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不孤獨
汪成用
(一)
說起馬思聰﹐立馬想起的不是“思鄉曲”﹐卻是北京景山。
兒時的情景如一張受了潮的水墨畫﹐輪廓已然模糊。可唯有在景山少年宮友誼合唱團的那段日子相對清晰。也許﹐那是我在“狗都嫌”的年紀上唯一可受到表揚的環境。聽我現在說話這動靜大概很難令人相信﹐我那會兒居然有一付“金嗓子”﹐且不但五音齊全﹐七音也找對了地方。記得考友誼合唱團時﹐半曲唱畢﹐鍾維國老師已含笑點頭。我隨即被分配唱“B1”聲部。鍾老師是個訓練兒童合唱的高手。雖童聲無法按成人那樣分“女高﹑女中﹑男高﹑男低”﹐卻效法分成了“A1﹑A2﹑B1﹑B2”四部。“B1”相當於成人合唱團的男高﹐正和我意。
從唱“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1]起﹐我嚐到了唱“B1”的甜頭。長大後上了音樂學院才知道﹐男高音往往是混聲合唱中最有油水的聲部。它有時與女高音同唱主旋律﹐有時則冒出幾句漂亮的付旋律﹐飄逸似彩虹﹐瀟灑如流雲。“隊歌”的第二句﹐“我們新少年的先鋒”﹐便是如此一例﹐唱得我得意非凡﹐下巴隨“先鋒感”翹起。
每星期一次的合唱團活動雷打不動。從學校出發﹐乘四分錢的無軌電車﹐囊中羞澀時亦可步行﹐便來到景山公園。夥伴們魚貫而入﹐一路嘻笑撕打﹐繞著煤山山腳跑進宮裏去練歌。途中每每路經那棵木欄杆圍著的“罪槐”﹐遂幾分肅然起敬﹐幾分肉跳心驚。耳邊似響起李自成兵臨城下時殺聲震天﹐猛見得崇禎披頭散發吊在那樹上搖來晃去……。可李自成到手的皇位還沒坐熱就被趕出了京城﹐顯然沒顧得上狠抓意識形態。那會兒的孩子說不出幾個古代先哲﹐可侃起農民起義的領袖卻倒背如流。二百年後又一輪回。洪秀全半壁江山到手就自封“天王”﹐招佳麗三千終日荒淫。據傳他曾選幾百男童入宮﹐淨身之後作各階層的管理幹部。宮內除了他幾無完整男人﹐以保和諧社會。又是百年。毛澤東比洪秀全高明百倍﹐洗腦術將億萬孩童一網打盡。作為“中國少年先鋒隊”的歌手﹐童男童女們高唱著“跟著毛澤東”﹐歡蹦亂跳地入宮被“淨魂”。嗚呼﹗這一代可還剩下個把完整的“人”﹖
據說洪秀全的淨身師多為江湖郎中﹐不是閹得不夠就是閹死了人﹐活下來的合格幹部所剩無幾。文革前的“淨魂師”遠不夠老練﹐時常會犯些低級錯誤。鍾老師在如煙的紅歌中居然藏進幾首西方古典歌曲教我們來唱。韋伯的“獵人之歌”就是我在友誼合唱團時學會的曲目。僅此“閹得不夠”之罪﹐便足以使鍾老師後來吃盡了苦頭。
(二)
說起“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立馬想起的不是北京景山﹐卻是馬思聰。
其實在我當時的年齡上﹐在乎的本不是唱的歌由誰作曲﹐而是“B1”聲部有沒有令我翹下巴的旋律。更是老師的好評﹐同伴的讚許﹐還有女孩子丟來的白眼和不屑一顧的撇嘴。之所以對馬思聰印象如此之深﹐皆因在印成鉛字的作曲家中﹐他是那會兒我見過的唯一一人。
有一年合唱團去廣播電台錄製“隊歌”。在隔音玻璃那頭的控製室內﹐坐著一個不苟言笑的中年人。他身穿一件廣東那一帶人常穿的“香雲衫”﹐弧形玻璃後的那張臉有點變形。後來錄音莫名其妙地中斷﹐鍾老師宣布原地休息。好一會兒才重新開錄﹐卻傳來了令人沮喪的消息﹕隻錄齊唱不錄合唱。事後聽說﹐馬思聰與領導幹部在“閹法”上發生了爭執。馬思聰要求錄四聲部合唱﹐領導卻認為合唱是各唱各的調﹐如何聽得清楚﹖此歌的詞作者郭沫若當然不屑露麵﹐就是露麵也無濟於事。這個堪稱中國現代的“淨魂大師”﹐早就“自宮”得幹幹淨淨。一場秀才與兵的遭遇戰﹐馬思聰敗下陣來﹐跟著倒黴的是我們“B1”聲部。以後每當在收音機裏聽到此歌我便忿忿不平﹕合唱版本比這好聽多了﹗
晨霧終散留不住﹐“金嗓子”的風光轉眼即逝。當喉頭感到有點怪怪的不自在﹐我的友誼合唱團生涯便走到了頭兒。馬思聰﹐也隨之悄悄地退出了我殘缺的童年。
(三)
馬思聰倉惶出逃。傅聰衣錦還鄉。
這一出一進並非發生在同一年代﹐卻幾乎在同一年代進入了我的視野。
我對“馬思聰出逃”這一重大事件的獲悉晚了幾乎近十年。這怪不得我孤陋寡聞。1967年初的一個月黑風高的深夜﹐當馬思聰夾著僅有的財產﹐一把小提琴﹐混在偷渡客中攜家室冒死渡海投奔香港時﹐我關注的是媽媽被紅衛兵剃的“陰陽頭”上是否長齊了新發﹐爸爸是否從遙遠的邊陲捎回了隻言片語。那年頭﹐上到國家主席下到我爸我媽﹐人人朝不保夕﹐跑了個作曲的與我有何相幹﹖等進入音樂學院後再次搜尋這個以彩虹流雲讓我“先鋒”了一回的馬思聰時﹐才得知他已由中國音樂界的巨匠變成了“階級敵人”。
論年齡﹐傅聰可算馬思聰的學生。在使傅聰一舉成名的1955年國際蕭邦鋼琴比賽上﹐馬思聰已是評委。兩代音樂家共有個精彩的名字﹐他們是“智者”﹐名如其人。傅聰於1958年底因父親傅雷[2]被黨的“左臉”批判而出逃英國。想不到老師步學生後塵﹐八年後“叛國投敵”去了美國。曾幾何時﹐國人勒緊褲帶“超英趕美”﹐你們豈不是蓄意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傅聰由黨的“右臉”於1979年恩準回國時﹐馬思聰仍在海外飄零。幹什麽都有個先來後到﹐先跑的先回來﹐倒也說得過去。
對傅聰的出逃﹐我同樣是孤陋寡聞。不同的是﹐對我來說﹐他還沒來得及成為階下囚﹐便已當上了座上賓。可惜傅雷夫婦已在文革中被“林彪四人幫”迫害至死﹐沒等上見兒子一麵。衣錦還鄉之際﹐傅聰將父親多年來的書信整理出版。“傅雷家書”以其宏大的抒情更使“傅聰熱”加溫。那個時代音樂學院的學生以熟讀“傅雷家書”為一種深沉的時髦——﹐即愛黨﹐又愛藝術。
無論說“傅聰認識我”或“我認識傅聰”都言過其實。盡管在一個朋友家裏見了他一麵﹐可我一定像個小學徒見大師﹐連貫的話也說不了幾句。緊張中卻沒忘請他在“傅雷家書”上簽名﹐使我特有的“時髦”即有了真傳又有了底蘊。如今此書早不知去向﹐丟的不僅是書﹐還是對“家書”解讀的特權。幾天後﹐傅聰在上海音樂學院公開教學﹐校門口被堵得水泄不通。教學結束後一群群人意猶未盡﹐站在音樂廳門口興奮地高談闊論。有人說﹐傅聰彈出的“降A”與“升G”聽起來大不一樣[3]。有人說﹐傅聰就是彈錯了音也錯得漂亮……。
那是個把我這個“北大荒人”凍得發抖的上海隆冬﹐我卷縮在被窩裏挑燈夜讀“傅雷家書”。鮮活的感情擠壓了思考的空間。可感情沉澱之後﹐理智便死灰複燃﹕叛逃無疑是反黨﹐而家書對黨的忠誠豈不無情否定了叛逃的理由﹖叛者苦戀著叛的對象﹐所幸投靠的“敵國”保障了叛者即“愛”又“叛”的權力。這一別扭的邏輯讓人越想越糊塗。當腦子如一鍋漿糊時﹐本能的生理反應就是“深沉”。於是﹐我重新投入到原始的感情中去。糾纏於思考與抒情之間﹐我像一個被逼向牆角的橋牌手把手中的幾張紙牌撚來撚去——﹐黨﹑領袖﹑政府﹑疆土﹑民族……。一個最聰慧的社會群體啊﹗智者們﹐你們幾十年來雖被打斷了脊梁卻仍傾滿腔熱血摯愛的那個對象究竟是什麽﹖絕望中橋牌手喪失理智地發作﹐索性把幾張牌一股腦兒塞進了嘴裏。嚼爛之後“啪”的一口吐出﹐於是我心安理得地相信﹐這難以言表的漿狀物就是當代文人全部愛的歸宿。
他們稱其為“祖國”。
(四)
“傅聰旋風”剛剛吹癢了上海灘文化青年的心﹐緊接著﹐不速之客鋼琴家阿什肯納齊[4]突然神不知鬼不覺地撞進了上海音樂學院。無論中國的“二聰”是欣慰還是尷尬﹐阿什肯納齊的出現婉轉地暗示了國人﹕中國音樂家的叛逃竟意外地與國際接了軌。
當時的我雖聽說阿什肯納齊很有名﹐但想不到他竟有名得讓李教授大驚失色。那是一個仲夏的午後。李教授路經學校的音樂廳時﹐忽聽得從虛掩的門後傳來一陣不凡的鋼琴聲。他不覺駐足。透過門縫﹐李教授看見了驚人的一幕﹕一個西方人在沒有空調沒開風扇的悶罐子般的音樂廳裏﹐光著膀子揮汗彈琴﹐身上濕得如同從水裏撈出來一般。再定睛一看﹐李教授呆了。——阿什肯納齊﹗他沒敢破門而入﹐卻調頭朝黨委辦公室奔去。不知所措時當然應該“依靠組織”。顧不上向路遇的莫名其妙者解釋﹐他三步並兩步跑上樓梯﹐氣喘籲籲地喃喃自語﹕阿什肯納齊來了﹗阿什肯納齊來了﹗……
1979年﹐阿什肯納齊隨英國BBC電台來上海拍電影。據說他來得很低調﹐中國音樂界對此竟一無所知。那天BBC一行來到音樂學院﹐他便一個人閑逛進了音樂廳。看見台上擺著一架“斯坦威”演奏琴﹐他一下子來了琴癮﹐於是便出現了讓李教授驚嚇的場景。這一天下掉下來的“活寶”使音樂學院興奮得亂了方寸。經協商﹐阿什肯納齊終於同意舉行一場“內部獨奏音樂會”。雖是“內部”﹐但仍走漏了風聲﹐音樂學院再次迎來了水泄不通。有幸求得一票﹐我目瞪口呆頭重腳輕﹐像喝醉了酒。對這場音樂會﹐我隻能用一句話來總結——﹐“內部”之前﹐我壓根兒不知道鋼琴是啥玩藝兒。
這是一次難得的曆史巧合。要知道﹐阿什肯納齊與傅聰曾短兵相接﹐或稱同台獻藝。他倆在同一國際比賽中脫穎而出﹐阿什肯納齊獲第二﹐傅聰第三。可據說有些評委因堅持認為阿什肯納齊應獲第一而拒絕簽字。至於馬思聰是否簽了字並不重要﹐也無從考證。重要的是﹐傅聰出逃幾年之後﹐阿什肯納齊也逃離了蘇聯﹐先旅居英國﹐後入冰島籍。獲得了精神的自由﹐阿什肯納齊在世界樂壇如魚得水。驚現上海時﹐正值他處於琴藝的顛峰狀態。
也許﹐冷戰中的蘇聯畢竟有別於“新中國”﹐阿什肯納齊就是跑﹐身段也比傅聰從容﹐或許稱“出走”較為準確。既敢出走﹐何懼我行我素﹖他沒像傅聰那樣在“敵國”自我約法三章﹕不入外籍﹐不去台灣﹐不說不做任何有損“祖國”的言行。大概因頭腦過於簡單﹐阿什肯納齊言必所思口無遮攔﹐常常把前者既“叛”又“愛”的那團濕乎乎的漿狀物不當回事兒。他痛斥蘇共的洗腦術滅絕人性﹐並為蕭斯塔科維奇[5]口述的揭露文化專製的“見證”一書寫序。他尤其讚揚為反抗共產極權而流亡的索爾仁尼琴﹐稱其為正直的知識分子的代表。如此離心離德﹐量他也拿不出一迭將“黨”與“藝術”同歌共泣的書信﹐以出版“阿什肯納齊家書”。我想﹐此乃蘇聯一代青年遠不如我們“深沉”的原因。
“不速之客”不僅闖入了音樂學院﹐也鬆動了我的封閉世界。他使我懂得了什麽是鋼琴﹐什麽是音樂。更重要的是﹐他給了我一個精神啟蒙的切入點。撕開鐵幕的一角﹐一個二十世紀思想者集體叛逆的宏偉畫卷漸漸在眼前展現……
(五)
聽母親說﹐我在別的孩子還不會說話的年齡就會唱歌。天下當媽的個個說自己的孩子是天才。其實﹐那歌唱得一定和哭差不多。不過﹐我之所以喜歡音樂﹐很可能要歸於幼兒混沌中的耳濡目染。至今仍依稀記得﹐躺在疲倦的燈光下﹐迷迷糊糊地聽母親的歌聲漸漸遠去﹕“蘇武牧羊北海邊。雪地又冰天﹐羈留十九年……”
“蘇武”伴我長大﹐轉眼到了“狗都嫌”的年紀。那麽大小的孩子多不可理喻。挺好的歌﹐一到我們嘴裏就變味兒。去合唱團時﹐夥伴們常推推搡搡繞著山腳邊跑邊吼﹕“蘇武老頭賣豆腐。買賣賠了本兒﹐回家打媳婦……”
1985年﹐當馬思聰在美國費城的寓所裏接到“為中央音樂學院前院長馬思聰徹底平反的通知”時﹐不由得仰天長歎﹕“蘇武牧羊十九年哪﹗”
可馬思聰畢竟不是蘇武。蘇被流放。馬為逃亡。流放﹐是被動承受政權對你的懲罰。逃亡﹐是主動對抗政權對你的迫害。令人費解的是﹐何為“平反”﹖“平反”不是認錯﹐更非道歉﹐卻是迫害者給被迫害者的賞賜和感激涕零的機會﹐隨手往傷口上再撒點鹽。以高尚體驗疼痛便產生了“文學”。“傅聰旋風”恰為萌動的“傷痕文學”推波助瀾。被“平”了“反”的逃亡者百感交集回到了逃亡的起點。故友熱淚盈眶﹐親人抱頭痛哭。昔日“左臉”政策失誤既往不咎﹐如今“右臉”英明偉大交口讚頌。
牧羊也罷﹐賣豆腐也罷﹐蘇武被流放至北海﹐即今日的貝加爾湖﹐苦熬了十九年。那深不可測的“西伯利亞的藍眼睛”鑲嵌在現俄羅斯前蘇聯的疆域。那裏﹐正是阿什肯納齊及其前輩的搖籃與故地。
古代的鐵血﹐現代的殺戮。冰天雪地之中﹐他們握手彈冠。
曆史﹐在這裏交接。
(六)
如論資排輩﹐阿什肯納齊隻能算是個流亡“新秀”。蘇聯音樂家的叛逃幾乎與“蘇維埃”同時誕生。
說橫跨歐亞的俄羅斯是個藝術的“情種”也許並不過份。這塊長出了柴可夫斯基與李姆斯基柯薩科夫的土地簡直像部機器一樣﹐批量生產著世界上最優秀的作曲人才。而“十月革命”則是流水線上的另一部機器﹐專門經營“人才出口”。我所知的俄國作曲家在革命時期大致可分三類﹕蕭斯塔科維奇等“新蘇聯”作曲家均與我唱“隊歌”時的年齡相仿﹐顯然不具“跑”的意識和體能。而蕭斯塔科維奇的老師﹐“俄國的莫紮特”格拉祖諾夫從1917年起﹐撇下未完成的第九交響曲就此封筆﹐一個音不寫﹐直到也加入了“跑”的行列。剩下的﹐則“三十六計走為上”﹐紛紛像躲避瘟疫樣地逃離了俄國。
最有理由逃跑的﹐當推貴族出身生活富足的拉赫瑪尼諾夫[6]。按照中國文革的標準﹐他鐵定是個地道的“狗崽子”。他像一隻地震前坐臥不安的老鼠﹐早在“冬宮”炮響之前就預感不妙。對他來說﹐失去隨心所欲的創作比失去地產更糟。在親自指揮了自己作曲的陰森的“死亡島”後﹐便趁出國演出之機逃離了風雨飄搖的聖彼得堡。他跑得很狼狽﹐攜全家四口坐著雪橇僅帶了幾份樂譜直奔赫爾辛基﹐從此一去不返。
另一個年輕的普羅科菲耶夫[7]正在為創業奮鬥。他嘔心瀝血創作的第一部歌劇“賭徒”原本定於1917年首演﹐卻因革命中的政局動蕩而泡湯。這是個不詳的預兆﹐暗示了普羅科菲耶夫如賭博樣的人生。他不顧一個布爾什維克對他的警告﹐“若敢去美國則另當別論”﹐於1918年孤注一擲越海西行。他的倒黴幾乎與作曲一樣出名﹐又一部歌劇“三個桔子的愛情”因編導突然意外死亡﹐在美國的首演被迫取消。然後他灰溜溜地去了巴黎。
與前兩者相比﹐斯特拉文斯基[8]較為幸運。他隨和豁達﹐放蕩不羈﹐對新作曲法充滿了興趣與敏銳。1917年之前﹐他已有三部舞劇在西方出名﹐隻是其中的“春之祭”出名得很不光彩。由於手法過於現代﹐從巴鬆演奏的第一句開始﹐憤怒的觀眾就開始起哄。抗議聲愈演愈烈以至演員聽不見音樂﹐導演祇得站在搖搖晃晃的椅子上對著台上高喊“一二三四”。這一艱難的演出沒持續多久﹐斯特拉文斯基便從後門溜走以躲避清算。如普羅科菲耶夫的“賭徒”﹐“春之祭”似乎預示了斯特拉文斯基動蕩的一生與俄國隨之而來的騷亂。“十月革命”時他已在瑞士居留﹐本來並沒打算長駐。他因此“跑”得十分輕鬆﹐隻需原地不動。
假如他們留在了蘇聯﹐誰知道能否在清洗與整肅中劫後餘生﹖
他們失去了“祖國”。世界獲得了財富。
(七)
沒跑的想跑﹐跑了的想回來。叛逃也似“圍城”。
傅聰回國的意義遠不止衣錦還鄉﹐它開創了現代中國一個用不著“叛國”就能“投敵”的時代。在他回國的當年﹐中國送出了文革後第一批留學生﹐以後便絡繹不絕﹐其中的大部份如今已在“敵國”安居樂業。
曆史簡直荒唐到捉弄人的地步。記得兒時唱得最解氣的一首歌謠如是說﹐“一二三四五﹐山裏有老虎。老虎不吃人﹐專吃杜魯門”。誰能料到﹐馬思聰尚未“平反”﹐恨不得吃了杜魯門的一夥便大搖大擺地來到了杜魯門的國度﹖
雖同在“敵國”﹐“叛”與未“叛”的顯然心境不同。留學生躊躇滿誌﹐馬思聰鬱鬱寡歡。“當那杜鵑啼遍，聲聲添鄉怨”。他寫於1937年的“思鄉曲”神奇地暗示了作曲家後半生的離鄉背井﹐與“賭徒”與“春之祭”異曲同工。他深居簡出﹐將全部的寄托注入作曲。可唯有幾次去台灣的訪問演出﹐讓他找回了點名作曲家的感覺。想當初是國人皆知的音樂泰鬥﹐“南有賀錄汀﹐北有馬思聰”。想不到投身革命幾十年﹐如今卻到了流落他鄉的地步。
倘若能以當初在電台唱“隊歌”時與其“一麵之交”和他說上話﹐我定要對他說﹐賀錄汀之愛女在文革中慘死﹐相比之下﹐你馬思聰至少保住了女兒。
“泰鬥”失去了光環。妻女獲得了安寧。
(八)
腳跟未穩的蘇共當局起初對叛逃風潮頗為遲鈍﹐遠不及中共對馬思聰的逃跑反應得雷厲風行。東窗事發僅三月有餘﹐公安部已組成了“專案組”風聲鶴唳抓捕“同犯”。而蘇共在斯大林於1928年全麵掌權後﹐才回過頭來收拾那些高興得過早的“叛國”文人。先是他們的作品全麵被禁﹐然後蘇共便開動宣傳機器口誅筆伐﹐向西方“腐朽”的藝術全麵宣戰。
麵對“沒落的資產階級”﹑“形式主義”﹑“帝國主義走狗”等罪名的指控與批判﹐三個叛者在這場“音樂冷戰”中表現各異。
拉赫瑪尼諾夫對蘇共的回答﹐是病入膏肓的思鄉與刻骨銘心的憂鬱。他之所以被稱為“二十世紀最後的浪漫主義”﹐恐怕並不是因為他的理念﹐而是他的天性。天生多愁善感﹐悲傷與苦悶總與他如影隨形。假如他湊巧聽了馬思聰的“思鄉曲”﹐恐怕就是踏破鐵鞋也要尋馬為知己。他的音樂似病態西施樣美得苦澀﹐且婆婆媽媽迭迭不休。眼見得充血的旋律就要山窮水盡﹐一轉臉﹐又藕斷絲連地被推向又一層次的宣泄﹐讓人琢磨不透是高潮還是前戲。那驚人的作曲技巧來自他釋放痛苦時波浪般的衝動。樂起樂落﹐他兩眼通紅。
而斯特拉文斯基幾乎在任何方麵皆與拉赫瑪尼諾夫唱反調。在蘇聯當局對他的攻擊謾罵中﹐你似乎聽得見他從鼻子裏重重地哼了一聲﹐“去你的﹗誰吃你這一套﹗”。他熱衷於試驗各種新奇的作曲技法﹐一會兒一個流派﹐一會兒一個“主義”。與拉赫瑪尼諾夫的“浪漫主義”相對﹐他開創的“新古典主義”偏愛冷漠而具“骨感”的管樂﹐討厭“肉感”的弦樂纏綿地演奏冗長的旋律﹐而這正是拉赫瑪尼諾夫的拿手好戲。他三十年代入了法國籍﹐四十年代又入美國籍﹐不像拉赫瑪尼諾夫雖半生在美國居留﹐直到臨死前的兩個月才不情願地作了美國人。當1957年蘇聯的加加林駕航天飛船上天﹐一個餐館侍者討好似地問斯特拉文斯基是否為你的“祖國”驕傲﹖不料他勃然大怒﹕“為什麽蘇聯做得到而美國不做﹖﹗”
這兩個同根異果的“俄國佬”針鋒相對地在相斥中互補。一個是俄羅斯的血肉﹐一個是俄羅斯的筋骨。一個把俄羅斯詮釋成多情﹐一個把俄羅斯演繹為冷靜。一個把俄羅斯當作生根的土壤難舍難分﹐一個把俄羅斯視為彌散的空氣若即若離。
至於普羅科菲耶夫在冷戰中的角色﹐則是另一個痛苦的話題。盡管巴黎給了他作為世界一流作曲家的脊柱﹐可他就是無法擺脫那團揮之不去的濕乎乎的漿狀物。如被哈姆雷特的幽靈纏身﹐他玩弄著掌心的兩粒骰子﹐盤算著又一場決定命運的豪賭……
(九)
一個冬日的早晨﹐我坐在“世界日報”在北美創刊時期的資深記者李勇在紐約的書房裏﹐與年逾古稀的李先生暢談。此刻﹐窗外正是大雪紛飛。
讓我興奮的是﹐李先生是個先後采訪過“二聰”的難得的人。僅此﹐就足以超越“下雪天留客”的理由。
對馬思聰的“平反”之所以拖泥帶水﹐皆因他缺乏明智的“約法三章”。傅聰不犯的錯誤他幾乎全犯﹐能給他一紙“平反”實在已算“寬大處理”。他的“重大錯誤”之一是在海外控訴文化革命。李勇采訪他後寫下的專訪一發表﹐馬思聰便麻煩纏身。可他不思悔改﹐並向李勇表明﹐你寫的全部是事實﹐文章代表了我的觀點。相比之下﹐傅聰的立場則明確又堅定。1973年他出訪演出路經香港﹐李勇率一組記者登門采訪。也許是嗅出了“境外敵對勢力”的氣味﹐采訪伊始﹐傅聰便起身聲明﹕“不管怎麽說﹐我就是熱愛毛主席﹗”李勇當即告辭。
可以理解﹐遊蕩於距“祖國”門檻半步之遙﹐“熱愛毛主席”的宣稱不過是為日後回國的前瞻性表態與敲門磚而已。對比普羅科菲耶夫為回國所付的天價﹐傅聰的付出實在不足掛齒。
令我大惑不解﹐普羅科菲耶夫怎麽會選擇一個不能再壞的時刻回蘇聯。正值三十年代蘇聯文化的冰凍期﹐斯大林親自發動的對蕭斯塔科維奇的批判剛落幕﹐普羅科菲耶夫就離開了巴黎打道回府。即便他未曾與蘇共作過什麽交易﹐殺雞儆猴的把戲已足以迫他自律。整肅後的蕭斯塔科維奇擦去了冷汗著手創作“第五交響曲”以示“接受黨與群眾的批評”。普羅科菲耶夫也匆忙效法﹐但他卻比前者愚蠢得多﹐百口難辯的“十月革命大合唱”與為斯大林祝壽的“祝酒歌”為他留下了難堪的敗筆——
“……您的思想就是我們的思想。啊﹗斯大林﹗……”
作為世界聞名的作曲家﹐普羅科菲耶夫的荒腔走板成了音樂史上引人注目的話題。盡管學術上可見仁見智﹐可一個淺顯的常理實犯不著史學家討論﹕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如果視人格獨立與精神自由至高無上﹐隻要逼你出逃的政權還在﹐你就最好流亡海外﹐除非願以一紙浮士德契約抵押靈魂。我想﹐這就是思鄉至死的拉赫瑪尼諾夫的痛苦選擇與唯一歸宿。
至於對馬思聰﹐公開的說法是﹐還沒來得及回國就不幸過世。據說他被“平反”後就一直在做回國的準備﹐可準備了兩年仍不見動靜。期間他還攜妻子遨遊了歐洲數國。起碼他沒有歸心似箭。官方版本的馬思聰“心係祖國”﹐可他多次向李勇表達了對逼他出逃的政權深惡痛絕。也許﹐十九年的精神苦役使“蘇武”陷入了“熱愛”困惑。一個真實的馬思聰在“代價”與“回歸”間苦苦權衡……。
“智者孤獨”。馬思聰似在徘徊中度過了生命的最後兩年。
一次遺憾的手術使他在缺憾中長眠。他的辭世使“回國”隻能成為局外人一廂情願的“假如”﹐他總算艱難地守住了良知的底線。但願彌留之際的馬思聰能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對半輩子的“革命”生涯有所反思。
拉赫瑪尼諾夫客死他鄉終未歸。而斯特拉文斯基於1962年以八十歲的高齡訪問了離別五十年的蘇聯。不知他是否也為回國付出了代價﹐可用蕭斯塔科維奇的話說﹐那些罵他是“帝國主義走狗”的家夥現在卻伸出手來笑臉相迎﹐而斯特拉文斯基則迫使這些偽君子握他的拐杖。他至少沒有喪失尊嚴。盡管赫魯曉夫一再希望他回蘇聯定居﹐他卻始終“不識抬舉”。斯特拉文斯基於1971年在洛杉磯辭世。根據生前的遺願﹐他被送往威尼斯附近的一個小島﹐與這個“泡在水裏的輝煌”日月共存。隻要有空氣就有俄羅斯。他帶著俄羅斯翻山越海﹐不在乎落葉歸根。他的身邊埋葬著他的終生朋友與合作夥伴﹐俄羅斯芭蕾舞劇院的創始人﹐似乎是對年輕時引發的“春之祭”騷亂作個幽默的回顧。
他屬於俄羅斯﹐更屬於全世界。
窗外的鵝毛大雪沒有一點停的意思﹐我祇得起身告辭。送我出門的除了李勇﹐還有“智者”的回聲。可悲的是﹐我們其實並不是在談曆史﹐而是談現實。即便是對普羅科菲耶夫﹐“祝酒歌”也並非悲劇的結局﹐隻是開端。
(十)
如果說﹐“祝酒歌”的作者與被祝者同歸於盡是上帝對軟弱者的懲罰[9]﹐那麽“永遠跟著毛澤東”的“隊歌”作者被“毛主義”逼上梁山則是曆史對效忠者的嘲弄。隻是俄國的叛者多數與“布爾什維克”格格不入﹐而中國的叛者不少與共產政權相濡以沫。前者以流亡追尋自由﹐後者以逃亡躲避災禍。從這個意義上說﹐前者的流亡是順理成章的自然﹐後者的逃亡是陰差陽錯的誤會。
順便一提﹐馬斯聰的“隊歌”於1978年被“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取代﹐後者榮升為法定的“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其實﹐這兩首歌本大同小異﹐如同一“宮刑”中的左右兩刀。若非“敗者為寇”的棋局﹐實不必偷梁換柱。時代的年輪古板地重複著我的少年宮經曆。雖弧形玻璃的後麵換了張臉﹐可煤山還是那座煤山﹐“罪槐”還是那棵“罪槐”﹐童男童女們仍在紅牆之內飛簷之下的宮裏唱著萬變不離其宗的紅歌“淨魂”。聽說鍾老師在文革中被批被鬥﹐後來便斷了消息。倘若他能躲過一劫﹐如今已是八﹑九十歲的髦耋老人。盡管他為黨的“淨魂事業”鞍前馬後﹐哪怕他隻教了我一首“獵人之歌”﹐我也要對他由衷感謝。
中國的儒仕千百年來與政權苦苦周旋﹐真可謂千姿百態。從流放到逃亡﹐他們逐漸由被迫到主動﹐但鮮有人突破“逃跑”與“躲避”的局限。而蘇聯文化的精髓在於思想者追求自由的集體流亡。若無叛逆者以獨立人格的創造﹐二十世紀的文化史就不完整。
逃亡並非流亡。前者是避難﹐後者是抗爭。前者是形態﹐後者是精神。逃亡若是圈狀輪回﹐流亡便是線性過程。有的人或一時逃亡﹐或一世逃亡﹐但從未進入流亡。有的人從未逃亡﹐但畢生在本土流亡﹐如一輩子帶著麵具的蕭斯塔科維奇。有的人在逃亡流亡間變臉﹐遊走西方世界時扮流亡之悲情狀﹐與其所“叛”之黨國作交易時則作逃亡之乞憐相。有的人從逃亡出發﹐以流亡告終。雖義無反顧﹐但始終在過程中艱難拔步。也有人奮力走出了流亡的隧道﹐最終獲得了自由的天空。他們告別了四海漂泊的失落﹐擺脫了魂牽夢繞的鄉愁﹐以超然的時空觀使要挾利誘失去了籌碼。他們以個人的價值與尊嚴豐滿了民族的羽翼﹐把人類文明的精神境界提升。
他們﹐才是真正的智者。
智者不孤獨。
二○一一年十二月
芝加哥
[注]
[1]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馬思聰曲﹐郭沫若詞。前身為“中國少年兒童隊隊歌”﹐1953年後改為“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歌詞大意為﹕
我們新中國的兒童
我們新少年的先鋒
團結起來繼承著我們的父兄
不怕艱難不怕擔子重
……
我們向前
我們向前
永遠跟著毛澤東
[2]傅雷﹕中國著名翻譯家﹐譯有諸多世界文學著作。1957年“反右”中被打成“右派”。文革中飽受迫害﹐於1966年與妻子雙雙在家中自盡。
[3]在鋼琴上升G與降A為同一黑鍵。
[4]阿什肯納齊(Vladimir Ashkenazy)﹕當代世界著名鋼琴家﹑指揮家。生於前蘇聯﹐後入冰島籍。現任澳大利亞悉尼交響樂團藝術總監。
[5]蕭斯塔科維奇(Dmitri Shostakovich)﹕前蘇聯作曲家﹐極少數畢生生活在“社會主義”國家卻在世界享有盛名的作曲家之一。死後在西方發表的“見證”一書披露了他生前對文化專製的痛恨。但對此書內容的可靠性目前仍有爭論。
[6]拉赫瑪尼諾夫(Sergei Rachmaninoff)﹕俄國作曲家﹑鋼琴家﹐被稱為音樂史上“最後的浪漫主義”。所作第二鋼琴協奏曲為其風格的代表作。後半生定居美國。
[7]普羅科菲耶夫(Sergei Prokofiev)﹕前蘇聯作曲家。早年流亡美國﹑法國﹐三十年代回蘇聯定居。作品在世界樂壇上具有較強的影響力。
[8]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俄國作曲家﹐“十月革命”前離開俄國﹐隨後一直在西方生活。“新古典主義”的創始人之一﹐對世界音樂文化有重要貢獻﹐並被蕭斯塔科維奇稱為本世紀唯一可稱“偉大”的作曲家。
[9]普羅科菲耶夫與斯大林死於同年同月同日﹐僅相差一小時左右。
汪成用
(一)
說起馬思聰﹐立馬想起的不是“思鄉曲”﹐卻是北京景山。
兒時的情景如一張受了潮的水墨畫﹐輪廓已然模糊。可唯有在景山少年宮友誼合唱團的那段日子相對清晰。也許﹐那是我在“狗都嫌”的年紀上唯一可受到表揚的環境。聽我現在說話這動靜大概很難令人相信﹐我那會兒居然有一付“金嗓子”﹐且不但五音齊全﹐七音也找對了地方。記得考友誼合唱團時﹐半曲唱畢﹐鍾維國老師已含笑點頭。我隨即被分配唱“B1”聲部。鍾老師是個訓練兒童合唱的高手。雖童聲無法按成人那樣分“女高﹑女中﹑男高﹑男低”﹐卻效法分成了“A1﹑A2﹑B1﹑B2”四部。“B1”相當於成人合唱團的男高﹐正和我意。
從唱“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1]起﹐我嚐到了唱“B1”的甜頭。長大後上了音樂學院才知道﹐男高音往往是混聲合唱中最有油水的聲部。它有時與女高音同唱主旋律﹐有時則冒出幾句漂亮的付旋律﹐飄逸似彩虹﹐瀟灑如流雲。“隊歌”的第二句﹐“我們新少年的先鋒”﹐便是如此一例﹐唱得我得意非凡﹐下巴隨“先鋒感”翹起。
每星期一次的合唱團活動雷打不動。從學校出發﹐乘四分錢的無軌電車﹐囊中羞澀時亦可步行﹐便來到景山公園。夥伴們魚貫而入﹐一路嘻笑撕打﹐繞著煤山山腳跑進宮裏去練歌。途中每每路經那棵木欄杆圍著的“罪槐”﹐遂幾分肅然起敬﹐幾分肉跳心驚。耳邊似響起李自成兵臨城下時殺聲震天﹐猛見得崇禎披頭散發吊在那樹上搖來晃去……。可李自成到手的皇位還沒坐熱就被趕出了京城﹐顯然沒顧得上狠抓意識形態。那會兒的孩子說不出幾個古代先哲﹐可侃起農民起義的領袖卻倒背如流。二百年後又一輪回。洪秀全半壁江山到手就自封“天王”﹐招佳麗三千終日荒淫。據傳他曾選幾百男童入宮﹐淨身之後作各階層的管理幹部。宮內除了他幾無完整男人﹐以保和諧社會。又是百年。毛澤東比洪秀全高明百倍﹐洗腦術將億萬孩童一網打盡。作為“中國少年先鋒隊”的歌手﹐童男童女們高唱著“跟著毛澤東”﹐歡蹦亂跳地入宮被“淨魂”。嗚呼﹗這一代可還剩下個把完整的“人”﹖
據說洪秀全的淨身師多為江湖郎中﹐不是閹得不夠就是閹死了人﹐活下來的合格幹部所剩無幾。文革前的“淨魂師”遠不夠老練﹐時常會犯些低級錯誤。鍾老師在如煙的紅歌中居然藏進幾首西方古典歌曲教我們來唱。韋伯的“獵人之歌”就是我在友誼合唱團時學會的曲目。僅此“閹得不夠”之罪﹐便足以使鍾老師後來吃盡了苦頭。
(二)
說起“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立馬想起的不是北京景山﹐卻是馬思聰。
其實在我當時的年齡上﹐在乎的本不是唱的歌由誰作曲﹐而是“B1”聲部有沒有令我翹下巴的旋律。更是老師的好評﹐同伴的讚許﹐還有女孩子丟來的白眼和不屑一顧的撇嘴。之所以對馬思聰印象如此之深﹐皆因在印成鉛字的作曲家中﹐他是那會兒我見過的唯一一人。
有一年合唱團去廣播電台錄製“隊歌”。在隔音玻璃那頭的控製室內﹐坐著一個不苟言笑的中年人。他身穿一件廣東那一帶人常穿的“香雲衫”﹐弧形玻璃後的那張臉有點變形。後來錄音莫名其妙地中斷﹐鍾老師宣布原地休息。好一會兒才重新開錄﹐卻傳來了令人沮喪的消息﹕隻錄齊唱不錄合唱。事後聽說﹐馬思聰與領導幹部在“閹法”上發生了爭執。馬思聰要求錄四聲部合唱﹐領導卻認為合唱是各唱各的調﹐如何聽得清楚﹖此歌的詞作者郭沫若當然不屑露麵﹐就是露麵也無濟於事。這個堪稱中國現代的“淨魂大師”﹐早就“自宮”得幹幹淨淨。一場秀才與兵的遭遇戰﹐馬思聰敗下陣來﹐跟著倒黴的是我們“B1”聲部。以後每當在收音機裏聽到此歌我便忿忿不平﹕合唱版本比這好聽多了﹗
晨霧終散留不住﹐“金嗓子”的風光轉眼即逝。當喉頭感到有點怪怪的不自在﹐我的友誼合唱團生涯便走到了頭兒。馬思聰﹐也隨之悄悄地退出了我殘缺的童年。
(三)
馬思聰倉惶出逃。傅聰衣錦還鄉。
這一出一進並非發生在同一年代﹐卻幾乎在同一年代進入了我的視野。
我對“馬思聰出逃”這一重大事件的獲悉晚了幾乎近十年。這怪不得我孤陋寡聞。1967年初的一個月黑風高的深夜﹐當馬思聰夾著僅有的財產﹐一把小提琴﹐混在偷渡客中攜家室冒死渡海投奔香港時﹐我關注的是媽媽被紅衛兵剃的“陰陽頭”上是否長齊了新發﹐爸爸是否從遙遠的邊陲捎回了隻言片語。那年頭﹐上到國家主席下到我爸我媽﹐人人朝不保夕﹐跑了個作曲的與我有何相幹﹖等進入音樂學院後再次搜尋這個以彩虹流雲讓我“先鋒”了一回的馬思聰時﹐才得知他已由中國音樂界的巨匠變成了“階級敵人”。
論年齡﹐傅聰可算馬思聰的學生。在使傅聰一舉成名的1955年國際蕭邦鋼琴比賽上﹐馬思聰已是評委。兩代音樂家共有個精彩的名字﹐他們是“智者”﹐名如其人。傅聰於1958年底因父親傅雷[2]被黨的“左臉”批判而出逃英國。想不到老師步學生後塵﹐八年後“叛國投敵”去了美國。曾幾何時﹐國人勒緊褲帶“超英趕美”﹐你們豈不是蓄意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傅聰由黨的“右臉”於1979年恩準回國時﹐馬思聰仍在海外飄零。幹什麽都有個先來後到﹐先跑的先回來﹐倒也說得過去。
對傅聰的出逃﹐我同樣是孤陋寡聞。不同的是﹐對我來說﹐他還沒來得及成為階下囚﹐便已當上了座上賓。可惜傅雷夫婦已在文革中被“林彪四人幫”迫害至死﹐沒等上見兒子一麵。衣錦還鄉之際﹐傅聰將父親多年來的書信整理出版。“傅雷家書”以其宏大的抒情更使“傅聰熱”加溫。那個時代音樂學院的學生以熟讀“傅雷家書”為一種深沉的時髦——﹐即愛黨﹐又愛藝術。
無論說“傅聰認識我”或“我認識傅聰”都言過其實。盡管在一個朋友家裏見了他一麵﹐可我一定像個小學徒見大師﹐連貫的話也說不了幾句。緊張中卻沒忘請他在“傅雷家書”上簽名﹐使我特有的“時髦”即有了真傳又有了底蘊。如今此書早不知去向﹐丟的不僅是書﹐還是對“家書”解讀的特權。幾天後﹐傅聰在上海音樂學院公開教學﹐校門口被堵得水泄不通。教學結束後一群群人意猶未盡﹐站在音樂廳門口興奮地高談闊論。有人說﹐傅聰彈出的“降A”與“升G”聽起來大不一樣[3]。有人說﹐傅聰就是彈錯了音也錯得漂亮……。
那是個把我這個“北大荒人”凍得發抖的上海隆冬﹐我卷縮在被窩裏挑燈夜讀“傅雷家書”。鮮活的感情擠壓了思考的空間。可感情沉澱之後﹐理智便死灰複燃﹕叛逃無疑是反黨﹐而家書對黨的忠誠豈不無情否定了叛逃的理由﹖叛者苦戀著叛的對象﹐所幸投靠的“敵國”保障了叛者即“愛”又“叛”的權力。這一別扭的邏輯讓人越想越糊塗。當腦子如一鍋漿糊時﹐本能的生理反應就是“深沉”。於是﹐我重新投入到原始的感情中去。糾纏於思考與抒情之間﹐我像一個被逼向牆角的橋牌手把手中的幾張紙牌撚來撚去——﹐黨﹑領袖﹑政府﹑疆土﹑民族……。一個最聰慧的社會群體啊﹗智者們﹐你們幾十年來雖被打斷了脊梁卻仍傾滿腔熱血摯愛的那個對象究竟是什麽﹖絕望中橋牌手喪失理智地發作﹐索性把幾張牌一股腦兒塞進了嘴裏。嚼爛之後“啪”的一口吐出﹐於是我心安理得地相信﹐這難以言表的漿狀物就是當代文人全部愛的歸宿。
他們稱其為“祖國”。
(四)
“傅聰旋風”剛剛吹癢了上海灘文化青年的心﹐緊接著﹐不速之客鋼琴家阿什肯納齊[4]突然神不知鬼不覺地撞進了上海音樂學院。無論中國的“二聰”是欣慰還是尷尬﹐阿什肯納齊的出現婉轉地暗示了國人﹕中國音樂家的叛逃竟意外地與國際接了軌。
當時的我雖聽說阿什肯納齊很有名﹐但想不到他竟有名得讓李教授大驚失色。那是一個仲夏的午後。李教授路經學校的音樂廳時﹐忽聽得從虛掩的門後傳來一陣不凡的鋼琴聲。他不覺駐足。透過門縫﹐李教授看見了驚人的一幕﹕一個西方人在沒有空調沒開風扇的悶罐子般的音樂廳裏﹐光著膀子揮汗彈琴﹐身上濕得如同從水裏撈出來一般。再定睛一看﹐李教授呆了。——阿什肯納齊﹗他沒敢破門而入﹐卻調頭朝黨委辦公室奔去。不知所措時當然應該“依靠組織”。顧不上向路遇的莫名其妙者解釋﹐他三步並兩步跑上樓梯﹐氣喘籲籲地喃喃自語﹕阿什肯納齊來了﹗阿什肯納齊來了﹗……
1979年﹐阿什肯納齊隨英國BBC電台來上海拍電影。據說他來得很低調﹐中國音樂界對此竟一無所知。那天BBC一行來到音樂學院﹐他便一個人閑逛進了音樂廳。看見台上擺著一架“斯坦威”演奏琴﹐他一下子來了琴癮﹐於是便出現了讓李教授驚嚇的場景。這一天下掉下來的“活寶”使音樂學院興奮得亂了方寸。經協商﹐阿什肯納齊終於同意舉行一場“內部獨奏音樂會”。雖是“內部”﹐但仍走漏了風聲﹐音樂學院再次迎來了水泄不通。有幸求得一票﹐我目瞪口呆頭重腳輕﹐像喝醉了酒。對這場音樂會﹐我隻能用一句話來總結——﹐“內部”之前﹐我壓根兒不知道鋼琴是啥玩藝兒。
這是一次難得的曆史巧合。要知道﹐阿什肯納齊與傅聰曾短兵相接﹐或稱同台獻藝。他倆在同一國際比賽中脫穎而出﹐阿什肯納齊獲第二﹐傅聰第三。可據說有些評委因堅持認為阿什肯納齊應獲第一而拒絕簽字。至於馬思聰是否簽了字並不重要﹐也無從考證。重要的是﹐傅聰出逃幾年之後﹐阿什肯納齊也逃離了蘇聯﹐先旅居英國﹐後入冰島籍。獲得了精神的自由﹐阿什肯納齊在世界樂壇如魚得水。驚現上海時﹐正值他處於琴藝的顛峰狀態。
也許﹐冷戰中的蘇聯畢竟有別於“新中國”﹐阿什肯納齊就是跑﹐身段也比傅聰從容﹐或許稱“出走”較為準確。既敢出走﹐何懼我行我素﹖他沒像傅聰那樣在“敵國”自我約法三章﹕不入外籍﹐不去台灣﹐不說不做任何有損“祖國”的言行。大概因頭腦過於簡單﹐阿什肯納齊言必所思口無遮攔﹐常常把前者既“叛”又“愛”的那團濕乎乎的漿狀物不當回事兒。他痛斥蘇共的洗腦術滅絕人性﹐並為蕭斯塔科維奇[5]口述的揭露文化專製的“見證”一書寫序。他尤其讚揚為反抗共產極權而流亡的索爾仁尼琴﹐稱其為正直的知識分子的代表。如此離心離德﹐量他也拿不出一迭將“黨”與“藝術”同歌共泣的書信﹐以出版“阿什肯納齊家書”。我想﹐此乃蘇聯一代青年遠不如我們“深沉”的原因。
“不速之客”不僅闖入了音樂學院﹐也鬆動了我的封閉世界。他使我懂得了什麽是鋼琴﹐什麽是音樂。更重要的是﹐他給了我一個精神啟蒙的切入點。撕開鐵幕的一角﹐一個二十世紀思想者集體叛逆的宏偉畫卷漸漸在眼前展現……
(五)
聽母親說﹐我在別的孩子還不會說話的年齡就會唱歌。天下當媽的個個說自己的孩子是天才。其實﹐那歌唱得一定和哭差不多。不過﹐我之所以喜歡音樂﹐很可能要歸於幼兒混沌中的耳濡目染。至今仍依稀記得﹐躺在疲倦的燈光下﹐迷迷糊糊地聽母親的歌聲漸漸遠去﹕“蘇武牧羊北海邊。雪地又冰天﹐羈留十九年……”
“蘇武”伴我長大﹐轉眼到了“狗都嫌”的年紀。那麽大小的孩子多不可理喻。挺好的歌﹐一到我們嘴裏就變味兒。去合唱團時﹐夥伴們常推推搡搡繞著山腳邊跑邊吼﹕“蘇武老頭賣豆腐。買賣賠了本兒﹐回家打媳婦……”
1985年﹐當馬思聰在美國費城的寓所裏接到“為中央音樂學院前院長馬思聰徹底平反的通知”時﹐不由得仰天長歎﹕“蘇武牧羊十九年哪﹗”
可馬思聰畢竟不是蘇武。蘇被流放。馬為逃亡。流放﹐是被動承受政權對你的懲罰。逃亡﹐是主動對抗政權對你的迫害。令人費解的是﹐何為“平反”﹖“平反”不是認錯﹐更非道歉﹐卻是迫害者給被迫害者的賞賜和感激涕零的機會﹐隨手往傷口上再撒點鹽。以高尚體驗疼痛便產生了“文學”。“傅聰旋風”恰為萌動的“傷痕文學”推波助瀾。被“平”了“反”的逃亡者百感交集回到了逃亡的起點。故友熱淚盈眶﹐親人抱頭痛哭。昔日“左臉”政策失誤既往不咎﹐如今“右臉”英明偉大交口讚頌。
牧羊也罷﹐賣豆腐也罷﹐蘇武被流放至北海﹐即今日的貝加爾湖﹐苦熬了十九年。那深不可測的“西伯利亞的藍眼睛”鑲嵌在現俄羅斯前蘇聯的疆域。那裏﹐正是阿什肯納齊及其前輩的搖籃與故地。
古代的鐵血﹐現代的殺戮。冰天雪地之中﹐他們握手彈冠。
曆史﹐在這裏交接。
(六)
如論資排輩﹐阿什肯納齊隻能算是個流亡“新秀”。蘇聯音樂家的叛逃幾乎與“蘇維埃”同時誕生。
說橫跨歐亞的俄羅斯是個藝術的“情種”也許並不過份。這塊長出了柴可夫斯基與李姆斯基柯薩科夫的土地簡直像部機器一樣﹐批量生產著世界上最優秀的作曲人才。而“十月革命”則是流水線上的另一部機器﹐專門經營“人才出口”。我所知的俄國作曲家在革命時期大致可分三類﹕蕭斯塔科維奇等“新蘇聯”作曲家均與我唱“隊歌”時的年齡相仿﹐顯然不具“跑”的意識和體能。而蕭斯塔科維奇的老師﹐“俄國的莫紮特”格拉祖諾夫從1917年起﹐撇下未完成的第九交響曲就此封筆﹐一個音不寫﹐直到也加入了“跑”的行列。剩下的﹐則“三十六計走為上”﹐紛紛像躲避瘟疫樣地逃離了俄國。
最有理由逃跑的﹐當推貴族出身生活富足的拉赫瑪尼諾夫[6]。按照中國文革的標準﹐他鐵定是個地道的“狗崽子”。他像一隻地震前坐臥不安的老鼠﹐早在“冬宮”炮響之前就預感不妙。對他來說﹐失去隨心所欲的創作比失去地產更糟。在親自指揮了自己作曲的陰森的“死亡島”後﹐便趁出國演出之機逃離了風雨飄搖的聖彼得堡。他跑得很狼狽﹐攜全家四口坐著雪橇僅帶了幾份樂譜直奔赫爾辛基﹐從此一去不返。
另一個年輕的普羅科菲耶夫[7]正在為創業奮鬥。他嘔心瀝血創作的第一部歌劇“賭徒”原本定於1917年首演﹐卻因革命中的政局動蕩而泡湯。這是個不詳的預兆﹐暗示了普羅科菲耶夫如賭博樣的人生。他不顧一個布爾什維克對他的警告﹐“若敢去美國則另當別論”﹐於1918年孤注一擲越海西行。他的倒黴幾乎與作曲一樣出名﹐又一部歌劇“三個桔子的愛情”因編導突然意外死亡﹐在美國的首演被迫取消。然後他灰溜溜地去了巴黎。
與前兩者相比﹐斯特拉文斯基[8]較為幸運。他隨和豁達﹐放蕩不羈﹐對新作曲法充滿了興趣與敏銳。1917年之前﹐他已有三部舞劇在西方出名﹐隻是其中的“春之祭”出名得很不光彩。由於手法過於現代﹐從巴鬆演奏的第一句開始﹐憤怒的觀眾就開始起哄。抗議聲愈演愈烈以至演員聽不見音樂﹐導演祇得站在搖搖晃晃的椅子上對著台上高喊“一二三四”。這一艱難的演出沒持續多久﹐斯特拉文斯基便從後門溜走以躲避清算。如普羅科菲耶夫的“賭徒”﹐“春之祭”似乎預示了斯特拉文斯基動蕩的一生與俄國隨之而來的騷亂。“十月革命”時他已在瑞士居留﹐本來並沒打算長駐。他因此“跑”得十分輕鬆﹐隻需原地不動。
假如他們留在了蘇聯﹐誰知道能否在清洗與整肅中劫後餘生﹖
他們失去了“祖國”。世界獲得了財富。
(七)
沒跑的想跑﹐跑了的想回來。叛逃也似“圍城”。
傅聰回國的意義遠不止衣錦還鄉﹐它開創了現代中國一個用不著“叛國”就能“投敵”的時代。在他回國的當年﹐中國送出了文革後第一批留學生﹐以後便絡繹不絕﹐其中的大部份如今已在“敵國”安居樂業。
曆史簡直荒唐到捉弄人的地步。記得兒時唱得最解氣的一首歌謠如是說﹐“一二三四五﹐山裏有老虎。老虎不吃人﹐專吃杜魯門”。誰能料到﹐馬思聰尚未“平反”﹐恨不得吃了杜魯門的一夥便大搖大擺地來到了杜魯門的國度﹖
雖同在“敵國”﹐“叛”與未“叛”的顯然心境不同。留學生躊躇滿誌﹐馬思聰鬱鬱寡歡。“當那杜鵑啼遍，聲聲添鄉怨”。他寫於1937年的“思鄉曲”神奇地暗示了作曲家後半生的離鄉背井﹐與“賭徒”與“春之祭”異曲同工。他深居簡出﹐將全部的寄托注入作曲。可唯有幾次去台灣的訪問演出﹐讓他找回了點名作曲家的感覺。想當初是國人皆知的音樂泰鬥﹐“南有賀錄汀﹐北有馬思聰”。想不到投身革命幾十年﹐如今卻到了流落他鄉的地步。
倘若能以當初在電台唱“隊歌”時與其“一麵之交”和他說上話﹐我定要對他說﹐賀錄汀之愛女在文革中慘死﹐相比之下﹐你馬思聰至少保住了女兒。
“泰鬥”失去了光環。妻女獲得了安寧。
(八)
腳跟未穩的蘇共當局起初對叛逃風潮頗為遲鈍﹐遠不及中共對馬思聰的逃跑反應得雷厲風行。東窗事發僅三月有餘﹐公安部已組成了“專案組”風聲鶴唳抓捕“同犯”。而蘇共在斯大林於1928年全麵掌權後﹐才回過頭來收拾那些高興得過早的“叛國”文人。先是他們的作品全麵被禁﹐然後蘇共便開動宣傳機器口誅筆伐﹐向西方“腐朽”的藝術全麵宣戰。
麵對“沒落的資產階級”﹑“形式主義”﹑“帝國主義走狗”等罪名的指控與批判﹐三個叛者在這場“音樂冷戰”中表現各異。
拉赫瑪尼諾夫對蘇共的回答﹐是病入膏肓的思鄉與刻骨銘心的憂鬱。他之所以被稱為“二十世紀最後的浪漫主義”﹐恐怕並不是因為他的理念﹐而是他的天性。天生多愁善感﹐悲傷與苦悶總與他如影隨形。假如他湊巧聽了馬思聰的“思鄉曲”﹐恐怕就是踏破鐵鞋也要尋馬為知己。他的音樂似病態西施樣美得苦澀﹐且婆婆媽媽迭迭不休。眼見得充血的旋律就要山窮水盡﹐一轉臉﹐又藕斷絲連地被推向又一層次的宣泄﹐讓人琢磨不透是高潮還是前戲。那驚人的作曲技巧來自他釋放痛苦時波浪般的衝動。樂起樂落﹐他兩眼通紅。
而斯特拉文斯基幾乎在任何方麵皆與拉赫瑪尼諾夫唱反調。在蘇聯當局對他的攻擊謾罵中﹐你似乎聽得見他從鼻子裏重重地哼了一聲﹐“去你的﹗誰吃你這一套﹗”。他熱衷於試驗各種新奇的作曲技法﹐一會兒一個流派﹐一會兒一個“主義”。與拉赫瑪尼諾夫的“浪漫主義”相對﹐他開創的“新古典主義”偏愛冷漠而具“骨感”的管樂﹐討厭“肉感”的弦樂纏綿地演奏冗長的旋律﹐而這正是拉赫瑪尼諾夫的拿手好戲。他三十年代入了法國籍﹐四十年代又入美國籍﹐不像拉赫瑪尼諾夫雖半生在美國居留﹐直到臨死前的兩個月才不情願地作了美國人。當1957年蘇聯的加加林駕航天飛船上天﹐一個餐館侍者討好似地問斯特拉文斯基是否為你的“祖國”驕傲﹖不料他勃然大怒﹕“為什麽蘇聯做得到而美國不做﹖﹗”
這兩個同根異果的“俄國佬”針鋒相對地在相斥中互補。一個是俄羅斯的血肉﹐一個是俄羅斯的筋骨。一個把俄羅斯詮釋成多情﹐一個把俄羅斯演繹為冷靜。一個把俄羅斯當作生根的土壤難舍難分﹐一個把俄羅斯視為彌散的空氣若即若離。
至於普羅科菲耶夫在冷戰中的角色﹐則是另一個痛苦的話題。盡管巴黎給了他作為世界一流作曲家的脊柱﹐可他就是無法擺脫那團揮之不去的濕乎乎的漿狀物。如被哈姆雷特的幽靈纏身﹐他玩弄著掌心的兩粒骰子﹐盤算著又一場決定命運的豪賭……
(九)
一個冬日的早晨﹐我坐在“世界日報”在北美創刊時期的資深記者李勇在紐約的書房裏﹐與年逾古稀的李先生暢談。此刻﹐窗外正是大雪紛飛。
讓我興奮的是﹐李先生是個先後采訪過“二聰”的難得的人。僅此﹐就足以超越“下雪天留客”的理由。
對馬思聰的“平反”之所以拖泥帶水﹐皆因他缺乏明智的“約法三章”。傅聰不犯的錯誤他幾乎全犯﹐能給他一紙“平反”實在已算“寬大處理”。他的“重大錯誤”之一是在海外控訴文化革命。李勇采訪他後寫下的專訪一發表﹐馬思聰便麻煩纏身。可他不思悔改﹐並向李勇表明﹐你寫的全部是事實﹐文章代表了我的觀點。相比之下﹐傅聰的立場則明確又堅定。1973年他出訪演出路經香港﹐李勇率一組記者登門采訪。也許是嗅出了“境外敵對勢力”的氣味﹐采訪伊始﹐傅聰便起身聲明﹕“不管怎麽說﹐我就是熱愛毛主席﹗”李勇當即告辭。
可以理解﹐遊蕩於距“祖國”門檻半步之遙﹐“熱愛毛主席”的宣稱不過是為日後回國的前瞻性表態與敲門磚而已。對比普羅科菲耶夫為回國所付的天價﹐傅聰的付出實在不足掛齒。
令我大惑不解﹐普羅科菲耶夫怎麽會選擇一個不能再壞的時刻回蘇聯。正值三十年代蘇聯文化的冰凍期﹐斯大林親自發動的對蕭斯塔科維奇的批判剛落幕﹐普羅科菲耶夫就離開了巴黎打道回府。即便他未曾與蘇共作過什麽交易﹐殺雞儆猴的把戲已足以迫他自律。整肅後的蕭斯塔科維奇擦去了冷汗著手創作“第五交響曲”以示“接受黨與群眾的批評”。普羅科菲耶夫也匆忙效法﹐但他卻比前者愚蠢得多﹐百口難辯的“十月革命大合唱”與為斯大林祝壽的“祝酒歌”為他留下了難堪的敗筆——
“……您的思想就是我們的思想。啊﹗斯大林﹗……”
作為世界聞名的作曲家﹐普羅科菲耶夫的荒腔走板成了音樂史上引人注目的話題。盡管學術上可見仁見智﹐可一個淺顯的常理實犯不著史學家討論﹕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如果視人格獨立與精神自由至高無上﹐隻要逼你出逃的政權還在﹐你就最好流亡海外﹐除非願以一紙浮士德契約抵押靈魂。我想﹐這就是思鄉至死的拉赫瑪尼諾夫的痛苦選擇與唯一歸宿。
至於對馬思聰﹐公開的說法是﹐還沒來得及回國就不幸過世。據說他被“平反”後就一直在做回國的準備﹐可準備了兩年仍不見動靜。期間他還攜妻子遨遊了歐洲數國。起碼他沒有歸心似箭。官方版本的馬思聰“心係祖國”﹐可他多次向李勇表達了對逼他出逃的政權深惡痛絕。也許﹐十九年的精神苦役使“蘇武”陷入了“熱愛”困惑。一個真實的馬思聰在“代價”與“回歸”間苦苦權衡……。
“智者孤獨”。馬思聰似在徘徊中度過了生命的最後兩年。
一次遺憾的手術使他在缺憾中長眠。他的辭世使“回國”隻能成為局外人一廂情願的“假如”﹐他總算艱難地守住了良知的底線。但願彌留之際的馬思聰能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對半輩子的“革命”生涯有所反思。
拉赫瑪尼諾夫客死他鄉終未歸。而斯特拉文斯基於1962年以八十歲的高齡訪問了離別五十年的蘇聯。不知他是否也為回國付出了代價﹐可用蕭斯塔科維奇的話說﹐那些罵他是“帝國主義走狗”的家夥現在卻伸出手來笑臉相迎﹐而斯特拉文斯基則迫使這些偽君子握他的拐杖。他至少沒有喪失尊嚴。盡管赫魯曉夫一再希望他回蘇聯定居﹐他卻始終“不識抬舉”。斯特拉文斯基於1971年在洛杉磯辭世。根據生前的遺願﹐他被送往威尼斯附近的一個小島﹐與這個“泡在水裏的輝煌”日月共存。隻要有空氣就有俄羅斯。他帶著俄羅斯翻山越海﹐不在乎落葉歸根。他的身邊埋葬著他的終生朋友與合作夥伴﹐俄羅斯芭蕾舞劇院的創始人﹐似乎是對年輕時引發的“春之祭”騷亂作個幽默的回顧。
他屬於俄羅斯﹐更屬於全世界。
窗外的鵝毛大雪沒有一點停的意思﹐我祇得起身告辭。送我出門的除了李勇﹐還有“智者”的回聲。可悲的是﹐我們其實並不是在談曆史﹐而是談現實。即便是對普羅科菲耶夫﹐“祝酒歌”也並非悲劇的結局﹐隻是開端。
(十)
如果說﹐“祝酒歌”的作者與被祝者同歸於盡是上帝對軟弱者的懲罰[9]﹐那麽“永遠跟著毛澤東”的“隊歌”作者被“毛主義”逼上梁山則是曆史對效忠者的嘲弄。隻是俄國的叛者多數與“布爾什維克”格格不入﹐而中國的叛者不少與共產政權相濡以沫。前者以流亡追尋自由﹐後者以逃亡躲避災禍。從這個意義上說﹐前者的流亡是順理成章的自然﹐後者的逃亡是陰差陽錯的誤會。
順便一提﹐馬斯聰的“隊歌”於1978年被“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取代﹐後者榮升為法定的“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其實﹐這兩首歌本大同小異﹐如同一“宮刑”中的左右兩刀。若非“敗者為寇”的棋局﹐實不必偷梁換柱。時代的年輪古板地重複著我的少年宮經曆。雖弧形玻璃的後麵換了張臉﹐可煤山還是那座煤山﹐“罪槐”還是那棵“罪槐”﹐童男童女們仍在紅牆之內飛簷之下的宮裏唱著萬變不離其宗的紅歌“淨魂”。聽說鍾老師在文革中被批被鬥﹐後來便斷了消息。倘若他能躲過一劫﹐如今已是八﹑九十歲的髦耋老人。盡管他為黨的“淨魂事業”鞍前馬後﹐哪怕他隻教了我一首“獵人之歌”﹐我也要對他由衷感謝。
中國的儒仕千百年來與政權苦苦周旋﹐真可謂千姿百態。從流放到逃亡﹐他們逐漸由被迫到主動﹐但鮮有人突破“逃跑”與“躲避”的局限。而蘇聯文化的精髓在於思想者追求自由的集體流亡。若無叛逆者以獨立人格的創造﹐二十世紀的文化史就不完整。
逃亡並非流亡。前者是避難﹐後者是抗爭。前者是形態﹐後者是精神。逃亡若是圈狀輪回﹐流亡便是線性過程。有的人或一時逃亡﹐或一世逃亡﹐但從未進入流亡。有的人從未逃亡﹐但畢生在本土流亡﹐如一輩子帶著麵具的蕭斯塔科維奇。有的人在逃亡流亡間變臉﹐遊走西方世界時扮流亡之悲情狀﹐與其所“叛”之黨國作交易時則作逃亡之乞憐相。有的人從逃亡出發﹐以流亡告終。雖義無反顧﹐但始終在過程中艱難拔步。也有人奮力走出了流亡的隧道﹐最終獲得了自由的天空。他們告別了四海漂泊的失落﹐擺脫了魂牽夢繞的鄉愁﹐以超然的時空觀使要挾利誘失去了籌碼。他們以個人的價值與尊嚴豐滿了民族的羽翼﹐把人類文明的精神境界提升。
他們﹐才是真正的智者。
智者不孤獨。
二○一一年十二月
芝加哥
[注]
[1]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馬思聰曲﹐郭沫若詞。前身為“中國少年兒童隊隊歌”﹐1953年後改為“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歌詞大意為﹕
我們新中國的兒童
我們新少年的先鋒
團結起來繼承著我們的父兄
不怕艱難不怕擔子重
……
我們向前
我們向前
永遠跟著毛澤東
[2]傅雷﹕中國著名翻譯家﹐譯有諸多世界文學著作。1957年“反右”中被打成“右派”。文革中飽受迫害﹐於1966年與妻子雙雙在家中自盡。
[3]在鋼琴上升G與降A為同一黑鍵。
[4]阿什肯納齊(Vladimir Ashkenazy)﹕當代世界著名鋼琴家﹑指揮家。生於前蘇聯﹐後入冰島籍。現任澳大利亞悉尼交響樂團藝術總監。
[5]蕭斯塔科維奇(Dmitri Shostakovich)﹕前蘇聯作曲家﹐極少數畢生生活在“社會主義”國家卻在世界享有盛名的作曲家之一。死後在西方發表的“見證”一書披露了他生前對文化專製的痛恨。但對此書內容的可靠性目前仍有爭論。
[6]拉赫瑪尼諾夫(Sergei Rachmaninoff)﹕俄國作曲家﹑鋼琴家﹐被稱為音樂史上“最後的浪漫主義”。所作第二鋼琴協奏曲為其風格的代表作。後半生定居美國。
[7]普羅科菲耶夫(Sergei Prokofiev)﹕前蘇聯作曲家。早年流亡美國﹑法國﹐三十年代回蘇聯定居。作品在世界樂壇上具有較強的影響力。
[8]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俄國作曲家﹐“十月革命”前離開俄國﹐隨後一直在西方生活。“新古典主義”的創始人之一﹐對世界音樂文化有重要貢獻﹐並被蕭斯塔科維奇稱為本世紀唯一可稱“偉大”的作曲家。
[9]普羅科菲耶夫與斯大林死於同年同月同日﹐僅相差一小時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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