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胡適、馬相伯、張伯苓、梅貽琦、竺可楨、晏陽初、陶行知、梁漱溟、陳寅恪，他們開風氣之先，不墜青雲之誌。他們的人格風骨、思想情懷、學術風範、學問自由，莫不是時代的榜樣。他們宛如一座座頑強的燈塔，各自照亮一方山河！
“古者稱師曰先生。”但在世人的評判標準裏，並非所有的教師，都配稱“先生”。
百年國史已有鏡鑒：教育盛，雖戰亂紛爭仍人才輩出、民力豐沛、國體向上；教育衰，縱四海平定歌舞升平也社會浮躁、未來迷茫、振興乏力。教育，國之命脈，牽一發而動全身，係百年而導國運，而先生又為百年教育之魂魄，是國之方向性指標。那時的先生們，不擅評職稱，更擅長個性教學法；有知識，更有情趣；有性格，更講人格和品格；教學相長，更傾力愛護學生；不獨守三尺講台，更在廣闊的社會舞台上展示大國民風範；學貫中西，更想回中國致用；熱心時政，更能為國家擔當。
蔡元培、胡適、馬相伯、張伯苓、梅貽琦、竺可楨、晏陽初、陶行知、梁漱溟、陳寅恪，他們開風氣之先，不墜青雲之誌。他們的人格風骨、思想情懷、學術風範、學問自由，莫不是時代的榜樣。在波瀾壯闊的民國文化、烽火連天的抗戰守拙和大江大海的南渡北歸中，他們宛如一座座頑強的燈塔，各自照亮一方山河！
蔡元培：大學教育的長者，小學課本的童心
先生所提倡的“兼容並包”、延攬人才的教育體係，奠定了中國大學的根基。在他看來，大學需要多元的思想碰撞，無論是革命派的陳獨秀，還是留辮子的辜鴻銘，隻要有專長都能到他的大學裏教書。給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曾想用美育來代替宗教，他還能“大學者編小課本”。
胡適：儒雅之河，靜水流深
相比魯迅，胡適溫文爾雅、待人和善，他甚至能說“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他曾寫信勸說周氏兄弟：“我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我最怕的是一個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會。我深深地感覺你們的筆戰裏雙方都含有一點不容忍的態度，所以不知不覺地影響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著少年朋友朝著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這是最令人惋惜的。”胡適堅持使用白話文和白話詩，無論遭多少人罵，他照樣去做。他用理性的、溫和的方式開出一條天地相通的大道。
馬相伯：為叫醒中國，自稱是“叫了一百年的狗”
在他百歲時，上海時尚雜誌《良友》登出他的肖像，國共領袖同聲道賀，而他夢裏不知身是客，喊著殺敵，客死異鄉。他的百年人生與中國的百年屈辱抗爭平行，壽高則多辱，而他傾囊於一個複旦，抬升著東方的希望。如果我們今天還能聽到老人嘶唳的吠叫，一是後輩敏感的心，二是國情使然。
張伯苓：津門一戶南開，進出多少榮辱
先生影像憨態可掬，卻是行走江湖的俠士。當年左翼憤青指責他建校募集的是官僚鄉紳的臭錢，老先生訥訥地說：我就是個挑糞工，用糞土培育你們鮮花啊。先生一生隻做南開一件事。蔣介石敬重他，抗戰最艱難時依然資助辦學，敗退台灣時留下飛機待他南渡。蔣介石臨終前還向兒子蔣經國詢問伯苓先生百年紀念會的籌備情況。後來，先生最後連南開的校門都進不了。那些憤青開始把糞桶潑向一生向善興學的老人。
梅貽琦：聯大八年寒梅，清華一徑新竹
先生瘦得風骨，默得儒雅，至今回望西南聯大的旗幟猶顯妖嬈。赴美後，他一直緊攥著“庚子賠款”的錢袋子，甘於自我拮據。實際上，即便當年執掌西南聯大，太太為了補貼家用也要做餅去賣。1955年，梅貽琦回到台灣新竹籌措清華大學複校，上麵催著要快要大，但他堅持先從研究所一步步辦起，蔣介石也隻能認同。許多年後，印證了先生是對的。今天的台灣清華，規模不及台大的一半，排名卻在台大之前，更無須比照對岸碩大無比的胞校。
竺可楨：時事風雲難測，守拙浙大氣象
先生是氣象學者，1936年危難之際擔任浙江大學校長是一次意外拐彎，卻拐出一片別樣的風景。他身材瘦削、舉止優雅，戴著一副圓圓的眼鏡，貌似苦行僧，眼鏡後麵的光澤“溫厚光輝”。1949年後，他對來訪的新政權代表有過一番發自肺腑的讚許和提醒。他謹言慎行，行政職位一路上行，卻終究無法挽回當過遠征軍的兒子死於非命，他能預測天上的風雲卻弄不懂天下的政治風雲。
晏陽初：平民教育，用花的念想培土
先生早年到歐洲辦報欲教育知識貧瘠的華工，卻在收到一位華工的書信後發現被華工教育了。他把一家人搬到很土，沒有咖啡時就把包穀麵弄糊了替代的地方。抗戰初他輔政湖南，先把冗官裁了一多半，民主選舉出一些有擔當的知識分子，使湖南成為抗日中堅。即使最後大陸沒有了他平民教育的空間，去非洲、東南亞照樣守護花的念想，讓聯合國也為這個幾無國籍的人致以人類的敬禮。
陶行知：知行，春風走過，大地知道
先生做事就是四個字：身體力行。他不畏官、不怕窮、不懼難，他喜歡孩子、喜歡順口溜、喜歡學校，他知道學校能消滅監獄，知識能抗衡獨裁，行動能打破專製。而他還能用知和行造字，再把這個字身體力行地用到自己身上。而今遍及全國的行知學校和育才學校究竟怎樣，先生可知否？後生如何行？
梁漱溟：人生辯論會，諍言獨高遠
100年前的北平，四位誌趣相投的少年，把盞理想後立意：以後不互稱大哥二哥，各以短處總結一字相呼，以資警惕。梁姓同學得名“傲”，演繹了獨具風格的一生，尤其因他與最高領袖毛澤東的一次公開辯論，更被“掃入曆史的垃圾堆”。先生很早就做鄉村建設實驗，發動農民成立自己的組織爭取自身的利益，倡導“倫理本分，職業分途”，沒有勢不兩立的階級，融匯西方現代社會和中國文化的優點。時光是終裁法官，以細節和大節，印證了他傲得正。
陳寅恪：學問是命的另一麵，撐著獨立自由
先生治學如暗夜秉燭，他也是暗夜一燭。喧囂白晝之後的盲者，午夜撫史，端坐舊藤椅，目光如炬，洞徹史實和現實。好友王國維自殺時，陳寅恪仿佛也死過一回，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直活下來。他以德式研究的縝密窮究東方文化的博大沉雄，紙中夾著故國百萬雄兵。先生遠去，卻在《柳如是別傳》中留下影子，那個反清複明的風塵女子便是風雲女子。彪炳千秋的不是威權，是威權下弱弱的不屈、默默的抗爭。
【《 人民文摘 》（201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