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在“中國變成紅色中國,竹幕降臨”之前,譚恩美的媽媽登上最後從上海開往舊金山的船隻中的一艘。她媽媽在舊金山和丈夫團聚,然後夫婦倆搬到了奧克蘭,幾年後她出生了。
譚恩美小時候對中國的了解也僅止於“美國人混雜的成見”,認為她的一些家人比較幸運,能夠逃出來,而其他親戚就沒那麽幸運。有很多年,她的想法都是圍繞著這種區分展開的,直到她對自己家庭和父母逃離的那個國家的了解增多之後,這些想法才被打破。
問:你對中國最早的看法是什麽?
答:我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長大,那時候我認為中國是個人人都想逃離的監獄。我父母認為自己很幸運,能在1949年之前離開。其他親戚就沒那麽幸運,去了福爾摩沙——那時候我們是這麽稱呼台灣的。他們給我們寫信,說他們工作很辛苦,缺乏像樣的食物、衛生設施和衣服。照片上的他們看起來境遇很不好,日子過得很艱難。我們跟中國的通信完全斷了,對於那些音信全無的親戚,我們隻能祈禱。如果說那時候美國是天堂,那福爾摩沙就是地獄邊境,中國就是地獄。
你去中國之前與那些親戚有什麽聯係嗎?
我16歲那年,爸爸去世,之後媽媽告訴我她在遇見爸爸之前曾在上海嫁給另一個男人。我幾乎不能理解這個驚人的消息,這時她補充說她在中國還有三個女兒。她沒有解釋為什麽她們在中國而她在加利福尼亞州。多年後她隻說她之前的丈夫是個壞人。如果我逼問她,她會說我不能理解是因為我是美國人。我似乎無法理解她人生的悲劇,這令她特別悲痛,比如她媽媽在她9歲時自殺了,留下她一個人孤孤單單,無依無靠。
她給我看她們的照片。二女兒金豆(音譯)很美麗。她長得像我媽媽。她也符合我童年時對農民的模式化想象。她帶著圓錐形的帽子,穿著農民的衣服,站在稻田邊。那本可能是我的生活。
後來,中國不再是無形的監獄。我想象著自己生活在那裏,戴著圓錐形的帽子,在深夜給媽媽寫信,我的漢字寫得很漂亮,跟我新發現的姐姐們寫的一樣。“我每天都盼著你回來,”金豆曾寫信這樣跟她說,“你要是回來了,我就能重獲幸福了。”
她回去了嗎?
是的,1979年,在分別30年之後,媽媽回去看望她的三個女兒。金豆住在一個全是稻農的村子裏。她嫁給了一個赤腳醫生,他們和幾個同誌在一個棚屋裏用簡樸的飯菜招待我媽媽。棚屋的牆上糊著報紙禦寒。
你第一次去中國是什麽時候?
1987年,我和媽媽、丈夫一起去的。我們下了飛機,走進一個塗成牙膏綠色的機場。我本以為自己會融入人群。但實際上,我被當地人圍住了,他們目瞪口呆地看著我,毫不掩飾地議論我紫色的奇裝異服。
現在我差不多每年去一次。我去過的最耀眼、最現代化的機場在中國。我住過的最酷、最高科技的酒店在中國。我去過的裝修最獨特的美發店在中國。我忍受過的最嚴重的汙染在中國。我經常回去。那裏不再是每個人都想逃離的地方。實際上,普遍的情況是中國學生去美國讀書,然後回國開公司,賺大錢。
你對中國的態度改變了嗎?
我不再把中國看做一個負擔和還人情債的地方,而是看做孕育我家不可思議的曆史的起源之地。我曾經和金豆坐很長時間的渡船去上海附近的一個小島上的住宅,我媽媽和金豆都是在那裏長大的。我聽她講在稻田裏幹活的故事,她戴著錐形帽,一邊跳舞、喊叫,一邊把螞蝗從小腿上扯下來。最後她跟我講了媽媽離去後她的遭遇,講了她爸爸的小老婆怎麽虐待她。金豆給我講述過去的經曆時,揮舞著胳膊,拍打著胸膛,看起來我們像在激烈地爭執著什麽。
譚恩美同母異父的姐姐、一直生活在中國的金豆。
“那是不對的,”她不斷重複著這句話。她的意思是繼母不該那樣對待她,她的爸爸不該那樣對待我們的媽媽,我媽媽不該拋棄三個女兒去找自己的情人,然後嫁給那個情人,和他生三個孩子——其中有個女兒正坐在她旁邊,聽她哭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