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中國的農民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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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摘自崇新嶽"從大曆史的角度看文革（7）"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4607507&PostID=56157483

毛澤東在中國搞社會主義，最大的難題是農民問題。按照馬克思的設想，無產階級革命首先發生在美國那樣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裏。這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小規模個人經營的自耕農式小農經濟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從事“工業化”的農業產生；農民也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農業工人。所以馬克思設想在美國這樣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基礎上搞社會主義，並不存在農民問題。

可是中國完全不同，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時，中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都是從事小規模個人經營的自耕農，因此怎樣農民問題，是中共搞社會主義最大、最棘手的問題。馬克思沒有想過中國這樣的農業國家，跨越資本主義階段，一步跨入社會主義，所以馬克思對解決農民問題基本上沒有什麽理論和設想。這樣一來，解決中國的農民問題，就要靠毛澤東“發展”馬克思主義，提出新的理論和設想。

由於幾千年來的小農經濟，曆史上中國農業一直沒有出現過集團經營、規模經營的概念。舊社會雖說有些大地主擁有大量土地，但大地主還是把土地分散租給一家一戶的農戶個人耕種，並不像西方農場主那樣搞集約化經營。因此，中國農民曆史上就沒有“合作經營”的思想，這是在中國搞農業合作化遇到的一個思想概念上的阻力。

長久以來，中國貧苦農民因為沒有自己的土地，不得不租種地主的土地，受到地主的盤剝之苦，所以他們最大的願望就是擁有自己的土地。1905年，孫中山在創建“同盟會”時，就提出了農民問題。同盟會製定的奮鬥綱領為：“驅逐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孫中山主持大會，會上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並且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號。

當時中國的土地主要掌握在地主富農手裏，大部分農民沒有土地，或者隻有很少的土地。據當時的國民黨農民部估計，地主富農僅占農村人口的15%，卻占有多達80%的土地。這種土地不平均現象，引發中國農民的強烈不滿，也是農民起義和農民革命的驅動力。

孫中山雖說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但實施起來困難重重，因為當時不少國民黨高官本身就是大地主，當然反對觸犯他們利益的“平均地權”土地改革。真正在中國開始搞土地改革的，是毛澤東等人在井岡山時期進行的“土地革命”。1928年毛澤東主持製定了《井岡山土地法》，明確地提出“打土豪、分田地”，把地主富農的土地分給農民，滿足了農民渴望土地的要求，也激發了農民參加革命的積極性。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進行了徹底的土地改革，全部沒收地主富農的土地，平分給廣大貧下中農，真正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後來卻有人說：毛澤東依靠農民打江山，上台後又剝奪農民，用戶籍製把農民綁在土地上。這種說法真是冤枉了毛澤東。

因為農民無償分到土地之後，就必須承擔種地的義務。這個道理很簡單，國家分給你土地之後，你就必須種地，也就是你得到國家分給你的土地之後，你就必須當農民。如果你分到土地不耕種，讓土地荒蕪，肯定是不行的；如果你分到土地，自己不種，租給別人種，那就和地主一樣，是剝削了，也是不行的。所以農民分到土地之後，就必須耕種，也就是必須當農民。

農民白白得到一片屬於自己的土地，這是“得益”；然而人們在“得益”同時，也必須承擔相應的義務，這就是種地。“耕者有其田”和“強製種地”是相生相成的，這樣一來，就必然需要強製性的農業戶籍，把農民“綁”在土地上。

當時中國政府按照是否擁有土地，把人民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類。持“農業戶口”的人擁有土地，也必須承擔種地的義務；“非農業戶口”的人不擁有土地，想種地也沒有土地可種。直至今日，中國仍保留“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這兩類戶籍。

1951年中國大陸實施“平均地權”的分田到戶之後，在一段時間內，的確起到了促進生產和消滅貧困的作用。然而分田單幹的模式，在短時間內效果是比較好的，但它也有很大的缺陷，難於長久地實施。分田單幹的模式主要有三個重大缺陷：

分田單幹的缺陷之一，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出現不公平。因為分田是按照人口來分的，在當時是公平的，可是長久下去就不公平了。比如甲戶有7口人，分得7畝地；乙戶有2口人，分得2畝地，這在當時是公平的。可是20年後，由於種種原因，甲戶由7口人變成2口人，但他們仍占有7畝地；乙戶由2口人變成7口人，但他們也還是隻有2畝地。這樣一來，甲戶2口人種7畝地，變成富農；而乙戶7口人種2畝地，就變成了貧農。這是明顯的不公平。

怎樣改變這種不公平呢？雖說理論上可以采用10年或20年後，根據人口情況重新再分一次地，但實際上實施起來很困難。所以中國目前農村的分田情況，直到現在還是維持1978年時的人口情況分田到戶的狀態，再沒有改動過。

分田單幹的缺陷之二，是隨著人口流動而出現不公平。因為隨著經濟的發展，肯定要有一些農民進入城市當工人。那麽這些農民離開農村之後，他們分得的土地怎麽處理呢？第一種是轉交給自己的親戚耕種，這樣他們的親戚就額外得到一份土地，耕地多於其他沒有進城的農民，這是不公平；第二種是租給別人耕種，這樣就類似於過去地主靠出租土地的使用權，不勞而獲，更不公平。

分田單幹的缺陷之三，是結構性的貧困。中國農民人均耕地麵積隻有2畝左右，按照1畝地收獲1000斤糧食，每斤糧食2元計算，那麽一個農民靠2畝地種糧食，不管怎麽折騰，一年的收獲量也就是2000斤糧食，這樣他的年收入最多也就是4000元，平均月收隻有340元左右，自然是非常貧困的。

有人也許會說：農民可以改種蔬菜等經濟價值較高的農產品。這對於個別的農戶來說，是可以實現的，但對於整體的農民來說，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種菜的農民，他也必須要買糧食吃。如果全國的農民都種菜，沒人種糧食，大家去哪裏買糧食呢？所以大部分農民必須種糧食，才能保證全國人民有飯吃。

怎樣解決上述分田單幹的缺陷呢？毛澤東提出的解決辦法是集體化。搞集體化之後，分田單幹的各種不公平會自然消失，這對於注重“公平”的毛澤東看來，是十分重要的。另外搞集體化，還可能解決分田單幹的結構性貧困。因為搞集體化，可以一部分人種地，另一部分人從事副業或工業。這樣農民的收入，就不僅僅是種田的收入，還有從事副業和工業的收入，那麽收入就有可能大大增加。

而單幹的個體農民，不可能有資本去搞副業和工業，隻有集體化才可能集資去搞副業和工業。因此，單幹的農民隻有兩條路：一條是繼續種地，當然這是不可能致富的；另一條是出賣勞動力，進城打工，這成為單幹農民致富的唯一出路。

不過進城打工，也有很大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老弱病殘的勞動力不值錢，隻有青壯勞動力才能到城裏找到工作。青壯勞動力進城打工，留下老弱病殘在農村種地，勢必影響農業生產。

第二個問題是新中國建立的體製，是建立在工人在城市做工，農民在農村種地的“工農分工”前提下，城市的各種體製都是按照“工農分工”的原則設計的。農民進城打工，就打破了“工農分工”的布局，出現一種新職業“農民工”。“農民工”到底屬於農民，還是工人？身份說不清楚。

過去城市的各種製度，都是為純粹的工人設計的，這些身份不明的“農民工”進城後，當然無法得到純粹工人的待遇，無法得到所謂的“市民權”，這勢必讓進城的農民工感到自己受到歧視。因此，有人提議：取消戶籍製度，讓農民平等地進城來工作。

這種想法或許是好意，但是把事實完全搞錯了。事實上，農業戶口不是歧視農民，反而是起到保護農民的作用。其實最反對取消農業戶口的，不是別人，正是農民本身。

有些人對此不解，因為他們聽到一些住在城市生活的農民，對農業戶籍製非常不滿，就造成一種錯覺，以為農民都希望取消農業戶口。其實住在城市生活的農民，畢竟是少數，他們代表不了大多數在農村生活的農民。

在城市生活的農民，都是農民的佼佼者，所以才能在城市裏找到像樣的工作，能在城裏定居下去，甚至發家致富。這些佼佼者農民，在城市裏生活得很好，所以他們希望長久在城市裏生活下去，自然抱怨他們不能與城市的市民“平等”，因此呼籲取消戶籍製度。

在毛澤東時代，政府保證市民有工作、有住房等，所以人們都想當市民。現在政府已經不再保證市民的工作，不再保證市民的住房，所以市民權的意義就小得多了。一個市民在城裏找不到工作的話，還不如農民，因為農民畢竟還有一份屬於自己的土地，市民則什麽都沒有。

對於大部分不是那麽佼佼的農民來說，他們在城市裏根本找不到像樣的工作，給他們一個平等的市民權，也是廢紙一張。因為大部分不太佼佼的農民，無法在城市裏定居下去，頂多是趁年輕力壯的時候，在城裏幹苦力掙點錢，一旦年老力衰，或者得病，就不會有人再雇他們，他們隻好回到農村去。現在他們有農業戶口，有土地，打工不行還可以回去種地。如果取消農業戶口，取消他們的土地，這些人就連退路也沒有了。

因此，對於大部分不太佼佼的農民來說，給他們一個市民戶口，而不保證他有工作，還不如農民戶口。因為農業戶口與土地是掛鉤的，每一個農業戶口，都分有一份土地的使用權，這份土地上的物產都歸農業戶口者個人所有。而非農業戶口就沒有土地的使用權，當然也得不到土地上的物產，收入隻有靠自己的勞動力。

如果取消戶籍製，取消農業戶口，都改成非農業戶口，就等於取消了農民們的土地使用權，土地全部收回國家，農民變成沒有土地使用權的農業工人。這樣一來，農民們當然不會答應，他們寧願要農業戶口。因為農業戶口對他們來說，畢竟是一種生活的保障。如果要取消農業戶口，就要保證農民有工作，否則大部分農民是不會讚成取消農業戶口的。

現在的農民問題，是毛澤東時代留下的遺產，要想解決的話，難度是極大的。至今為止，中國政府想了很多對策來解決農民問題，也確實解決了一部分問題，但很多關鍵性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較好的解決。2014年1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今年的一號文件《關於全麵深化農村改革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若幹意見》，這說明“三農問題（農民問題、農村問題、農業問題）”，依然麵臨著需要進行重大改革的局麵。

其實“三農問題”的主要矛盾，是分田單幹的小農經濟模式，不適應現代化大生產的矛盾，這就是所謂的“農業現代化”問題。毛澤東曾提出用“集體化”的方式來解決“農業現代化”的思路，但毛澤東之後，這種思路不太被看好；另一種“農業現代化”的思路，是美國式的把農業“工業化”，把農民變成農業工人。但這種思路實施起來，難度也極大。

美國式模式，必須取消目前的農業戶口，取消每個農民都有的一份土地使用權。為了說明這個道理，不妨假設一個例子。假如一個農業公司，向1000個農民租用土地使用權，租得1000畝土地。該農業公司雇用農業工人，在這1000畝土地上進行大規模現代化耕種。但等到收獲之後，該農業公司就要向那1000個農民繳納“地租”，因為農民是不可能讓你無償使用他的土地。農業公司要向1000個“地主”交租，它就必須種植經濟價值較高的經濟作物，才有可能獲利；種植經濟價值較低的糧食，是不可能獲利的。

現在少數地方在給予農民一定經濟補償的情況下，征用農民的土地，租給農業公司種植經濟價值較高的經濟作物，獲得了成功。但這種模式無法在全國推廣，因為全國大部分地方必須種糧食，才能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不可能全國都種經濟作物。

這樣一來，要想在全國範圍內推廣美國模式種糧食，就必須改變目前的農業戶籍製度。而大部分農民不願意取消農業戶口，依舊希望擁有土地，這就使問題變得很難解決。

還有一種土地完全私有化模式，這個難度也極大。如果把現在農民耕種的土地“贈送”給農民，實施完全私有化，土地可以自由買賣。那麽首先遇到的大問題是土地的價值不平等，在大城市附近的1畝地，可以賣幾百萬元；在邊遠山區的1畝地，1萬元也賣不到。這樣大城市附近的農民得到1畝地，就等於得到幾百萬元；邊遠山區的農民得到1畝地，還不到1萬元，這樣的差距也大了。

另外，農村的土地搞私有化，城市的土地是不是也要私有化？農民得到一份可以自由買賣的土地，就等於得到一大筆財富。如果城市的土地不實施私有化，市民們什麽也得不到，肯定反對的呼聲極大；如果城市也搞私有化，怎麽搞？北京市每個市民分到幾平方米的土地？這些都是極大的難題。因此，土地完全私有化模式，也是很難實施的。

當初中共設置“農業戶口”的初衷，絕不是一些人所說的“為了剝奪農民”、“把農民綁在土地上”，而是為了農民的利益。因為“耕者有其田”本來是農民的願望，所以才成為政治家為之奮鬥的目標。從1905年孫中山提出“平均地權”的奮鬥目標，到1951年中國大陸實現“平均地權”這個奮鬥目標，看上去是“勝利”了，但結果又產生出人們當初沒有預想到的新問題。這再次應驗了毛澤東的口頭禪：“事情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