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草原來到天安門，我經曆的77級高考
一封家書。
1976年的中國真是挺衰的。每一個普通中國人也很迷茫。除了吃粗糧，穿舊衣外，主要是你不曉得眼前的路在哪。日子會不會慢慢好起來，還是連窩頭也沒得啃？
我家的情景就是那個時代的經典例子。兄弟三人，大哥在一家工廠當鍋爐工，我和二哥插隊上山下鄉。他在內蒙古烏盟的一個極貧窮的公社勞動，我在內蒙古巴盟烏拉特前旗當牧民。
牧區的生活對我來說還是不錯的。常能吃到新鮮牛羊肉和奶製品，這點在當時的城裏做夢也別想。另外，因為我精力充沛，幹活從不惜力，隊長給我一匹馬，奔波在大隊的七，八個牧場（點）之間，幹些應急的活兒。大隊裏算上8個知青在內還不足200人口，但確擁有4公裏長，2公裏寬的一塊牧場。並且還可以無條件地使用背靠著的烏拉山。生活好一點，肚子裏有油水，日子也就過得飛快。
1977年10月底，我來到牧區也一年有餘了。早晨草場上結著一層白霜，此時的活計是盡量多收割一些牧草，以備下雪時牲畜食用。
勞累了一天回到住處，看到一封家信。打開一讀，大吃一驚。信中說，母親重病住進了醫院，要我馬上回來探望。我母親身體一直很虛弱，但信中這口氣分明是。。。顧不得多想，也沒機會找到隊長請假。就和一知青哥們騎馬十幾公裏到一公路上搭車，然後他牽空馬會隊幫我請假。
到家後，看到二哥也在家裏，父母健康如常。父母開始給我解釋，什麽是恢複高考，為什麽讓我回來。我聽了仍然很惱火，也不領他們的情。我的理由是，1. 就算是高考，最後的錄取也是人家有權有勢的人說了算。2. 我基本沒上初中，隻有小學到初一的文化程度，參加高考實在是免為其難。 3. 咱家政審行不行啊？我認為，兩個哥哥從未間斷自學，可以去試試。我恐怕不行。
沒想到母親出語驚人。她一口咬定，說我是兄弟中最有希望的。我運動成績和潛能有絕對優勢。雖然沒好好讀書，但記憶力極好，與體育同類考生比應屬上乘。最後母親說道，你不要爭辯了，你還有10天左右的時間在這裏，快去準備吧。考得上考不上，都要盡最大努力，就算幫媽一個忙吧。一股熱流湧上我的心頭，淚水差點流了下來。
忙忙碌碌地找教材，做筆記，辦理準考證，整理思緒。還要出早操和做一些必要的專項練習，以恢複體能。11天後我返回巴盟牧區。
帶著父母的重托，參加高考。
先是去公社所在地開來了各類介紹信。回大隊見到隊長，告訴他我月底要到幾百公裏以外的五原縣去考大學（體育類專考）。回來一周後12月5號在旗（縣）裏參加自治區統考。（77級沒有全國統考）。這個月不能參加勞動了。
要去考試的那天，知青點兒有人給我換上他的新一點的軍大衣。借給我一隻大號軍用水壺。隊長牽來兩匹好馬，讓人送我到公路上搭車去火車站。拿來一大包奶酪，足以讓任何司機都不會拒絕我的搭車請求。
到達五原時，已經是下午3點多了。在一個小旅館安頓下來後，我想到明天考試的五原一中先踩點看看。五原雖說是河套平原的重鎮，但隻有一條主街。很快就找到了五原第一中學。這時天也開始黑下來了。
操場的盡端有兩間平房還亮著燈。憑經驗，這應該是體育老師的“教研室”。我探頭進去詢問，果然如此。一中年趙姓老師在一個大鐵爐子邊取暖，喝茶。我大膽進去和他套磁，並趁機吹噓了一下我的運動背景。我說希望能考上北京體育學院，他便熱情地鼓勵我。我實話相告，天氣太冷，如能明天容許在他辦公室躲一會，減少在室外不必要的逗留時間，肯定會有利於發揮。趙老師一口答應，明天你直接到這裏來好了。
第二天到考場一看，來的考生遠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很多是北京天津的老知青，幾個人圍著老師套近乎，不厭其煩地給老師們敬煙，自己嘴上也叼一隻。我心想，哎喲哥們兒，你這不是給自己添亂嗎？
北體來的汪老師和當地的三個老師分4組給考生進行測試。我很快被汪先生點到名字。三個考試項目：100米跑，立定跳遠，引體向上。我的自選項目1500米跑被否定，最後高考老師決定安排一個400跑，有十幾個人參加。我在中午前就考完了。
正在猶豫是否該離開考場，汪老師把我拉到一邊。表情嚴肅地說，回去抓緊準備統考，我想我們不久會在北京相見的！我的下巴都快驚的掉下來了，我。。。
我回來一周後，到旗（縣）裏參加的自治區統考。由於有汪老師那句話，懷裏像揣了塊兒烤紅薯，暖烘烘的。就我當時的水平，應該是每項考試都發揮到了極限了。作文寫到最後竟然意猶未盡。
中央來調令了！
高考結束了，一切又回到了從前。給爹媽寫了一封信去，詳盡匯報兩次考試經過，並告訴他們我的感覺良好，聽天由命了。唯獨沒敢提起汪先生的那句囑咐。牧區偏僻，沒人把這當回事兒。隻有一個年齡較大的女知青考了中專，時不時是會在那裏發愣，嘴裏自言自語。
公社照例進行冬季水利建設。攤派15名壯勞力到我們大隊，我由於高考誤了一個月的工，這次是責無旁貸地上了水庫工地。我的工作是在石壁上打眼兒放炮。具體下來就是掄大錘，扶鐵釺，裝填炸藥和引信。勞動強度大，收工後沒力氣瞎侃，很快就睡著了。兩個星期後，我突然發現夜裏睡不著覺了。走出工棚，眼望著天上的星星，惆悵起來。那高考上大學的事難道隻是一個夢？是天邊一閃即逝的一抹彩虹？唉，不去想它了，明天還得幹活呢。
一天我掄著錘子叮叮咚咚地打著跑眼。公社武裝部的一個通訊員飛馬跑上水庫工地，邊跑邊喊，小X, 小X，工地上近200來人都好奇地停下手中的活朝這邊張望。他跑到我那裏翻身下馬，氣喘噓噓地說，書記讓我告訴你，中央給你來調令了！
我立即明白了是怎麽一回事，問道，調令在哪？通訊員說，還在書記那裏，他在等你。趕到公社書記那裏，他的辦公桌上擺著一個牛皮紙信封，上書紅字“中央體育學院”。書記說，想來是北京那邊大學的文書，但我們公社從未有過這樣的事，不能不重視啊！
兩天以後，幾個知青朋友和大隊裏的不少人，聚在公路旁為我送行。有人早早攔下一輛車子那裏等候（需給司機一點報酬）。大家說著惜別的話，隊長十來歲的小兒子湊到我跟前，小聲說，你要去北京了，那個小收音機可以送給我嗎？我心裏一沉，早就答應過他的，一高興居然給忘了。
別了烏拉特前旗，別了我的西哈拉汗大隊！
後記：
1. 回到家後，得知我大哥考上了東北工學院，二哥考上了內蒙古師範學院，我考上了北京體育學院。兄弟三人在困境中同時考上77級大學，也算當時小範圍內的一段佳話。
2. 我曾寫信致謝五原一中的趙老師，沒有得到回複。
3. 四年後，我畢業留校工作，又有幸在這位搞舉重專業出身的汪老師領導下工作過兩年。
入學後同學們的第一張合影，後排右二是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