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這群豬，這到底為什麽？”這句罵話出現在二戰經典劇作《兄弟連》最後部分的橋段。戰敗的德國士兵依然排整齊的步伐，抬頭挺胸，雄赳赳氣昂昂的在大街上列隊行進，絲毫看不出戰敗的沮喪，似令人豎然起敬。但畫麵接著轉換了這樣一幕，一位意大利籍，形象看似有些猥瑣的美國大兵，散懶的躺在吉普車上，細細的觀察著這一幕。突然他站了起來，破口大罵道：“你們這群豬，這到底為什麽啊？”然後他麵部抽搐，淚水奔湧而出...
然而，順根溯源，這一切源於幾乎可以稱為道德楷模的人，不飲酒、素食，禁欲沒有性生活。他的《我的奮鬥》一書，充滿對社會底層民眾的關懷！執政數年，生活簡樸，成績顯著。其減少失業，國家大力投資公共建設，修公路，振興工業，勞資調和大力提高國民社會福利的治國理念，至今被歐美許多國家克窿著！
希特勒揮揮手，告別了良心經濟學，繼續上路。很快地，他往左拐了一個彎，進了工人運動的機關大院。這裏，曾經有一位工團主義的理論家索列爾，是普魯東、馬克思和列寧的大粉絲，他有一位著名門徒叫墨索裏尼，是意大利左派的實踐家。希特勒大聲疾呼道： “倘若工會目的是改善國家基層裏某一階級的生活狀況而且能取得成效，則其行動絕非和祖國為敵，倒是名正言順的民族運動。” “假如資方蒙昧無知，誤解了正義和公理，那我們民眾中的一部分勞工，就可以起而反抗個人的貪婪無理，以捍衛集體的福利，這不僅是權利，更是義務。” “如果爭取待遇和反抗不平等，司法當局未能有適合的解決之道，那麽鬥爭的勝負隻能取決於實力強的一方。如果勞工們和大資本家發生了衝突，一開始就沒有獲勝的希望，勞工們就更應團結一致不畏強權，這是毫無疑問的。”
不過，對於墨索裏尼這種社會主義者，希特勒內心是輕蔑的，因為他們沾上了馬克思主義的氣味。希特勒家境貧寒，但他發憤圖強，勤思考、愛藝術，很早就成了理想主義青年。他也很早就能把“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分開，像牛博網網友一樣反對前者，又像強國論壇網友般支持後者。他說，“十五歲那年，我便能把效忠君王的‘愛國主義’和人民立場的‘民族主義’分析得很明白。我始終愛好民族主義的觀念。”本來他情感上不憎恨猶太人，後來是理智說服了他。歐洲最流行的說法是猶太資本家控製了經濟命脈，他一直將信將疑，但隨後他卻發現猶太人操縱了新聞、藝術、文學和戲劇，這對於懷才不遇的這個文藝青年來說，才是真正的震驚和刺痛。接著他在政治活動中，又不可思議地發現猶太人在操縱思想和輿論，霸占了平民和勞工運動的領導權。於是，一個令人熱血沸騰的念頭湧現了：猶太人有驚天大陰謀，商業霸權、貨幣戰爭、文化侵略。怎麽辦？我們要狼圖騰！日耳曼人要說不！抵製抵製抵製！希特勒痛恨馬克思主義，原因是它由猶太人創立，是徹頭徹尾的“猶太學說”，卻成了左翼戰線上的主流。他認為，一定要揭穿這個猶太陰謀，讓人們明白“馬克思主義濫用了社會主義的美妙文字以欺世”。在他看來，馬克思主義以階級鬥爭破壞日爾曼民族的團結，以“全球化”（當時叫“國際主義”）的口號劫掠德國的利益，實質是為猶太人的全球霸權服務。希特勒滿腦子左翼思想，他堅信未來的世界必是社會主義，所以他思索的不是姓資姓社的問題，而是那個美妙的大同世界將由誰來統治。既然馬克思主義是猶太人的社會主義，那麽要與這個勁敵對抗，就必須建立強大的日耳曼人的社會主義。希特勒為此發出嚴正警告：“要是猶太人靠了馬克思教義的力量，戰勝了世界各民族，那麽這皇冠便成為人類送葬的花圈了，地球又將空無人類而運行於太空之中，和數百萬年前一樣。”
互相憎恨的人總是相似的。希特勒將馬克思主義者樹為頭等大敵，緊緊尾隨他們身後，觀察他們的一舉一動，並從他們身上學習各種先進經驗。“據我看來馬克思社會主義黨他們最擅長而又能充分運用的工具，就是宣傳，我立刻覺悟到如果把宣傳運用得法，那確也是一種正當的技術，這種技術，實在是那班中產階級各黨所不知道的，隻有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曾把這種工具當作教育的藝術來運用，而且他們大部分的成功，實在是得力於此的。”“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對群眾有驚人的蠱惑力，並不是得力於猶太知識分子的著作，而是得力於曆來許多滔滔不絕的支配群眾的口頭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報紙，執筆的人大都是煽動家。”“過去馬克思主義獲得成功是因為他們運用政治和暴力的決心”。對於對手發動群眾的才能，希特勒更是毫不吝嗇地給予讚美：““在大戰以後，我曾參加過柏林皇宮前的馬克斯主義的民眾示威運動。一幅幅的紅旗，一條條的紅領巾，以及一朵朵的紅花，在空氣中自由飄蕩，顯示了十二萬參加大會的群眾的聲勢。我深切地知道這種偉大而莊嚴的氣象，確有感動局外人的一種魔力。”希特勒處處模仿對手，以對方為自己的標尺。“我雇了兩輛貨車塗滿紅色，上麵插了黨旗；每一輛車上載著黨員十五至二十人，滿街馳騁散發傳單，作為晚上舉行群眾大會的宣傳。這是創舉，除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外，再沒別的黨曾經在汽車上插旗遊街宣傳。”“當時的慕尼黑，除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外，不再有其他的黨能夠像我黨舉行大規模示威運動。”在招募黨員方麵，希特勒也是專挖對手的牆角，他認準了大家的支持人都是同一類人。希特勒自豪地記錄了自己這一計謀的成功：
我們集會裏常有反對派(共產黨)來參加，他們常常結隊而至，偶然還有少數的煽動家混入其中，他們每個人的臉上，都呈現出與我們決一雌雄的表情。
共產黨員來我們這裏搗亂，這是有原因的。我們經過周密考慮，決定散發大量傳單和標語，故意來激怒他們，使他們憤不可遏地參加我們的集會一我們的用意，就是為了離間他們，趁此機會來向他們宣傳。
我們的敵人，讓“有階級意識的”工人成群結隊參加我黨的大會，想用無產階級的力量，摧毀我們“專製又反動的計劃”。開會前的45分鍾內，會場上已經充滿了工人。他們好像是火藥桶，大有一觸著導火線立刻爆發的趨勢，可是往往事與願違，他們到會時是敵人，到了散會，他們雖然未必和我們握手，但至少他們也能反躬自省，要去反思自己主張的主義是否正確。
後來，他們的黨這樣地說：“無產階級們呀!你們千萬不要去參加民族主義煽動家的集會!”同時，共產黨的報紙也這樣呼籲。 民眾們見到了共產黨的報紙對我們注意了，因此對我黨也就加以注意了。
希特勒堅持自己才是真左派，真社會主義者，真為弱勢群體代言。所以他要把馬克思主義的話筒搶過來，用自己的嘴說出社會主義的真理，喊出代表人民心聲的口號，這樣才能踢走“偽社會主義”，贏得勞工階層的支持。他像左大培般痛斥官僚階層的賣國和自私：“為了要顧及他們的願望，就不妨去犧牲了勞動階級的利益，來充實那強盜的錢袋；我們如果不要德國滅亡，那就不能坐視著他們的為所欲為。”他像韓德強般強調資本國有化有利於勞工：“資本純粹是勞動的產物，它和勞動一起成為了左右人類活動的基礎因素。這就是資本對於民族的意義”，“國家對於資本的責任是十分簡單明了的。國家隻要注意資本供國家使用，這樣便就可以定下兩個目標：一方麵維持著有效率的獨立的國民經濟，另一方麵是維持工人的社會權利。”他像甘陽般反對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我對德意誌發展的途徑認識得十分清楚，所以我覺得他們最堅苦的戰鬥，不在對付敵國而在對付國際資本主義”“我們不要再被我國資產階級的狡黠政客所嘲弄了......他們的目的，是要準備一切，使金融業和交易所的真正國際資本能夠來統製德國。”他像韓少功般憂患商業腐蝕：“現在已經使貧富懸殊更明顯了。富者和貧者比鄰而居，勢必釀成悲慘的後果。人民既開始受著貧窮和大量失業的痛苦，所以接踵而至者，便是不平和怨恨。民族經濟破壞而所生的不良現象，還有比這更壞的。因為商業宰製了全國，所以金錢也就變成了萬能了，舉國上下，個個人都成了拜金主義的奴隸，風氣敗壞到了這等地步。”他還像孔慶東般揭露資產階級的無能和虛偽：“如果這一時代的人，他明知自已有著某種缺陷，而竟偽稱沒有補救的方法而苟且圖安，那麽，這種社會，斷無幸存之可能。我國的小資產階級，現在便是這樣的。我們不能再被他們欺騙了。我國的資產階級人士的腐敗現象已經達於極點，他們決不能擔任任何文化事業的。我以為他們的腐敗，並不是由於他們的道德墮落，而是由於他們的懶惰習性，積重難返。”深揭狠批所有惡勢力後，他又像一名“烏有之鄉”的忠實信徒開始談希望，談理想，談國家幹預分配，談共建和諧社會： “我黨的任務之一在於揭示一個新時代，期望到了那個時候，人人能各取所需；並能堅持一個原則，反對人生唯一的目的是物質享受。 要實現這件事，國家對於工作的報酬，必須有精細的規定並建立起分配的標準，使得誠實的工人能享受有秩序和光明正大的公民生活。希望大家不要以為這是空虛的幻想，不要以為現在世界上還不容許且不可能能實現這種理想。我們雖然愚蠢，還不致於去妄想烏托邦馬上降臨這個世界。但我們也決不可因此自暴自棄，不去努力根治缺陷，鏟除弱點，追求最後的理想。 這種理想要實現，途中必有種種障礙，這是勢所難免的。所以我們更要盡自己的心力，共赴最後的目的。”
相似的人連憎恨的方式都是相似的。毛主席清洗不同路線左派的方式是：把他們打成右派，歸為走資派。布爾什維克對付納粹如出一轍，斯大林咒罵它代表大資本家利益，托洛茨基貶低它為小資產階級政黨。反過來，希特勒對付馬克思主義者同樣如此，他把他們定義為“左奸”，名左實右的走資派。而完成這一論證，他借助的是一種陰謀論，“猶太人”成了馬克思主義通往資本家勢力的地下通道。希特勒說，馬克思主義隻是在利用社會主義：“在剪除社會罪惡的鬥爭上，重要的在於世界觀，於是猶太人創立了馬克思的學說。他把社會上一切公正合理的要求和他的學說相混合而成一片，以求他的學說獲得流行。”但其終極目的是為猶太富人服務：“馬克思主義固然有著他的目的，而且還抱有一種建設的雄心，雖然他們所建設的不過是猶太人對世界金融的壟斷。”馬克思主義的工運鼓吹國際主義，和大資本家全球化的戰略一致的：“工會製度的主要目的，並不是階級鬥爭，可是馬克思主義硬要叫它成為階級鬥爭的工具。馬克思主義首先創設這種經濟的武器。而國際主義的猶太人，就來用破壞自由獨立的國的經濟基礎，毀滅這種民族的工商業，而經營他們自己的工商業。他們的目的，是要使民族去做那不分國界的猶太人所操縱的金融界的奴隸。
希特勒的這一手法是不是很眼熟？後來存在主義流行時，雷蒙·阿隆在薩特身上發現了同樣的東西：“美國人在薩特的魔鬼學中的地位，如同猶太人在希特勒的魔鬼學中的地位一樣。”實際上，今天的知識分子圈裏，這種魔鬼學還在流行，隻不過他們對資本家的仇視不是通過“猶太人”，而是通過“美國人”、“白種人”或“西方人”。但回頭再看，作為一代左派宗師，希特勒確實建樹良多，為各種先進代表思想開了風氣之先。他像司馬平邦般嘲笑“普世價值”的自相矛盾：“如果我們並不準備去探討馬克思理論的實施結果，那麽，既希望以種族去估量個人價值，又去攻擊馬克思派的‘人人都是一樣，沒種族的分別’的理論，那真是傻子。”他像司馬南般指出“普世價值”隻是牟取一方利益的幌子：“國際性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稱之為一種普遍的世界觀，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政治上的信條......馬克思之所以如此，那是為了謀猶太種族的利益而已。”他像梅寧華般抨擊“造謠的言論自由”：“我們不必去提起那慣於造謠的馬克思派的報紙，因為他們把造謠認為是一件事，好像貓不能不去捕鼠一樣。他們唯一的目的，便是摧毀國家和人民的抵抗力，使他們成為國際資本及其主人——就是猶太人——的奴隸。這種毒害民族的行為，國家對它用過嚴刑峻法嗎?絕對沒有：隻有幾次溫和的警告，以及實在說不上重的罰令而已。”他像黃萬盛般歌頌不是原罪的革命：“法國革命，因為能夠產生出一種偉大的新觀念，因此他們就發現了成功的秘決；俄國的革命也是這樣的，法西斯主義是完全由理想去引發力量，他們的理想是整個民族的複興，結果是為他們的民族造福不淺。”
這時的希特勒三十多歲，還在為自己的理想付出代價，他是在獄中艱難地完成了這本著作。人們經常譴責他當上元首後的霸道蠻橫，而總是忘記了他曾是一介貧寒的老百姓，一個鑽研過馬克思主義的青年，一個為工人抱打不平的政論家，一個為民族利益牽腸掛肚的思想家。實際上，他在上台之後，依然懷抱理想，盡力兌現自己對低下層人民的諾言。他主張“國家監督和領導國民經濟”，他沒收私人工廠將其國有化，打擊以宋鴻兵所痛恨的羅斯柴爾德家族為代表的財閥，大幅提高勞工階層的薪酬和福利，孜孜追求“讓德國每一戶人家的餐桌上有牛排與麵包”的小康社會。希特勒被人詬病的是他的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這在歐洲的政治光譜裏，劃歸“右派”。但去看看那些鼓吹國際主義的共產黨人，哪一個在掌權之後不是堅持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呢？如果“國際主義”屬於左派，希特勒發動侵略戰爭又何嚐不是一種“國際主義”的實踐。其實，早在《我的奮鬥》中，希特勒就已經承認自己和共產黨人有非常雷同的夢想：“民族主義世界的理論，應該鍛造成一副工具，以作武力的防禦——恰好是像馬克思列寧主義黨的趨於國際主義一樣。”
當然，還是必須看到，希特勒與最成功的左派仍有一個巨大的區別，那就是他“種族仇恨”以及相關的“種族屠殺”。雖然納粹黨殺人集中而殘暴，但在受害者數量上，遠遠比不上那些紅色政權基於“階級仇恨”帶來的“階級屠殺”。而且，希特勒死於非命，不像斯大林及其一眾弟子們能夠安享晚年。從這個角度看，希特勒固然鬥誌可嘉，卻是不夠純粹、不夠徹底的左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