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跟蹤過肯尼迪的遺孀，嚐過影星馬龍·白蘭度的拳頭，一手創造了“現代美國名人”概念，甚至可以說沒有羅恩·蓋拉就沒有現在蓬勃發達的八卦產業。
（羅恩最成功、最知名的一張相片：風中的傑奎琳）
我 第一次見到羅恩·蓋拉是在闖入他家後。這位臭名昭著的狗仔和他的妻子貝蒂住在新澤西一幢新古典主義風格的豪宅裏。門前有一個白色大理石噴泉；房子前麵是巨 大的柯林斯式石柱。難怪HBO電視台偵探曾經登門拜訪，有興趣租下這幢房屋，當作《黑道家族》中黑幫老大的家。（電視台後來改了主意，因為房子後麵沒有遊 泳池，隻有一座兔子墳墓。）
在房子前麵有印在水泥地上的手印腳印和蓋拉的簽名，很有好萊塢名人大道的風格。 我走上前，按了幾次門鈴，但門鈴好像壞了。於是，我扯開嗓子大叫，“喂？喂？”然後扭開門把手，猶豫地打開了一條縫隙。隻見眼前有好多雙藍眼睛。麗茲·泰 勒、芭芭拉·史翠珊、羅伯特·雷德福。有十多張黑白照片，它們的瞳孔染了顏色，裝在大幅相框中——一個全是名人照片的私家畫廊。客廳中央是一張紅色的S形 沙發，圍繞它的是一個兩層樓中庭。我向左轉身，被傑姬·奧納西斯（前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的遺孀，後來嫁給希臘船王奧納西斯）的大照片嚇了一跳。我隻能看 見她的充滿驚訝表情的眼睛，肩膀擋住了她的下半張臉。
突然，蓋拉出現，一根三腳架被他當成拐杖杵著。不久前 他剛做了膝蓋手術。“”喂，“喂，進來！”他大聲說，友善，但聲音粗啞。即使在77歲高齡，蓋拉仍然是個讓人害怕的大個子，粗獷的五官，拳擊手式的鼻子， 斷斷續續的笑聲。我們走過沃霍風格的地毯、經過壁爐、走向餐廳桌子。桌子上堆放了一大堆書和出版物。他拿起其中一本他最喜歡的遞給我。書名叫《迪斯科年 代》，出版於2006年。
“這本書被《紐約時報》評選為年度最佳攝影集。”他驕傲地說。我翻開一張54俱樂 部（Studio54是1970年代美國紐約的傳奇俱樂部。也是美國俱樂部文化、夜生活文化等的經典代表。紐約最耀眼的超級名模、搖滾巨星、製片人都是俱 樂部的座上賓。除了明星們，隻有那些長相姣好的人才有資格被挑選進入Studio54.在1979年12月，聯邦特工突襲俱樂部，搜出了毒品和大量現鈔。 俱樂部老板史蒂夫·盧博因逃稅和私藏毒品鋃鐺入獄）的照片。蓋拉兩次被史蒂夫·盧博扔出俱樂部。“我們因此打官司，最後我贏了，”他得意地說，“我的照片 幫我贏得了官司，因為照片顯示他給保鏢下命令。嘿嘿嘿！”
我們剛在廚房坐下，蓋拉的妻子貝蒂走了進來。她張 開雙臂，做出歡迎的手勢。我們曾在電話裏交談過。因為找不到看孩子的保姆，我告訴她不得不改變采訪時間。“哦，我完全理解，”她在電話裏說，“我們也有兩 個孩子。”真的？我原來不知道羅恩有孩子。“他們都死了，”她回答。我尷尬地搜索著安慰的語言。她卻愉快地解釋說，它們是兩隻兔子，三周前被浣熊殺死了。
我們三人交談著，我提到在客廳看到的傑姬·奧納西斯照片。她一副害怕的表情，眉毛揚到了發際。蓋拉夫婦覺得驚奇，我竟然從照片中看到了害怕。“什麽？”貝蒂說，“那是一張絕對美麗的照片！”
我想弄清楚我們談的是同一張照片：有一個黑人站在傑姬前麵，背對鏡頭——也許是一名保鏢？
“那是拳王阿裏！”貝蒂說。
“他在親吻她，”蓋拉解釋說。
美國文化有一種一相情願的習慣，就是把每個瘋狂流氓——諾曼·梅勒、羅曼·波蘭斯基、伊基·波普——變成睿智的老人，歲月和懷舊之情似乎洗刷了所有危險。羅恩·蓋拉不是那樣。他看上去像一位意大利祖父，他的目光精明，性格高傲，態度生硬。他有點兒讓人害怕。
我 們坐在廚房裏，他愉快地回憶著過去的幸福時光，當他把照相機鏡頭對準好萊塢的時候。蓋拉的父母是第一代意大利移民，朝鮮戰爭時，他在空軍服役，第一次接觸 照相機，是一台Roloflex.同時他買了一本叫《如何拍攝漂亮照片》的攝影教材。在藝術學院時他曾考慮過當一名陶藝家，或者舞美指導。但是名人對他總 是充滿吸引力——他說，他覺得好奇，想測試一下，看看他們的光芒是不是真的。事實是，他最後得出結論，任何人都可以成為偶像；真正的“明星”是照相機，它 是“有魔法的媒體”，賦予被拍攝者以光芒。他甚至專門去表演班學習，不是為了成為演員，而是學習如何扮演演員。“我的一名老師說我應該去上課，學習克服和 那些人打交道的害羞和恐懼。確實有幫助，很有幫助。”
他的第一張賣出好價的照片是一個小女孩。他試圖拍攝演 員瓊·洛克哈特的女兒，但是沒有得到允許。於是他拍了另一個女孩，因此賺到62美元。“但是，在創建名人新聞攝影之後，我把自己的技能發揮到淋漓盡致。” 蓋拉滿意地補充說，“一張伊麗莎白·泰勒的照片可以賣到1000美元。購買照片的雜誌包括《Photoplay》、《摩登銀幕》、《銀幕》，當然還有《國 民問詢報》。”那個時候，好萊塢攝影主要是虛假的藝術照，是美國公關機器製造的垃圾。蓋拉信仰歐洲人的海盜精神，再加上他的企業家熱情，將藝術技巧和近乎 瘋狂的執著相結合。
1978年，貝蒂遇到羅恩時，他已經是那個時代最令人恐懼的狗仔，不是唯一的一個，但絕 對是最臭名昭著的。理查德·伯頓（兩度和伊麗莎白·泰勒結婚的英國演員）曾雇傭暴徒去盜竊他的底片。布裏吉特·芭鐸和她的男朋友曾用水龍頭把他趕走。最廣 為人知的是，1973年，傑姬·奧納西斯和他打官司獲勝，法庭命令他不得靠近傑姬及其子女25英尺範圍內。多年來，他每天從紐約布朗克斯區的工作室（用他 父親的地窖改建而成）開車到明星出沒的首映式、畫廊和帕克大道。“1967年，我在懷爾登斯坦畫廊拍攝到傑姬。我跟蹤她找到她的公寓，一旦知道他們的住 址，那就是你守衛的地方。他們就像出洞的老鼠。”
當時蓋拉48歲，貝蒂31歲，他完全沉迷工作，從未結婚。 他告訴我，他還有些害怕和不安全感：他父母的婚姻並不幸福，兩人常吵架，最後竟把一個家分成兩半，各住上下一層。蓋拉的父親是來自意大利小鎮 Potenza的移民，靠製作鋼琴和棺材勉強糊口。羅恩喜歡更美國化的母親，她因為喜歡影星羅納德·考爾曼，而給兒子取名羅恩。
貝 蒂為一家報紙的周末增刊工作，常請羅恩拍照，合作了兩年多後才第一次見麵，才5分鍾，羅恩就向她求婚。“我畢業於肯塔基大學，新聞專業，一直對藝術和曆史 感興趣。”她告訴我，“嫁給他後，我也完全陷進了好萊塢。我從前認為這一行空洞無聊。確實如此。但是，我有機會翻閱他的文件，和他一起旅行，我發現這個瘋 狂的天才*****累積了一段曆史！具有社會學意義的曆史！他記錄了美國曆史上一些重要時刻。嗯，確切說是名流曆史——我說的不是總統羅斯福。”
貝 蒂出生於肯塔基名門。那些時候，蓋拉被看成禍害，寄生蟲：paparazzo（狗仔）一詞源於意大利語的“蚊子”。但是，站在蓋拉的角度，他一直被人們誤 解。他的作品是對虛偽明星體製的糾正。好像名人的“圖靈測試”（用於判別機器人和人的測試方法），檢驗明星是否人類。隻有看到在震驚和自然狀態下的人才能 了解他們的魅力是否真實。
“我的動作很快，這是我的關鍵技巧：快速拍攝，快，快！我甚至不看取景器。這樣才能抓住受驚的表情。美從裏麵輻射而出。”
蓋拉談到他最喜歡的照片，最經典的照片。風中的傑姬·奧納西斯。她走在大街上，風把頭發吹進她的眼睛，她轉頭，微笑著，麵對他——他沒有意識到出租車裏的蓋拉。“我稱之為蒙娜麗莎的微笑。它是開始。是更有趣內容的開始。”
蓋 拉急於把自己和那些更咄咄逼人的狗仔隊區別開。無論是闖進明星臥室的老派歐洲狗仔，還是喜歡拍攝贅肉和糟糕的整容手術的新一代狗仔，他不認同他們的風格。 他說，他更謹慎，不會為了拍攝驚恐的表情而去嚇唬別人。雖然如此，他仍然沒有少嚐拳頭。1973年，他跟蹤馬龍·白蘭度和迪克·卡維特到中國城，結果被白 蘭度打掉了5顆牙齒（白蘭度打壞了拳頭，因為感染住院）。兩人最後在法庭外和解。之後，羅恩再去拍攝白蘭度時總是戴著一副特製的橄欖球頭盔。
（戴著麵罩的羅恩依然跟隨在馬龍·白蘭度身後）
羅 恩和貝蒂結婚後，兩人開始一起跟蹤拍照。那時還沒有移動電話，也沒有紅地毯上的暴民。蓋拉最自豪的是他靈活多變的技巧。為掩人耳目，有時他戴假發、太陽鏡 和帽子，他還曾偽造證件。一次為了拍攝影星多麗絲·戴日光浴的照片，他在她家灌木叢裏挖了一個洞。（作為回應，她先是築了一道牆，然後幹脆搬家。）他跟蹤 傑姬進入一家中國餐廳。然後躲藏在衣帽架後麵，利用僅有的光線，拍攝下傑姬和貝聿銘（華裔建築師，設計了肯尼迪圖書館）及女繼承人多麗絲·杜克會麵的照 片。在未剪輯的照片中，餐廳服務員伸著腦袋試圖擠進鏡頭，而照片的主角們顯然對羅恩的存在一無所知。
羅恩無限懷戀地說，那是從前美好的日子。今天的狗仔隻在乎錢。“他們不講究技巧。太可怕了。我很高興自己能夠寫書。我的書就像我的孩子們。我能夠控製這些書。”
他 無法控製的是今天的暴露文化，在很多方麵說，這一切正是拜他所賜：不僅是TMZ（美國娛樂八卦新聞網站）的視頻拍攝者，還包括所有熱衷八卦的業餘攝影者， 包括那些在Flickr（圖片發布網站）上張貼朋友尷尬照片的中學生；當然還包括在網上銷售自己的色情錄像的真人秀明星。在蓋拉看來，今天的明星都“是羽 量級”。他懷念的其實是保護著好萊塢魅力的厚厚麵紗，被製片公司操控的舊明星體製，然而，按照他的觀點，因為這種體製的極端虛偽應該被撕碎。
貝 蒂和他對布蘭妮·斯皮爾斯現象有著相同觀點。她讓他們覺得不安。因為她曾和一名跟蹤她的狗仔交往；還因為她和傳聞把她逼得近乎瘋狂的攝影師們做交易。貝蒂 說，她是一個變態、令人悲哀的孩子。也許這是因為她背後沒有製片公司，像當年培訓伊麗莎白·泰勒一樣培養她如何成為明星。
我問蓋拉，他對麥莉·賽勒斯（美國歌星，因為主演迪斯尼頻道兒童連續劇《漢娜·蒙大拿》出名）在《名利場》上刊登半裸性感照片有何感想。“嗯，我認為這樣做很危險。危險之處在於，它們明顯帶有色情意味。”
“你不能這麽講。”貝蒂說。
“我想說什麽就說什麽。”
“誰管你。”她皺了皺眉。
蓋拉笑了。“那些照片向年輕人宣揚色情。荷爾蒙已經足夠把年輕人的生活攪得一團糟。現在的人成熟太早——這些女孩，她們很早就被搞大肚子，闖禍的男人被迫幹自己不喜歡的工作。他沒有事業。我認為這是今天的錯誤。他們太早結婚。他們不熱愛自己的工作。”嘿，嘿，嘿。
“如果人人都熱愛他們的工作，這將是個偉大的世界。”
現 在，蓋拉已作為藝術家，作為運用“魔法媒體”的先鋒，得到承認。他的作品在現代藝術博物館展出。他的書受到《紐約時報》的讚賞。他自稱“圖像強盜”，吹噓 說他的藝術根源可以追溯到意大利：“意大利人有偉大的文化，在藝術、音樂方麵。我們有米開朗基羅，有達芬奇。我得說，他們是我的父親！因為我可以選擇自己 的父親：我可以研究他們，因此說他們是我的父親。因為我的父親不像個真正的父親——你知道？”
“安迪（沃 霍）熱愛他。”菲利普·得佩裏拍賣行的圖片部主任查理·謝佩斯說，“他遵循維加（美國攝影師，以黑白街頭照片聞名）的傳統。在我看來，它們是老派的化學照 片——他將作為代表他那個時代的攝影師被載入史冊，像吉約姆·澤爾比代表了30年代一樣。”但是吉約姆·澤爾比是精英咖啡社會的一分子，拍攝對象大多是他 自己的朋友。蓋拉則作為一名外來者，記錄著一個更隨意的年代，那時，明星們還可以自由出入舞廳俱樂部。
謝佩 斯說，印刷媒體仍然是蓋拉照片的最自然載體。數碼時代已經讓他的媒體垂死。蓋拉的痕跡也許無處不在（謝佩斯說，時裝雜誌經常模仿他的影像風格），“如果人 們把它們看成藝術品，那麽世界各地都會有他的作品的交易商，但事實並不是這樣。”（蓋拉指出，阿姆斯特丹和巴黎確實有人買賣他的作品。）但他的市場價值可 能改變。謝佩斯補充說：“誰知道一個人到底為什麽會出名？傑姬·奧納西斯不如她妹妹李·拉茲威爾漂亮，但她卻成為一代偶像。”
蓋拉最新的圖集《NoPictures》即將於11月1日出版，裏麵收集了眾多明星拒絕被拍照的圖像：他們有的舉起手臂遮擋麵孔，有的推開照相機。在每張照片背後一頁用粗大的字體印著他們當時對蓋拉說電話（“是羅恩·蓋拉。快跑！”——瑞安·奧尼爾，《愛情故事》男主角）
蓋 拉的高中意大利語教師康斯坦紮太太曾經對他說，“你要麽成為某人，要麽不名一文。”他相信，在內心深處，人人都想出名。出名是件好事，被人拍照更該看成是 一種讚賞。因此，如果明星說他們對被人拍攝感到憤怒，說明他們在演戲。如果他們對拍照的蓋拉視而不見，則被視為默許。如果他們前一次微笑麵對鏡頭，下一次 卻揮動拳頭，那麽他們就是偽君子。事實上，明星都是虛偽的。“他們假裝不想出名，其實樂在其中。”
他的許多 優秀照片都反應了圖像視覺衝擊和拍攝方式之間的衝突——被拍攝對象的猶豫態度，攝影師的動機，以及觀眾對照片的詮釋。比如，一張照片中，導演伍迪·艾倫一 副退縮的表情，舉著手掌試圖遮擋鏡頭；另一張照片中戴著大墨鏡的女演員凱瑟琳·赫本躲進了自己的轎車。還有和男友抱在一起的茱莉亞·羅伯茨，兩人藏著頭不 願麵對車窗外的鏡頭；連弗蘭克·辛那特納也露出脆弱的一麵，大叫著“你意大利佬，你得到許可了嗎！”
這些照 片拍得很漂亮。但這並非蓋拉對流行文化的最大貢獻。他是公眾對曾經高高在上的明星們的渴望的具體化身，雖然八卦雜誌和網絡已經把明星們從雲端拉下來，公眾 對他們的渴望似乎更加貪婪，更加矛盾。（或者用《Us周刊》的話說，“他們（明星）和我們沒有不同？）蓋拉指出，那些對狗仔隊品頭論足的人正是那些如饑似 渴消費名人照片的人。這些照片滿足了觀眾的平衡心理，體現了名氣換來的報酬和懲罰：照相機鏡頭的階級戰爭。
“今天還有人具備那種天生的光彩嗎？”我問。
“一些女演員有老派的素質，”他猶豫地說，“梅爾·斯特裏普是個偉大的演員，某方麵說像赫本。還有尼克爾·基德曼。她們都是好演員。但是，我不知道她們是否有那種光彩。”
“你會跟蹤她們回家嗎？”
不，他說，“我寧願跟蹤她，她叫什麽來著……”
“你願意跟拍誰？”貝蒂敦促問。
“安吉麗娜·朱莉！安吉麗娜·朱莉”他說。他的眼睛明亮起來。“她有一張性感的臉。還有她的丈夫，他也很漂亮，布拉德·皮特。哦，安吉麗娜·朱莉和她的家庭。”
當然，蓋拉本人現在也成了某種名人。（他喜歡被拍照。這和貝蒂完全相反。在《拒絕拍照》的前言中，他說貝蒂“如此謙遜，和我不同。”）他甚至有一名跟蹤者，一個給他寫親密郵件的女人。貝蒂對此非常反感。
蓋拉對於自己的過去沒有絲毫的後悔。也許隻有一次，1969年，演員格麗泰·嘉寶揮著雨傘對他大喊，“你為什麽要來煩我？我沒有做錯任何事。”他覺得有點羞愧，沒有一直跟蹤她到家。但她的照片仍然出現在《拒絕拍照》中。
他告訴我，傑姬·奧納西斯是所有人中最虛偽的一個。富有、傲慢、勢力，她在自己的櫥櫃裏藏了一本剪貼簿，上麵是所有和她有關的報道。（這是傑姬的女仆告訴他的。）
然而，顯然在他的最著名的拍攝目標去世14年後，他仍然對她念念不忘。“多數時候，她忽視我的存在，”他說，“所以她才是我最喜歡的拍攝目標。因為她讓我以自己的方式拍攝。”
他 的第一本圖片集《傑奎琳》於1974年出版，是他輸掉官司1年後，他在書裏追憶拍攝她的日子：“那是令人興奮的時代。我記得秋天的下午在中央公園閑逛，突 然看到她，像是草叢中的一粒鑽石。”蓋拉拍到傑姬在中央公園騎自行車，參加羅伯特·肯尼迪的葬禮，和孩子們野餐。一次他拍到她買雜誌的照片，像普通美國婦 女一樣買東西。為了拍到傑姬穿泳裝的照片，他甚至假扮水手跟蹤到希臘麥克諾斯島。另一名攝影師拍到了傑姬沒穿上衣的照片。但他說他不會公布那樣的照片： “我有自己的品位。這是好事。”
蓋拉知道他的名氣源於傑姬。當他選擇世界上最注重隱私的名人作為拍攝對象 時，他敲響了這種矛盾現象的喪鍾。蓋拉之後，名人曆經演變，顯得民主化，被衝淡。現在，許多明星選擇走進鏡頭，成為攝影師的精明合作者。他們拍賣新生寶寶 照片，以降低偷拍照片的市場價值；他們操縱攝影師上演虛假的個人生活秀；他們為了掩飾真正的自己而故意暴露。這樣的發展趨勢讓蓋拉覺得無所適從，但也是他 幫助創造的。
貝蒂出去辦事，蓋拉和我坐在他家後院的門廊上，看著他親手建造的噴泉和四季雕像。我們談到去世 的兔子：他說他大概不會再養了，因為它們的死讓貝蒂很傷心。“她喜歡做母親的感覺。”他指給我看他為兔子建造的巨大遊樂場，裏麵有一個花園，一個裝空調的 區域，一個沙盤。在樓上有一個粉紅的“兔子房間”。HBO的人曾考慮把它當做女孩的房間，確實很像。
蓋拉告訴我，他很慶幸他們沒有自己的孩子：這讓他能夠更投入自己的工作。我們重新走進屋內。我問在他拍攝的所有照片中是否有讓他不安的。他說是一張傑姬在餐館的照片。
“她非常生氣，喉結都露出來了。”他神色凝重，“我從未公布那張照片。那是我所不願看到的負麵。我喜歡正麵的東西——比如風中的傑姬。出租車司機猛按喇叭，她一轉頭，我拍下了這張照片！”
兩 天後，我和蓋拉在城裏見麵。我在WaverlyInn預訂了座位。這家時髦餐廳相當於當年的“54俱樂部。”Waverly之行有些奇怪。我們進去時，蓋 拉脖子上掛著兩個巨大的照相機。沒有人要求他把相機寄存起來。但周圍也沒有看到任何名人，大概故意把我們安排在了偏僻的座位，因為我們的樣子和環境顯得如 此不協調。
等待上菜的時候，我們開始談論政治。蓋拉支持共和黨候選人麥凱恩，部分出於對恐怖主義的擔憂。我 問他“9·11”時他在哪裏。“我和傑姬在床上，”他說，然後嘲笑自己的口誤：嘿嘿嘿！“我和貝蒂在床上！從某些方麵說，貝蒂有點兒像傑姬。她的聲音很 小。我比較鬧。雖然現在她變得鬧了。”
離開餐廳後，蓋拉走到街角，開始舉起相機拍攝餐廳、在露天花園裏用餐的普通人。沒有人阻止他，甚至沒有人抬頭。
拉塞爾·西蒙斯（音樂製作人）歪戴著棒球帽走出餐廳。“嗨，拉塞爾！”蓋拉大叫，西蒙斯加快步伐逃走，一副苦惱的表情。
我們站在街角等車。天氣還比較涼爽，漂亮的年輕人牽著手在街上踱步。我們談到文身。他討厭文身，說它把女人變成了“行走的廣告牌”。所以我不喜歡她，她叫什麽什麽來著，那個賽勒斯的女孩。太有煽動性，讓其他十多歲的孩子希望模仿。這不好。“
我問他，拍攝那些煽動照片的安妮·萊博維茨是否有錯。“嗨，我也會拍她，不要弄錯了。”他說，“我會拍她，照片肯定好賣。因為我也有偷窺癖，我拍攝性感的東西！你知道，最性感的素材，往往在豪華轎車裏，透過窗戶能拍到腿。”
我問他，他認為偷窺癖的根源在哪。“在我看來是神秘感。她的衣服後麵是什麽？讓我興奮的是內褲邊線——然而女人們不喜歡內褲邊線的痕跡。在我看來這是最性感的東西。我討厭那種輕薄的東西——丁字褲——我毫不認為它們性感，一點兒也不喜歡。”
我指出，他的喜好已經過時了。現在這個時代甚至丁字褲也算保守了：那麽多的小女星未穿內褲的照片上了報紙。
“糟糕透頂！”蓋拉呻吟說。“我對內褲情有獨鍾。
我指出他有點兒變態——“別往糟糕的方麵想，但是你肯定明白我的意思。”
“老實跟你說！多數男人都這樣。我的變態癖好——嗯，比多數男人多，真的。我經常想，它們從哪裏來。我猜大概可以追溯到我青春期的時，看到窗外晾著內褲，讓我覺得興奮。那是我發泄的渠道。這就是我對自己的心理剖析。”
在 Waverly餐廳時，蓋拉給了我一本《傑奎琳》圖集。一些頁麵被貼上了黃色標簽，他還用紅筆勾出了一些段落。大多是辯護攝影記者言論自由的。這些段落顯 得古怪過時，他辯護的所有元素都發生了變化——從隱私的定義到名氣的性質——他所描繪的世界已經不複存在。然而，蓋拉反對虛偽的觀點在今天仍然有一些說服 力。
“雖然一些勢力的新聞記者不願承認我是他們中的一員。他們中有多少人的作品曾刊登在《生活》、《時代》、《新聞周刊》和《紐約時報》上？”他在《傑奎琳》中寫道，“這將是一場艱難的戰爭，但我們最終將獲得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