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否被當成了‘紙老虎’？”2013年11月下旬，美軍飛機在未事先通報的情況下飛入中國防空識別區，英國記者在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拋出了這個問題。
對此筆者（朝日新聞記者）苦笑一下。比起軍事上是否被當成“紙老虎”，筆者對於中國國內社會福利方麵所反映出的與“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不相符的“紙老虎”狀態更有體會。這些體會源自日常的采訪。為了不被中國對外表現出的嚇人模樣所迷惑，本文將為大家介紹一些中國國內的問題。
發達國家50年代的水平
年均309元。這是中國農民每年可享受的政府醫療保險金額，政府財政支出（250元）加上個人每月繳費的總額。還有一個數值，每月55元——這是中央政府支付給60歲以上農民的基本養老金。在此基礎上，加上各自地方政府的補助金，農民每月能夠獲得的養老金最多也隻有100元左右。僅相當於一條廉價香煙的價錢。
作為一個國內生產總值保持8%左右增長率的“經濟大國”，中央政府支付給農民的年均基本養老金從2009年農村養老金製度建立以來就沒有增長過。與之相對的，國家公務員則從新中國成立後不久就開始長期享受公費醫療，公務員無需個人繳納養老金就可以在退休後領取養老金。對比之鮮明更加凸顯了農村福利的冷遇。
“僅有一成。”從事中國社會保障製度研究的首都經貿大學勞動經濟學院副院長朱俊生麵對記者采訪時，對中國的社會保障費用所占政府財政支出比例之低表示憤慨。他指出，中國目前的社會福利僅相當於發達國家50年代的水平，“政府不該隻顧經濟建設，而是應該更多地關注社會福利政策。”
2012年的統計數據顯示，包括政府養老金在內的社會保障費用約占財政支出的1%。醫療保險的財源“醫療衛生”費用占財政支出的6%。這其中還包括了對自然災害受災者及退伍軍人的援助，公立醫院的經費等名目繁多的項目。因此，真正用於養老金和醫療保險的資金在財政支出中所占的實際比例僅有一小部分。
家財散盡，抗癌治療被迫中斷
中國政府從2000年代中期以來開始實施麵向農民的醫療保險和養老金製度。隨著國民貧富差距的擴大，始終處於社會發展邊緣的農村，相繼爆發了抗議行動。在這樣的背景下，需要實施福利政策來避免社會不穩定。該製度開始後數年，政府稱居民的加入率都接近100%，自詡為“實現了全民保險”。
然而，製度的內容不完善，並未能充分發揮其“安全網”的作用。
四川省自貢市曹房村的農民王維新（35歲）今年1月被迫中斷了長子王子豪（5歲）的抗癌治療。小子豪因患視網膜癌而雙目失明，手術後留在北京繼續治療，然而後期治療僅持續了10個月就因經濟問題被迫中止。“我們已經沒錢了。要是有人買，就是要我賣手賣腳我也甘願。我需要錢啊。”采訪過程中，王維新泣不成聲。
因視網膜癌而雙目失明的王子豪
王家全家的月收入約2千元，為了給孩子治病，幾乎跟村裏的每家都借過錢。前前後後已經花了40萬，如今已經沒有地方能再借錢給他了。
中國的農民醫療保險的保險基本金約8成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負擔。其餘部分由加入者個人承擔。王家當年也是每年每人繳納了50元，所以醫療費的大部分都應該由醫療保險來支付。然而，地方政府的負責人前年通知王維新，“地方財政困難，醫療費的個人承擔比例上調了。”
醫療費的個人承擔比例並非全國統一，而是根據各地政府的財政狀況獨自製定。醫保給報銷的醫療費上限為各地平均年收入的8倍，最低為6萬元。在這一規定下，在財政充足的北京市，市民最高可報銷18萬元，上海市可報銷20萬元。而與此相對，農民的平均收入僅為城市居民的3成（年均7900元），製度上的差別對待顯而易見。
小子豪的治療費中，醫保能給報銷的部分僅占總費用的六分之一。采訪中，王維新憤慨地告訴記者，“這麽不公平，孩子太可憐了。”
先進醫療 農民可望不可及
製度上還有一處對地方農民十分不利的內容。北京某綜合醫院內聚集了大量地方上來的農民，這些農民大多沒有能力支付超出政府醫療保險報銷部分之外的治療費用。而這家醫院因與慈善機構合作，如果在該醫院就醫的話，患者的部分治療費可以由慈善機構代出。所以消息口口相傳，很多農民都聞訊前來就診。
中國現有的醫療保險製度下，農民一旦離開戶籍所在地的省份或自治區，到大城市接受治療，其醫療費中個人負擔比率就會成倍增長。雖說該製度初衷是“防止輕度病症患者過度占用大城市的先進醫療資源”（衛生部的研究組語），但對於醫療水平偏低的內陸地區的農民而言，大城市裏的先進醫療服務至今依舊遙不可及。
在北京某醫院接受治療的母子
該綜合醫院的醫生告訴記者，北京市戶口的兒童可免費享受的同等醫療救治，市外農村戶口的兒童則需要個人承擔7到10成的醫療費。“需要接受長期治療的農民幾乎都苦於費用問題”。
截至2012年，中國的農民人口（農村戶籍）約有6億4000萬人，占總人口的一半。今後，每年將有近500萬人開始領取養老金。有專家指出，“為了維持基本生活，農民的基本養老金需達到年收入的45%（3500元）。”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醫療費用的增加勢必給財政帶來潛在壓力。中國政府努力維持高度經濟增長，不斷擴大財政收入的最大原因也正在於此。
記者還想介紹另一組耐人尋味的數據。2012年秋季日中關係因尖閣諸島（中國稱釣魚島）問題驟然緊張，各地相繼爆發反日遊行。兩個月後，中國召開十八大。習近平當選總書記前，《環球時報》的調查機構公布了一項全國輿論調查。調查共收集18歲以上成年公民有效回答1200份。其中，關於“今後5至10年中國的主要目標”（單選）一問，有32.4%的回答選擇“提高國民生活水平，實現社會公平”，20.7%的回答為“發展經濟和建設現代化強國”，僅12.7%的人選擇了被視為與尖閣問題有關的“維持國防和統一”。可以解讀為，相比超過10%的軍費開支增長，大多數國民更期待穩定的生活和社會保障費用的增加。
中國設定防空識別區後，記者曾就此舉對今後日中關係的影響采訪了中國政府智庫的某學者。該學者列舉了2012年的反日遊行，擔憂日中關係進一步惡化。當記者問到:“相比領土問題，國民其實更關心自己的生活吧？”這位學者沉默片刻後回答說，“國民關注的內容，日中兩國都是一樣的吧。”
《朝日新聞》 2014.01.13
作者簡介:
石田耕一郎，朝日新聞社沈陽支局長。1997年入社。先後任職於金澤支局、神戶支局、大阪和東京總社的社會部。曾在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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