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信不負責任的人
２０１４．６．２．
又到了五月底六月初，又到了各路“公知”、“民運好漢”們一年一度打雞血般亢奮的季節，又見一片“勿忘”、“紀念”、“回顧”之類翻舊賬、扒棺材本兒、借死人給自己貼金的聲嘶力竭和喋喋不休。
可惜幾十年了也沒見有點長進，翻來複去就那麽幾句嚼爛了的車軲轤話來回倒騰，別說看戲的早倒了胃口，連演戲的都日見人稀。
其實這番亢奮的真正用途恰如魯迅所說：“用棍子攪了一下停滯多年的池塘，各種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著筋鬥漂上來，在水麵上轉一個身，來趁勢顯示自己的存在了。”——隻有把“勿忘”、“紀念”、“回顧”之類變成“攪屎棍”，把每年五月底六月初的亢奮變成“攪屎節”，才能定期“用棍子攪一下停滯多年的池塘”、讓各路“公知”、“民運好漢”們這些“古的沉滓、新的沉滓”一年一次“翻著筋鬥漂上來，在水麵上轉一個身，來趁勢顯示自己的存在”。這往虛了說是不甘心被曆史淘汰、被人民唾棄的命運，往實了說是眼前生計之必須——不定期顯示自己的存在，那自己還有什麽價值？還怎麽領飯票？有誰肯為沉在爛泥塘底被人們遺忘的泥巴沉滓掏腰包？
當然，上述用途是對各路“公知”、“民運好漢”而言。對於普通中國老百姓而言，這一年一度“攪屎節”的用途是當反麵教材，用當年那場大折騰告訴人們：盲目相信不負責任的人，後果會很嚴重。
負責任的人要幹什麽不但自己清楚，而且會讓所有跟隨自己的人都清楚。比如組織郊遊，從一開始就會明確告訴所有參加者：到哪兒去，幹什麽，怎麽去，去多久，要準備些什麽，等等等等。
不負責任的人要幹什麽隻有自己清楚，決不讓別人清楚：不會真正告訴你到哪兒去，到天津會隻說去廊坊，甚至南轅北轍。去哪兒不告訴你，去幹什麽不告訴你，去多久不告訴你，要準備什麽不告訴你，要達到什麽目標不告訴你……除了要你盲目跟著跑之外什麽真相都不會告訴你。
回顧當年各路“公知”、“民運好漢”們的主張：先是“紀念胡耀邦”，然後是“要民主、要自由”，然後是“反官倒、反腐敗”，然後是“反４．２６社論”，然後是絕食，然後是“跟政府‘對等’談判”，然後是“全國人大立即召開臨時大會，罷免國務院總理李鵬、國家主席楊尚昆，追究法律責任”，然後是“反對軍管”，然後是“打倒共產黨”，然後是“希望流血”……（柴玲２０１４年5月30日在美國國會六四25周年聽證會上又為當年“民運好漢”們的主張添了個新內容：“美國進行幹預”、“我們在天安門廣場一直等到早晨六點。我們一直希望美國來幫助，但很遺憾，美國並沒有來”——希望美國怎麽“進行幹預”？怎麽“來幫助”？派軍隊？派直升飛機？派“海豹突擊隊”？）——從“紀念胡耀邦”到“打倒共產黨”到“希望流血”到“美國進行幹預”，追求的目標如此變來變去，可見從一開始就根本沒打算讓人們知道自己真正的追求，也就是說根本就沒打算對別人負責。
靠街頭政治吃飯的人從來都不是負責任的人。街頭政治從來不能真正解決社會問題。曆史一再證明，轟轟烈烈嘩眾取寵的虛張聲勢敵不過紮紮實實一步一個腳印的組織嚴密的苦幹實幹。俾斯麥說：“當代的重大政治問題不是用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所能決定的，而必須用鐵和血來解決。”魯迅說：“人類的血戰前行的曆史，正如煤的形成，當時用大量的木材，結果卻隻是一小塊，但請願是不在其中的，更何況是徒手。”凡試圖靠街頭政治變革社會的沒有不失敗的。共產黨裏熱衷於街頭政治的如王明陳獨秀等都一事無成。毛澤東跟斯諾說他以前是個文人，嚐試過無政府主義、自治主義，走非暴力那一套來救國，以為隻要每個省好了，學美國那一套把大家聯合起來就能創造救中國。後來從血的教訓與失敗中被老蔣逼得拿起了槍杆子（同樣是鬧街頭政治失敗，毛澤東沒有跑到外國“政治避難”，而是跑到農村，從零開始，從基礎開始，認真探索，默默耕耘，一步一個腳印紮紮實實幹事業；而六四各路“公知”、“民運好漢”則跑到國外賣身投靠，專門跟中國做對。拋開其他一切都不講，但從人品就能看出天壤之別）。
“否定街頭政治”不是無條件否定一切上街遊行示威。用有限的“上街遊行”對某具體的人和事表達立場態度是一回事；無止休上街鬧事、無限期“占據廣場”則是大大不同的另外一回事——魯迅說：“真的做戲，是隻有一時；戲子做完戲，也就恢複為平常狀態的。楊小樓做《單刀赴會》，梅蘭芳做《黛玉葬花》，隻有在戲台上的時候是關雲長，是林黛玉，下台就成了普通人，所以並沒有大弊。倘使他們扮演一回之後，就永遠提著青龍偃月刀或鋤頭，以關老爺，林妹妹自命，怪聲怪氣，唱來唱去，那就實在隻好算是發熱昏了。”正常的遊行示威也是“隻有一時”，遊行完了，表達了立場了，不管是遊行組織者還是參加者“也就恢複為平常狀態”，該幹嘛幹嘛。而玩街頭政治的則如魯迅所說：“因為是‘天地大戲場’，可以普遍的做戲者，就很難有下台的時候”、“永遠提著青龍偃月刀或鋤頭，以關老爺，林妹妹自命，怪聲怪氣，唱來唱去”、“進了後台還不肯放下青龍偃月刀”、“簡直是提著青龍偃月刀一路唱回自己的家裏來了”
不過玩街頭政治的占據街頭廣場死不離開可不是因為發熱昏，而是利害所致——街頭政治的利害邏輯關係決定他們必須如此。
利——王丹、吾爾開希、柴玲、封從德等等本是普通學生，一鬧街頭政治他們一下子就成了頭麵人物，發號施令八麵威風。但他們的這份威風隻限於廣場街頭，一旦大家不遊行了，撤離廣場、各歸本位了，他們還能向誰發號施令去？——在平時你一所大學一所大學去擺威風試試，有幾個人會買你的帳？這些人本來什麽都不是，一鬧“街頭政治”、“廣場政治”馬上成了政治領袖呼風喚雨一步登天；一旦離開廣場又將什麽都不是。這個反差如何受得了？說眷戀權力，他們才最眷戀權力，因為對他們來說一切要麽是零，要麽是百分之百，沒有中間狀態。隻有把人弄到廣場，他們才有一切；一離開廣場，他們就喪失一切——“人一走，茶就涼”。就憑這，他們豈能容忍人們離開廣場回家？他們的利益在於把人們弄上街頭、弄上廣場，上街頭占廣場就是一切，手段無所謂，理由借口無所謂，什麽能蠱惑人心就鼓吹什麽——見“紀念胡耀邦”沒多少人買帳，馬上換成“要民主、要自由”；見響應者依然寥寥，馬上改為“反官倒、反腐敗”；見一下子激起了社會的共鳴，馬上趁機提高要價，以“能主導學運活動”為本錢伸手要官，甚至要求與當局平起平坐“對等談判”，達不到目的就更變本加厲死死把住“廣場政治”的權力不放，為此鬧出絕食——“4月29日晚，吾爾開希與王丹在香格裏拉飯店召開記者招待會，自稱被中共便衣跟蹤，不再參與北高聯會議，二人便被學運組織邊緣化”、“5月13日，吾爾開希便與王丹等6人發起絕食”——“因為被邊緣化”，所以“發起絕食”——因為“被邊緣化”，為了重新獲得權力，所以不惜一切鬧絕食。有人說，當年這些人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麽，所以一直沒有明確的訴求，口號總是變來變去。這樣說的人其實沒弄明白這些人的真正目標不是要解決問題，而是要拉人上街為自己謀利，什麽能煽動人心就說什麽，所以才會一會兒一個樣。所有被他們鼓動上街的人其實都是他們免費的籌碼——本來什麽都不是，就憑一番忽悠讓那麽多人一個子不要白白上街把自己變成威風凜凜大權在握的“學運領袖”，這不是無本萬利的生意又是什麽？
害——“街頭政治”猶如“一雙紅舞鞋”，穿上去就停不下來，不死人不算完——不管“街頭政治”能否達到初始目標，結果都隻能是惡性循環：如果“街頭政治”能得逞，接下來的必然是“既然煽動一幫人占領廣場就能解決一個問題，那為什麽不能如法炮製解決下一個？”結果必定是得寸進尺變本加厲接二連三無窮無盡。這是曆史事實，也是客觀規律。（當年好些人覺得“領導人接見一下有什麽不可以的？”結果等真的接見了，“對等談判”、“ＸＸＸ下台”、“人大開會罷免”之類要求馬上就來了。當年西方國家對戈爾巴喬夫“蘇聯解體、北約不得東擴”的要求滿口答應，等蘇聯真解體了，北約馬上東擴，老實不客氣。）這跟滿足綁票的劫匪沒什麽區別，屈服一個，意味著獎勵鼓勵一大群。所以如果“街頭政治”得逞，則得逞的街頭政客們必然隨即提出更新更苛刻的要求，如此無限反複，不獲得整個政權不會完。而如果街頭政客真能靠街頭政治上台，則必定馬上嚴禁“街頭政治”——他們豈能允許別人學他們的樣用“街頭政治”把他們趕下台？善於斷別人糧道的曹阿瞞更善於防範別人斷自己的糧道；善於靠“街頭政治”獲得政權的街頭政客更善於防範別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如果“街頭政治”不能得逞呢？那馬上就麵臨一個問題：誰來承擔責任？按正常邏輯，誰組織街頭政治就該由誰承擔責任。然而前麵已經說了，鬧街頭政治的“民運領袖”、“街頭政客” 是一群不負責任的人，他們決不肯為自己製造的街頭政治承擔任何責任。這就解釋當年的一切：為什麽他們那麽拚命反對定性“動亂”的４．２６社論？為什麽柴玲說追求的就是流血？為什麽槍一響，原先死活不肯撤、不管誰來苦口婆心都置若罔聞的“民運領袖”們馬上那麽馴服地逃離天安門廣場？為什麽這些要求別人流血、堅守陣地、與天安門廣場共存亡的英雄好漢自己個個護照簽證手續俱全，幾乎全迅速安全逃到了國外？道理很簡單：他們的私利就在於開槍，一開槍就達到了目的，至於死沒死人、死多少人都無所謂——如果不開槍，和平解決，大家各歸各，那這些“民運領袖”們怎麽辦？一旦和和平平離開廣場，他們就什麽都不是、什麽權力都沒有了。他們自己很清楚，如果按照“動亂”的定性，那他們很可能要為自己的所做所為負責，今後再想輕而易舉出人頭第就沒那麽容易了。要逃避責任就得流亡國外，而隻有製造出開槍流血的大事件，才能證明自己“受迫害”，才有把握獲得“政治避難”資格，從而逃避煽動“廣場政治”的責任。
由此可見當年的開槍流血完全是街頭政客“民運領袖”們出於“不負責任”的利益需要而蓄意製造的結果，並不是任何人的“誤判”、“失誤”、“經驗不足”——為了自己逃避責任，必須讓別人流血；為了讓別人流血，必須煽動對抗，必須油鹽不進死活賴在天安門廣場不走。由此可見不負責任的人為了自己的私利能有多卑鄙、多傷天害理；一旦當權結果有多可怕。
中國的街頭政治如此，外國的街頭政治也一樣：從希特勒到南斯拉夫、埃及、敘利亞、烏克蘭……哪家的街頭政治成了正果？
王丹、吾爾開希、柴玲、封從德們當年把人忽悠到天安門廣場死賴著不走，槍聲一響自己馬上拔腳飛逃；然後年年把被自己忽悠死的人搬出來替自己臉上貼金，還鬧什麽“天下圍城，重返天安門”，這讓人想起了希特勒——當年希特勒鬧“啤酒館政變”把人們忽悠上街，槍聲一響自己馬上拔腳飛逃；等奪取政權後又每年紀念“啤酒館政變”，把當年被自己忽悠死的人搬出來為自己貼金——二者是不是如出一轍？
從王丹、吾爾開希、柴玲、封從德等“民運領袖”的先例可以知道，千萬別相信煽動別人鬧街頭政治、上街流血、自己卻不肯負責的人。
譬如“民主小販”楊恒均：“請大家千萬別誤會，破壞了老楊頭溫文爾雅的形象。老楊頭本人是非暴力的和平主義者，更不用說是堅決反對內戰的。但作為學者，我卻不能昧著良心，不顧事實。事實是：民主的到來，幾乎都多少伴隨著某種程度的暴力，要讓獨裁者放棄絕對的權力，單單靠甜言蜜語與賣弄風情是很難奏效的，你得有民意支持的實力以及堅如鋼鐵的意誌，要有‘勿自由，毋寧死’的決心。記得美國總統裏根說過一句話吧：‘獨裁者唯一聽得懂的語言就是飛機和炸彈。’他就是用這句話，促成了蘇聯東歐的非暴力轉型”、“其它的民主轉型，包括最和平的蘇聯東歐，以及南韓、中國的台灣，都多多少少有一些‘暴力’成分，或者有一些要隨時訴諸暴力的仁人誌士——為避免引起誤會，本人再次重申：我是主張非暴力滴……”“我很希望所有的獨裁者，以及各種形式的不民主政權，都一個一個地永別人間，永不再見。”（楊恒均：“永別了，卡紮菲！”）
這是典型的“忽悠你上街流血、但自己絕不負責”——拚命鼓吹民主，鼓吹“各種形式的不民主政權，都一個一個地永別人間，永不再見”，公然宣布“民主的到來，幾乎都多少伴隨著某種程度的暴力”、民主轉型“多多少少有一些‘暴力’成分，或者有一些要隨時訴諸暴力的仁人誌士”、“獨裁者唯一聽得懂的語言就是飛機和炸彈”，借此拚命煽動別人產生“暴力出民主”、“為民主而暴力”的思潮，然後筆鋒一轉把責任推了個一幹二淨：“請大家千萬別誤會，破壞了老楊頭溫文爾雅的形象。老楊頭本人是非暴力的和平主義者，更不用說是堅決反對內戰”、“為避免引起誤會，本人再次重申：我是主張非暴力滴”——說白了就是煽動別人流血、暴力、內戰，成功了，自己這個“民主小販”坐享其成；失敗了，自己不負任何責任。信這樣的人，死都不知道怎麽死的。
但楊恒均這個“民主小販”跟中國的“普世公知”相比實在是小巫見大巫——他們“頂層設計”一手包辦的世紀性大騙局——“改革代價”、貧富懸殊、不平等、腐敗有理、利益集團、以權謀私、環境汙染、“量中華之物力，結美國之歡心”、以改革的名義掠奪等等已經山窮水盡，越來越難混。一旦騙局徹底破產，一切見不得人的東西必將大白於天下，他們必將被要求對自己幾十年來的一切決策言行全麵負責、徹底負責，必將麵對全麵的清算、徹底的清算，必將麵對人民的審判、曆史的審判。在這種情況下，你以為他們會傻不楞登老老實實坐以待斃？不先下手為強、趕在末日審判到來之前搶先滅亡中國才怪——這跟當年天安門事件其實是一個道理：當年那幫廣場政客“民運領袖”隻有把廣場政治變成流血事件，自己才能逃避製造動亂的責任；如今“普世公知”隻有滅亡中國，自己才能逃避“頂層設計”出以改革的名義掠奪人民禍國殃民的責任。
麵對如此形勢，應該做的事很多。但對許多人來說，首先需要做的是千萬別再相信不負責任的人。
如何判斷是否負責任？以史為鑒，按毛澤東的主張：從老百姓的利益角度出發，聽其言，觀其行。至少有一條明確無誤：鼓吹街頭政治、靠街頭政治吃飯的人絕不會負責，決不可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