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644年滿清入關，成為統治中國的新皇朝，到1911年，經曆了漫長的二百六十七年。中國曆史好像存在一個咒語，就是沒有任何一個皇朝統治神州，能夠超過三百年。最長的大唐，從公元618年到907年， 延續289年。兩漢倒是延續了四百多年，可那是兩個不同的朝代，中間還有王莽新朝，後期更是天下三分，皇權空掛；東西漢實際各領風騷二百年。宋朝像兩漢，也分兩段，不稱東西稱南北。南北交替時，兩個皇上被俘，一半國土淪喪。去掉讓人傷心的南宋一百五十年，輝煌的北宋，還不到170年！明朝治國有方，天下太平，四海懾服。可到了第276年時，大災大亂，義軍進城；皇帝上吊，外夷入主；大明王朝也沒超出300年大限。最後到了清朝，先盛後衰地拖了近270年，後70年更是災難重重，內外交困。盡管清廷想用立憲改良來延長自己的統治，但由於無意真正實現憲政，反倒弄巧成拙，激化了社會矛盾。這個皇朝離徹底垮台還有多遠，沒人能明確預告；但人們相信這一天不是遠不可及，任何一天都可能是倒數計時的開始。政權維持的長短，取決於是否有天災，有人禍，有大的突發事件發生。而發生在1911年春夏的四川保路運動，就是把清皇權帶入死路的大事件。
什麽叫保路？就是保護修建鐵路的權益。清政府要引入外資並實現國有化，而民營的大小股東們堅持民辦，反對外國涉入，反對政府官營，保護自己的權利和既得利益。
1903年9月，清政府為了推行「新政」，允許招商局集商股成立鐵路、礦物等實業公司。因此，各省的鐵路公司陸續成立，開始興建民辦鐵路。在四川，成立了“川漢鐵路公司”，主要承辦從四川成都到湖北漢口的鐵路。由於各地的經濟差別，也由於各公司的管理和技術水平的差別，造成各省民辦鐵路公司的良莠不齊，結果是鐵路興建進程很慢。到了1910年，在郵傳大臣盛宣懷的極力推動下，清政府決心改變鐵路民辦這一政策，實行國有化各省的民營鐵路公司。再和美英法德日等大國商談貸款，用大資本高效快速地興建全國主要幹線；同時還允許地方和民營在各度興建支線鐵路。客觀地說，清政府推行的這個政策，有助於加速發展中國鐵路建設，也利於統籌管理全國交通運輸。民國後的建路方針，原則上和這個政策相符。問題出在了國有化出台的時機和政府強行推動的手段。
1911年 (辛亥)5月9日，清政府發出了國有化鐵路的“上諭”。這個上諭指出：以往建路，不分枝幹，不量民力，一紙呈請輒行批準商辦，導致路政的錯亂紛歧。這種商辦政策的結果在廣東是“收股及半，而造路無多”；在四川是“倒帳甚巨，參追無著”；在湖南與湖北，更是“設局多年，徒資坐耗”。如果這種狀況曠日持久，民累加深，後果不堪。所以宣布，全國各省集股商辦的幹線鐵路，一律收為國有，而枝路則仍許商民量力酌行。5月20日，和英法德美四國的銀行簽訂了《湖北湖南兩省境內粵漢鐵路、湖北境內川漢鐵路借款合同》，舉債1000萬英鎊。這就是清政府的“收路”。
過去我們接觸的曆史書，都說清政府以鐵路國有來出賣鐵路主權，讓帝國主義有機會控製國家命脈。從而導致了愛國士紳、商賈和民眾的奮起反抗，發動了反對清政府的賣國的“保路運動”。仔細回首這段曆史，問題好像還不是這麽簡單。但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我們先放下。借外資發展民族工業，是二十世紀以來發展中國家振興經濟的通途。從大清過後的民國初年，到現在的改革開放，曆代中國政府做過同樣的事。所以借貸不見得是賣國，關鍵是借貸的條件。清政府這次是否在出賣主權，看看合同就很清楚。一、清政府向德、法、英、美四國銀行借款一千萬英鎊，年利息為五厘。用於建造1800華裏的鐵路以及車輛設備，鐵路將在3年內完工，貸款則須在40年內還清。二、受貸款方則以兩省的百貨稅收和鹽稅等合計520萬兩作為抵押；如能按期償還，貸款方不得幹預各兩省稅收。三、鐵路建造與管理的全部權力歸中方所有，並由中方自行選派三名洋人總工程師；總工程師聽命於中方督辦大臣。委任、辭退有關人員的最終裁決權，在中國郵傳部。四、所用鐵軌，必須使用中國漢陽鐵工廠自行製造的產品。價格則由郵傳部比較歐美產品價格而定。所需從外國購入的重要原材料與產品，須通過招標方式進行，定購材料及支取費用，須由中方督辦大臣或總辦核準簽字。這幾條主要項目。基本確保了中方的利益。按經手國有和借貸的郵傳大臣盛宣懷說法， “以上各節，磋商數月，會晤將及二十次，辯論不止數萬言。於原約稍可力爭者，舌敝唇焦，始得挽回數事。實已無可再爭”。作為名商和對民族工業充滿熱忱的盛宣懷，指責他出賣民族工業，確實有些冤枉。
這麽一個不算壞的借款，和加快國家鐵路建設的國有，怎麽會導致四川大亂，以致革命爆發呢？根子就在清廷從立憲運動開始後不斷失去的民心和信任，也在於它一貫所謂強硬的對民政策。到了1911年，全國基本省輿論大開，而且多數報紙是站在朝廷對立麵的。同時，各省代表民意的谘議局的影響和作為越來越大，成為對省政府的監督和牽製。像四川成立的保路同誌會，正副會長就是四川谘議局的正副議長蒲殿俊、羅綸。所以一邊是立憲大旗下成立的民谘機構和權益受到侵害的人民，當然，還有大造清廷賣國的輿論；另一邊是失信於立憲又不肯通融的強勢政府。這個爭鬥，隻能是從流血開始，以暴力結束。
四川人民為什麽那麽反對國有呢？當初組建“川漢鐵路公司”，商家，官員和民間集資一千四百萬兩股值。後來在經營中，有人拿其中的三百萬去投資墨西哥橡膠，結果是血本無歸。加之多年虧損，使市值已經遠遠低於當初的一千四百萬兩。盛宣懷要國有，按股份的性質，分為七百萬保值，照股收購；另外七百萬，隻承認其中四百萬可以收購，其它三百萬，就是死股，不值分文。按盛宣懷說法，不能拿百姓的錢，去補你們的欠債大窟窿。而持這三百萬死股的股民，正是掙血汗錢想投資發小財的普通民眾。而且可收買股的股值，也低於人們的期待值。這麽大的觸動民生的變動，事先不做統籌規劃；遇到阻遏時不考慮更改通融；最後甚至動用軍隊強行鎮壓，殺死30多名遊行集會的民眾。民能不反，國可久安？
整個過程，攝政王考慮的是朝廷不可失去顏麵，退步求全，更怕反對浪潮由四川推向全國，所以下令嚴辦。實際操作人盛宣懷是“算盤思維”和不懂得政府對人民應該應該有“涵複之義”（張謇語），錙銖計較，一味孤行。另二位操作者，劊子手趙爾豐、端方，隻知道用槍杆子對民眾說話，最後自己也死於反叛的槍口之下。而自由的輿論界，一邊倒地用愛國升高溫度，用為民請命給自己壯膽；谘議局，看到這是最好的宣傳自己的機會。最值得同情的是芸芸眾生，命運總是操掌在大人物的手裏，而自已又不甘心任人擺布。立憲，給中國人帶來了從未有過的自由。但無論是皇朝，社會精英，還是草民，都沒有做好接受自由的準備。自由，帶來了動亂；動亂，催生了革命。
和平的立憲，終於讓位給了武裝的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