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進化和心理學的角度解析中華民族的“群體妄想症”
引：最近兩件事給了我這篇文章的靈感，一是ABC“辱華”事件，二是我本人在華夏文摘論壇上的遭遇。我在網上的論戰中因各種複雜的原因說出了極不符合大多數人觀念的言語，並被某些人抓住不放，還在華夏論壇開專線“批鬥”。當然，為這樣無聊的糾纏寫文章是不值得的，但這些事卻促使我寫下了此文，其主題是分析一種和這些事件相關的心理狀態，從而解答這個問題：為什麽那麽多中國人對一兩句話和其中表達的完全不可能的內容 – 比如一個6歲小孩要“殺光中國人”，或者雲易“向中國扔原子彈” - 如此“認真”？
1. 從“妄想症”到“群體妄想症”
現代心理學中有一種精神病叫“妄想症”（Paranoia），它的特點就是患病者總是覺得有人要迫害他們。這些患病者會為一些在他人眼裏根本不存在的“危機”而成天處在一種不安寧的精神狀態之中。嚴重的患者往往會把幻想的威脅看成真實，最後主動出手傷害他人，使自己從幻想中的“受害者”變成為實際的施害者。（作為一個懸疑小說迷在此我不禁要提一下，一些現代西方的心理懸疑小說都運用這個模式，在小說的結尾故事的主人公成為了真正的凶手。）
回過頭看“新中國”之後的群眾運動。這些運動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以實際的行動去傷害甚至殘殺那些幻想中的“敵人”，比如“反革命”，“臭知識分子”，“地富反壞右”。殘害這些人的理由就是這些人是潛在的“危險”，如果不把他們消除，以後“廣大勞動人民”就要“遭殃” 。當然結果是本來平安無事的“廣大勞動人民”團結動起手來把本來毫無威脅的“敵人”以各種手段統統“消滅”了 ，導致了一個民族的悲劇。這就是典型的“妄想症”。當一個群體中的很多人，甚至大多數人都具備這樣的心態，我們就可以稱之為“群體妄想症”。文化大革命的之所以如此“成功”，就是因為中國人的這個“群體妄想症”。如果沒有這個群體心理基礎，毛澤東一個人有天大的能耐，也不可能使文革運動產生如此“天地翻覆”的效應。
這樣的心理模式，目前仍然在“中華民族”這個群體中普遍存在著。這次的ABC“辱華”事件，其實就是這個和文革相同的症狀的一次小規模的爆發。我個人就聽見不少中國人提起這個事件時，懷著一種對未來的“深切擔憂”，即“中國人會被他們殺死”，“他們會殺死中國人！”“他要殺死你的！”麵對這些誇張的反應，我很無奈。我的問題是，“他們”是誰？是除華裔以外的所有美國人嗎？“他”又是誰？是吉米 科莫爾（Jimmy Kimmel）？還是那個6歲的小孩？在我看來，這些人根本不可能做出要殺死“所有中國人”的事。令人驚歎的是，很多中國人（甚至包括一些受他們熏陶的華人小孩）都真的認為，一旦他們說了這個話，以後就可能做出這種事。（更不必提說出這些話的前因後果。這一點體現了中國人搞文字獄的厲害：為了證實自己的病態幻覺而斷章取義）。
美國是目前世界上對移民最為寬容的國家，有著最為公平的（仍然是不完美的）移民政策，以及種族保護政策。然而，在享受著這個製度的美籍華人中，為什麽有那麽多的人對這個事實視而不見，卻對一點芝麻大的小事如此大動肝火，做出這種打起“反種族歧視”但實際上卻是挑起種族仇恨的行為？如果是個人的病症，原因會各個不同，但當一個群體都出現同樣的症狀時，答案應該是深埋在曆史和文化中。筆者認為，中國人中普遍存在的“妄想症”是源於一種群體“生存危機感”，這個群體的生存危機感一般出現在長期落後而封閉的文化群體中。
2. “生存危機感”的曆史根源
在此我首先解釋一下“落後”與“封閉”的詞義。“落後”，在曆史學或文化學中有不同的解釋，也存在很多不一致的爭論，但在本文中主要指經濟和生產力的落後，即生產力太貧乏以致於不足以提供該群體的人所需要的物質供給。“封閉”是指一種長期和其他文化缺乏聯係溝通的孤立狀態。在任何一個文化群體中，一旦生產力提高之後，人口必然增長，而由於人口的增長速度大大超過生產力的發展速度，在一定的時間階段之後，物質供給（自然資源和生產力）必然會無法滿足這個群體的需要，從而引發該群體的生存危機。這個簡單的原理就是馬爾薩斯人口危機論的全部理論基礎。
解決這個矛盾的方式，1，提高生產力和人的文明素質（曆史證明人的文明素質和生殖率成反比）從而降低人口和供給之間的矛盾；2，開拓新的生存空間；3，群體內相互殘殺（自殘），以減少人口從而達到人口和供給的平衡；4，導致人口大量死亡的自然災害。當這四點都失敗時文化群體就會自行滅亡。歐洲文明因其特殊的曆史和自然條件，成功地做到了前兩點，而多數其他封閉環境中的文化或文明則因為“無處逃生”，都或多或少地采取第三種措施：自相殘殺，或者更加無奈地自行消亡。
因環境封閉而自行滅亡的人類文化群體數不勝數，其中很多都無從被現代人知曉了。最有名的就是複合節島上的文化，以及南美洲的多個文明的自生自滅。自相殘殺的例子更為普及，最典型的就是在文明之前和文明之初存在於幾乎任何一個文化群體中（包括今天的中國！）的“殺嬰” - 當生下了無法供養的孩子時，父/母就殺掉嬰兒。自相殘殺（“自殘”）還體現在很多文化群體中的習俗中。我們常常對一些民族（包括我們自己）的習俗不解，比如日本人的剖腹自殺，印度的薩蒂（Sati），中國女人的纏小足等等，筆者認為這些都是一種由群體心理危機導致的群體病態行為。最過分的大約當屬中南美州的活人祭祀。據傳阿茲特克人（Aztec）在1487年一次天災之後活人祭祀的人數到達8萬之眾（好在都是自告奮勇）。
中國這片土地的確曾經資源遼闊，滋養了華夏文明，然而，由於它和其它文明的隔絕（雖然隔絕的程度不如中南美洲），華夏民族自古以來仍然具有著強烈的“生存危機感”。事實上，在中國人中流傳了幾千年的“多子多福”，“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這個傳統理念本身，就是生存危機感的“精神副產品”。熟悉進化論的人都知道，越是低級的生物，由於生存能力的低下（存活率低），不得不通過高繁殖率來保障後代的延續。而越是高級的動物，生殖率反而降低。人的文明發展也一樣，越是在文明的進程中處於低級狀態的群體，生殖率越高，人們越是受生兒育女的拖累，而越是發達的文明中，生殖率越低，人的生活中心也從繁衍後代轉移到個人的生活質量。這個規律大約也是大自然的一種自我調節，以免某一種類生物的總數和其它種類比例失調。曆史學家Will Doran在《文明的故事》第一卷中這樣說道：“在動物世界中，父/母對子女照顧越多，繁殖力和死亡率就會隨之下降，在人類中，隨著文明的提升，生殖率和死亡率也隨之下降”("Throughout animal world fertility and destruction decreases as parental care increases; throughout the human world the birth rate and death rate fall as civilization rises." )（Story of Civilization, Part I, Our Oriental Heritage, Simon and Schuster, 1954, page 30.）從這個規律我們也可以反過來推測，人類以及各種生物在存活率低時都會以大量的繁殖率來保證其生命的延續，所以中國人的多子多福的理念，在潛意識中其實是一種不安全意識，即由於生命得不到保障，才把希望寄托在“數量”上。而這個觀念本身，就是中華文明極其落後的標誌。
由於“多子多福”的傳統理念，中國人一旦在生存不受威脅時都積極地傳宗接代，所以人口迅速上升，導致人口和資源供給之間的矛盾迅速激化，於是吃不飽的人揭竿而起，天下大亂，之後人口大幅度削減，終於天下太平，又開始新一輪的循環。如此循環，華夏民族就這樣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中掙紮著原地踏步了幾千年，以至於至今還在上演殺嬰（以及殺害以及殘害親生兒女）以及人吃人（尤其大躍進和文革期間）的悲劇。
在中國這個封閉的環境中，大家都認識到“天下”就這麽大，“時候”一到，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所以生存危機永遠都沒有被消除。不管儒家經典書上如何說，不管共產主義如何教育，深埋在華夏民族心靈中的，是“與人為敵”的強烈的生存和競爭意識。共生理念，人道主義，利他主義等等這樣的思想作為群體意識形態基本上不可能在中國文化中生根。其實不奇怪，如果我們理解到像科學，人道主義意識等等這樣的人類高級精神活動需要在生存危機消除之後才能得到發展，那麽我們就可以揭開幾千年中國文明始終沒有發展出科學和理性精神的謎底：因為華夏文明史的一治一亂是完全相同的重複循環，華夏文明在近幾千年中沒有任何實質上的進步，所以“中華民族”這個群體從來沒有真正擺脫過生存危機。是的，在21世紀的今天擺在中國執政者桌麵上的論題還是和五千多年前的文明之初一樣的問題：“吃飯問題”。
3。“生存危機感”，“生存焦慮”及“妄想症”的心理根源
“生存危機感”是一種對威脅自身生存的各種可能性的擔憂和恐懼。任何一種對將要發生的不祥之事的擔憂和恐懼心態在心理學上都叫“焦慮”（Anxiety），所以我們可以把這種生存危機感稱為“生存焦慮”。人在真實的威脅麵前產生這樣的焦慮是自然的，比如麵對一頭饑餓的猛獸，比如失業，疾病等等，但在沒有任何實際威脅的情況下而焦慮，就是心理疾病，所以叫“焦慮症”。
“焦慮症”產生的原因，主要是因為人的心理定勢。心理定勢也可以理解為一種心理慣性，即人的心理在接受過一次衝擊之後再難以擺脫的定式反應。對這個心理定勢最生動的比喻莫過於中國的一句古語：“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這個解釋當然是基於個體的人生經驗，是非常準確的，但我們也不應該忽略生存焦慮症的先天因素。先天的焦慮症雖然沒有直接的“證據”，但我們至少知道並非每一個一朝被蛇咬了的人都會“十年怕草繩”，所以我們可以推測，人對焦慮的抵抗能力應該有天生的強弱之別。不過這個將是本文和筆者的當前知識所無法覆蓋的範疇，所以不多做分析。
“生存焦慮症”的典型症狀之一就是“妄想”（Paranoia)，即被主觀幻想的威脅所煩惱不安甚至痛苦不堪。“妄想症”的主要內容一般都是“幻想自己將被迫害”，產生的原因主要是妄想者持有一種脆弱的心理，覺得身邊的人和事物都很“強大”，會威脅自己的生存。比如在新中國解放後的“勞動人民”階層，雖然在名義上和其它階層平等了，但在心理上卻由於曆史的長期積累（中國的體力勞動者階層從來從來處於社會的最低層），仍然有著強烈的心理不平衡。所以文革中這樣的群體一旦被給以了機會，壓抑了幾千年的不平衡的心態就會大爆發。再如美國的華人群體，雖然在實際待遇上和其他種族一樣，但心理上是弱勢，所以他們一般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感到自信不足，且很“自然地”把這個自信不足的原因推給“種族歧視”。一旦有時機，這樣的不平衡心態也會爆發。
焦慮症，危機感這樣的心理疾病的反麵就是“安全感”。安全感是人對自己的生存處境感到滿意的心理狀態。它是人的所有心理狀態中的最健康的狀態。具備安全感的人會相對坦然地處理除生存威脅之外的一切處境。由此我們可以理解到，任何出於缺乏安全感而導致的心理狀態，都可以被歸於“生存焦慮”的類型，隻是程度的深淺不一而已，比如攀比心，貪婪，對他人的猜忌等等。人之所以攀比，表麵上的解釋不過是一種虛榮心，深層的理解其實是源於缺乏安全感，即，一旦自己比不過別人，自己的生存就會受到威脅（典型的與“他人為敵”的心態）。貪婪，是一種永不滿足的奢欲，而之所以“永不滿足”，其實就是因為人在不斷地獲取身外之物的過程中一直沒有得到真正的安全感。再看猜忌，或者說對他人的極不信任，這也是一種非常典型的生存焦慮症狀，因為它和“攀比”一樣，是源於一種“他人就是敵人”的理念。中國人之間普遍互相為敵，無信任感嚴重之極，是中國社會缺乏誠信的根本原因。一個由不信任他人的人組成的社會，自然是病態（險惡）的社會，而這個社會又反過來影響這個社會中的個體，導致人之間的更加不信任。這樣的雙向（個體與社會）消極影響和惡性循環，使中國社會永遠走不出人與人之間相互利用甚至相互陷害的怪圈。
以上這些病態現象在中國人中的普遍存在，不難讓我們得出結論：“中國人”這個群體總體上是一個病態的群體。筆者給這個病下的診斷就是“生存焦慮症”。“中國人”得這個病其實一點不奇怪，因為中國人在封閉的環境中為有限的資源相互爭奪了幾千年了，不得這個病才是“奇怪”！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由於人是群居動物，所以當一個群體認可一種行為或者心理模式之後，不管這些行為或心理模式是多麽地非人性（甚至是反人性的，比如中美洲的活人祭祀），都會被視為“正常”，該群體中的人也都不會覺得自己病態（“大家都這樣的啊！”）。試想在健康的社會中一個患了“恐懼症”的人可能會被送進醫院，而在中國的文革中卻正好相反：那些少數不參與瘋狂殺戮的人才可能被看成“有病”，而參與的人，且越是瘋狂的人，不但不被看成精神病人，還會被看成“英雄”。事實上，在中國人的圈子裏，往往是心靈健康的人受孤立。這大約也是中國曆史上不少文人墨客強烈的出世心態產生的原因（這個現象在其它文化中也有，隻是在中國更甚。）
在此可能有讀者會想，“我認識的一些參加了ABC抗議遊行的人很多都不像焦慮症患者啊？”是的，筆者也有朋友參加遊行，我也相信他們是善良甚至健康的人。在此我不得不再次闡述“個體”與“群體”（或者“集體”）的區別。說一個“群體”得了某種“心理疾病”，並不等於說這個群體中的每一員都有“病”，或者病的程度都一樣。每一個群體中都有健康和清醒的人，或者不健康甚至病態的人。然而，當一個群體的大多數都具有相同的病態心理模式時，這個病首先不易察覺（如前一段所述），其次它的傳染率非常高。這是因為人是群居動物，誰都不願意被孤立。這個原因也是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書中對人類幾乎所有的人為災難的解釋。美國物理學家Steven Weinberg 這樣說過：“不管有沒有宗教，人都有好有壞，但宗教卻能使好人做壞事。”（With or without it (religion) you would have good people doing good things and evil people doing evil things. But for good people to do evil things, that takes religion. ）。如果我們把一個群體所持有的共同意識理解為宗教的一種形式的話，我們也可以把Weinberg這句話運用到中國的現實之中。
4. 中華民族的今天和明天
大躍進和文革過去半個世紀了，中國在這個相對較長的時間內（比較大躍進和文革的時間差距）基本沒有人為大災難（小的和看不見的災難卻不斷。比如兒童虐待，不但層出不窮，還比以往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在中國人的心態沒有根本改變的情況下，的確是一個“奇跡”。導致這個“奇跡”的原因其實很簡單：開放。開放給中國帶來的益處，首先是通過引進科技提高了生產力，減小了人口和資源供給之間矛盾，其次是大量的人口可以移民到其他地方，減緩生存空間的壓力。
筆者發現，在大陸的中國人和海外華人相比，大陸人（當然是得勢階層）似乎顯得更有“安全感”一些。這應該和國內的經濟狀況的巨大改變有很大關係。而海外的華人，除了生存相對艱難以外，在心理上由於有和其他民族的對照，似乎更容易顯得自卑，所以也更受“生存焦慮症”的折磨（這大約也解釋了ABC“辱華”抗議的事件的內在原因）。不過，雖然在大陸的中國人從表麵上看有一定的生存安全感和自信，但潛在的心理模式卻沒有任何改變，所以一旦出現“威脅”中國的跡象，他們還是會群體激動起來，呈現出一片群眾運動所特有的“排山倒海”之勢。
值得指出的是，由於形成這些群體運動的心理因素是病態的，所以這個“勢”其實是脆弱的。這樣的群體運動運作起來後，其勢力指向的目標一般都是比他們更弱的弱勢，或即使是指向強勢，那一定是在這個群體後有真正的強勢撐腰。比如，文革的紅衛兵有毛澤東和共產黨政府撐腰，這次的ABC抗議遊行有美國的民主製度撐腰。試想這次ABC抗議遊行會遭到六四運動一樣的後果，我相信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華人會去計較一個孩子的話了。所以，這樣的“排山倒海”之勢，隻不過是一種虛偽的“強大”。魯迅早就說過：“強者憤怒，抽刀向更強者；弱者憤怒，抽刀向更弱者。”
“生存危機”與“生存焦慮”都是自然現象，人類產生這樣的心理模式是有其曆史和心理緣由的，所以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不承認甚至否認其存在，則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中國作為一個文化群體，或者說文明，目前已經走向世界，加上西方世界早已步入人道主義的共生理念時代，所以中國人在今天是被世界所接受（或者至少不被排斥）。比較起消失了的中南美洲文明來說，這不能不說是華夏文明的幸運。問題的關鍵是，中國人如何把握這個命運？是繼續頑固而盲目地相信自己的祖先（曾經）是世界之最，拒不接受自己的不足，還是謙虛客觀地認識到這個世界之大，天外有天，從而坦然地麵對自己的落後？人不怕無知，但最怕的就是不承認自己的無知，所以自以為聰明的“中國人”，如果再不意識到自己實際上並不那麽聰明，從而在國際內外的新形式中擺正自己的位置，放棄與人為敵的弱勢心態，曆史的悲劇將會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