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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模式和中國話語的世界意義
張維為 觀察者網 2014-04-28
（本文原載中信出版集團主辦月刊《經濟導刊》3月號）
中國模式總體的成功毋庸置疑
過去30年間，我走訪了世界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作為一名理論研究者，我從親曆百國的觀察和全球視野的比較中得出一個結論：中國的發展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發展成就也是最大的。自1979年開始的30年中，中國的GDP增加了18倍，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09年金融海嘯席卷全球時，西方有學者預測，這場危機將導致中國大亂；但是在2010年世界銀行資產排名的前五席中，有3個是中國的銀行。事實證明，中國不僅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機的陰影，並且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發動機。
現在，中國崛起已是不爭的事實。不僅如此，中國是以西方不認可的模式迅速崛起的，它給世界帶來了相當的震撼。2009年年末，頗有影響力的美國媒體檢測機構“全球語言觀察”對全世界的紙媒、電子媒體以及互聯網進行檢索發現，“中國崛起”竟是10年來全球最熱門的新聞主題，被關注度超過了美國的“9•11”事件和伊拉克戰爭。
對於中國崛起這個事實，西方的有識之士似乎比很多中國人看得更清楚。2009年11月美國總統奧巴馬訪問中國，英國《金融時報》發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評論，標題是《低調的超級大國》。文章說：10年後，讓曆史學家感興趣的將是此次行程的實質內容，而非基調。奧巴馬實際上是邀請中國政府成立一個兩國委員會，借此推動雙方在應對全球最重大問題方麵形成共同立場。沒有其他任何國家接到過這種邀請，在北京，奧巴馬公開承認，在當今世界，沒有中國的幫助，美國能辦到的事情相當有限。
美國人今天談論G2不是空穴來風，也不是“捧殺”中國，而是大勢所趨，他不得不接受中國崛起的事實。他對俄羅斯沒有這麽說，對印度沒有這麽說，甚至對歐洲盟友也沒有這麽說，但對中國卻說了這樣的話，因為沒有中國的合作，美國麵臨的難題一個也解決不了。
所以，我們中國人千萬不要再以“大國小民”的心態來窺視這個世界，甚至連抬起頭來正視西方的勇氣都沒有。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沒有理由對自己國家的前途感到悲觀的。中國的崛起已造成震撼，因為人類曆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在這麽短的時間內取得這麽大的成就。在這個過程中，當然也出現了很多問題，但這些問題和我們的成績是不能等量齊觀的。中國的成績遠遠大於問題，也為解決問題奠定了比較好的基礎。
縱向看，曆史上其他大國崛起付出的代價遠比我們高：它們當時的腐敗比我們今天嚴重得多，它們當時的貧富差距比我們今天大得多，它們當時的環境汙染也比我們今天更嚴重，更不要說它們在崛起過程中發生了多少戰爭、掠奪和殺戮。橫向看，今天與我們可比的國家，比如人口在5000萬以上的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國家，發展成績遠不如我們，各種問題往往比我們更嚴重。所以，首先應該充分肯定我們的成績，再來自信地解決我們的問題。中國所有的問題都說得清，中國所有的問題都有解，中國模式還可以繼續改進和完善，未來將會越來越好。
不必否認中國模式有它的問題，但中國模式有一個關鍵好處，就是經得起國際比較，而且能在這種比較中明顯勝出。有些人試圖用以偏概全的方法來否定中國所取得的成就，把局部的問題無限誇大，進而否定中國的發展模式，這是不明智的。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4倍多，如果你認為美國是個正常國家，那麽中國的問題即使比美國多4倍，恐怕也是正常的。事實上，美國的問題並不比中國少，美國監獄裏的人數比中國還多。
應該把中國崛起的事實如實告訴我們的人民。我們完全可以在一種新的認知基礎上，重新凝聚全社會對中國道路的共識。我們今天遇到的問題，世界上其他崛起的大國都曾遇到過。迄今為止，我們處理得比他們當時好得多；許多方麵，我們幹得也不比他們差。中國模式雖有缺陷，但可以完善，中國模式總體的成功毋庸置疑。
評價中國模式不能套用西方標準
現在有一種說法，中國經濟在10－20年之內可以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但在軟實力上，中國不可能趕上美國。其實，這要看你怎麽比。軟實力比較的關鍵是標準，如果你隻認同西方製定的標準和西方采用的形式，那中國永遠也趕不上美國。但問題是，西方的標準存有太多問題。今天，我們在許多方麵的眼光和實踐，早已超越了西方標準。
有人認為，中國的崛起就是一個普通國家的崛起，無非是按照西方市場經濟理論進行了改革，由此帶來經濟總量的增加和中產階層人口的擴大。隨著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它將越來越多地接受西方的各種理念和製度安排，最終被接納為西方社會的成員。
我不同意這種觀點。中國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堅持了自己的發展道路，既學習別人的長處，也發揮了自己的優勢。在世界上古四大文明中，唯有中華文明一直延續至今，已有五千年的曆史，並且基本實現了現代化。這一文明古國與現代國家相交疊的國家，我稱之為“文明型國家”。
中國的崛起是以一種西方不認可的方式，即中國模式進行的，今後也會繼續以西方不認可的方式成長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並深刻影響世界的未來。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中國與西方必然走向衝突和對抗。恰恰相反，中國“文明型國家”的特性決定了，它不是一個尋求對抗的國家，而是一個尋求不同體製和平共處、互相學習、互利共贏的國家。
事實上，從世界曆史的角度看，中國崛起的最大特點就是和平，對外沒有發動戰爭，對內保持了安定團結。這是人類曆史上一個非同尋常的奇跡。回顧西方崛起的曆史，幾乎就是一部動蕩與戰爭的曆史。我們今天一些地方礦難頻發，令人悲痛，有些人把這種情況描繪成“帶血的GDP”。如果可以這樣類比的話，那麽毫不誇張地說，整個西方崛起時期的GDP是“血流成河的GDP”。
有些人總認為，西方模式代表了人類最高理想，中國要做的無非是全麵複製西方模式。而我認為，一個“文明型國家”如果這樣做，隻會走向混亂和分裂。過去數十年的發展也證明，中國當初若是沒有自己的堅持，而是亦步亦趨跟隨西方，那它的命運不會比前蘇聯和南斯拉夫好，大概早就解體了。
今天，西方模式不但在非西方國家沒有成功，在西方文化的邊緣國家，比如保加利亞、羅馬尼亞，也很不成功。在西方國家內部，也遇到了嚴重危機，比如希臘、意大利。英國是現代議會民主的發源地，現在卻陷入嚴重的財政危機，公共債務占GDP的90%。美國是在全球推銷西方民主最起勁的“典範”，現在成了全球金融危機的發源地。如果沒有美元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美國實際上已破產。把美國國債平攤一下，每個美國人平均借貸5萬多美元，這還不算私人債務。中國人如果也可以這樣借債，那我們也是發達國家了。所以，在西方製度明顯走下坡路的時候，你要說服我信奉西方，總得拿出個像樣的例子來，證明這個製度在非西方國家做得確實比中國好。但事實是，這樣的例子找不出來。
中國的崛起既沒有複製西方模式，更沒有重演西方崛起的血腥曆史。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進行這樣一場大規模的工業革命和社會革命，它所遇到的問題，西方曆史上都曾遇到過。歐洲工業革命時期，貧富差距之大、社會公正之少、貪汙腐敗之嚴重、侵略掠奪之血腥，令人發指，但這些國家主要通過大規模海外擴張和殘酷奴役他國人民，“化解”了各種社會矛盾。而中國今天是在自己的國土上化解所有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產生的矛盾和難題，不但沒有發動戰爭，沒有對外擴張和掠奪，而且給大多數國人和全世界的人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中國還成為帶動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成功以及中國模式的意義非同尋常。
中國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曆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澱，意味著中國的政治形態也是獨特的。因為治理這樣的“文明型國家”，隻能以自己的理念和方法為主。中國今天的執政黨也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政黨。中國的執政黨本質上延續了曆史上統一的儒家執政集團的傳統，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相互競爭的西方政黨。“文明型國家”的最大特點是“百國之和”，這種國家如果采用西方多黨競爭製度，極易陷入黨爭而四分五裂。辛亥革命時期中國建立了三權分立的憲政製度，但整個國家迅速四分五裂，天下大亂，這個深刻的曆史教訓我們必須永遠記取。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對中國來說，改旗易幟是一條邪路。中國數千年的文化基因大致決定了中國社會未來演變的大趨勢：它不會是西方所希望的“社會與國家”高度對峙的模式，而更可能是“社會與國家”互動互補的模式。這個模式將使中國社會比西方社會更具有凝聚力和競爭力。
很多西方人以及很多中國人，不是從中國的曆史和現實出發看問題，尤其是政治製度問題。他們認為，沒有多黨競爭選舉，就沒有政權的合法性。這是十分淺薄的。有一次我遇到一位美國學者質疑中國政權的合法性，我反問他，為什麽不首先質疑一下你自己國家的合法性？你們占了別人的土地，通過殖民、移民，甚至滅絕印第安人，才建成了今天的美國，這樣的國家合法性和正當性在哪裏？按照中國人的政治理念，按照國際法，侵略和種族滅絕是根本沒有合法性的。他無言以對，最後歸結說，這是曆史。可見，即使從這位美國人的視角看，美國的國家合法性也隻是一種非常牽強的曆史合法性——曆史就是這麽演變過來的。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活著的古老文明，雖然古老，但至今根深葉茂、生機勃勃。這樣一個古老文明今天以一個現代國家的形態迅速崛起，這在人類曆史上是絕無僅有的。18、19世紀，英、法、德等國崛起，其人口是千萬級的；20世紀崛起的美、日等國，其人口是上億級的；而在今天，21世紀中國的崛起，其人口是十億級的，比此前崛起的大國人口總和還要多。這不是一種簡單的人口增加，而是一個不同性質的國家的崛起。這是一個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人民的崛起，是一個曆史悠久、幅員遼闊的“文明型國家”的崛起；這是一種新的發展模式的崛起，是一種獨立的政治話語體係的崛起；這種崛起給世界帶來的，可能是新一輪的“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構建“後西方話語時代”的中國話語體係
國內外有很多人探討前蘇聯垮台的原因，以作為中國的鏡鑒。前蘇聯垮台的原因很多，有經濟上的，也有政治上的，但其中，沒有一個令人信服的話語體係，無疑是個主要原因。
我曾讀過前蘇聯資深外交官阿達米辛的回憶錄。阿達米辛在冷戰後期負責蘇美之間的人權對話，但他一邊和美國人對話，一邊從心裏感到美國人言之有理。他向蘇共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匯報了自己的想法，發現戈爾巴喬夫的觀點與他高度一致，也認為蘇聯可以通過美國的幫助改善人權，並較快融入西方主流文明。然而，後來發生的一切卻是阿達米辛和戈爾巴喬夫都沒有預料到的：蘇聯國家解體，經濟崩潰。戈爾巴喬夫當時曾呼籲美國提供200億美元的貸款幫助蘇聯渡過難關，但被拒絕，隨後便是蘇聯社會主義大廈的轟然坍塌。但接下來的俄羅斯領導人還是迷信西方，並在美國專家的指導下推行“休克療法”，結果是世界現代史上一場罕見的經濟社會浩劫，俄羅斯的腐敗之風也因此一發不可收拾。
今天中國的一些知識精英就像20年前的戈爾巴喬夫和阿達米辛，一味執迷於西方的政治話語，以為西方標準真的代表了曆史的終點。他們認為，中國要做的無非是不斷學習西方，接近西方，最終達到西方標準。他們不願意承認，中國的崛起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中國以及其他新興國家崛起的事實，已經宣告了“曆史終結論”的終結。有意思的是，提出“曆史終結論”的美國政治學家福山本人，現在也在修改自己的理論，開始承認中國崛起和中國的政治進程一定有它自己的文化根源。
前蘇聯失敗的教訓告訴我們，像中國這樣的“文明型國家”，如果采用西方政治模式，自己的優勢會消失殆盡，最後結果是整個國家走向崩潰。我走訪一百多個國家之後得出結論：非西方國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照搬一個，失敗一個。眼下正處在亂局中的泰國和烏克蘭是很好的例子。正因為這個原因，我認為，民主是普世價值，但西方的民主製度不是普世價值。光說“民主是個好東西”不夠，更應該說的是，“好民主才是好東西”。這樣，我們對民主的認識才能更為深入和全麵。中國人要實現的民主，是能給中國帶來國運昌盛、人民幸福的優質民主，而不是那種使國家四分五裂、生靈塗炭的劣質民主。
當今世界，不同民族探索自己發展道路的努力方興未艾，人類對政治製度的探索和認識遠遠沒有窮盡，西方自己的體製改革也任重道遠。西方世界今天經曆的一場又一場危機，背後都有政治製度的原因。美國在世界各地推動“民主”，但美國自己的民主離理想的民主卻相差甚遠。例如高昂的競選經費——2012年美國大選花費將近60億美元。民主怎麽要花這麽多錢？花這麽多錢還能是民主嗎？不就成了“錢主”？不就是資本驅動的“選主”嗎？而這不正是美國金融危機的製度原因嗎？美國政治體製無法製衡強大的資本力量，正是這次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原因。資本開道，其他統統讓路，這樣的民主品質怎麽能有信譽？就連奧巴馬在《希望的勇氣》一書中都坦承：“競選需要電視媒體和廣告，這就需要錢，去弄錢的過程就是一個產生腐敗影響的過程，拿了錢，就要照顧供錢者的利益。”這種美式競選模式搬到其他地方，往往很快演變成黑金政治，在韓國和中國台灣，我們都看到了這種情況，更不要說第三世界國家了。
由此我聯想到歐洲曆史上的啟蒙運動。啟蒙運動用理性主義代替了蒙昧主義和絕對主義，這是曆史的進步，它推動了西方的工業革命。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西方又把自己的政治和經濟模式及其話語推向絕對，形成了一種新的蒙昧主義和絕對主義，並向非西方世界推銷，其失敗的結局是在預料之中的。隨著伊拉克戰爭和“顏色革命”陷入困境，隨著金融危機暴露出西方製度的弊病，我們可以說，西方話語體係現在的處境非常不妙，“後西方話語時代”已經開始。
中國崛起觸動了世界許多敏感神經，也遠遠超出了西方話語的詮釋能力。在這個大變局中，中國的作用舉足輕重。中國知識分子不能再唯西方話語馬首是瞻，而應該獨立思考，憑自己的良知、學識和愛國精神，在吸收世界智慧的同時，摒棄西方新蒙昧主義，共同探索和構建“後西方話語時代”的中國話語體係，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中國崛起背後的理念及其世界意義
構建中國話語體係，從學界來說，首先要做好理念研究。一個國家的政治話語非常重要，而政治話語的核心是理念。不少人認為，中國雖然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並沒有產生什麽重大理念。更有人認為，中國正處在過渡階段，最終還是要全盤接受西方理念，融入西方文明。我不這麽認為。應該說，中國這個“文明型大國”的崛起過程就是一個不斷產生理念的過程，隻是中國崛起背後的理念還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
我曾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談到中國成功背後的八個理念：實事求是、民生為大、整體思維、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與選賢任能、兼收並蓄與推陳出新、和諧中道與和而不同。雖然除了這些之外，中國的理念還有很多，但我認為，如果能夠把這些理念闡述清楚，就可以大致勾勒出中國迅速崛起背後的關鍵思想，以及它們對世界可能產生的影響。
某種意義上，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就是要把被西方主流觀點顛倒的是非重新顛倒過來。比如說，在很多國家，維持社會穩定本身就是保護人權的最重要條件。中國的現代化需要百年穩定，非洲的現代化至少需要二百年的穩定。沒有穩定，根本不可能有發展，人權也隻能是一席空談。但隻要中國講維護穩定，美國就說你要搞專製，這實在荒謬。西方“政治權利壓倒一切”的人權觀背後，更多是其國家戰略利益的考量，結果把很多非西方國家搞得四分五裂，最後隻能由美國及其盟友來收拾殘局，從他們自己的戰略利益出發推進他們想要的國際秩序。事實上，中國過去30多年改革開放帶來的最大變化就是人的自由度空前擴大，從就學擇業到飲食男女，從住房買賣到養生休閑，從媒體言論到文化生活，中國人的自由度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麽寬廣。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常識判斷，任何一個不懷偏見的人都會承認這一點。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提問：既然西方民主製度已經暴露出這麽多問題，既然這種製度在非西方國家的實踐幾乎沒有真正成功的例子，難道我們還一定要前仆後繼，甚至赴湯蹈火去照搬西方模式嗎？還一定要唯西方模式馬首是瞻嗎？麵對這麽多失敗的經驗，我們難道還不應該考慮在民主建設上另辟蹊徑嗎？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麽唯一的、其他文化必須一律照搬的民主模式，各國都應該根據國情探索適合本國的民主模式。民主模式應該是多元化的，而不是單一化的，世界的政治發展也不可能是一種單線的西方民主模式。對於中國乃至整個非西方世界來說，隻有汲取別國民主建設的經驗和教訓，結合自己的文化傳統進行創新，建立新型的民主製度，才是唯一可行的辦法。
中國應成為國際標準競爭的領導者
作為“文明型國家”，中國主要有八個特征。這八個特征又可以簡稱為“四超”和“四特”。“四超”是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曆史傳統和超深厚的文化積澱。“四特”由“四超”衍生而來，即獨特的語言、獨特的政治、獨特的社會和獨特的經濟。
在堅持中國模式的前提下，中國“文明型國家”的四大特征——人口、地域、傳統、文化，都成了中國崛起的最大優勢：我們有世界最充沛的人力資源和最大的潛在市場，我們有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地緣優勢，我們有悠久的曆史傳承和獨立的思想體係，我們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資源。
因為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規模，什麽事情隻要中國做好了，都將是世界級的規模效應。現在世界上所有的汽車廠商都在研究中國人喜歡開什麽車；所有的建築事務所，都在研究中國人喜歡什麽樣的住宅。這就是規模效應。中國軟實力的擴大也是同樣的邏輯。比如社會主義，現在我們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再過15、20年，也許就不用“中國特色”這個詞了，也許社會主義就是這樣的——中國是十幾億人口的國家，社會主義的主流版本就應該是中國這個版本。再過幾年、十幾年，如果中國的經濟總量超過美國，中國的中產階級人口將是美國總人口的兩倍。美國3億多人，中國中產階級6億多人。到那時，美國怎麽可能不坐下來認認真真跟中國談？而且很多時候，可能將是我們提出條件了。中國走到今天，已經下了世界上最精彩的一盤棋。但是我們很多人還是不自信，這是非常遺憾的。我們需要話語自信，中國到了建立一種話語體係的時候了。
過去30多年，中國已大體摸索出一條自己的現代化路徑。在一個人口比歐盟、美國、日本、俄羅斯之和還多的國家，進行這樣一場翻天覆地的工業革命、技術革命、社會革命，國家保持了穩定，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還成功避免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開始、至今尚未結束的全球金融海嘯。縱觀世界任何國家，能夠取得其中一項成績就已經很了不得，但我們幾乎全部實現了，這就是中國模式成功的證明。
一件事，特別是涉及一種標準的確立，隻要能在中國做成，就可以產生巨大的國際影響。說到底，當今世界最激烈的競爭是標準的競爭，無論是經濟、科技還是政治標準，都是如此。標準競爭有三種戰略：一是追隨者戰略，即采用別人的標準，跟在後麵生產，這是價值鏈中最低端的；二是參與者戰略，即參與國際標準製定，這明顯優於前者；三是領導者戰略，就是在國際標準競爭中成為領導者，讓人家按照你的標準走，這是利益最大化的方法。在國際政治中，西方一貫奉行領導者戰略，在全球範圍內推行“西方政治標準”，為自己的戰略利益服務。因為西方有話語權，即使把別的國家弄得民不聊生，它也不用道歉，因為它推行的是所謂“普世價值”。在今天和未來世界政治標準的競爭中，中國也要采取參與者戰略和領導者戰略。“文明型國家”的一個特點，就是具有強大的標準原創能力。
國內有些人總強調與國際社會“接軌”。其實，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不必太在乎這個。這是一個延綿五千年的主體文明的複興，這個過程是一個不斷產生新標準的過程。有些方麵，我們應該主動和別人接軌，因為我們有學無止境、從善如流的文化傳承；有些方麵，我們不需要接軌，因為我們做的事情符合自己的國情民情；有些方麵，是別人最終要和我們接軌，因為我們的選擇代表了未來之勢。
其實經濟改革就是如此，西方國家至今不承認我們的市場經濟地位，但這又有什麽關係呢？西方其實越來越感到競爭不過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我們的路走對了。世界上沒有最好的模式，隻有最適合自己國家的模式。如果我們能夠繼續推動符合中國國情的政治改革，把各種關係進一步理順，把人民的智慧和潛力進一步發揮出來，那將是更加蔚為壯觀的事業。
美國一直把美國民眾最關心的價值作為普世價值在全世界推銷，比如個人自由、個人權利。中國為什麽不能把自己最重視的價值，也作為優先價值取向來推動呢？比如強調社會秩序、注重和諧。隨著中國的崛起，我們有必要在國際上這樣做。
中國模式超越西方，貢獻世界
目睹中國的出色表現，美國金融家索羅斯多次感歎：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也是這場金融危機的最大受益者。為什麽中國能夠成為最大受益者?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國通過自己的大膽探索和實踐，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發展模式。
中國模式主要有八個特點，即實踐理性、強勢政府、穩定優先、民生為大、漸進改革、順序差異、混合經濟、對外開放。這些特點的基礎是中華文明，特別是人口、地域、傳統、文化這四個“超級因素”。這些因素大致規範了中國發展道路的獨特性，規範了中國改革開放的路徑依賴，規範了中國模式的所有特點。過去30多年中，中國也有人嚐試跳出這八個特點，但最後在實踐中又總是被拉回來，可謂“萬變不離其宗”。究其原因，大概是“文明型國家”的超強基因帶來了某種規範：一旦不按照這個基因圖譜生長，中國的發展就會遭遇挫折和失敗。
中國獨特的發展模式對外界的吸引力越來越大。我們做到了既能順勢發展，又能逆勢前進。當然，在看到中國模式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時，也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因為中國模式本身還在發展之中，也衍生出不少問題，有些問題還相當嚴重，需要認真加以解決。然而，盡管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隻要我們頭腦清醒、意誌堅定、集思廣益，這些問題最終都能找到解決的辦法，甚至可以成為我們下一步發展的契機。中國改革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把所有問題都當作更上一層樓的機遇。
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中國模式是一種最不壞的模式。也就是說，這個模式雖然有缺點，有些還相當嚴重，但它比其他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的發展模式要好得多。特別是把中國過去30年的發展與那些執行西方主導的發展模式的國家相比，就能看得很清楚。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曾在非洲推行一個所謂“結構調整方案”，大力削減公共開支，結果導致非洲國家經濟和社會危機惡化。美國在俄羅斯推行了“休克療法”，今天被很多俄國人稱為俄羅斯曆史上的“第三次浩劫”（前兩次分別是13世紀蒙古鐵騎入侵和二戰中納粹德國入侵）。1990年代大行其道的“華盛頓共識”，要求發展中國家不管條件成熟與否，都要推動資本市場自由化，結果引發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後來的阿根廷金融危機，許多國家的經濟因此倒退20年；美國自己今天也嚐到了市場原教旨主義帶來的苦果。回想起來，如果中國沒有自己的主張，未能堅持自己的發展道路，而是盲目跟隨西方，後果將不堪設想，甚至可能是滅頂之災。
民主是西方模式的核心內容，也是西方普世價值占據話語製高點的關鍵。其實，就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的民主探索而言，中國的經驗更有意義。中國的改革開放有三條經驗，第一條是，走漸進改革的經驗主義道路。從現實出發，而不是從完美的理想設計出發，循序漸進，不斷試驗，發揮人民的首創精神，不給自己設定過多的框框。摸著石頭過河，最終總會摸到石頭，總能過河，最終形成自己比較完整的新體製框架。民主的大方向應該是逐步建立一流的人才選拔機製、一流的民主監督機製、一流的社會磋商機製。同經濟改革一樣，雖然我們沒有路線圖，但我們有指南針。在大方向、大戰略確定的情況下，鼓勵各個地方大膽探索和嚐試，逐步摸索出符合中國國情的民主建設之路。
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二條經驗是內需驅動。從中國實實在在的內需出發，從有效的內需出發，隻有有效內需驅動的改革才比較穩健。什麽叫有效內需？就是一個國家在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麵產生的真正的需求，這才是政治改革最大的內在動力。就目前階段來說，中國最強的內需是反腐機製建設、黨內民主機製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建設和法治社會的建設。非西方國家民主實驗不斷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不從自己國家的內需出發，而是從西方國家的要求出發，嚴重脫離了本國人民的真實需求。老百姓要求創造就業機會，政府和議會卻天天在爭論修憲和廢除死刑之類的問題，肯尼亞、蒙古、烏克蘭等國都是這種情況。
第三條經驗是民生為大。也就是說，不僅國家的主要任務是改善民生，而且民主建設也要為老百姓提供更優質的服務，落實到讓人民過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嚴的生活。第三世界民主實驗之所以頻頻失敗，一個主要原因是，西方是為推動民主而民主，結果導致政治機器空轉，造成無窮內耗，多數老百姓的生活不是變得更好，而是更糟，這樣的民主自然難以為繼。
中國改革開放的這三條經驗十分重要。有了這三條經驗，非西方社會應該可以逐步摸索出符合自己國情的民主道路和形式，最終民主的品質可以高於西方民主。
民主建設就像開門一樣，可以推開，也可以拉開。西方文化習慣了“推”，強調不同利益的差異和對抗，崇尚鬥爭哲學；而中國文化更習慣“拉”，強調不同利益的共生和融合，崇尚和諧哲學。二者中哪一個更勝一籌，要看最後解決問題的實際效果。西方民主模式在非西方文化國家的成功率極低，那一套鬥爭哲學把很多國家搞得四分五裂。中國可以探索用“拉”的方法來打開民主之門，建立一種源於自己文化，同時又汲取百家之長，在品質和實效上都超越西方水準的新型民主製度。這也是中國為人類作出自己貢獻的一個重要機會，作為“文明型國家”，我們應該當仁不讓。西方有句諺語：鷹有時比雞飛得低，但雞永遠飛不到鷹那麽高。中國目前在一些方麵還不如別人做得好，但別的國家很難達到中國未來可能達到的高度，這就是一個“文明型國家”崛起的底氣所在。
從人類曆史發展的大視野看，中國這隻雄鷹數千年來一直比西方飛得高，隻是過去二三百年裏飛得低了。現在通過數十年堅持不懈的努力，全麵吸收了西方和其他文明的長處，同時也發揚自己的優勢，中國這隻雄鷹終於在新的世紀再次長空展翅，正在飛向西方文明難以企及的高度。在這場不同文明的較量中，中國和西方的最大差別在於，中華文明能夠全方位取人之長，補己之短；而西方文明缺乏學習別人的能力——這大概就是中華文明能夠連綿五千年而不衰，其他文明卻先後走向衰敗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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