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內最有文化，也是文人朋友最多的領袖人物。1949年，很多優秀知識分子在毛澤東的召喚下留了下來，並用真誠和激情擁抱新中國。毛澤東與這些知識分子交往很深、很頻繁：他與國學大師梁漱溟談治國理念，與曆史學家周穀城談曆史、談革命，與哲學家馮友蘭談哲學、談思想改造，他與柳亞子、郭沫若對詩……
毛澤東對魯迅、聞一多、郭沫若、茅盾、巴金、黃藥眠、曹禺、老舍等許多知識分子稱讚有加，並邀請知識分子參政議政，甚至讓許多學者、作家當副主席、副總理、副委員長、當政協委員……
盡管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之後，毛澤東開始了“思想戰線上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而對知識分子進行了思想批判和改造，但至少在建國初期，我們常常在毛澤東與知識分子的交往中感受到他的文人氣質和人文情懷。毛澤東雖然批判過、整治過許多知識分子，但也交往了不少像梁漱溟、柳亞子、馮友蘭、周穀城這樣的大知識分子朋友。這種交往決不是居高臨下的權力對知識和知識分子假惺惺的尊重，更不是附庸風雅的做秀；雖然沒有文憑，但沒有人否定他是一個大知識分子。所以毛澤東與這些大知識分子交往時，他是將自己當成同樣層次的知識分子；因此才會有他與梁漱溟爭執、吵架的戲劇性場麵。
毛澤東與梁漱溟的友誼源遠流長
被譽為“最後的儒家”的梁漱溟與毛澤東同歲，初識於1918年，那時毛是北大圖書館助理員，而梁漱溟則是被蔡元培親自聘請的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毛欽佩梁的博學，他們的友情一直持續到1953年。1938年，毛澤東還邀請梁漱溟前往延安訪問。
建國後，毛澤東邀請梁漱溟從重慶來到北京，並在中南海家中接待了他。
當毛澤東征詢梁漱溟對國事有何意見時，梁漱溟坦率地說出了自己的看法：“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歡騰。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難，這也可算是中國的古訓吧。”梁漱溟意味深長地說：“縱觀本世紀以來的中國，要長治久安，殊不易啊！”
毛澤東回答：“治天下固然難，得天下也不容易啊！眾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齊心協力，治天下也就不難了。”
那天，毛主席留梁漱溟在家中共進晚餐。
建國初期，毛澤東對梁漱溟的約請很多，並常常就一些具體的國家大事征求他的意見。他們之間的談話有時愉快，有時不歡而散，比如對是否入朝參戰之事，梁漱溟就表示了與毛澤東相反的意見。梁漱溟認為“新中國剛剛成立，就卷入朝鮮戰爭，與美國人直接打仗”絕非上策，希望毛澤東再做考慮。
當時，毛澤東出兵朝鮮的決心已定，正需要得到方方麵麵的支持，梁漱溟的勸阻可謂是很不識相。
然而，當梁漱溟這種不看權勢臉色說話的知識分子秉性，在全國政協會議上表露出來時，他與毛澤東的分歧和衝突終於公開化了。
那是1953年9月8日至18日，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委會擴大會議召開，後又轉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擴大會議。作為政協委員，梁漱溟參加了這次會議。
梁漱溟與政治家們爭論治國方略
9月11日，針對此次會上李富春副總理關於發展重工業和周恩來關於工商業改造的報告，梁漱溟作了大會發言，發表了他的不同的看法。
梁漱溟首先對優先發展重工業提出質疑，明確地提出了輕工業和交通運輸業的重要性，希望政府重視並拿出相應的發展計劃。
優先發展重工業，是斯大林模式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標誌，梁漱溟的建議無疑是對這種模式的否定；而當時，蘇聯經驗的社會主義模式是不容置疑的；
梁漱溟批評的重點集中在農村政策上。他批評政府脫離群眾、在政治生活中隻依靠黨政幹部而沒有依靠廣大群眾。他說“農村中黨亦就是政，政亦就是黨……”
農村和農民問題是梁漱溟學術研究的強項，他多年的社會實踐也主要在於鄉村教育和建設。因此，梁漱溟認為自己對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最有發言權，所以他說到農村問題比較有份量，很動感情——
“我想著重點說的，那就是農民問題。過去中國將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農民而以鄉村為根據地的。但自進入城市之後，工作重點轉移於城市，從農民成長起來的幹部亦都轉入城市，鄉村便不免空虛。特別是近幾年來，城裏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鄉村的農民生活卻依然很苦，所以各地鄉下人都往城裏、包括北京跑，城裏不能容，又趕他們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說，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這一問題，望政府重視。”
梁漱溟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政協委員，竟然在大會發言中對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表示異議，並且直言執政黨基本路線的某些不足，可說是勇氣加狂放了。但在建國初期的政治氛圍下，梁漱溟的這種直言相諫不過是一個傳統知識分子的本分和責任，所以梁漱溟的發言在當天的與會代表中並無太大影響。
第二天，9月12日，梁漱溟照常列席中央人民政府擴大會議。當彭德懷司令員做了抗美援朝情況報告之後，毛澤東在隨後的即席講話中，不點名地回答了梁漱溟昨日的發言——
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認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須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有人竟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笑話！
毛澤東的這番不點名的批評讓梁漱溟不服，覺得毛澤東誤解了自己。
梁漱溟堅持己見不依不饒
當晚，梁漱溟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第二天上午在會議上親自交給了毛澤東。毛澤東沒說什麽，隻是約梁漱溟晚上談談。
約談是在懷仁堂京劇晚會開幕前約20分鍾。梁漱溟見隻有20分鍾時間，就簡單地陳述了自己的觀點，要求主席解除對他的誤會。
毛澤東對他的申訴根本聽不進去；或者根本來不及聽，仍堅持認為梁漱溟就是在反對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建設總路線，隻是不自覺或不承認而已。
梁漱溟對毛澤東這種態度有些氣憤，言語間難免發生衝突，不但沒有消除誤解，反而不歡而散。
9月16日，針對梁漱溟的觀點，周恩來做了重要講話，點名批評了梁漱溟：“梁說工農生活‘懸殊’，相差‘九天九地’，好像他代表的是農民，實際上他是代表地主說話，是挑撥工農聯盟的。對梁的那套主張，我們不能接受，我們應該斷然地拒絕。” 在周恩來發言時，毛澤東不時插話：“出了這麽多的‘農民代表’，究竟是代表誰呢？是不是代表農民的呢？我看不像，農民看也不像。他們是代表地主階級的，是幫地主階級忙的。”
到毛澤東自己發言時，他對梁漱溟的批評更加尖銳——
梁漱溟說，工人在“九夭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事實如何呢？
差別是有，工人的收入是比農民多一些，但是土地改革後，農民有地，有房子，生活正在一天一天地好起來。有些農民比工人的生活還要好些。有些工人的生活也還有困難。用什麽辦法來讓農民多得一些呢？你梁漱溟有辦法嗎？
……你說工人在“九天之上”，那你梁漱溟在那一天之上呢？你在十天之上、十一天之上、十二天、十三天之上，因為你的薪水比工人的工資多得多嘛！
我同梁先生比較熟，沒有一次見麵我不批評他的錯誤思想。我曾當麵向他說過，我是從不相信你那一套的。什麽“中國沒有階級”，什麽“中國的問題是一個文化失調的問題”，什麽“無色透明政府”，什麽“中國革命隻有外來原因沒有內在原因”，這回又聽見什麽“九天九地”的高論，什麽“共產黨丟了農民”，“共產黨不如工商聯可靠”等等高論，這一切能使我相信嗎？不能。（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P116-124）
毛澤東顯然是生氣了。他當然生氣，他出身農村，對中國農村和中國農民十分了解，又是靠農民運動起家，當然不高興梁漱溟在農民問題上指手劃腳。
梁漱溟也生氣了，他不是書呆子，更不是地主階級或某個政黨的代言人；相反，他一貫強調知識分子不應該有黨派色彩，政府也不能有黨派色彩，所以他才提出“無色透明政府”，希望政府成為超階級的“無色透明體”；
梁漱溟隻是一個知識分子——一個對中國社會抱有強烈責任感而且又能在社會實踐中身體力行的學者；尤其對中國農村和中國農民，他不僅有深厚的感情、深刻的研究，他還作過多年的實地考察和實踐：他學富五車、著作等身，但決不是書齋裏的學者。他在90高齡時，曾經對自己下過這樣的結論：“我是一個要實踐的人，是一個要拚命幹的人！”
梁漱溟對自己的評價決不過分，他的確是中國少有的幾個能將自己的學術思想付諸實踐的學者。
1928年，35歲梁漱溟就認為憲政應該以地方自治為基礎，而地方自治又應該由鄉村入手。因此他在廣東作《鄉治十講》，籌辦“鄉治講習所”；
從此時開始，直至抗日戰爭全麵爆發的1937年，近十年時間，梁漱溟全身心地致力於中國鄉村問題的研究和實踐：
就是這樣一位重視農村、重視農民生存狀態，而且十分重視實踐的學者，竟然被周恩來說成是地主的代表，被毛澤東說“他搞所謂‘鄉村建設’，那是地主建設，是鄉村破壞，是國家滅亡！”他當然生氣了，當然要站出來捍衛為自己的觀點和尊嚴了。
梁漱溟要求毛主席拿出“雅量”收回說過的話
梁漱溟又一次寫信給毛澤東申辯道：“你說反對總路線，破壞工農聯盟，我沒有這個意思，你說得不對。請你收回這個話，我要看看你有沒有這個雅量……”
毛澤東又一次未予理睬。到9月16日，梁漱溟再次登台發言申辯，並公開向毛澤東索討雅量：
“我根本沒有反對總路線，而主席卻誣我反對總路線，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無雅量收回他的話。”
一個知識分子敢當麵指責最高領導人，說汙蔑了他，而且要對方認錯！這不僅說明梁漱溟的勇氣，更說明建國初期的政治氛圍。
對梁漱溟公開向自己討要“雅量”的做法，毛澤東的回答是：
“……在梁漱溟看來，點頭承認他是正確的，這就叫‘有雅量’；不承認他是正確的，那就叫沒有‘雅量’。那樣的‘雅量’，我們大概不會有。但是，我們這一點“雅量”還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協委員還可以繼續當下去。”
梁漱溟公開向毛澤東叫板，與領袖你一句我一句的頂撞，讓許多與會代表感到不成體統，不少代表即席發表意見，指責梁漱溟，而梁則站在台上紋絲不動，一副不屈不撓的樣子……
好一個知識分子！而梁漱溟能有幸在那樣的場合與領袖辯論、爭吵，我們還要補充一句：好一位政治家！
今天還有這樣的知識分子嗎？即使有，這樣的知識分子還可能有機會找到那樣的場合、發表那樣的講話嗎？
梁漱溟說，毛澤東故世後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盡管梁漱溟最終還是被轟下了講台，盡管他因此與毛澤東斷了幾十年的交情，但這段政壇往事仍然讓人羨慕、神往。
作為領袖的毛澤東居然與一個知識分子麵對麵地爭論、吵架，居然讓他有機會一次又一次地為自己的觀點辯護，居然很當回事地一次又一次地對他的意見進行批駁——即使是有點兒霸道的批駁，都讓我們感覺到這畢竟是人與人的交往、碰撞、衝突；而不是人被冷冰冰的、毫無人性溫暖的權力擠壓得頭破血流、粉身碎骨……
麵對麵地給領袖提意見、直至爭論，這需要何等的勇氣和幸運嗬？
司馬遷就沒有這樣的幸運。當大將李陵兵敗投降匈奴的事發生之後，漢武帝劉徹主動征求司馬遷的意見。司馬遷與李陵並無私交，但想到李陵“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便覺得應該為其說說好話。於是，就對漢武帝說李陵降匈奴或許別有苦心，況且他以五千步兵殺敵萬餘，是否可以將功折罪……
沒等司馬遷說完，漢武帝就勃然大怒，下令將司馬遷交付審判，最後被判處宮刑。
漢武帝本來還是一個勵精圖治、頗有作為的皇帝。他曾經因為自己錯誤的經濟、軍事政策給百姓造成了苦難而下“罪己詔”，向天下百姓承認錯誤，表示疚歉。可就是這樣的帝王，都容不得知識分子說話，連一次都不行！
至少在50年代初期，至少在聽取知識分子意見上，毛澤東比漢武帝有更多的“雅量”。
然而，毛澤東與梁漱溟畢竟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在這一點上，梁漱溟犯了一個錯誤。
1953年的梁漱溟，誤以為自己與毛澤東的分歧與爭論，不過是一個對中國農村問題有著深刻認識的知識分子，與另一個同樣對中國農村問題具有深刻理解的知識分子發生的分歧和爭論；所以他不屈不撓、再三寫信、發言要把自己的觀點辯論清楚，所以他不依不饒地逼著毛澤東拿出承認錯誤的“雅量”來！
梁漱溟沒有認識到，同樣是對中國農村、農民問題的關心，同樣是他和毛澤東都創辦過農民講習所，他也不應該視毛澤東為與他相同的農村問題學者、農民問題專家；拋開權力不說，即使同是教育農民，他們兩人的差異就像他所說的“九天九地”：
梁漱溟是在做學問——廣大農民如何學會民主憲政、地方自治的學問；而毛澤東則是在幹革命——讓共產黨最終獲取政權的革命；
一句話，梁漱溟是知識分子，毛澤東是權力；不過，我們在1953年看到的權力畢竟是有著濃厚人文色彩的權力，否則，梁漱溟要麽根本就沒有發言的機會，要麽就被抓起來。梁漱溟在相當的時間裏依然是政協委員照當，工資照發，他並沒有受到任何處分。
由於閉門思過、一言不發，梁漱溟反而因禍得福，幸運地躲過了1957年的“右派”帽子。
梁漱溟自己在老年提及此樁公案時，不僅沒有對毛澤東報以惡語，反而作了自責。他說：“有我的頂撞在先，才有毛主席的批判在後……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有些與事實不太相合，正像我的發言也有與事實不符之處，這些都是難免的，可以理解的，沒有什麽。他（指毛澤東）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我想，梁漱溟所說的寂寞是在表露他對毛澤東的懷念；當然，他所懷念的，是那個文人氣質十足的毛澤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