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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西方民主能否走出困境？
宋魯鄭 鳳凰網博客 2014-04-25
如果從西方文明的源頭古希臘算起，西方民主已經經曆了三個發展階段：以小規模社會全體直選或者抽簽為特征的古典民主、以有限選舉為特征的近代民主以及以全民普選為特征的當代民主。
無論哪個階段，民主都受到不同製度和意識形態的挑戰。古典民主在這一輪挑戰中敗北，並長達數千年成為西方主流社會的貶意詞。直到英國革命、法國大革命、美國大革命，民主才慢慢鹹魚翻身，日益在全球擴散。一戰後，達到近代民主的高峰。但不久即在全球經濟危機的背景下，受到同樣源自西方的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挑戰。應該說，這一輪挑戰中，近代西方民主模式也失敗了，退場了，當然也可以說不是失敗而是為了應對挑戰而自身演變，取而代之的是全民普選為特征的當代民主。
以迄今為止的曆史而言，當代西方民主在和共產主義的競爭中，取得了勝利。然而，這場勝利還不到四分之一世紀，西方民主卻陷入了全麵的困境。原因則正如《經濟學人》在封麵文章《民主出了什麽問題》所總結的：一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二是中國的崛起。
其實從學術的角度講，如此權威的《經濟學人》給出的這個答案了無新意。曆史上，任何一種文明和製度的衰敗不都是如此嗎？中華文明1840年以來的命運不就是自己的內部停滯和西方的崛起嗎？但從現實的角度講，《經濟學人》的結論實在非同凡響。盡管中國政府一向低調不承認中國模式的存在，自由派學者更是否認有什麽中國模式。但西方自已，卻居然把中國模式上升到如此的、也可以說是和它平起平坐的高度。
中國模式的成功不是本文的重點。但可以確定的是，從文化和曆史的角度講，一再循環往複的中華文明再一次處於上升期，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崛起的因素不會消失。也就是說，西方民主要想走出困境，不能寄希望於中國模式的失敗，而是自我進行痛苦而必要的改革甚至革命。
許多為今天西方製度辯護的學者認為，1929年的大危機都挺過來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又算得了什麽。但從根源上講，1929年的大危機實質上和民主製度並無多大幹係，是自由放任市場經濟運行的必然結果。而且危機發生後，西方政府要麽仍然奉行不幹預政策，要麽進行錯誤的幹預，結果揚湯止沸，釀成史上最嚴重的大危機。
另外從外部條件講，當時的西方還有幾個今天所不具備的優勢：一是還沒有實行全民普選，政治精英仍然能夠獨立和較為迅速的進行決策。二是還沒有建立福利製度，其產業競爭力和效率依然強大。不妨看看今天的歐盟，人口僅占世界的9%，GDP隻占世界的25%，但福利開支卻占到世界的50%。如此健全的福利，其代價必然是效率低下和成本高昂，後果則必然是國家喪失競爭力。三是西方仍然有大量的海外殖民地，不僅可以繼續掠奪資源，也還可以轉嫁危機。四是西方仍然壟斷國際資本、工業品的生產和技術，仍然壟斷原材料的定價權。
但2008年金融危機時分，西方昔日的優勢都不存在了。第三條可以算是曆史進步，第四條則是由於中國的崛起（中國對外貸款超過世界銀行、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而且物美價廉、中國的需求令原材料國家有更多的選擇）。但第一和第二條則完全是西方自身的因素。
西方民主發展到全民普選有其不得不的壓力以及在這種前提下的曆史合理性。當年的西方，在重重危機的壓迫下，在蘇聯不同意識形態的激烈競爭下，也隻有通過全民普選來化解。
從精英民主到大眾民主，一個最根本的不同在於，政治權力的獨立性喪失。在有限選舉階段，鑒於選舉成本不高，資本對政治精英的影響還不是決定性的。但現在大眾民主時代的到來，不僅政治要受民眾製約，也由於選舉規模擴大和成本的幾何增長，對資本的依賴也達到空前。這就是2008年危機的製度性根源。
2008年的危機導火索是次貸危機。次貸危機的邏輯是窮人有房住，資本有利潤。對於政治人物來講，哪一方都開罪不起。盡管危機前有相當多的學者都發出預警，美聯儲的掌門人格林斯潘也並非顢頇之輩，但正如他後來在國會做證時所講的：我能讓窮人失去房子，銀行破產嗎？
後來危機蔓延到歐洲，成為主權債務危機。所謂主權債務危機，實際是高昂的福利製度造成的。而高昂的福利製度則要拜民主製度之賜。一方麵是選民希望迅速兌現的更好的生活，一方麵是政治人物為了勝選不斷競相加碼迎合。結果福利就以遠超國家承受能力的速度上升。由於政黨輪替，這種危機就如同擊鼓傳花，直到紙裏抱不住火為止。如果沒有美國的金融危機，歐洲的這種遊戲還會持續下去。
我們如果看一下歐美這些民主國家，就會發現一個共性：個個負債累累。歐盟各國平均都在90%以上，美國超過100%，日本超過240%。而且仍然持續處於上漲之中。顯然，正常的邏輯都知道，不論是借債搞福利，還是借債維係消費，都是不可持續的。如果找不到解決之道，它們就是明天的希臘。
從製度的角度講，這是結構性矛盾，是無解的：因為選民不會同意削減福利，也不會同意增加勞動時間（反對延長退休）。資本也不會同意增加稅收。大家可能還記得，加利福尼亞州是美國第一大經濟體，在世界名列第八。但卻長期負債累累，處於破產的邊緣。原因很簡單，每次舉行公投，隻要是增加福利的提案全部擁護，對於增加稅收的提案全盤否決。美國是全球最發達的國家，加州又是美國最大經濟體，選民的素質之高恐怕要冠全球，但其表現也不過如此。
但決定一個國家命運的，除了製度還有文化和民族特性。從現實來看，仍然有國家突破了製度的局限。
一類是小國。這又以冰島和希臘為不同的代表。冰島破產後，立即以公投的方式賴債不還，然後貨幣貶值，進行改革。應該說，效果也不錯，幾年後也就走出了危機。
希臘由於是歐元區成員，既不能賴賬也不能貶值。唯一的辦法隻能是從歐盟得到援助。但歐盟在援助的同時，也開出極其痛苦的條件。於是在歐盟的巨大壓力下，希臘不得不進行艱難的改革：減少福利、削減公共開支、縮減公務員規模等等。後來葡萄牙和西班牙也屬於類似情況。即在外部強大外力下，才能頂住選民和資本的壓力進行真正的改革。當然這個過程中，是此起彼伏的抗議、示威甚至演變成暴力抗爭。而社會的自殺率也極速攀升。
一類是特殊國民性的國家。這又以英國和德國為不同的代表。
上世紀八十年代英國號稱歐洲病夫。結果撒切爾夫人上台以後，立即大刀闊斧進行改革：向工會開戰、關閉無效率的國有企業、削減福利和政府開支。當時有364名經濟學家聯名發表公開信，呼籲改變經濟政策。但撒切爾夫人依然故我，不為所動。當麵對抗議和示威之時，她也是鐵腕以對，毫不手軟的鎮壓：在長達一年的礦工罷工中，11300工人被逮捕，9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青少年。這種做法，如果放到今天，早就和卡紮菲、本.拉裏為伍了。
有一件事不得不提，由於減少教育開支，她的母校牛津大學異乎尋常地通過教員投票後決定不向她頒贈榮譽學位。而這個榮譽學位一向都是贈予曾在該校受教的首相的。
應該說，撒切爾夫人的運氣很好，在她遇到全民反對之時，馬島戰爭爆發。戰爭的勝利為撒切爾夫人的改革贏得了時間，隨著改革成效的顯現，她也成為曆史上執政最長的首相之一。
2008年金融危機也嚴重衝擊了問題類似的英國。首相卡梅隆又施行了類似的緊縮政策。結果引發一場震動世界的倫敦騷亂。今天的卡梅隆不輸當年的鐵娘子，也是鐵腕以對，大肆抓捕兩千多人（中國廣東增城騷亂僅抓捕25人），而且還實行連坐：一個家庭有人參與，全家就要被從政府控製的廉租房趕出，甚至打破司法麵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下令法官嚴審重判快判。於是各地的法院幾乎以24小時輪軸轉的方式來審理案件，很多案件都是“一眨眼”的工夫就審完了。律師沒有機會和被辯護者長談，而絕大多數的被告都是未成年人。請問：這還是民主和法治的國家嗎？
像英國這樣的國家，麵對危機時，就立刻把民主製度的基本原則拋棄而采取非常規措施。
德國則是另一種類型。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德國也有成為歐洲病夫之虞。德國總理施羅德上台以後就著手進行削減福利的改革。結果他自己在抗議聲中敗選下台。令人出奇的是，繼任的總理默克爾蕭規曹隨，繼續堅持施羅德的改革政策。德國政治人物能夠國家利益超越個人利益，甚至甘作對手的嫁衣（默克爾時代的增長要得益於施羅德時代的改革）確實是極為罕見。今天的德國，沒有最低工資製，四分之一的受薪者月收入僅僅500歐元（法國最低工資是1300歐元左右），不得不找多份工作維持生計。這就是德國奇跡的背後。
從曆史上看，德國確實是另類。在帝製時代，是世界強國，發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實行法西斯製度，也是世界強國，又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等到現在實行民主製度了，仍然是世界強國。製度的影響在這個國家似乎微乎其微。
任何事物都有普遍性和特殊性，顯然並不是每個國家都能如同英國或者德國。對於大多數國家而言，民主製度的決定性影響和結構性矛盾仍然是問題的根源。到現在為止，西方也依然沒有找到解決之道。
民主製度除了結構性矛盾以外，還有一個退化問題。從曆史的角度講，任何製度產生之後，隨著時間的推移，都會發生此類現象。西方先哲柏拉圖曾按統治者人數的多少劃分了三個政體：君主製、貴族製、民主製。他在分析各種製度優缺點的同時，也指出君主製可退化為僭主製，貴族製退化成寡頭製，民主製退化成暴民製。以西方社會最發達的美國為例，它的退化現象一是金錢的重要性日益增大。二是裙帶和家族政治日益突出。三是政黨利益高於一切，政黨惡鬥成為慣例。
美國是一個很年青的國家，完全是從一張白紙上建立起來的。應該說哪個時代，機會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所以哪怕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沒有背景，但隻要努力，也有可能成為總統。林肯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然而兩百多年過去了，這一切都發生了改變。
2010年，美國最高法院取消了對公司政治捐款最高額的限製，如今，它就要取消個人向候選人和政黨捐款的最高限額了。正如《金融時報》所評論的：在一個不平等程度較低的社會，這麽做的負麵影響將是有限的。但在一個頂層1%人口占據全國財富三分之一以上的經濟體裏，這麽做會侵蝕共和體製。它進而舉例道：“近期，幾位有希望成為總統候選人的共和黨人長徒跋涉前往拉斯維加斯，拜訪了博彩業億萬富翁謝爾登•埃德森”，而這位富翁希望政府禁止在線賭博業務，以免危及他那龐大的線下博彩帝國。
另外一個醒目的例子是對衝基金業億萬富翁湯姆•斯泰爾，他計劃出資1億美元，支持在即將到來的中期選舉中承諾應對全球變暖的候選人。他的目標是左右全國辯論，以確保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拒不放行從加拿大修建石油管道的提案。而1996年，那時比爾•克林頓差一點違背法律、讓出手大方的捐贈者在白宮的林肯臥室留宿。
金錢與政治的聯姻，一個後果就是家族政治的崛起。金融時報說2016年大選變成希拉裏•克林頓與布什之爭，那一點兒不出人意料。過去9次總統大選中，有7次出現過來自布什家族或克林頓家族的成員。下一次大選之後，數字可能變為10 次中有8次。
美國的政黨惡鬥，可從美國民眾對國會的滿意度隻有14%中可見一斑（據蓋洛普民調）。美國諷刺雜誌《洋蔥》最近發表的一篇封麵文章，題為《新民調顯示美國人民寧願接受近親死亡也不願支持國會》。頗有“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之感。
做為曾經創造人類先進文明的西方來講，政治體製改革是唯一的出路。隻是時間留給它們不多了。再過六年，中國就極有可能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到哪時對西方製度的無形挑戰和撼動恐怕將超過這一場經濟危機。再過三十年，伊斯蘭社會將通過超高的出生率和一人一票的民主製度而取代西方文明。這一點，西方的學者倒也是有著清醒的認識。
《華盛頓時報》專欄作家Tony Blankley在《西方最後的機會》一書中認為，在一代人時間裏，歐洲將變成“歐拉伯”，並對美國產生超越納粹德國的威脅。他進而呼籲要像1940年代戰爭時期一樣，采取極端措施：強化宣傳、媒體審查、言論控製、搜尋顛覆者、祖籍是敵對國國民的監禁和限止旅遊，以拯救西方的民主。此書得到了基辛格的高度評價。
Patrick J. Buchanan，曾擔任過三任美國總統高級顧問、兩度競選共和黨總統提名，在他被譽為最好的著作《西方的滅亡》中寫道：1960年代，歐洲裔白人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到2000年，變為六分之一，到2050年，就將隻有十分之一。這是一個正在消失的人種。結論是由於歐洲和美國崩潰般的出生率、大量的移民入侵，西方正在死亡。此書的第一句話就是如此的震撼人心：我們正失去我們自己在這裏成長起來的國家。
另外，還有一大因素令西方民主的前景十分暗淡：麵對地球資源的有限性和龐大人口的壓力，西方民主不但束手無策，甚至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一方麵，民眾（也是人類）的貪婪本性在民主製度下得到了極大的放大。美國6%的人口卻消耗了世界35%的能源。另一方麵，握有選票的選民能夠否決任何計劃生育的政策，印度的人口爆炸就是一例。這些民主製度下都是很難甚至根本無法改變的。在地球還擁有充足資源的時候，這種製度的弊端還不明顯，也不致命，甚至還能推動科學發展，但到了今天，則到了難以持續的程度。也就是說，人類資源的有限性也已經決定了西方這套民主製度被淘汰的曆史命運。
總之，西方要想度過眼前的危機，最根本的是要想辦法遏製大眾的貪婪和非理性。未來的命運則取決於是否有辦法同化不同種族的價值觀。或者在無法同化的情況下，如何避免他們取代西方主體文明。從人類未來的角度還要加上一點，如何讓哪些實行民主製度、人口負擔過重的國家能夠實行計劃生育。而這一切都歸結於當代民主製度的普選設計上。隻是民主製度的問題在於，它既不可能讓擁有選票的大眾自我遏製，也不可能強行價值觀同化、更不能剝奪不同種族的投票權。還有一點非常重要，當民主製度無法解決問題時，它還缺乏退出機製。昔日皇權製度搞不下去，可以走向民主。但民主製度失靈之時，它卻走投無路。看來，這才是為什麽牛津大學教授在《華盛頓郵報》3月29日發出這樣的悲鳴：美國民主正在重蹈雅典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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