾被關押，但在他的回憶錄中沒有任何對毛澤東的仇視語言，相反卻能看出他對毛澤東的崇敬之情。
據吳冷西回憶。蘇德戰爭爆發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一直密切關注戰爭形勢和世界局勢。東條英機上台後，毛澤東就判斷，日本不會北進，很可能還是要南進太平洋。即使美日的談判達不成妥協，日本也不會貿然北進，而會南進。
斯大林格勒戰役期間，毛澤東為解放日報親筆撰寫社論《紅軍的偉大勝利》，指出斯大林格勒保衛戰將是蘇德戰場的轉折點，也是這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人類曆史的轉折點。毛同時預言蘇聯紅軍將從戰略防禦轉為戰略進攻，進攻地點會選在頓河南北敵軍最突出的地帶兩翼展開。毛澤東的這兩個判斷和預言都被曆史所證明是準確的。
毛澤東能在黨內獲得巨大威望不是偶然的，他的確是有真本事的。從吳的回憶錄的字裏行間處處透出其對毛的崇敬之情。比如寫到延安整風時，吳冷西如是說：
“延安整風運動後期，由於國民黨要進攻延安，整風運動轉入“搶救運動”，即搶救失足淪為“國民黨特務”的運動。運動由康生直接指揮，頓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特務”如麻。幸虧毛主席及時察覺和糾正，指出要嚴禁“逼供信”，不能重犯土地革命時抓“AB團”的錯誤，並提出所有機關、部隊，對一切“有問題”的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這才及時地刹住‘搶救風’。這又一次顯示出毛主席的英明果斷。”
“從日本投降到延安撤退這段時間，毛主席作為偉大中國革命的掌舵人的無與倫比的革命氣質，給我終生不可磨滅的深刻印象。我那時因為沒有接觸中央領導核心，對毛主席在國共和平談判中靈活策略了解很少，但我社且體會到，他在革命的轉折關頭，從抗日戰爭轉變到解放戰爭的國度時期，在國共兩黨對立的複雜多變中，始終站穩階級立場，高度警惕蔣介石亡我之心不死，把立足點放在自力更生，準備打仗上，放在從思想上、政治上、特別是軍事準別上充分準備迎擊蔣介石發動全麵內戰的基點上，這是我黨在革命的緊要 關頭勝利完成轉變的關鍵所在。”
回憶錄中，吳冷西回憶了炮轟金門時期，《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受到毛主席和周總理批評的往事。這一段曆史比較吸引我，當時毛主席對美國和蔣介石的想法判斷的十分準確，分析的一清二楚，而且地製定了巧妙的炮轟計劃和應對計劃，可以說是天衣無縫。足見毛澤東那代領導人的洞察力和政治智慧。
大躍進時期，基層領導和群眾的熱情和急躁情緒比中央領導和毛澤東要嚴重的多。相比較而言，中央還是比較清醒的，但毛澤東一直擔心會挫傷群眾的積極性，所以糾偏太遲，最後釀成大錯。後來的曆史證明，浮誇風最嚴重的地方也是餓死人最多的地方。“極左”機會主義害死人啊。
據吳冷西回憶，早在五八年十一月八日的鄭州會議上，毛主席就告誡全黨要保持頭腦冷靜，並且組織大家學習兩本書，即《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和《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以澄清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認識。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份武昌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主席又提醒全黨要注意不能冒進，不能浮誇，更不能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澤東找田家英和吳冷西談話，主要談了宣傳上要壓縮空氣，實事求是的問題。並特別提醒吳冷西，辦報的，做記者的，凡事要有分析，要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
在武昌會議上，毛主席本來是想將八月份在北戴河製定的年產3000萬噸鋼的指標降到1800萬噸，可是各組組長卻力圖說服毛主席接受他們提出的指標。毛主席對吳冷西說，他們想打通我的思想，可我硬是想不通，因為他們缺乏根據。
毛主席還說，中央已有12個部長寫了報告，指標高的嚇人，似乎要立軍令狀。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殺頭。鐵道部長說1959年要修2萬裏鐵路。周總理主持製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草案，規定5年修2萬公裏鐵路，他胯下海口要一年完成，這怎麽得了？如果真完成了，我甘願當機會主義。
毛主席又說，其實1800萬噸鋼的指標不是機會主義，能否完成還是個問題，因為今年（1958）預計練出的1000萬噸鋼產量中，好鋼隻有85萬噸，看來鄭州會議讀了幾天書並沒有解決問題，大家頭腦還是發熱。1958年鋼鐵翻一番就使得6000萬人上山，鬧得天下愛打亂，明年再翻一番和幾番怎麽得了？
當時的中共從上倒下對什麽是共產主義認識不清，有很多非常幼稚的認識，以為大鍋飯就是共產主義。很多地區比著盡早進入共產主義，學蘇聯成立大食堂，吃飯管夠。從來都為吃飯發愁的農民，現在可以敞開吃了，當然高興。但這樣的吃法和產出能力不相稱，自然造成糧荒。
針對這種情況，毛主席批評說，現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給製，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義。中國農民很早就有平均主義思想，東漢末年張魯搞的“太平道”，也叫“五鬥米道”，農民交五鬥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飽飯。這恐怕是中國最早的空想社會主義了。我們有些同誌現在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這非常危險。北戴河會議規定了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五個條件，哪一條都不能少，缺一個都不能向共產主義過渡。
談到這裏，毛主席動情的說：反正我不準備急急忙忙過渡，我今年65歲，即使將來快要死的時候，也不急急忙忙過渡。
毛主席強調，過渡要有物質條件、精神條件和國際條件，不具備條件宣布過渡也沒有用。要劃兩條線：一條是集體所有製和全民所有製的區別；一條是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區別。不要輕易宣布向全民所有製過渡，更不能輕易宣布向共產主義過渡。
我一直認為對毛澤東的過度醜化不是實事求是的，也是對曆史不負責任的。毛澤東是有錯誤，也很專權，尤其是文革引發了一場內戰和非人道的政治迫害，但將毛澤東類比於希特勒還是很不靠譜。希特勒最大的罪是有計劃地消滅猶太人，這是犯了反人類罪。毛時代雖然因大躍進而發生餓死人的事情，但那是毛和中共好心辦了壞事，不是刻意屠殺中國人。這和希特勒殺猶太人完全是兩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