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係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一百多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宗教大法官的傳說》裏寫了一個要麵包還是要自由的故事，被稱是“最具毒性的一滴毒液”（羅讚諾夫）。人類20世紀的悲喜劇 就像是在演繹和闡釋這位殘酷的天才的拷問。《傳說》是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1880）中的一章，和全書情節毫無關聯，卻正凝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 思索。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預言
16世紀的塞維利亞，炎熱的黃昏，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人們認出他！耶穌，是他！就是他！人們跟上他，看他讓盲叟複明，死孩複生……年逾90歲的宗教大 法官陰沉的眼光看到了這一切，命人抓住耶穌，押入地牢，問：“你為什麽來妨礙我們？”宗教大法官麵對耶穌的滔滔自辨，主題就是“要麵包還是要自由”。一言 蔽之，麵包（物質財富）和自由對於人來說是不可兼得的。“我們”借助地上的三種力量（奇跡、秘密、權威)奪去人們的自由，為的是給人們麵包——地上的幸 福。宗教大法官承認自由是天賜予人的，但人無力承受，隻有交出這“十分可怕的賜予”，人們才能夠得到麵包，得到地上的幸福。
之後幾十年，一係列反烏托邦文學不斷演繹著、反思著大法官的這個主題。比如俄國的Н·Д·費德羅夫的《2217年的一個夜晚》（1906）和В·Я·勃 留索夫的《地球》、《南十字架共和國》（1907）等作品，都是在現代文明的背景上預想著20世紀人類在自由和麵包上的衝突。這些故事有著象征性的類似： 城市罩在透明的罩子裏，為的是隔絕外界的汙染；人們生活和思想整齊劃一，住同樣的房子，穿同樣的衣服，同一時間吃同樣的飯食；每一個人肩上都縫著自己的 “工作號”；嚴格的書報檢查製度，為防範“反對蘇維埃（假想的當時的政府）專政”的言論。當然也都有一位宗教大法官似的統治者，或是專家，或是博士。這 裏，“富足”是以喪失個性自由為代價的。正如一個叛逆人物巴維爾說的，在這溫飽的生活中“一切人都是奴隸”，“沒有靈魂”。結果，這裏的人都患了一種“矛 盾綜合症”：想的一樣，說的卻是另一樣，終於城邦毀滅了。
而著名的三大反烏托邦小說的創作者，紮米亞京的《我們》 （1921）更是描寫了經過200年戰爭而建立起的“大一統王國”：圍著綠色高牆，頭頂是消過毒的天空，一切建築都是玻璃鑄成的。這裏沒有個人的隱私和姓 名，隻有胸前的國家號牌。為了使每一個“號碼”得到“數學般的絕對幸福”，他們被安排在“理想的非自由狀態”，按照《守時戒律表》、《誠實號碼義務條 例》，同時起床、散步、進食、工作、睡覺，性生活也是統一安排。這種幸福境界是需要大恩主的極權統治來維持，需要他無所不在的手——守衛局和“鍾形玻璃 罩”——極刑機器的懲治。
不料，大牆外的春風吹來了甜蜜的花粉，讓奉公守法的號碼D-503得了不治之症——“長了個 靈魂”。所幸有了“幻想摘除術”，於是“頭腦又空了、輕了”，“沒有任何妨礙笑容的東西了”，他自願向大恩主供出“幸福的敵人”——寧靜地看著自己心愛的 女人受極刑。大恩主這樣向D-503坦言幸福和暴力的辨證法：人所希望的，就是能有人告訴他一個永恒的宇宙真理：什麽是幸福，並用鎖鏈把他和幸福拴在一 起。我們現在做的不就是這件事嗎？
實際上，紮米亞京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思考的是同一件事：能否接受放棄個性自由的幸福，能否築成一個“水晶宮”或“幸福的螞蟻窩”（陀思妥耶夫斯基語）。紮米亞京的《我們》和《宗教大法官》一樣，被稱為對斯大林體製的預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沒說準
不過，陀氏的預言並不十分準確。斯大林體製的確是靠大法官說的三種力量：奇跡、秘密和權威來成就、來維持的，但是維持住的卻不是幸福的螞蟻窩，而是血腥苦難的帝國。
一個接一個的奇跡是當年斯大林體製維持人們信心的法寶，使人的神經不斷地處於亢奮狀態。正如當年蘇聯曆史教科書上說的，新的、特殊的人正在湧現。難以再 有的心理氛圍和對光明理想的信仰，使人們忘掉貧困的現實。契卡洛夫跨越北極的飛行是奇跡，斯達漢諾夫打破采煤定額紀錄13倍是奇跡，沒用機械而以15萬勞 改犯人的生命為代價、提前完工的白海-波羅的海運河工程史無前例，遍布蘇聯的古拉格群島震驚世界……這一個個新世界(8.02， 0.26， 3.35%)的奇異構想、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造的第三種現實，幻化進入人們活生生的生活。斯大林還要建立一座奇跡的蘇維埃宮，象征社會主義的無上權力，高 490米，頂峰上有列寧直指遠方，讓十月革命的熊熊聖火，從這裏燃遍整個地球。
大法官的第二種力量是保守秘密：“為的 是人們的幸福”，“用永恒的天堂的獎賞來引誘他們”，但是不能夠讓他們知道，“他們在棺材後麵找到的隻有死亡”。斯大林體製也擁有最多的秘密。從汗牛充棟 的蘇聯解密檔案中，人們知道，斯大林體製有太多不願告人的秘密。大饑荒的秘密、大清洗的秘密、從19世紀20年代末開始的一係列“案件”（如沙赫特煤礦 案、工業黨案、孟什維克案）到50年代初借刀殺人的醫生案，多少秘密或者已成千古之謎。但是最根本的秘密，是斯大林體製“為了人們的幸福”，用某某主義天 堂的獎賞來召喚他們而絕不許說穿這個事實：沿著他這條路永遠也走不到那個天堂，走不到那個許諾“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自由人 的聯合體”的天國。為此，也就不能不有相應的彌天大謊。比如各種控製和檢查體係，實際上就是為的保密，也是為的說謊。
不過，從陀氏的大法官到紮米亞京的大恩主，表現出猙獰的同時，也都拿出了“麵包”，但是這種文學烏托邦一旦落實到現實，卻隻有猙獰：奪走了自由，卻拿不出 麵包。斯大林體製的“經濟奇跡”不是為了麵包，而是為了維持這座帝國主義的大廈。這需要驚人的軍費開支（高達GDP的30%）和龐大的秘密警察係統。蘇聯 終其一生，糧食產量也沒達到70多年前落後的沙俄時代的水平，還留下1000多億美元的外債。
陀思妥耶夫斯基當年麵對 他想象中的螞蟻窩的生活——失去個性而百無聊賴、枯燥乏味、千篇一律的生活，曾經呼叫，二二得四已經不是生活，它是死亡的開始！人不是鋼琴上的琴鍵或風琴 上的銷釘！是的，人不是螺絲釘，哪怕是永不生鏽的；人不是手段，無論是為了達到多麽崇高境界的手段。比起斯大林體製下生活的折磨和匱乏，更殘酷的是使人精 神萎縮、心靈幹涸，當然也養成蘇聯人一些令人驚歎的新素質，比如可以幾小時幾小時、默默地、不急不躁地排在長長的配給隊伍裏。當年，安·薩哈羅夫就指出， 蘇聯全盤國家壟斷下的殘暴恐怖、昏官統治和人民愚昧無知、麻木不仁的關係。因為在盼著麵包而不得的期待中，一些人渾身會長出獸毛，隻剩下動物的那點兒簡單 卑瑣的“活著”的念頭。既沒有了人，也就沒有了人對自由的向往。
自由和麵包是兩難的抉擇
蘇聯既沒自由也沒麵包的故事，引發出關於自由和麵包的故事的種種不同的改寫。擇其要者，有論證既要麵包、也要自由並行不悖的；有說先要麵包，再要自由 的；也有論證有了麵包，自然會順理成章地得到自由的。實際上，宗教大法官的故事中，麵包和自由不是兩種簡單的訴求目標，而是兩種截然相反、背向而馳的人生 態度和人生路徑。
如果明白了，自由不是可有可無的生活調料，不是奢侈品。信仰的自由、良心的自由、意誌的自由、選擇的自由，一句話，精神的自由是人之為人的本質，是做人的底線。那麽他就不會用自由換麵包，而一定要用自己自由的權利去爭取麵包。在這條的路上，“麵包是會有的”。
如果同意大法官所說，“人們軟弱渺小、沒有道德”，沒有能力擔當自由。那就隻能聽從大法官對人的那種奴隸幸福的安排。而一旦為了麵包哪怕是暫時交出自 由，實際上你就已經走上了一條屈辱的、“人財兩空”的道路、變為工具、變為手段的路。自由是一點兒也不能夠讓渡的。自由隻能是完整的，自由就是你自己。有 限的自由、有條件的自由，恩賜的“寬鬆”，隻能是對自由的侮辱和剝奪。
曆史證明，斯大林體製沒有隨著以衛星和原子彈為 標誌的蘇聯經濟奇跡，而“順理成章地”給人們以自由，倒是把早已收歸國有的自由抓得更加牢靠，更加得心應手，更加現代化。先要麵包，再要自由，或有了麵 包，會順理成章地得到自由的蘇聯夢，隻能是夢想。這正應了富蘭克林的話：“那些願意放棄基本自由來換得少許暫時保障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保 障”。
看來，從麵包到自由沒有一條順理成章、不用換乘的線路，這裏絕不是衣食足而知榮辱的問題，需要轉向、隻有轉型。 所以戈爾巴喬夫要開啟改革、要社會“轉型”所麵臨的，就不可能是赫魯曉夫式的對斯大林體製的改良、修補和“完善”，而隻能是徹底否定，從那條想要麵包而交 出了自由的道路上義無反顧地轉回頭來。蘇聯解體之初那種試圖抹去70年，直接和沙俄時代銜接的種種想法，雖然可笑，卻是決心反向、退回原點“從頭越”的一 種心理表征。
蘇聯解體之初，為戈爾巴喬夫改革出謀劃策的弗羅洛夫，在一次和日本記者的談話中，著意援引宗教大法官的傳 說，把改革的失敗歸於蘇聯的芸芸眾生的愚鈍。他甚至用兩難選擇（дилемма）一詞點明大法官對自由和麵包的整整一章的論說。按弗羅洛夫的說法，蘇聯人 在抱怨“戈爾巴喬夫奪走了我們的麵包，為什麽我們需要他帶來的自由”。“斯大林時代沒有自由，有的是殘酷的鎮壓，但我們活得比現在好”。於是他說，“人道 主義的社會主義，對我國社會來說顯得超前了”，“沒有被廣大民眾接受。”因為“都沒有成熟到接受這些思想的程度。”“可能是幾百年之後，才能夠得到實 現。”
所以，他認為“俄羅斯需要的是某種更樸素、以香腸和麵包等形式出現的東西。”他覺得戈爾巴喬夫和他自己是“身處 耶穌的處境中”：“他帶來了自由，但是你看，這是如何收場的？”弗羅洛夫讓自己主編的《真理報》的思維攪亂了頭，還是想用姓資姓社說事，認為戈爾巴喬夫改 革的失敗，正是因為老百姓與其要社會主義的自由，毋寧要葉利欽有吃有喝的資本主義。實際上又回到大法官對人性的汙蔑，回到對斯大林體製的辯護。弗羅洛夫的 靈魂深處也許還有著一個大法官，還著由自己賜予俄羅斯人以民主和自由。那麽他至死鼓吹的用以改革體製的“人道的社會主義”隻能還是大法官的“專製人道主 義”（格林卡語）。
但是全體蘇聯人，即使是一些漸入呆滯的芸芸眾生，畢竟都抓住了自己的自由，扭動了路向選擇的開關， 而把漸漸變為前肢的雙臂擎向藍色的蒼穹——看來，他們不單單是如弗羅洛夫說的“需要某種更樸素、以香腸和麵包等形式出現的東西。”蘇聯解體之初的慘狀與其 歸咎於對斯大林體製的否定和改革，倒應該歸咎於對斯大林體製否定和改革來得太晚，更應該歸咎於斯大林體製造成的局麵的積重難返。
戈爾巴喬夫改革目標的失落不可能成為改革的終止，他開啟的改革時至今日還在繼續。這是一條艱苦的道路。大法官說得對，自由是人的一種痛苦。因為自由既是 天賦人權，也是一種天賦的義務和責任，一種擔當。正如別爾嘉耶夫說的，“不是人向上帝要求自由，而是上帝要求人自由，並在這自由中意識到人的上帝般的尊 嚴。”在這條路上，雖然時時還能感到脫穎而出的那個時代的痕跡和羈絆，依然會感到俄羅斯延續千年的專製文化的鬼魂和陰影，但是轉型之路不可逆轉，自由的抉 擇人心所向。
俄羅斯人選擇了用自己自由的權利去推動改革、去爭取麵包。比如使工資收入大大高於GDP 的快速增長；使教育經費終於（2003年）超過了軍費；使政府的三分之一的財政支出，用於教育、醫療、救濟等社會領域。而更重要的是，這些“麵包”不是以 交出自由為代價。自由的精神作為人對自身的尊重，一種承擔、一種擔當、一種責任，逐漸在複蘇。因為耶穌說，人活著不單單靠麵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