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之後,北平、天津淪陷。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與南開大學的師生南下長沙,合組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幾個月後戰局吃緊,國民政府不得不催促再度南遷,所有師生分海陸兩路進入雲南。
此次浩蕩的南征是世界教育史上罕見的一次“長征”。這所由三家本來相互頗有抵觸、彼此充滿學術競爭的大學組成的高等學府1938年4月2日於昆明迅速建立起來。
昆明多雨。周錦蓀回憶,每逢下雨,雨點打在鐵皮頂上,丁當作響,教授講課便要提高嗓門。一次,經濟係教授陳岱孫上課時,因雨聲太大,學生根本聽不到教師講課,陳教授無奈便在黑板上寫了“下課賞雨”。此段趣事在聯大廣為流傳,並笑稱“正所謂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
聯大學生食堂不僅夥食質量極差,而且很長一段時間每天隻能吃兩頓飯,上午10點和下午4點各吃一餐。很多學生因無錢購買早點,肚子又餓,甚至沒力氣去上頭兩堂課。早上一般是稀飯,晚上才能吃到米飯。但因政府供給的是劣質米,米飯裏沙石、老鼠屎、糠屑很多,學生們戲稱為“八寶飯”。
雲南人愛喝茶,茶館遍布街頭巷尾。“泡茶館”也成了一些西南聯大學生每天必做的功課。
學生“泡茶館”緣於無奈。周錦蓀說,在西南聯大,每個班沒有固定教室,而且隻有椅子,沒有桌子,根本無法攤開書本寫字。而宿舍裏,陰暗潮濕,同樣沒有書桌,學校裏唯一可以提供上自習的地方就是圖書館。那時西南聯大有學生兩三千名,而圖書館卻隻能提供不到200人的座位,所以每天搶占座位成為學校最熱鬧的事情。後來,一些高年級的學生吃完晚飯並不去排隊搶占座位,而是帶著書本三五一群,不緊不慢地溜達出了學校。周錦蓀跟蹤了一次,才發現了秘密:原來他們是到外麵的茶館裏看書學習。
“買一杯最便宜的普洱茶隻要5分錢,而且有煤氣燈照明,最重要的是可以占著位子坐一個晚上,讀書寫字十分清靜。”周錦蓀說,當時校園內沒有供應飲水的設施,去茶館還可順帶解決口渴問題。茶館的老板見到聯大的學生都很頭疼,他們知道,這些學生不到茶館關門是不會主動走的,但大部分老板都很能理解流浪學子的苦處,有些茶館甚至還針對學生,專門提供了“喝白開水隻收費3分”的服務。
說來不信,大家現在所知道的朱自清、聞一多等名人,當時在聯大當教授,生活極端貧困到了難以想象的地步。當時國民政府濫發鈔票,造成物價極速飛漲。與盧溝橋事變之前相比,聯大教授的月薪增長了六七倍,但物價卻上漲了405倍。教授靠那些微薄的月薪根本難以維持一家生計。聯大的教授們不得不想出各種辦法籌措口糧。在社會科學係任教的費孝通賣起了大碗茶,吳大猷教授則去菜市場撿牛骨頭回家給妻子熬湯治病。聯大外語係學生賀祥麟目睹了一件讓他震撼的事情:有一天晚上,他去當時昆明最繁華的商業大街正義路閑逛時,居然見到了他的法文老師、聯大法文專業首席教授拿著師母的遊泳衣在街頭吆喝販賣。
在西南聯大流傳著一個笑話:一名乞丐在大街追逐朱自清乞討,朱自清被糾纏不過,便回頭道:“別跟我要錢,我是教授!”那位乞丐聽到這句話,扭頭就走。
盡管貧困潦倒,聯大的教授卻從沒有為金錢而汙染為師的風範。周錦蓀回憶,當時昆明城中有位附庸風雅的商人,輾轉請朱自清為自己作一篇壽序,好向親友炫耀,潤筆費高達三千,當時朱先生冬天時連棉袍子都做不起一件,但仍婉言謝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