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 |“知識分子” ■楊爭光
一
雷吉斯·德布雷：“知識分子有它的曆史，但卻是一個新詞，它出現在法國，在1898年的德雷福斯案件期間《震旦報》的一篇宣言裏——所謂德雷福斯案件，簡單來說就是公開抗議一個無辜的人被宣判。”
在西方，先有知識分子的存在和漫長的成長曆史，後有其名。
中國的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中，有這樣的存在麽？比如，蘇格拉底式的人物及其作為？大概沒有。
中國式的知識分子應該是有的。比如：春秋戰國時的諸子百家。那個時候，有中國式知識分子生存的土壤和空氣。後來似乎沒有了。有源頭，卻斷流了，沒有傳承的曆史——我說的是自由思想的精神傳承。
有的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仁人”、“君子”。
當然，這也是一種傳承。
“達則奴才，窮則精神自慰”是其另一種表述——這並不刻薄。
二
雷吉斯·德布雷：“具體來說，‘知識分子’這個新詞是在政治對抗，對立的背景中出現的。”
孔子終其畢生的努力，周遊列國，不過是要尋找“主人”，做“家狗”。
“知識分子”是不惜甘做“野狗”的。
沒有完美無缺的秩序。麵對現存秩序，“對抗”是“知識分子”的基本立場，但不是唯一的立場，比如：預警。
“知識分子”，不管在體製內還是體製外，他不是現存秩序的“附庸”，更不是秩序中既得利益者的“共謀”，他是現有秩序的變量，“不穩定因素”。他的立足點是社會的公平和正義。是人類精神和道德的提升和進步。
孔子沒找到主人，終於做先生,教學生了。
三
雷吉斯·德布雷：“知識分子和傳統意義上的文人，哲人是不一樣的，就像弗朗索瓦.於 連說的，中國的道家，其實沒有很多想法，不會表明態度。他們主要關注的是自然。而儒家意義上的文人，是服從於君主的權利，滿足於君主的選擇。和這種天人合 一的官僚主義文人統治的傳統比起來，歐洲的知識分子更多的是用筆和自己的思想進行幹預，往往沒有得到政府公開的許可，就像薩特說的，知識分子是管閑事的 人。”
中國的“仁人”、“君子”是官僚政治體 製中人，或努力要成為官僚政治體製中人。被體製剔出去的，甘做“野狗”的少有。“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是其自我貼金式的表述。其實 是有牢騷的，不讓做奴才之後的牢騷。從一部綿長的文學史中就可以看出，閃光的精神和才情大都是奴才的才情。
薩特的“管閑事”和魯迅所說的文人的“幫閑”和“幫忙”是不同質的。
中國沒有或少有“管閑事的人”。
中國的讀書人信的是“一心隻讀聖賢書”，因為“書中自有黃金屋，顏如玉”。有了黃金屋和顏如玉的時候，也就是體製中人，自家人了。
在相對健康的體製中，成為“自家人”不是問題。問題在於，成為自家人以後的丟失自己，或放棄自己，做奴才，當太監。
對於薩特所說的“閑事”，我們大多是“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
讀書，成為知識人，然後成為官僚，就是所謂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中國讀書人的基本路徑，至今沒有改道。
而且，有豐厚牢固的民間基礎。“公務員”成為求職熱門，不僅是因為求職者，更在於求職者的父母。
沒有開放、自主的人民，就不可能有真正自主開放的社會和國度。
國家掌握了全部資源，知識分子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讀書人的“獨善其身”也實在是無奈的一種選擇——但不能貼金。被迫選擇並不丟人，丟人的是在自慰的同時，掩護“被迫”。
四
雷吉斯·德布雷：“我們能夠從曆史中得到什麽樣的教訓呢？就是知識分子與政治權力是一種反比例關係……在中國的國家政權最強的時候，知識分子就變成了臭老九。”
在變成“臭老九”之前，幾十萬讀書人已進了勞改農場，其中絕大多數不是“知識分子”，而是知識人，被誤判了。
但讀書人、“知識分子”變臭，是從這裏開始的。先是“被臭”，然後是“自臭”，且不知其“臭”，或雖知其“臭”卻按耐不住，一味的繼續“臭”，於是就越來越“臭”。是人都知道的。
五
雷吉斯·德布雷：“法國曆史學家托克維爾在《舊製度與大革命》一書中……認為，當一個舊的政治製度和一個新的價值係統之間不兼容的時候，權力與權威相分離，社會就會進入有震蕩強度的變革時期。
雷吉斯·德布雷：“我們注意到，往往都是知識分子發動並掀起革命，但不管是資產階級革命或社會主義革命，這些革命者們馬上就會回過頭來攻擊知識分子。”
這 是革命獲得政權之後的需要，西方和中國是一樣的。不一樣的是，西方的革命在政權建立過程之後並未停止，“這些勝利的起義者，他們最初總是通過受到教育的人 來進行整治反抗，但最終他們又會取消所有的知識反抗的可能性。這就是為什麽革命進入第二階段時，總是會要建立起一個法治國家，把國家建立在社會力量的公開 和製衡的基礎之上。”
中國沒有這樣的革命的第二階段。知識反抗的歸宿是，要麽被“招安”，要麽被消滅。
強權需要的是擁護和維護，而不是“製衡”。也不允許“製衡”。
六
雷吉斯·德布雷：“1919年的五四運動在中國確實是讓傳統的文人士大夫的變化，使他們成為西方意義上的知識分子。”
五四運動並沒有在中國培育出知識分子階層，也不可能培育出這樣的階層：
中國沒有知識分子的傳統和曆史；
沒有知識分子成長的土壤。
但是，五四運動培育了中國的知識分子意識：
社會批判意識。
民主政治的理想。
個性自由精神。
還有，貢獻了魯迅——他從未妥協地，和刀劍與刀筆頑強對抗，把自己堅持到了生命的最後。
就“知識分子”來說，魯迅具有原型的意義——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原型。
魯迅的存在，也證明了他所在時代相對的社會寬容。在此之後，中國再也沒有過這樣的寬容。
魯迅不應該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絕唱，但迄今為止，他似乎還是絕唱，難有續響。
中國需要的是魯迅，而不是孔子。孔子所有的“思想”精髓，中國幾乎每一個鄉村的聰明人都可以合盤托出，並能身體力行。但在魯迅的世界裏，已是常識的東西卻需要在中國普及
首先需要普及的是讀書人、知識人、文化人！
七
“管閑事”和中國式知識分子沒有好的緣分。
“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中國式知識分子所崇尚的立身行事的胸懷和境界，也是中國式知識分子的一種宿命性表達。
達，居廟堂之高，在其位，要謀其政，要兼濟天下，無暇顧及“閑事”。
窮，處江湖之遠，做假隱士，也叫社會賢達，要獨善其身，管不了“閑事”。
在窮與達之外，還有文革時張誌新式的一種命運：割斷喉管，被迫害致死。
“割斷喉管”，在中國，對知識分子來說，具有其象征性有意義。
八
不管閑事，或不願管閑事，是有理由的：
“將來的曆史會說話的”。“時間會證明的”。
聽起來似乎無可厚非，實則是逃避。是放棄。是對天賦權利的背叛。它已經損害了我們的精神品質。
放棄現在，何以有將來的曆史？
而時間是無語的。
時間也會“失語”。
不管是對政治、文化、藝術，還是對重大的社會事件，放棄對當下的判斷和評判，是自私，也是墮落。
這種現實的造成，除了外在的迫壓和自在的奴性，也與我們幾千年重死人輕活人的脾性有關。
在對原始經典的注解和揮發中不斷建構和延續，是中西方思想史共有的現象，但風貌完全兩樣。
西方思想史的每一個階段，都有偉大的思想家興風作浪，擴展視閾，開掘深度，提升高度，使他們和他們民族思想的曆史波詭雲譎，高潮迭起，群星閃耀。我們曾經有過自己的宇宙觀。
我 們的起點並不矮於洋人，也有偉大的思想家和他們的典籍站立在我們思想曆史的源頭。我們也在注解和揮發中建構延續我們的曆史。不同的是，在我們這裏，源頭的 原型和原典是神化的，非人的。孔子到清代的時候，其頭銜寫成文字，足可以成為閱讀和記憶的考題。幾千年的曆史，依然還是那幾個人，除了原典，再無經典。書 倒是寫了不少，勉強能成為思想家的卻寥若晨星，用手指頭就可以數過來。如果細究起來，還都有近似犬儒的嫌疑。這就是我眼裏的中國思想史的真相。它的高度依 然是源頭的高度。
我們的思想在不斷地萎縮。
麵對死人，麵對當下，我們的膝蓋骨都是軟的。
我們沒有自塑的自信，沒有自尊。我們也許有判斷，卻沒有評判的勇氣，更沒有擴張的野心。
扯這麽遠，不過是想說，嚴肅的判斷和評判是不能完全交給時間的。更不能以各種各樣的原因做借口，放棄判斷和評判的權利。
不負責任的應景是可恥的。
放棄應有的評判同樣可恥。
注：法國雷吉斯·德布雷2010年6月3日在北京演講的記錄整理稿，載《南方周末》文化副刊2010年6月10日，標題為《知識分子與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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