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頑石博客：讀懂毛澤東這封信,可知當年餓死人的真正罪人
讀懂毛澤東這封信,可知當年餓死人的真正罪人
2014-04-16
我昨晚在博客貼出孫經先教授的重磅研究文章《“餓死3600萬”的重大謬誤是怎樣產生的?》後，引來熱議。一些朋友用家族、鄉裏的親曆親聞為孫教授的觀點提供有力的佐證。也有人認為，數據並不重要，不管餓死多少人都是不對的，並將矛頭指向了毛澤東。因此，頑石覺得有必要再為那段曆史做些說明。
頑石：從毛澤東黨內通信看浮誇風真相
一些人認為“不管餓死多少人都不對”是有道理的，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應該弄明白到底餓死了多少人?為什麽會餓死?誰該承擔責任?我們總不能稀裏糊塗、人雲亦雲地活著吧。弄清這些問題，對於每一個中國人來講，不僅有必要，而且非常有意義。當你明白這些真相，你才能真正理解新中國60多年尤其是改革開放30多年的曆史，也才能真正理解為什麽越來越多的老百姓會發自內心的敬仰毛澤東、懷念毛澤東而不是別的什麽人。
三年困難時期的確餓死了人，如河南、四川的一些地方還比較嚴重，這是真的。孫經先教授等嚴肅學者做過長時間的專門研究，得出了比較合符實際的結論，各位如有疑問，可從網上搜索孫教授的相關文章閱讀，我在這裏不再重複。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所謂“餓死幾千萬”則純粹是造謠。製造這種謠言，無非兩個目的：其一，否定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進而否定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其二，否定毛澤東，從而否定毛澤東思想，為一些別有用心者的理論淩駕於毛澤東思想之上提供依據。此不贅述，你懂的。
那個時候為什麽會出現餓死人的現象?原因無非四個字——天災人禍。那幾年，出現了曆史上罕見的自然災害，這方麵的資訊既有史料記載，更有60歲以上健在者的親身經曆可以作證，自是無需辯論。至於人禍，又分兩個方麵：一是中蘇關係破裂，蘇聯逼迫中國人民提早返還債務。本來就有嚴重的自然災害，再加上提早還債，對於社會主義建設還剛剛起步、總體經濟水平還比較落後的新中國可謂禍不單行。二是浮誇風盛行，“畝產一萬斤”“畝產十萬斤”的口號甚囂塵上，導致中央決策出現了一些列重大失誤，這對當時的中國人來說無異於雪上加霜，各地餓死人的事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發生的。
天災不能控製，中蘇交惡也不可逆轉，誰在製造浮誇風卻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是毛澤東製造了浮誇風嗎?可那個時候的毛澤東實際上已經退居二線，再說，農民出身、種田多年、智慧超絕的毛澤東不知道一畝田大約能產多少糧食?對那段曆史不甚了然的請查證(這個不難)，看看當時是誰在主持中央一線工作?那些有關工農業的奇葩決策是哪些人主持製定的?有興趣的還可以查一下1958年10月8日的《人民日報》，看看當天的頭版登載了哪些人在天津專區薊縣畝產11萬斤的稻田前興高采烈地視察。去看看吧，網上就有，照片和文字會告訴你，哪些人才應該承擔浮誇風的曆史責任。
事實上，毛澤東不僅不是浮誇風的始作俑者，而且還是反浮誇風最堅定的帶頭人。我這裏僅舉一例：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六級幹部親筆寫了一封公開信，讀完這封信，你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開浮誇風之謎。
毛澤東當初為什麽要越過中央文件下發程序，親自發公開信直到最底層的“小隊級”?毛澤東在“鄭州會議”等多種場合三令五申的關於“實事求是”指示為什麽貫徹不下去?各種不切實際的瘋狂“指標”為什麽還照舊壓到老百姓身上?“浮誇風”及“亂下命令”的風氣為什麽依然嚴重地危害著農民的利益和黨的聲譽?信中毛澤東所指的“上級”“上麵”，究竟都是哪些層麵?
當我們讀懂了毛澤東的這封公開信，就應該能明白誰是製造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的人禍的真正曆史罪人。
2014.4.16
黨內通信：致六級幹部的公開信
毛澤東
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誌們：
我想和同誌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於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隻管現實可能。例如，去年畝產隻有三百斤，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實際辦不到，有何益處呢？(連八百斤、一千二百斤都覺得是吹牛的人，會鼓吹畝產萬斤、十萬斤嗎?頑石注。)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是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年青幹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植，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年人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麵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隻供下麵參考。此外，上麵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閑時半幹半稀，雜以蕃薯、青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麵積要多少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內，隻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的高額豐產田同時進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後年，這三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實驗，加以改進，試製新式農具。試製成功，在田裏實驗，確實有效，然後才能成批製造，加以推廣。提高機械化，用機械製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的假話。各項增產措施，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的。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麵壓出來的。上麵，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麵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誌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麽叫自由?自由就是對必然的認識。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裏唱的是低調，目的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選自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
頑石博客：讀懂毛澤東這封信,可知當年餓死人的真正罪人
讀懂毛澤東這封信,可知當年餓死人的真正罪人
2014-04-16
我昨晚在博客貼出孫經先教授的重磅研究文章《“餓死3600萬”的重大謬誤是怎樣產生的?》後，引來熱議。一些朋友用家族、鄉裏的親曆親聞為孫教授的觀點提供有力的佐證。也有人認為，數據並不重要，不管餓死多少人都是不對的，並將矛頭指向了毛澤東。因此，頑石覺得有必要再為那段曆史做些說明。
頑石：從毛澤東黨內通信看浮誇風真相
一些人認為“不管餓死多少人都不對”是有道理的，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應該弄明白到底餓死了多少人?為什麽會餓死?誰該承擔責任?我們總不能稀裏糊塗、人雲亦雲地活著吧。弄清這些問題，對於每一個中國人來講，不僅有必要，而且非常有意義。當你明白這些真相，你才能真正理解新中國60多年尤其是改革開放30多年的曆史，也才能真正理解為什麽越來越多的老百姓會發自內心的敬仰毛澤東、懷念毛澤東而不是別的什麽人。
三年困難時期的確餓死了人，如河南、四川的一些地方還比較嚴重，這是真的。孫經先教授等嚴肅學者做過長時間的專門研究，得出了比較合符實際的結論，各位如有疑問，可從網上搜索孫教授的相關文章閱讀，我在這裏不再重複。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所謂“餓死幾千萬”則純粹是造謠。製造這種謠言，無非兩個目的：其一，否定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進而否定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其二，否定毛澤東，從而否定毛澤東思想，為一些別有用心者的理論淩駕於毛澤東思想之上提供依據。此不贅述，你懂的。
那個時候為什麽會出現餓死人的現象?原因無非四個字——天災人禍。那幾年，出現了曆史上罕見的自然災害，這方麵的資訊既有史料記載，更有60歲以上健在者的親身經曆可以作證，自是無需辯論。至於人禍，又分兩個方麵：一是中蘇關係破裂，蘇聯逼迫中國人民提早返還債務。本來就有嚴重的自然災害，再加上提早還債，對於社會主義建設還剛剛起步、總體經濟水平還比較落後的新中國可謂禍不單行。二是浮誇風盛行，“畝產一萬斤”“畝產十萬斤”的口號甚囂塵上，導致中央決策出現了一些列重大失誤，這對當時的中國人來說無異於雪上加霜，各地餓死人的事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發生的。
天災不能控製，中蘇交惡也不可逆轉，誰在製造浮誇風卻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是毛澤東製造了浮誇風嗎?可那個時候的毛澤東實際上已經退居二線，再說，農民出身、種田多年、智慧超絕的毛澤東不知道一畝田大約能產多少糧食?對那段曆史不甚了然的請查證(這個不難)，看看當時是誰在主持中央一線工作?那些有關工農業的奇葩決策是哪些人主持製定的?有興趣的還可以查一下1958年10月8日的《人民日報》，看看當天的頭版登載了哪些人在天津專區薊縣畝產11萬斤的稻田前興高采烈地視察。去看看吧，網上就有，照片和文字會告訴你，哪些人才應該承擔浮誇風的曆史責任。
事實上，毛澤東不僅不是浮誇風的始作俑者，而且還是反浮誇風最堅定的帶頭人。我這裏僅舉一例：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六級幹部親筆寫了一封公開信，讀完這封信，你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開浮誇風之謎。
毛澤東當初為什麽要越過中央文件下發程序，親自發公開信直到最底層的“小隊級”?毛澤東在“鄭州會議”等多種場合三令五申的關於“實事求是”指示為什麽貫徹不下去?各種不切實際的瘋狂“指標”為什麽還照舊壓到老百姓身上?“浮誇風”及“亂下命令”的風氣為什麽依然嚴重地危害著農民的利益和黨的聲譽?信中毛澤東所指的“上級”“上麵”，究竟都是哪些層麵?
當我們讀懂了毛澤東的這封公開信，就應該能明白誰是製造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的人禍的真正曆史罪人。
2014.4.16
黨內通信：致六級幹部的公開信
毛澤東
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誌們：
我想和同誌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於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隻管現實可能。例如，去年畝產隻有三百斤，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實際辦不到，有何益處呢？(連八百斤、一千二百斤都覺得是吹牛的人，會鼓吹畝產萬斤、十萬斤嗎?頑石注。)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是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年青幹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植，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年人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麵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隻供下麵參考。此外，上麵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閑時半幹半稀，雜以蕃薯、青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麵積要多少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內，隻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的高額豐產田同時進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後年，這三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實驗，加以改進，試製新式農具。試製成功，在田裏實驗，確實有效，然後才能成批製造，加以推廣。提高機械化，用機械製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的假話。各項增產措施，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的。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麵壓出來的。上麵，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麵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誌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麽叫自由?自由就是對必然的認識。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裏唱的是低調，目的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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