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春和:暴力的由來

暴力潛藏在人性的深處,文明和文化使之幽暗或式微。暴力是一種權力意誌的極度張揚,但並未否定它的隱藏和策略能力。它普遍存在於人性之中,是侵略或防禦的 瞬間力量的集合,是一種超限的工具。但是每個人都不願談及暴力,以防有為暴力辯護之嫌。然而,回避暴力的淡論並不能改變暴力的發生與存在,人類社會以來, 暴力與文明如影隨形。由於政治社會的排擠,暴力隻能潛伏起來,使得人們對它的認識日漸模糊,暴力的真正麵目也已經臉譜化。由於政治的日益精致,暴力又被刻 意化妝,暴力在一些政治語境中又變得崇高起來。人們已經無法辨別暴力的真容,就像非民主製下的政治麵孔。

 

如果單純地審視暴力,暴力等同罪孽,它是文明社會的死敵。每一個理智的人都會厭惡暴力,它是破壞和災難的製造者,其背後的倫理不值得去同情,因此,人們不 再去深究它的生成機理,隻顧義憤填膺,窮追猛打。這是文化的作用對人的理性的普遍催眠,深入到暴力的背後倫理進行追問是一種稀缺,同時也是一種危險。因為 暴力也產生許多悖論,暴力的敵人不一定就是我們的朋友,有時候,敵人的敵人還是敵人,朋友的朋友不一定也是朋友。

 

暴力不同於權力,也不同於強力,它是絕對的強製命令。這是阿倫特的厘定。但是暴力往往並不是一個孤立的表麵現象,其本身並不能構成現實行為。無論是權力操 縱之下的暴力,還是因權力壓迫反抗而起的暴力,都離不開權力的廣泛合作與參與。暴力的形式有多種多樣,有侵略型,有反抗型,但其本質都是一樣的,都是為了 令對手絕對服從。如果不考慮暴力的正義與否,這就是一種成本與收益的精巧計算,並非所有的暴力行為都是出於一時衝動。有的反抗型暴力可能是長期謀劃的結 果,單純的反抗型暴力在本質上是非暴力的,因為它可能在正義的範圍內。因為每個人都喜歡和平,其目的在於生命的安全。霍布斯說:“使人們傾向於和平的激情 是對死亡的畏懼,對舒適生活所必須的事物的欲望,以及通過自己的勤勞取得這一切的希望。”正是由於人們對和平的願望和對死亡的畏懼,暴力才有了作為的空 間,在人們傾心於和平之路時,暴力正好抓住了人類的這一弱點。同時,對於暴力權的保留也是為了對於權力的製衡,權利的擁有並非就是鼓勵使用暴力。公民的持 槍權正是基於此理。

 

濫用的暴力是一種愚昧,它從何而來?它與人類的曆史一起走過了漫長的時空。從該隱第一個殺人開始,魔鬼就成為暴力和謊言之父。人類政治的起源就是為了消除 人性中的魔鬼和暴力狀態,但從來沒有能夠徹底實現這種理想。暴力的減少隻是一種局部現象,並未消除於社會整體。魔鬼隻是暫時被壓製起來,並未全部裝在漁夫 的瓶子裏麵,而有的國家還為魔鬼的肆虐大開方便之門。民主社會的無數努力也隻是束縛了魔鬼和暴力的發作範圍,或者抑製了暴力行使的機會,但未能徹底將其根 除。這本是世界的真相,除惡無法務盡,除惡者不能豁免惡之存在,因此任何人不具有道德優越,必須在自由和民主的省察之中。這是民主社會的誠實,這樣才能把 魔鬼和暴力的作惡降得最低。那些聲言創造永久和諧的社會隻是一種權力策略,其條件就是權力必須絕對掌控暴力工具,然後承諾創造人間天堂。在無處不在的對全 民網格化的防範中,暴力為何頻頻出現?是暴力者自身無源由的暴力擴張欲望嗎,還是另有促其生長的複雜條件?如果不去深究它的生長土壤,僅僅對於暴力的防範 就是一場夢幻,因為防範本身可能就是暴力的發酵機製。當暴力無法針對權力本身之時,它被長期壓製的能量即刻會轉向薄弱和無辜的環節。瞬間的暴力發作不服從 理性,也不要相信它的背後倫理,暴力的超限性可以隨時摧毀一切人倫底線,這並不是它自身的創造,一切隻是政治製度、文化倫理和機器暴力濫用的繼承。

 

由暴力取得的權力會繼續使用暴力。政治結構往往把暴力劃分為合法與非法,與己有利的則為合法,與己有害的則為非法。應該說暴力隻是工具,它本身不具有倫理 能力。政治權力賦予其正義,是因為它是流淌在組織內部的血液,是政治權力的起源。這樣一來,暴力的麵目被分化,其本質也失去了統一性。將暴力豢養起來,召 之即來、揮之即去,這是政治權力的一廂情願。為自己爭奪江山的暴力,是一種顯赫武功,而任何與之對抗的暴力則是邪惡。遺憾的是,由暴力取得統治容易,但由 暴力消滅暴力則比登天還難。但是政治權力以為緊握的暴力等同於權威,任何不服從隻能是暴力粉碎的對象。這是對暴力的充足喂養,而不是消除。政治權力用暴力 維持既得利益,被壓抑的暴力必然用暴力來尋求反抗的正義。成吉思汗血淋淋地說:“人生最大的快樂在於到處追殺你的仇敵,侵略他們的土地,掠奪他們的財富, 然後聽他們妻子兒女的痛哭聲。”這是暴力反抗令人戰栗的緣由,但它驚不醒權杖在手的人。當暴力的履帶碾碎溫和的玫瑰,隻要不能徹底消滅春天,暴力一定會以 另一種方式卷土重來。

 

長期的鬥爭哲學和暴力美學已經賦予其意識形態色彩:槍杆子裏麵出政權。槍杆子成為政治權力的審美核心,專政的手段包括一切不擇手段都已經道德化。馬克思將 暴力稱之為在舊社會摧生新社會的助產婆,並把國家稱為暴力的工具。暴力之美名的獲得,使其具有了在一定條件下的崇高性,因為它可以砸爛舊世界的鎖鏈。新世 界建立之後,暴力本身的魔鬼性使其保留下來,它緊緊貼住權力的衣角,隨時準備用美學化的崇高砸碎任何異義者。於是,暴力在專政之中有了詭異的邏輯,當其為 強權所用之時,目的美化了這種殘酷的手段,暴力受到政治權力的獎賞,獲得正當性與利益勳章。當暴力為受侵害者所用之時,暴力與匪徒、與破壞同名,必然受到 權力以及權力資源的道義譴責。但是基於權力專政的生存本能,從來是這樣把持著對暴力的解釋權。它可以是權力成功的正當基礎,但不得向統治對象等價轉讓。在 鬥爭哲學中,手段已經代替目的,暴力實踐便是政治權力的生存方式。毛澤東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 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這是公開的對於暴力的頌揚,也是坦誠自身與暴力的關係。現在看來,所 有的革命不一定就是暴力,真正的革命是對過去的開放和延展,革命與自由緊密關聯。而暴力不一定就是革命,暴力必須摧毀自由。同樣的是,用暴力實踐所建立的 世界,根本無法消除暴力,是因為權力中心無法剝離與暴力的依附關係,因此,用暴力維持的社會潛伏著更多的暴力,這是對鬥爭哲學的貼切回應。

 

在由暴力建立的政治架構中,不存在人與人之間的平等權利,用暴力征用的一切都視為政治正當。這種由暴力製造的鬥爭場域就彌漫了一種文化,對於暴力的辯護成 為權力專政的政治正當。這還不僅僅是鬥爭哲學的問題,而是一種權力專製對社會的全麵浸染,以此渲染開來,社會倫理崩潰,沒有是非,隻有成敗,暴力僅是手 段。權力的傲慢是其政治靈魂向現實的關閉,它以為僅憑暴力強製就可以打開人們的心靈防禦。在任何暴力之中可能出現對惡的力量的審判,但審判本身也創造了 惡,然後形成了一種文化。這種由暴力作為母體創立的文化從來不會去實現善,謊言是它的外在顯現。權力中的暴力存在是極權存在的證明,證明這世界並非隻有民 主自由,證明民主沒有完成它的使命。謊言文化借暴力的力量反撲普世價值,這是它在權力中心麵前的榮耀。真正的文化應該是對暴力的軟化和征服,但是由鬥爭哲 學支撐起來的文化建設無法脫離它的母體,文化的猙獰麵孔便由此而來。充斥於這個空間的已不是善與悲憫,而是西風壓倒東風,或者是東風消滅西風。真正的文化 精神已被摧毀,或被蹂躪殆盡,文明成為這個世界被四處追趕的野魂孤鬼。一個由暴力機器控製了文化的世界不可能再流淌文明的甘霖,其文化的使命成為暴力的裝 飾,社會因此而坍塌。

 

暴力可能摧毀一個國家,但它無法摧毀人的信仰。真正的信仰不是熱情,它無法被暴力所撲滅,並且往往從暴力中汲取反抗的力量。斯科特·戈登說:“在所有人類 信仰中,宗教教義是最難以妥協的,因為否定神學真理並不僅僅是推理中的一種錯誤。”有一種依持暴力的狂妄以為槍炮可以禁止信仰,於是宗教信仰自由被暴力所 汙褻。然而作為一種複雜的精神狀態,宗教信仰是一種深不可測的存在維度,它不會因任何外在的暴力所屈服。如果認為暴力壓製了因宗教信仰而進行的反抗,那就 是一種典型的自我幻覺。當宗教自由被暴力所蹂躪之後,暴力的反抗將無處不在。任何宗教信仰都有排除政治強迫的天性,拒絕來自政治權力的物質恩賜,這種精神 狀態無法被特定的生存資源所收買。在宗教信仰中,世俗世界沒有救世主,政治權力與之相處就需要智慧和寬容,並善於尋求政治與宗教的分野與秩序。如果一種政 治自負以為對其可以武力專政,則是一種愚蠢的妄想,不但不能使其屈服,還會被宗教之火所焚毀。政治隻是維持秩序,它本身不能發現真理,更不能創造真理。但 總是有一種政治權力把自己當作宇宙真理的化身,偏要讓所有的宗教低頭稱臣。在宗教信仰中,人們可以忍受貧困和肉體之痛苦,但無法接受精神方麵的任何羞辱, 如果有外在的力量以暴力的壓迫介入他們的精神生活,那種殘酷遠遠大於向他們索要生命。

 

來自政治的暴力不是權力,更不是權威,它無法安撫任何關於合法性的質問,也無法安頓各種各樣的即時反抗。由壓迫而導致的暴力反抗完全由暴力種植而成,暴力 為暴力反抗提供了足夠的給養。反抗中的暴力可能是反邏輯的,也可能是任何邏輯的中斷,因此,它往往超出人們的想象,正是以此種方式證明其不息的力量。然 而,現在還有一種權力姿態輕視暴力的各種可能,還以獨步古今的傲慢高舉自身擁有的資源,以此隻能把暴力的發瀉排擠在權力的防範之外,從而收到陰鷙的效用。 但是它忘了,暴力這東西從不按常規出牌。“凡動刀者必死在刀下。”這是《聖經》中的忠告,但他們因權力而擁有了足夠的自負。隻有身懷無處不在的恐懼的人, 在他們眼裏,整個世界都是潛在的敵人。

 

世界上的一切暴力都不會懼怕暴力的圍剿,尤其在宗教信仰的支撐下,每一種暴力都有它的生長圖譜。對於暴力的融化隻能去堵塞它的生長路徑,使其化劍為犁,而 不是用更加愚蠢的方式逼其旺盛。民主政治需要妥協和寬容,更需要智慧,就是說,宗教信仰是不能強迫的,言論自由也是不能封堵的,越是自由的狀態,暴力越沒 有生長的力量。許多宗教信仰並不懼怕死亡,因此不可以死相抵,它正是以放棄世間或放棄生命的方式來克服世俗,以贏得圓滿和超越。非民主政治權力不具有傾聽 他們訴說的耐心,隻相信自己任意揮舞的權杖。然而,暴力有一種絕對的力量,它從不在意對手的政治自信和陣容強大。如果當暴力作為弱者或受壓迫者反擊的一種 證明受到追捧,那麽這個世界的政治就是失敗的,因為它把秩序引向了野蠻社會,這個時候,人們開始追問:到底誰應該出來接受曆史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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