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拉斯是撩開共產主義麵紗，揭示社會主義真相的先驅，也可說是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最早的掘墓人和民主化的奠基人。吉拉斯1957年出版的《新階級》及其他一係列著作，在理論上宣告了社會主義的破產和終結。港媒評論說，盡管吉拉斯已故十多年，大陸權貴還在為《新階級》增添新的注解，中國大陸的社會現狀還在為《新階級》提供最典型最完整最鮮明的藍本。
據港媒報導，大陸權貴對吉拉斯和他的《新階級》諱莫如深，盡管早在1963的形式內部出版發行《新階級》（1980年翻印），卻迄今不公開出版發行，當年上百種“灰皮書”（社科類）和“黃皮書”（文學類）已基本解禁，唯獨《新階級》例外。報導認為，《新階級》論說的尖銳和敏感是一個因素，更主要的原因則是《新階級》作者吉拉斯的身份。
吉拉斯1911年出生於南斯拉夫黑山的一個農民家庭，18歲入貝爾格拉德大學，在學期間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並加入左翼學生團體，1932年加入南斯拉夫共產黨，1938年當選為南共中央委員，兩年後當選為黨中央政治局委員。二戰時德國入侵南斯拉夫，吉拉斯是抗擊法西斯的遊擊隊最高司令部成員。戰後，吉拉斯在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擔任多項要職，1953年當選為副總統兼國民議會議長，並內定為鐵托的繼承人。這樣一個大權在握的共產黨人卻會成為最激進最徹底的反共分子。斯大林的暴行是他反思社會主義的開始。
1944-1945年間，吉拉斯三次訪問蘇聯，第一次甚至帶著朝聖般的“狂喜”心情趕去。但所見所聞令他不止大失所望，更是震驚不已。在二戰的關鍵時期，斯大林竟然還在軍隊中進行大清洗，許多高級將領不能浴血沙場，卻冤死於自己陣營內的大屠殺。同時，斯大林和親信高官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經常通宵夜宴酩酊大醉。1944年，在蘇軍高層默許下，進駐貝爾格萊德的蘇軍一路強奸婦女、凶殺搶掠，斯大林還不以為然，粗暴無理地對待鐵托和吉拉斯提出的交涉，使吉拉斯看到蘇聯對弱小國家的傲慢蠻橫。對此，1949年五月，吉拉斯在聯合國大會上譴責了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行徑。吉拉斯由此開始省思社會主義大家庭，並進一步提出要削弱南共聯盟、建立政治多元、個人享有自由的開放社會。
這些主張超過了鐵托容忍的限度，為此他被撤銷全部職務，1954年，他主動退黨。1956年匈牙利爆發革命，吉拉斯在紐約《新領袖》周刊發文，讚揚匈牙利革命“是馬列主義逐步走上末路的開端”，同時公開發表批判南斯拉夫現行政策的聲明，因此再度被捕。吉拉斯入獄前把《新階級》手稿寄往美國，1957年《新階級》一書在美國正式出版，他卻因此書被加刑7年。《新階級》一出版就引起西方世界的轟動，許多沉迷於社會主義理想的西方左派人士從此覺醒，也啟發了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哈維爾等蘇聯和東歐的無數知識份子，使他們走上了反體製的道路。
《新階級》的副題是“對共產主義製度的分析”，全書在深入剖析共產主義來龍去脈的基礎上，告訴人們：蘇式社會主義國家的新階級是如何產生的。
該書揭示，新階級是社會主義的特產，社會主義的源頭是馬克思主義。從落後國家蛻化出來的社會主義，急於推行工業化。新政權把工業財產及土地收歸國有，不僅資本家甚至手工業者、小商人和農民的財產也不能幸免。從此，國家的一切資源都由共產黨官僚掌控，結果，“與以前的革命相反，共產主義革命是以取消階級為號召開始，但最後竟造成一個握有空前絕對權威的新階級。”共產黨官僚組成的新階級，“是貪婪而不能滿足的，就像資產階級一樣。不過，它並無資產階級所具有的樸素和節儉的美德。新階級的排斥異己正像貴族階級一樣，但沒有貴族階級的教養和騎士風格。”
吉拉斯看到，斯大林等領導人不僅生活窮奢極欲，最不可思議的是，“國家大事都是在親密交談的晚餐中，狩獵中，以及兩三個人的交談中決定的。……召開（黨和政府）會議的目的隻是用來確認在親密的廚房中早已烹調好的食物。”這也是中國大陸新階級的的寫照，甚至比蘇聯有過之而無不及。毛澤東在全國有幾十處行宮，其他副主席或常委也在各地置有行宮或別墅；在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毛的菜譜仍然是中西珍饈；最荒唐的是，一邊餓死幾千萬人，一邊用一萬多噸糧食釀製兩千零七十九噸茅台，供新階級的人享用。社會上1958年就禁止跳舞，許多人因違禁跳舞被判刑坐牢，但中南海裏卻一直跳到1966年，毛澤東等還叫來空政、公安文工團的年輕女演員陪舞，“寵幸”的女孩還要陪到床上。如此新階級必然引發天怒人怨，毛澤東的“三年自然災害”加十年文革，搞得中國大陸遍地餓殍民怨沸騰。中國大陸搞經濟改革，並在農民舍命包產到戶的壓力下解散人民公社，農民才開始解決溫飽問題。對此，吉拉斯早有解釋，“當新階級無法維持它所篡奪的所有權時，或這種所有權的代價太大，或者有政治性危險時，新階級才不得不將所有權轉讓給其他階層，或者製造出其他所有權形式。”
正如《新階級》所說，“凡是共產黨首腦所倡導的改變，首先取決於新階級的利益與願望；像其它社會集團一樣，新階級的一舉一動，或守或攻，都帶有增強其權力的目的。”“這個新階級的極權暴政和控製，如今已變成驅使全民流血流汗的桎梏。”中國大陸權貴用“特色的社會主義”幌子，明目張膽地攫取國有財產，形成了一個權貴資本主義的“新階級”，“更新”了吉拉斯關於新階級的定義，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新階級的超級版。
吉拉斯認為，共產黨奪取政權後，無產階級並沒有成為統治階級，而是由共產黨蛻化變質後產生的“新階級”在統治。共產黨早期打天下時，除了流氓無產者造反外，還是有不少理想主義者。早期的理想主義者們麵對死亡大義凜然，視死如歸。這種道德楷模的力量能激勵人，感動人去為之奮鬥。共產黨也大力宣傳這些理想主義者等。共產黨當政後，初期基本以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統治。然而共產黨的攪肉機機製從來就沒有停止過。理想主義者們在反複的“階級鬥爭”和沒完沒了的政治運動中基本被消滅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應該說是隨著“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生理老化而衰敗。
在前蘇聯，庸俗的技術官僚逐漸地接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班。勃列日涅夫主政的18年裏，特權階層全麵形成了。這是新階級的雛形。按馬列的“原教旨主義”共產主義理論講，他們根本沒有“革命理想”，是一群不擇手段的既得利益者。隨著東歐、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相繼解體，鐵幕整個倒下了。社會主義陣營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徹底破產了，世人不再相信共產主義。民主與共產主義的對抗結束。但是在中國大陸，權貴變成了集專政暴政與經濟上的腐敗於一身的怪物。
西方曾寄希望於所謂中產階級。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認為中產階級的形成會推動民主化的發展。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這一理論在中國大陸一度很流行，期待中國大陸變革的人在期待中產階級的壯大。然而，這些外資合資養大的中產階級“邊緣”人根本不成氣候。貧富兩極分化的進一步加劇使這一理論破產，新階級在中國大陸正式登場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今天已實現了當年一些自由派知識分子所倡導的“精英”統治：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但是這些人道德敗壞。比如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兼反貪局局長王雙披露當前官員職務犯罪出現三大趨勢，其中最嚴重的就是貪官的層次向高學曆、年輕化發展。這是道德敗壞的典型寫照。
雨果有句名言：知識是良心的重擔。可惜隻說對了一半。知識分子要是真壞起來，那就成了張春橋所說的“知識越多越反動”了：大陸極左派指責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性質，徹底變成一個名副其實的社會民主黨性質的資產階級政黨；體製內的自由派經濟學家事實上在為腐敗有理論辯護，他們甚至認為腐敗是把大陸權貴變成社會民主黨的必經之路。海內外的“精英們”覺得允許資本家入黨，從而淡化了共產黨的階級性而轉為全民性，認定其正在變成社會民主黨。海內外的精英們可能高興得太早了。不錯，前蘇聯東歐各國共產黨在民主轉型後大多變成了社會民主黨。而大陸權貴是在專政的鐵腕下推行私有化改革，這就使大陸權貴變成了集政治上的專政暴虐與經濟上的貪婪於一身的怪物。而社會民主黨有兩大特點：一是堅持社會主義，一是堅持民主。社會民主黨始終堅持民主，堅持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堅持分權製衡，堅持開放選舉。而大陸權貴則始終反對民主，不但在實踐中反，而且在理論上也反；不但過去反，而且現在反，甚至賭咒發誓在將來也要反。再說社會民主黨堅持社會主義，今天的中國大陸權貴最不關懷勞工權益，最不保護弱勢群體，最不強調公共福利。中國大陸弱勢群體在體製中的聲音問題，工人農民在目前的政治體製當中是極少有人替他們的利益說話的。大陸體製內學者康曉光老實承認：今天大陸權貴“不代表任何階級，他們淩駕於一切階級之上，對所有的階級實行‘權威主義’統治。他們僅僅對自己的利益負責”。
所謂“紅色資本家”等等，皆為這個集團的附庸和權錢交易的幫凶，以“悶聲”為代價發大財。然而中國大陸真正的富豪是以權力為代表的，附庸是不好當的，隨時都可能是替罪羊和擋箭牌。昨天的大富豪，可能是今天的階下囚。楊斌和上海富豪周正毅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中國大陸新階級有四大特點。
1，政治上新階級繼承了專政統治。當年打著無產階級先鋒隊旗號時，對工人階級不敢太過份。今天的新階級正在使政府黑社會化，對社會各階級和階層也包括對一般的黨員實行專政。黑社會化反映在中國大陸當前“政匪一家”魚肉百姓的種種現狀。新階級的頭子毫無魅力，所以在統治方法上隻能以威脅利誘。
2，經濟上對中國大陸人民進行掠奪，明目張膽地全麵瓜分國有財產，使貧富兩極分化超出國際警戒線。中央研究室、國務院研究室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共同完成的《當前社會各階層經濟狀況》調查研究報告披露：至2001年，中國大陸13億人口，私有財富85萬億元。5億城市人口，占中國大陸私有財富的96%至96.5%；5億城市人口中的0.9%至1%，即4百80萬至5百萬人(0。4%)，持有千萬元以上財富。(50萬億)其中有1萬8千5百至2萬人，持有一億元以上的財富，一共持有超過10萬億的財富。其中90%以上是高幹子女及其親屬。
8億農村人口，僅占私有財富的3.5%至4%。貧富兩極分化比例太懸殊，超出資本主義社會。有人說憑權力進行資本原始積累是太客氣了。這個新階級的財富實質是靠特權“搶”來的。
3，完全沒有道德底線。任何穩定的社會都有其主流意識形態，道德理念。大陸建政後用馬列“洋教”摧毀傳統中華文化，而“洋教”的意識形態最終破產又導致社會道德的混亂。依靠腐蝕拉攏的手段來統治的結果是進一步破壞了社會的道德和秩序。新階級沒有意識形態，除了極端自私和貪婪外，隻有小心眼加實用主義，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誰？”的姿態。有一流行歌曲唱的貼切：“吃的都是良心，拉的全是思想”。
4，靠外國投資“輸血”過日子和準備外逃。從1990年代中期起，每年外商實際投資350億美元；自1998年以來，每年外商實際投資約450億美元。2002年達540億美元。當中國大陸人正在為“輸血”保持的“繁榮”慶幸時，大量資金正在逃離中國大陸。例如有報道說，每年外匯非正常流失到海外高達400億至550億美元。黃金外流年達50噸至60噸，占年產黃金的40(大陸年產黃金約120至150噸)。2000年外逃資金達480億美元，超過當年外商對華總投資407億美元，中國大陸已成為第四大資金外逃國。“闊少”留學買名車豪宅，“二奶村”搬到了國外。新階級們在國外用開辦公司、賭場等大肆洗錢，為自己的“退路”做準備。……
所以，今天的大陸權貴已經變為由“一小撮”所謂知識“精英”流氓集團為核心的新階級。在社會上、黨形成了權貴階層、特權階層、官僚階層，這已經是黨和人民群眾關係日益緊張對立的根本原因。如果不從體製上著手，並結合實際措施來解決矛盾，政局會震蕩和混亂。
2011年9月，《南方周末》發表了馮軍旗的文章“中縣‘政治家族’現象調查”，引起廣泛關注。馮軍旗是北京大學社會學係博士生，從2008年初開始，在中部某縣掛職兩年，分別擔任副鄉長和縣長助理各一年。掛職期間，他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出發，細致地從內部深入記錄了一個縣級政權的人員組成、結構、晉升方式和相互關係；寫成研究論文《中縣幹部》。“政治家族”即為其中一部分。
在這一部分中，作者完整記錄了這個縣級政權係統內部，當地家族成員的任職關係。所謂“家族”，是指血緣和姻緣的集合體。作者根據一個家族出“幹部”的多少，把政治家族分為“大家族”和“小家族”，一個家族產生5個以上副科級幹部為“大家族”，5個以下、2人以上的為“小家族”。根據作者的調查統計，在中縣之內，竟然有21個政治“大家族”，140個政治“小家族”，共161個“政治家族”。他們占據了中縣各部門的重要職位。
作者的結論令人觸目驚心，但絲毫不令人感覺意外。網上早就有個流行詞“官二代”，講的就是官員的後代很容易當官並充斥官場這一現象。官二代現象決不隻限於基層，高層也有。據說中央有過一個不成文的規定，老一代革命家每家可以安排一個子女出任副部級高官－－這是照顧性的。如果有能力有造化，還可以把官做得更大。應當指出：官二代的盛行，乃是當今中國大陸特定情況下的產物。
第一、在民主製下，不可能出現這種現象。在民主社會裏，官二代們，由於其生活成長的環境，父輩的廣泛人脈和響亮的姓氏，如要從政也擁有不小的優勢。但有時候，這種背景反而成為包袱；因為別人會懷疑你不是憑本事而是憑關係。更重要的是，民主政治是民意政治，是選舉政治。如果你想當民選的官員，你必須得到選民的認同，贏得足夠多的選票；如果你想當任命的官員，除了要有相關官員的提名外，也還需要得到民意代表方麵的認可。中國大陸的官二代們，有幾個通得過選票和民意這一關呢？
第二、在古代中國大陸，沒有選舉有科舉，也不可能出現官二代太子黨泛濫這種現象。古人何嚐不知，考場考得好不等於日後當官就一定當得好，問題是總得有個門檻，有個六親不認的硬杠子，有個對平民子弟與權貴子弟一視同仁的標準；否則必定是血統論關係學和裙帶風大行其道。
當然，今日中國大陸官場也講究文憑，也有了公務員考試製度。隻是今日中國大陸，文憑太多，品類不齊，含金量相差非常大，更不用說還有很多假貨冒牌貨。至於說公務員考試製度，那和古代的科舉還有所不同。古代的科舉考試，門檻高，難度大，考上是要當官的；而現今所謂公務員，是指國家行政機關中除工勤人員以外的工作人員，其中既包括領導職務，也包括非領導職務，如辦事員、科員。假如一個縣有上萬名公務員，其中算得上官的隻有幾百個。公務員考試門檻低，難度小，當公務員容易當領導難。就算平民子弟和官宦子弟有平等的機會進入公務員的大門，進去之後能不能混上官位，各人的機會就大不相同了。馮軍旗的論文就是告訴我們，家族政治對基層權力的壟斷，固化了原有的社會階層，令普通家族出身的更難憑藉才幹獲取政治前途。
第三、在毛時代，也沒有官二代現象。在毛時代，大量的官二代和太子們還沒長到可以當官的年齡。更大的區別是，毛時代是領袖個人獨裁，現在是寡頭集體專政。作為獨裁者，毛既需要通過各級官員實行統治，同時又對他們、尤其是對那些高級官員百般猜忌，唯恐他們形成自己的圈子自己的勢力。毛常常有意識地提拔新人，提拔那些沒什麽背景的工農份子；因為他覺得這種人對他更忠誠，也更好駕馭。這既裝飾了工農當家做主的場麵，又強化了個人的權力。在毛時代，幹部子弟也享有若幹特權，但比起現在就差遠了。
南斯拉夫的共產黨領導人吉拉斯的《新階級》，批評共產黨在掌權後沒有兌現消滅階級的諾言，反而使自己成為了高踞於社會之上的一個新階級。嚴格說來，吉拉斯的批評不準確。新階級是在後極權時代才成型的。在中國大陸，權貴統治集團才變成了一個真正的新階級；或者用一些學者的說法，曰特殊利益集團。如果我們再考慮到他們對經濟資源的高度壟斷，殊利益集團的麵目就更清楚了。
這，可能也是《新階級》至今遭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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