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梵: 中國不應忽略革命的存在性--讀托克維爾《舊製度與大革命》的思考

托克維爾《舊製度與大革命》一書，能給與中國當代改革的借鑒並不多， 限於曆史的局限性，托克維爾沒能清楚地分析出法國大革命的源動力，他甚至站在一個基督教衛道士的立場上，將法國大革命反宗教的核心事實弱化了；

另外，托克維爾以一些史料做為論據，來證明自己的論點，但零碎的曆史片段，牽強地指向他的論點，有失大局觀。對今天的閱讀者來說，利用這些零散的史料去理 解法國大革命前所潛伏的革命危機，是有難度的。雖然托克維爾的論點有可取性，但就舊製度與革命關係來說，托克維爾的研究和認識遠不及馬克思來的深刻。

我認為用《舊製 度與大革命》一書來警示當代改革的問題，不會讓中國的改革更清醒，《舊製度與大革命》一書給與中國改革隻能是新思辨的導火索，其導火索的意義大於其實質內 容。

《舊》一書對革命問題做了討論，可今天的中國學術界多是避諱這個問題的，但是革命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內動力，不論從唯心還是唯物論來說，革命都是永恒的話 題，內在不斷革欲望的命，提高個人道德與智慧，外在不斷革反人類進步的命，推動社會與物質發展，離開了革命，人類就會倒退。學術界避談革命問題，說明學術 界的思想不是解放了，而是更僵化了，更圓滑了，這是中國科學理性的倒退。

《舊》一書雖力圖站在歐洲曆史的大背景下審視問題，但是對法國大革命的曆史背景交代的並不清楚，沒有正確理解“啟蒙運動”與“圈地運動”給與法國大革命的 源動力，既沒有看清“啟蒙運動”甚至是更早時期的“文藝複興運動”給歐洲革命奠定的思想基礎，也沒有充分認識到“圈地運動”這場土地革命對封建社會的解構 所帶來的巨大衝擊，所以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狹隘性。

13、14世紀英國開始“圈地運動”，歐洲效仿，大批農奴和農民失去土地，無產者隊伍迅速擴張，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發生了巨大變化，新舊利益集團的力量對比在快速改變，最終形成了尖銳的權利鬥爭，這是歐洲革命的內因。

資產階級的原始資本積累是嗜血的，兩級分化的急劇擴張，使社會暴力傾向不斷積澱，結果這種暴力傾向激變為革命，並產生了“蝴蝶效應”，演變到內戰、國戰、世界大戰，全球動蕩了600 年，直到二戰後才有所緩和。

所以要對“土地運動”與“土地革命”有清醒的認識，土地所有權的轉變，是激化社會矛盾至關重要的因素，中國與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當前的資本主義改革中，“新 圈地運動”趨勢顯露，從曆史視野來觀察，全球存在新的動蕩因素，大量農民快速失去土地，工人隊伍不斷飛速擴張，這會導致全世界的競爭更加激烈，這種激烈程 度是我們今天可以感同身受的，從歐洲舊“圈地運動”到當前發展中國家的“新圈地運動”，這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總趨勢和輪回，將產生的動蕩也是可以預判的，未 來，如何才能把握這種趨勢下內部到外部的大平衡，對中國來說是一個長期的巨大的考驗，這個考驗中顯然帶有“改良”、“改革”、 “革命”等多種選題。

早期資產階級革命打破封建社會的小農經濟的各種形式，從莊園到家庭，人們賴以生存的穩定因素紛紛解體，生產力的解放推動了人員的大量流動，從小農經濟到手 工業作坊再到工業化的轉變過程中，社會結構與勞動關係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舊的穩定單位被撕裂，新的單位在重組過程中不斷尋找著平衡，而小農經濟到工業 化的轉變過程中，農民鬆散的天性與工人的約束性有著本質的區別，從農業到工業時代的變奏過程中，人的情緒很容易產生壓抑、焦灼、不安、自私、痛苦、仇恨等 心理，暴力傾向也應運產生，過去人們賴以生存的土地，是最基本的社會保障，如今已經被剝奪，當失業或者經濟出現危機時，由於生存艱難或無法生存，社會危機 就會產生。由此可見，土地分配與社會保障存在著緊密的關係，也必然與社會穩定存在緊密關係，當土地分配走向極端，革命也就在情理之中。

自17世紀中葉至今，在跨越了300多年的曆史之後，資產階級革命依然在世界蔓延，從蘇聯到東歐社會主義陣 營的解體，再到中國的資本主義改革，資產階級革命達到了一個曆史高峰，今天，西方陣營依然堅持不懈地在中東推行資本主義製度，深化資產階級革命，這使資本 主義製度成為了當今世界的主基調，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的資本主義改革依然是資產階級長期革命中的一部分，因此中國的改革與革命之間也存在著內在聯 係，中國沒有理由忽略革命的存在性。

就資產階級革命而言，進步與反動交互前行，首先帶給人類的是前所未有的浩劫，例如種族滅絕、內戰、奴役化、壟斷化、殖民化、世界大戰、霸權化等，發展初中 期都表現出了極端的貪婪與殘酷性，中國結合資本主義進行改革的過程中，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新興資產階級是存在過度貪婪特征的，要認識到其中潛伏的暴力性、反 動性以及革命性，改革必須要有這種充分的心理準備。

資本主義製度的逐漸穩定和完善是二戰之後，而真正給這場大革命帶來深刻反思的並不是資本主義本身，而是戰爭的傷痛與社會主義製度的快速發展，二戰後東西方 陣營的對峙，恰恰是資本主義製度深刻反思和完善的周期，資本主義製度正是在二元對立結構下完善和進步的，如果從體製問題上探討兩種製度，資本主義製度與社 會主義製度是一體兩麵 的，表麵上是對立的，而本質上是不可分的，用辯證的觀點分析，兩種製度內部都存在著革命的基因。

我不止一次談過，社會主義製度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資產階級革命是有兩麵性的，當資產階級過於強調本身利益而走極端化時，社會主義製度就會建立，蘇聯和中國之所以走社會主義，是由舊俄國和舊中國的資產階級貪婪特性決定的。

社會主義製度的建立，加速了西方資本主義製度的完善。為了極力維護資本主義製度，免受社會主義的衝擊，西方資產階級不得不向弱勢階層做了大幅度的妥協， 資產階級的反動性被製約，開始從極端化向溫和化轉變，這個轉變不是自我的覺醒，而是在血的教訓麵前的被迫覺悟，由此才建立了相對完善的社會保障體係與開明 的體製，這是資本主義製度的社會主義改良過程。

從社會保障體係來說，西方資本主義製度的底色就是社會主義，而中國在結合資本主義改革過程中，恰恰取消了社會主義的底色，這就造成了中國今天的改革越來越 艱難。現代西方資本主義製度其實也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結合體，而中國卻嚴重偏離了社會主義，在極力抹掉社會主義底色，這使改革失去了平衡性，正因如 此，中國的改革才被權貴把持，難以前行，這使中國的改革存在向革命搖擺的可能，這是當下要高度警惕的問題。

世間萬物是多樣性的，這是幾十億年地球進化的結論，沒有萬物的多樣性，就不會有生機勃勃的地球生態環境，人類也無法生存，體製又何嚐不是如此？不論是從哲 學辯證的觀點來看，還是從科學發展觀點來看，世界都需要多種體製並存與競爭，人類才會不斷進步，單一的體製形式是自由嗎？各國體製的平行化，會促進人類 發展嗎？這是一個需要深刻思辨的哲學問題與社會問題。

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就曾做過這樣的思考：“為什麽全歐洲的製度幾乎都相同，它們卻到處陷於崩潰 。”今天，當全世界資本主義製度過於平行化、單一化時，會不會快速崩潰呢？給這個問題做個否定性的回答，顯然很不容易。

在全球化的今 天，自由經濟理論彌漫著中國，而自由經濟的實質依舊是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模式正在不斷弱化國家的屬性，竭力限製政府權利，為國際資本開拓道路，如果資本 真能創造全球一體化、公平化，那將是世界之福，但是資本所依靠最有力的武器是國家機器，這就是資本的悖論。對於人類發展來說，我們不回避全球化，可以積極 推動全球化，但同時也要為全球化可能引起的暴力畸變做好充分的準備，從內到外都要做好準備，每個未來都是波折的，前路不可能是坦途，革命隨時都可能存在。

就改革的理論來說，中國不能脫離實際而偏執於任何一種理論，就自由經濟理論來講，缺點也是頗多的，比如哈耶克的理論體係很難說就是開放的，他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因過於理想化而變得封閉，正如他批評的社會主義理念一樣，哈耶克自己也走進了理想的烏邦托。

從哲學上來看，凡是封閉的理論都會受到反駁，哈耶克與凱恩斯的論戰也就在情理之中，辯論的過程與市場的實踐說明，兩種假說有很強的互補性。 所以中國的改革應尊重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偏執性和脫離實踐的理論難道不也是革命的動力燃料嗎？

從自由經濟發展來說，發達強國顯然具有明顯的先手優勢，所以弱勢的國家會逐漸被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集團所掌控，當美歐遇到發展阻力時，會轉而依靠資本最強 大的後盾——國家機器，這是資本的本性，也是競爭的本性，在這個機器主導下與“自由”牽手，暴力就是選項，同樣革命也是選項。

自由和民主是好東西，但還要看清懸在這兩者之上的“利益之劍”， 這把劍是雙刃的，所以自由經濟的源動力還是利益與競爭，不是自由和民主，隻要是利益主導，世界就必然因利益而分野，從這個根本點上看，未來的世界還是會構成不同的利益聯盟，以更好地維護各自的利益。

歐盟就是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先覺者，正是預判了自由經濟的發展方向，為了便於競爭，歐洲 一些國家主動重組，建立歐共體，隨著時間發展，歐盟逐漸強勢，這讓美國非常擔心，為防止歐洲脫美，美國聯合英國利用各種手段不斷敲打歐盟，力圖弱化歐盟； 其實日本問題也是如此，為防止日本脫美入亞，美國不惜借助日本的右翼勢力來破壞中日關係，但是從日本右翼的極端性來說，美國是火中取栗，稍有不慎，就可能 雞飛蛋打，所以美國也經常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先破壞世界各國之間的平衡關係，然後充當調停者來博取利益，在挑起中日互相對峙後，在匯率與國債上，美國在 中日身上都獲得了巨大的收益，將其國際戰略思想轉化成了實際利益。美國如今依然在全世界推動著資本主義製度，並在推動過程中爭取美國的利益最大化，所以從 國內與國際內外兩個環境來分析，革命依然是不可忽略的選題。

《舊製度與大革命》一書中談到，在社會不斷開明、物質不斷豐富的前提下， 在法國貴族階層幾乎毫無覺察的情況下，大革命突然爆發了，那麽今天的中國會不會出現這個問題呢？有的社會與政治學者以《舊》為引子在探討這個問題，但是大 多知識分子的探討隻流於形式，就像托克維爾無法深刻批判天主教的罪惡一樣，中國的知識分子因過於屈從於權利與資本，而失去了分辨力，沒有“見佛弑佛、見魔 弑魔”的精神，又怎麽能談清中國的改革與革命問題呢？中國的一部分知識份子正走上犬儒之路，他們給中國改革隻能帶來負麵的論證，更無法給予中國新興資產階 級以正確的思想指導，甚至會在權利和資本的誘惑下，將中國的新興資產階級帶進血泊之中，這也是中國改革最應警惕的問題。

希望學術界應清醒地認識到法國大革命與中國當代改革的本質區別與相似點，不要誤導中國的新階層，要讓新興階層能夠反哺社會，與弱勢群體一起共建進步、和諧、文明的社會，而不是站在某種利益的屋簷下不斷釋放錯誤的聲音，陷新興資產階級於茫然並走向非理性。

當基督教走向政教合一時，歐洲最黑暗的曆史時期也就來臨了，教皇權與世俗王權的惡鬥貫穿了中世紀到啟蒙運動長達幾百年的曆史，在這場爭鬥中，教士逐漸成為 了歐洲最富有的貴族階層，法國大革命前，法國社會內存多種無法調和的尖銳矛盾，以國王為代表的貴族階層、最高法院、教會、新興資產階級之間互相爭權奪 利，在基礎群眾的身上建立了多重盤剝的機製，其中教會占有大量田產、財富，當時的天主教教士已經成為了第一級貴族，而天主教政教合一的政治傾向，也決定了 天主教長期對民眾的壓榨，因此天主教的特權最為民眾所痛恨，所以在歐洲的宗教改革與啟蒙運動中，大量的基督教徒脫離了教會，也最終導致法國大革命的矛鋒直 指天主教，這是法國大革命的點睛之處，重中之重，它開啟了大革命之門。

托克維爾在討論法國大革命問題時，極力為天主教開脫，其重要觀點有二：一是，認為大革命主要針對政治而不是針對教會，二是基督教在大革命受到衝擊後又快速崛起，這一現象證實了他關於法國大革命針對的是政治而不是宗教的判斷。

但是他忽視了兩個重要問題，一是基督教內部存在改良派與改革派，他們是開明的，基本堅持了正確教義，二是法國大革命之後，教會財產被沒收再分配， 並交出了世俗管理權，教會與教士的特權地位被剝奪，回歸到宗教應有的正確位置，這使生產力得到大解放，沒有了與民眾的利益之爭，又回歸到正確教義，基督教 才會重振旗鼓。托克維爾對基督教的曆史性錯誤沒有采取批判的態度，沒有認清基督教與權利的關係，沒有認清基督教與生產力的關係，這就讓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 命分析的重要性縮水了。

法國大革命與中國當代改革存在著根本性的不同，曆史背景不同，社會製度不同，社會成份不同，生產力不同。法國大革命遠比今天的中國要複雜的多，當時的法 國，國王、一級教士貴族，二級貴族，三級新興資產階級，四級城市平民和農民，再加上外部勢力等，在社會成分上構成了多重複雜的層次。

法國大革命被資產階級領導，一是資產階級代表了先進生產力，二是一些新興資產階級是從平民或農民中走出來的，基本群眾還無法認清新興資產階級的本質，所以 當新興資產階級衝擊舊的頑固勢力時，城市貧民、農民與新興資產階級建立了統一戰線。但是隨著革命的不斷深入，各種問題隨之不斷爆發出來，革命主導權不斷在 各種派係中倒手，例如雅各賓與吉倫特派的爭鬥，其中還包括了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反思，存在無產階級革命特征，例如1792年8月， 巴黎人民再次起義，推翻君主立憲派。從資產階級革命到無產階級革命再到舊王權的複辟在法國大革命過程中交替上演，但革命的果實最終卻被拿破侖所占有。拿破 侖軍政府占據法國大革命的果實也是革命的特征之一，亂世出強權，在各種利益無法調和與殺伐四起的災難時期，沒有什麽比軍政更有效和更強勢的，所以革命常常 被軍政府所替代，這是暴力革命中常見現象。

當前中國與法國大革命前期的區別是，雖然中國目前存在權貴和新興資本階層，但是中國內部的社會成份並不複雜，外部勢力雖然力圖介入，但能量不足以構成在中國革命的源動力，因為外部勢力無法與中國的基礎群眾合流，更無法與人民軍隊合流。

誰丟掉了大多數，誰就自動走進了人民的包圍圈，中國當前的改革就是如此，這就是今天中國的權貴與部分新興資產階級惶恐的主因，於是一個現實問題就擺在了中 國的改革麵前：改革與革命。假如中國產生了革命，中國的權貴與新興資本階層，不僅不能領導革命，還將會遭受衝擊，這是因為中國的弱勢群體對權貴與部分新興 資產階級有本質上的認識，與法國大革命前法國農民與城市貧民的的認識完全不同，權貴代表不了中國的先進生產力，新興階層代表不了大多數，所以革命主導權在 誰的手中也就不言自明了。

雖然中國的權貴和新興勢力力圖用不流血的方式來贏得這場變革的勝利，但是他們的內心卻越來越恐慌，原因到底出在哪裏呢？

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都是突破層層藩籬，打破舊有的重重利益盤剝，建立新的平衡秩序，法國大革命是資產階級突破國王、教士、貴族等多重藩籬，所以革命一旦起 來，各種勢力互相交戰，最終資產階級占了上風。而中國則完全不同，中國隻有權貴和新興資產階級兩層藩籬，又以權貴為主，占極少數，中國是從社會主義製度向 資本主義改革，舊製度的公平思想猶在，人們對新製度的公平渴望十足，而權貴又依靠腐敗收刮民脂民膏，在這個過程中，部分新興資產階級與權貴或多或少地存在 著利益關聯，官商勾結是當下民眾最痛恨的問題，一旦中國產生革命，完全可以預見民眾所針對的方向。

權貴因此是惶恐的，力圖加大改革力度，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以備新階層壯大後為權貴們站台，但是本質上的貪婪性決定了他們無法同廣大民眾共享利益，改革難有 最大公約數，在兩級分化日益嚴重的今天，權貴們不僅不退讓，反而想繼續吞噬國有資產，所以國企私有化改革被社會所棒喝，以至於利益集團對革命產生了恐慌， 一些富人紛紛加入外籍，轉移資產，這反而加重了人們對他們的厭惡，更有甚者，有的與外部勢力勾結，出賣國家民族之利益，以換取未來的自身安全，走上了反動 的道路，這更是國人所深惡痛絕的事情，但這就是中國今天的現實。

中國的新興資產階級時至今日並不清醒，其中一部分人因無法同權貴切割而站到大多數的一麵，卻又想代表大多數人來發言，這些人對中國基礎群眾的認知偏於幼稚 了，他們對革命的認知也是淺薄的，他們雖然在資本上占有優勢，也一時掌控著話語權，但是站在廣大弱 勢群體的對麵，他們才是中國未來政治舞台上的弱勢者，這就是今天中國的格局，也是未來中國的政治格局，不看清這一點，中國的新興資產階級是沒有出路的。

從中國的現實可以看出，未來的改革隻有一條路，那就是民生，分配要走最大公約數，然後再從民生到民權逐步轉變，除此之外，改革還有其他可行的方向嗎？我看 沒有！所以中國新興階層要對自己的位置有清醒的認知，過度地占有資源不僅嚴重破壞了社會的公平性，還將帶來政治生態的惡性循環，政治生態的惡性循環結果 難道不就是革命嗎？革命的主導權會在你們手中嗎？如果會，也就無所謂恐懼、脫籍和轉移資產了，這些行為已經昭示了未來中國的走向。

中國不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都不可能回避革命的話題，回避這個話題無益於中國的改革和進步，麵對革命問題，中國知識階層與上層建築，應有智慧有勇氣去麵 對，談革命問題不是去激化社會矛盾，而是解刨問題，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不能將社會矛盾蓄積起來，形成絕對的對立關係，形成堰塞湖，最後泛濫成災，而是要 積極應對，緩和內部矛盾，扶持公平正義，推動中國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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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同學果真惟恐天朝不亂，難為你了 ：） -走你- ♂ (0 bytes) () 05/19/2014 postreply 09:3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