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有強大的實用主義傾向。萬物應需而生,應需而長,應需而亡。這本身就是個自然規律,沒有什麽特別不好。這種習慣性傾向的問題,是往往看不到“無用”的方麵,這樣下來歪曲事實,歪曲別人的思想,就成了自然。後世的道德家們對孔子的思想歪曲,可能就在這有意無意之間。人們常說的“以德報怨”,就是典型地一種對孔子思想的歪曲。
《論語·憲問》載:“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朱熹說過,“直道,無私曲也”,即孔子所謂“直”就是“無私曲”,善者善之,惡者惡之,以公正無私的率直平和心態對待人和事。論語這段說的是,有人向孔子請教,受人害了,不作計較,反而以恩德回應,這樣做法對嗎?對於這種說法,孔子反問到,如果報答仇怨要用恩德,那麽,受人恩惠之德又將如何報答?
對侵犯者應不應該計較,對君子而言不外乎三種態度:
第一種主張對侵犯者應不作計較,這是寬容大度之人都可以做到的;第三種對侵犯者不但不作計較,反而要回報以恩惠。對以德報怨這種過分之舉,孔子以反問的形式直接予以否定。很明顯,這第三種“以德報怨”並非孔子的思想,中間第二種“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才是孔子的主張。關於這一點,大儒朱熹有很多詳細說明。朱熹說:“《禮記》雲:‘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言如此亦是寬身,終不是中道。”既無尊嚴,也不合乎公正和道義的原則。
朱熹說:“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嚐不厚也。”意思是說,“以德報怨”對結怨者的厚道,是出於“有意之私”,僅是為了平息禍患,對於二者的怨德矛盾並沒能做到公正的對待。而隻有“以直”去“報怨”,“以德”去“報德”,才是公平對待“怨”和“德”的態度。
朱子說:“‘以德報怨’,於怨者厚矣,而無物可以報德,則於德者不亦薄乎!”可謂正點!“以直報怨”正直公道,“以德報怨”,是違背本心以求苟且,兩者一偏一證。
“以德報怨”被誤認為是孔子的主張,根子上源於對孔子“仁愛”思想的偏見和誤解,片麵地以為“以德報怨”是孔子仁愛思想的真實體現。而實際上,這是對孔子思想的誤解,“以德報怨”並不符合孔子的仁愛思想原則。孔子主張的仁者“愛人”,對象是指愛道義君子和仁人。孔子對巧言令色的“小人”是毫無客氣可言的。“惡不仁者,其為仁矣”,憎惡不仁者,也是有仁德的表現。
曆史上,特別是五四以來,砸爛孔家店,人們對孔子的仁愛寬容思想大肆彎曲,絲毫不顧其背後明確的原則性。現今“儒學”國學大熱,我不知道人們在明白老子孔子孟子思想的真諦以後,執政者還能剩下多少基礎。
今天日本對中國的態度,釣魚島的困境,都是毛澤東對日本“以德報怨”的結果。當年日本人懷著負罪感而來,毛一句“我們應該感謝日本侵略”,戰爭賠款一句不提,戰爭罪行大筆一揮,不“以直報怨”,罪全沒了。既然大度原諒了當初戰犯罪人,不立文書,卻在幾十年後讓沒有參與的後代認罪,這是個什麽邏輯?不僅日本人不懂,我也不懂,要站在別人的立場想一想。
抗戰對中國支援最大的是美國,毛老爺皇座未穩,就出於意識形態考慮,“以怨報德” ,“別了司徒雷登”。中國49年以後30年裏麵的困境,大都與那個“回報”有關。
時過境遷,這代的日本人心裏想的恐怕與國人不同,你們改革開放我們支持了你們那麽多,現在你們有錢了,反來以怨報德。這代人和上輩,都沒有參與侵略中國,你說我們祖上有罪,口說無憑,拿認罪文書出來?你拿不出來,怪誰?
其實這代中國人不應該現在跟日本人過不去,上代和這代日本人沒惹中國(至少一開始沒有,還幫過中國),是美帝國金融資本家在搗亂,他們胡亂印些紙,就和中國的賣國賊大肆偷竊國家財產,掠奪民工們的血汗。不過即使美帝,也不能消滅,否則有“理想”的人要解放全人類,大家更糟糕。
認不清敵友,不知道敵友是在不停地變換,空有一腔“壯誌”“意誌”,有何用哉?什麽島鏈海鏈,都是一堆糨糊。要突破的是心魔。心裏滿腔仇恨,哪裏還談得上有什麽智慧?有智慧的古代先賢,沒有一個不是崇尚和平反對戰爭的。
孔子說“仁者必勇,勇者未必仁”,老子說“慈,故戰必勝”,連毛都說“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都是書生說法?上兵伐謀,下兵伐戰。打打殺殺還不簡單,複雜的是如何運用智慧,是和平,不是戰爭。
順便說一下,什麽國家利益,愛國主義,都是忽悠。現在流行做神馬合格的美國人,真正的中國人,都是小家子氣。如今地球全村化,問題一大堆,大家都是一個繩上的螞蚱。有誌氣作個合格的地球人,算你丫聰明,否則就是個糊塗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