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滿期間日本佛教在中國東北扮演的角色！

從總體上看，20世紀前半葉日本佛教的絕大部分宗派都積極追隨軍國主義政府，提倡迎合統治者需要的“忠皇愛國”思想，宣傳“護國”精神，為政府推行軍國主義政策、建立法西斯集權統治和對外發動侵略戰爭服務。它們用佛教思想美化法西斯統治，將侵略戰爭說成是“以大道征服不道”；隨著日本對朝鮮、中國的侵略擴張，佛教各宗也加緊組織對出戰人員的家庭、戰死者親屬的慰問和援助，對傷殘士兵進行救護。此外還向前線軍隊派遣隨軍僧，讓他們在戰地傳教、慰問士兵，為死者安葬和舉行法會等。本文介紹的正是日本佛教各宗派在中國東北地區的所作所為。

一、日本佛教各宗在我國東北活動的概況

象在韓國和中國台灣一樣，日本佛教的許多派別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東北期間扮演了幫凶的角色。偽滿州國成立後，日蓮宗在同年三月召開的第二十六次宗會上，管長酒井日慎便叫嚷道：

當此之秋，滿蒙大事屢屢發生，支那抗日之形勢日益惡化，東亞天地忽然暗淡，遂至出動應征之義軍。世界列國動輒誤解我國之正義，而張猜疑之眼。……另外從滿州國之建設來看，今日宗門應率先擴大教線。（注：中濃教篤編《戰時下的佛教》（國書刊行會，昭和52年）第69頁。）

日蓮宗的管長酒井日慎既看到時局的嚴重性，又意識到滿州國的建立給日蓮宗擴張教線提供了大好時機。酒井的聲音是當時國內形勢的反應，也是佛教界共同的心聲。該宗宗務總監柴田一能在此觀點上製定出施政方針，要求駐滿洲的布教師趁“滿洲事變”之機“慰問死守與匪賊戰鬥的帝國的生命線的忠勇義烈的皇軍將士”。該宗還將“於十二月在東京舉行國光宣揚、出征將士色心堅固大國禱”。柴田在報告書中說，日蓮宗將大幅度提高在滿洲布教的費用，準備製定對“大滿洲新國家”積極布教的方策，伴隨著“王道主義新國家的發展”而期待著萬無一失地發揮“立正主義”。

古意真言宗在一九三一年於高野山召開的第七回宗會也對當時的形勢作了充分的分析，認為國家和宗團的前途正處在“外滿州事變、內反宗運動”的關鍵時刻，本宗應當宣布法義而“盡濟世報國之誠”。對於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中國政策，淨土宗和淨土具宗也都抱著積極支持的態度。一九三二年十月，日蓮宗派代表至滿洲，向執政溥儀遞交管長的《建議書》和禮品。《建議書》美化偽滿政權為“世界和平的基因”、“亞細亞民族之一大福祉”。

“上海事變”爆發後，曹洞宗也將滿蒙布教提上日程，並於同年三月設立了滿蒙協會，對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東北實行的殖民政策表示積極支持。一九三三年二月，該宗管長在教諭中指出：“扶助滿州建國之雄圖，行治化之要道，誠乃我帝國之責務、東洋和平之關鍵。我宗夙以正傳之佛法為體，遵兩祖之訓，應祈皇祖之長久，圖國運之進展。”

此時，真宗大穀派也設置了“滿州拓事講習所”，派遣滿洲開拓屯田僧。“滿州拓事講習所”的目的是“培養在滿州國開拓、開教的有為人才”，地址在關東州旅順民政署管內山頭會沙包屯，占地三十六萬坪。一九三三年三月，真宗從全國召集二十五名年齡平均在二十歲的青年僧侶至本山參詣集訓，法主大穀光暢向他們訓話說：“滿州帝國的建設是其國民族自覺之結果，然而也是我帝國生命線之所係，所以理所當然不應當時常成為禍亂的發源地。”本山希望他們“竭誠報效國家和宗門，以期（在滿洲）出現國豐民安、兵伐無用的理想之鄉”。這批年輕人接受訓練後隨即由神戶港出發，至中國大連。（注：據《真宗》（昭和43年6月號）中綱田義雄所著《中國開教》(2)記載，講習所事務歸開教監督部，訓練則有哈爾濱的滿州開拓指導員訓練所代管。）

按照昭和九年版的《佛教年鑒》所反映的情況，佛教各宗趁“滿洲國”立國之機均大肆進行傳教活動，其中尤以真宗本願寺派和大穀派為最。一般來說，日本佛教最先的傳教對象是日本在東北地區的居留民。日本帝國主義為了達到永久占領東北並建立起殖民地經濟體製，曾大量地、不斷地向東北地區移民。據有關資料記載，一九○六年日本人在“關東州”的人口比例為3.4%，在滿鐵附屬地為33.2%。一九○八，“關東州”日本人口比例上升至7.0%，而附屬地則達到60.7%。至一九三五年，日本人在“關東州”的比例又增至14.3%，附屬地人口因為一部分已深入到內地從事殖民事業而下降至38.0%。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前夕，“關東州”的日本人已達到23萬多人。（注：（日）副島昭一撰《侵略中國東北與十五年戰爭的開始》，載藤原彰等編《十五年戰爭史》第一卷第49頁，青木書店，1988年版。該資料表明，同時期日本人在台灣和朝鮮的比例分別是5.1%和2.7%，因此在東北的日本人分別是在台日本人的2.8倍和在朝日本人的5.3倍。）

這些移民到東北地區的日本人原先都擁有各自的信仰，大都是某一宗派的信徒。來到中國後，這些人仍然有滿足精神信仰的需要，所以他們是日本佛教各宗競相傳教的對象。對於天皇製政府來說，也需要利用佛教的力量對這些人進行撫慰。當時在滿洲海拉爾特務機關工作的橋本欣五郎（陸軍中佐）提倡建立“宗教聯合會”，以便使“各宗教團體為探究基於王道的文化並實行之”。（注：該會本部設於海拉爾，省長為其指導，特務機關長為輔佐。）宗教聯合會成立後，興安北省省長任名譽總裁，海拉爾特務機關長任副總裁，幹事由每宗各一名代表、興安北省和特務機關各一名代表組成。主事由特務機關選出的幹事兼任。由此可見，日本佛教在滿洲北部地區的傳教活動完全控製在特務機關手中。

1934年（昭和九年）年底，偽滿洲國文教部宗教科對日本佛教的“全滿洲寺院數”進行了詳細的統計，結果如下（注：下表資料來源為前揭《戰時下的佛教》第75頁。）：

宗派————————————————————寺院數——————————布教使數
天台宗——————————————————————————————————6
古義真言宗——————————————————25—————————————20
真言東寺———————————————————1——————————————1
新義真言宗智山派———————————————3——————————————3
新義真言宗豐山派———————————————5——————————————9
淨土宗————————————————————22—————————————31
曹洞宗————————————————————29—————————————37
真宗本願寺派—————————————————30—————————————63
真宗大穀派——————————————————29—————————————56
真宗興正寺派—————————————————2——————————————4
本門法華宗——————————————————2——————————————3

此表未能反映日蓮宗的情況。實際上，日蓮宗在滿洲的傳教也是異常積極的。1935年（昭和十年）9月，該宗管長神保日慈親自到偽滿洲國布教，和陸軍中將四王天延孝合流，“謁見”偽滿皇帝，激勵開教使。他對傅儀說：“滿洲國應當同日本國攜起手來，必須成為象萬世一係的日本國那樣的萬世不易的國家。必須認識到《法華經》常住不滅的大精神為國民自體，從而達成五族融和之實。”（注：《戰時下佛教》第75頁。）神保日慈宣揚的基本上就是日蓮教團主張的“伴隨著王道主義新國家的發展而發揮立正主義”的那一套理論。

二、殖民當局對當地佛教的利用

1937年蘆溝橋事件爆發前夕，由偽滿政府斡旋成立了包括滿洲人佛教徒在內的“滿洲國佛教總會”，借此加強對佛教界的統製。該會推舉極樂寺的如光為會長，而實際權力則控製在日本人手中。從此以後，偽滿洲國的佛教事務一般均通過佛教總會實施。

如光是日本人豢養起來的忠實走狗，1934年偽滿政府派如光出席在日本東京召開的第二回泛太平洋佛教青年大會（總裁為大穀尊由）（注：此次大會宣稱：“世界文明如今正在太平洋上邁進，我日本正立足於太平洋時代的世界軸心，應當為完成向世界大規模地宣揚正義人道之使命而向前邁進。”），並擔任代表團團長。這次會議成立了“國際佛教青年會”，如光被推選為副會長，自此身價倍增。對於日本侵略者的凶殘和欺詐，如光則視而不見，不遺餘力地向信徒們宣講忍辱行善、大慈大悲、日滿親善、相互提攜、唇亡齒寒、一德一心等道理，甚至認為隻有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打勝大東亞聖戰才能實現王道樂土，過上幸福生活。由於他借宣揚佛法之機為日本侵略者服務功勞卓著，所以偽滿民生部特授予他“長老”頭銜，日本天台宗也贈給他“權僧正”這樣的最高稱號。

這樣的例子還很多，如釋善果和自稱“佛主”的劉沿航，這些人甚至打著佛教的幌子，充當起日本侵略者的間諜。

三、日本佛教諸宗新一輪中國大陸傳教

從1940年開始，日本佛教界又掀起新一輪大陸傳教的熱潮。淨土宗宗務所參事裏見達雄在當年發刊的《前進佛教》上撰寫“關於大陸工作的再出發”一文，號召佛教各宗到中國傳教，進一步為日本軍國主義服務。他說：“如同（支那）事變從戰鬥轉變為建設，我佛教界的大陸進出也應當進入第二個階段。從各宗派以前進出的情況來看，今後必須攜手投入真正的大陸工作，以期不遺餘力地進行天業的翼讚，發揚日本佛教的本義。……大陸工作不用說是大事業。成就此大事業，各個宗派的體麵和利害不是問題。各宗派當然應當有這樣的覺悟。然而，進入大陸隻以宗派工作的麵目出現，因此而招來了不少批判，與本旨不符。必須迅速從以往的以宗派為單位轉變為以全佛教為單位，整個佛教界集中全部力量而發揮之。”（注：前揭《戰時下的佛教》第79頁。）很明顯，裏見達雄的意思是說，為了更好地配合軍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必須加強政治對宗教的統製。

1941年6月，神、佛、基三教在文部省和大政翼讚會的支持下，在小石川傳通院召開“宗教報國全國大會”。該會的宣言稱：“應付變化多端的世界形勢，並圖謀支那事變的完結和確立大東亞共榮圈，進而為建設世界新秩序發揮指導作用，這是我們民族的光榮和責任。”為此——

一、基於肇國之精神而圖國民信仰之昂揚，以期為完成高度國防國家體製而作出貢獻。

二、揚皇國宗教之本旨，從而走向大東亞共榮圈之建設，並期待著協助確立世界新秩序。

三、身於宗教報國之實踐，以期通過各自職分戮力同心而效天業奉讚之誠。（注：前揭《戰時下的佛教》第79頁。）

同年12月，文部省針對日本政府進行太平洋戰爭和擴大對亞洲侵略的新形勢，召開了“宗教團體戰時事務局長協商會議”，神道教13派、佛教27派、以及基督教教團、日本天主公教教團的代表出席了會議。會議對以下事項進行了討論：1、關於宗教團體戰時體製的強化問題，2、關於東亞宗教工作問題，3、關於宗教團體的自律問題。所謂東亞的宗教工作主要是針對“南方共榮諸國”展開宗教工作，同時進一步充實正在進行的中國大陸的宗教事業，為此特別強調培養派往大陸和南方教職人員。

1942年4月，神、佛、基、回各宗教團體在丸之內的大東亞會館集會，慶祝“興亞宗教同盟”成立。陸軍省的佐藤賢了軍務課長、海軍省軍務局的末澤中佐出席了會議。大會選舉陸軍大將林銑十郎（元首相）為總裁，大穀光瑞為副總裁，永井柳太郎為理事長。會議還製定了《綱領》和《宣言》。《宣言》說：

如今皇國基於開顯皇道世界之神意，確立大東亞共榮圈，進而圖謀萬邦的協和與世界人類的康寧。然而，當此之世，共產主義、唯物主義思想的侵略與戴著宗教假麵的民主主義、自由主義思想的侵略，擾亂到東亞宗教思想，並展開了強烈的思想戰。在此危急之際，日本宗教毅然崛起，神、佛、基、回各教一體協力，遵照肇國之大義，宣化於六合億兆，使歸於皇道之本義，以期翼讚曠古之聖業。（注：《戰時下的佛教》第81頁。）

《綱領》規定：

一、據皇國宗教之本義，向中外宣揚惟神之大道，從而達成世界宣化之先。

二、於崇高的宗教信念，展開熾烈的運動，從而確立大東亞建設的精神基礎。

三、除反皇道思想，創建皇道宗教文化，從而期待著聖紀的創造。（注：《戰時下的佛教》第81頁。）

這次大會的精神實質被1943年7月在大東亞會館召開的大東亞佛教青年大會一脈相承下來，也可以說就是同年11月在東京召開的“大東亞會議”的佛教版。（注：“大東亞會議”是以東條英機、汪精衛、張景惠等人為首召開的，泰國、緬甸、印度等國也派代表參加。大會決議：“一、大東亞各國協同一致確保大東亞的安定，並基於道義建設共存共榮的秩序。二、大東亞各國相互尊重獨立，舉互助敦睦之實而確保大東亞的親和。”）

這次會議是日本軍國主義一手操縱的，是侵略以中國為首的整個亞洲國家的佛教動員會。文部大臣岡部長景在帝國飯店舉辦的歡迎晚餐上發言說：

我國從前自極古以來便通過文化同大東亞諸國結成了密切的關係。特別是發祥於印度的佛教傳向支那等東亞諸地域，為各國思想文化的發展作出顯著的貢獻。……今天不用說為了完成大東亞戰爭、成就興亞的大業、並達成民族共榮之實，首先必須圖謀諸民族魂與魂之間的融合提攜，這是至關重要的。（注：“大東亞會議”是以東條英機、汪精衛、張景惠等人為首召開的，泰國、緬甸、印度等國也派代表參加。大會決議：“一、大東亞各國協同一致確保大東亞的安定，並基於道義建設共存共榮的秩序。二、大東亞各國相互尊重獨立，舉互助敦睦之實而確保大東亞的親和。”第83頁。）

大會發表的《大東亞建設佛教宣言》稱：“大日本帝國天皇陛下頒下大東亞宣戰之大詔正好一年又半，戰果赫赫，政道調適，山川懾伏，草木風靡，從而迎來東亞天地間輝煌的黎明。”為此，東亞諸國應在“佛祖照鑒之下，……為恢弘天業作出貢獻”。（注：“大東亞會議”是以東條英機、汪精衛、張景惠等人為首召開的，泰國、緬甸、印度等國也派代表參加。大會決議：“一、大東亞各國協同一致確保大東亞的安定，並基於道義建設共存共榮的秩序。二、大東亞各國相互尊重獨立，舉互助敦睦之實而確保大東亞的親和。”第83頁。）在大會精神的指導下，不久以文部省宗教局局長名義給佛教各宗下發了一份《通達》，要求各宗派順應國策，齊心協力共同建設東亞新秩序。此後，在滿洲布教的日本僧侶達503名，此外在“北支”、“中支”、“南支”的日本僧人達429人。

四、日蓮宗的滿洲傳教

在日本佛教諸宗中，日蓮宗感到自豪的是該宗有著最早的中國大陸布教史。特別是貞鬆山的蓮永寺，因日蓮門下“六老僧”之一日持（注：日持生於建長二年(1250)，駿河國庵原郡鬆野人，為鬆野六郎左衛門之子。曾登比睿山出家，文永七年(1270)21歲時至鐮倉投日蓮門下。日蓮入寂後與同門諸老僧共守祖廟。弘安六年(1283)於駿河創蓮永寺。他時常打算至異域傳教，於永仁三年(1295)正月將後事托付給弟子日教，隻身來到東北，取道奧州而至北海道，然後又至中國的東北和蒙古各地傳教，因此被看作是日本向海外傳教的先驅。）的海外布教，更加覺得在中國傳教問題上責無旁貸。日俄戰爭之後，蓮永寺第35世小泉日慈繼日持之遺緒，於1907年至滿洲大連開設“日蓮宗清國大連布教所”（後改稱大蓮寺）。至二戰結束，該宗在滿洲共有29個開教所和布教所，教線擴張至大連、旅順、安東、鞍山、奉天、鄭家屯、長春（新京）、哈爾濱、佳木斯、齊齊哈爾、四平街、延吉、平安鎮、北安鎮、牡丹江、營口、本溪等地。滿洲之外，該宗在北京、上海、蘇州等地也有布教所。

大連在地理位置上距離日本最近，九州移民來的人很多。該市90萬人口中30萬是日本人，所以日蓮宗大蓮寺的傳教對象最初當然是日本人。大致到鬆村日量接管該寺後，開始向中國人傳教。為此，該寺設立了滿蒙布教師養成所私立修養寮，這就是後來稱之為滿州立正學校的旃檀林。除大蓮寺以外，小泉日慈還在旅順創建白玉山日清寺，該宗的平間壽於沈陽市（時稱“奉天”）十間房建蓮華寺。（注：據鬆村壽顯所著《日蓮宗滿州開教狀況》（本文載《戰時下的佛教》一書）記載，當時大連市內真宗西本願寺派有布教師60名，東本願寺派20至30名，曹洞宗20名，日蓮宗15名，真言宗和淨土宗也是15名，臨濟宗妙心寺派10名。此外新興宗教中的天理教、金光教等也有人在此傳教。）

1938年日蓮宗宗務院發布的《開教規則》在規定向北美、朝鮮、滿洲、台灣、樺太等地區傳教外，還特地提到向“北支”（中國北部）和“南支”（中國南部）傳教。在此前後，該宗重要人物還多次專門來華巡教。如1927年的教學部長平間壽本（奉管長酒井日慎之命）、1932年小野日熹（風間日法管長的代理）、1936年的村雲尼公、1938年和1939年的馬田行啟教學部長（望月日謙管長的代理）等，此外還有神保日慈、宇都宮日綱、鈴木惠隆等。象其它各宗派一樣，日蓮宗也同關東軍保持著密切的關係。如慰問駐屯軍，舉行戰歿者慰靈祭等。布教使中的皇軍慰問使和軍隊布教師都是通過宗命派遣的，他們享受著將校的待遇，可見地位很高。這些人還時常做演講，鼓勵軍隊的士氣。

五、真言宗密教重興會的活躍

1943年10月，真宗大穀派法主光暢和裏方智子至滿洲“巡錫”，作為此行之紀念，該派滿洲開教監督部著手製定“著實的開教方策”。據曾在滿洲從事傳教工作的真宗大穀派教職人員岡田義雄所言，該宗時常在其別院（昭和十七年完成，占地200坪）舉辦特別演講會，邀請陸海軍武官來此講演。此外還召開神、佛、基三教精神振興聯合演講會，並以佛教總會新京本部名義舉行戰歿者追悼法會。岡田義雄還記錄了當時佛教各派在滿洲的寺院總數，其中大穀派80座，本願寺派53座，真言宗40座，曹洞宗37座，日蓮宗34座，淨土宗28座，日本山17座，臨濟宗9座，天台宗2座，興正派1座，華嚴宗1座，時宗1座。1944年，在滿洲的佛教各派響應捐獻軍用飛機運動，積資捐獻了一架名叫“協和佛教號”飛機。

六、石原莞爾與侵略戰爭

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1月石原莞爾生於山形縣鶴岡町，父親是警察官啟介。幼年時曾入仙台陸軍地方幼年學校、陸軍中央幼年學校、陸軍大學學習。據所著《戰爭史大觀的由來記》稱：他是在“大正九年(1920)赴漢口之前成為國柱會的信徒”，（注：如前文所述，國柱會是田中智學創立的信仰日蓮教義的在家信徒的信仰團體。田中從明治十四年起開始他的宗教運動，同四十四年以其倡導的“日本國體論”而為世人注目，並且創造了“日蓮主義”一詞高唱起宗門改革。）信仰起田中智學宣揚的“日蓮主義”和“國家主義”。

1923年（大正十二年）7月，石原莞爾為研究軍事學而至德國升造，兩年後歸國，任陸軍大學教官。在德學習期間，他對拿破侖等人的軍事戰略很感興趣，再加上他對日蓮教義的感悟，遂逐步形成了他的“世界最終戰爭觀”。石原的戰爭觀是以其曆史觀為基礎的。《最終戰爭論》稱他“在人類史上最先發現了戰爭進化的法則。基於這一法則而得出戰爭會迎來發達之極限的結論。……戰爭發展至極限時，是為人類最後的戰爭。這是世界統一、永久和平的第一步”。至於“最終戰爭”何時到來，石原認為，中世紀的戰爭經過了一千年，自文藝複興至法國革命大體經曆了300-400年，而法國革命到第一次歐洲大戰大約為125年。照此看來，“最終戰爭”大體上會在今後的50年內發生。實際上，從第一次歐洲大戰的爆發到石原出版其《戰爭史大觀》和《最終戰爭論》已經過了20多年，所以也可以說“最終戰爭”隻在昭和十五年後的30年內進行。石原說，達到人類戰爭發達之極限的下一場戰爭是通過“決戰戰爭”而達到“無戰爭”的目的。也就是說，世界將通過下一場“決戰戰爭”而達到統一。石原的“最終戰爭論”還提出其宗教依據。《最終戰爭論》專門設有“佛教的預言”一節，采用《大集經》的五個時期說，並加上日蓮的理解，將釋迦牟尼去世後的二千五百年劃分為五個時期，各五百年。其中第五個五百年為“鬥諍堅固”時代。“末法”一萬年即從這時開始的。經典說此時“白法隱沒”，普通佛教已失去了指導力。

石原從經典的預言中得出，在“白法隱沒”的“末法時期”，正是“大聖靈”（本佛）的全權大使上行菩薩——日蓮來到世間弘揚大聖靈“秘法”的時候。作為日蓮的弟子，他把自己努力實踐的“最終戰爭”自覺地升華為宗教行為。他的《戰爭史觀》就是以日蓮的《撰時抄》為理論依據，由最終戰爭、戰爭絕滅、永久和平的實現等部分構成的。日蓮在《撰時抄》中稱他的那個時代是“前代未聞的大鬥諍之時”，石原理解這分明是說已經進入到“鬥爭之極限”時期，而接下來的“廣宣流布”則是“永久和平”時代的到來。“鬥爭時代”和“永久和平時代”的連接點即是“最終戰爭”。

很顯然，石原的“最終戰爭論”正是在為日本帝國主義將要發動一場更大規模的侵略亞洲國家的戰爭尋找合適的“理論”依據，將他們進行的侵略戰爭美化為實現“永久和平”的戰爭，使這場不義的戰爭帶有更大的欺騙性。大正十四年(1925)十月，石原莞爾由德國留學歸國，重新至陸軍大學執教。昭和三年(1928)十月十日被任命為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十月二十日抵旅順關東軍司令部工作。據說石原在此前的昭和二年晚秋曾到伊勢神宮參拜，當時“他的眼前出現地球的形象，並看到一束金色的光由日本射向滿洲”。（注：昭和十八年一月伊地知則彥訪問石原時，石原還談起過這一神跡。）這一神話的製造似乎要讓人們產生這樣的聯想，即由日蓮預言的“最終戰爭”將會由一位代表宇宙根本靈體（大聖靈）的力量的“賢王”發動起來，由此人類的信仰將會走向統一，整個世界將實現永久的和平。而這場“最終戰爭”的戰場就是滿洲。

在獲得伊勢神宮“神啟”的同時，石原在日蓮的著作《諫曉八幡抄》中找到了另一種理論上的依據。日蓮說，古代佛教由西向東傳播，就象月亮由西向東運行一樣，而“太陽則由東向西，這是日本佛教還於月氏的瑞相”。在此，石原真正尋找到他的政治追求和宗教追求的契合點，充分地將他所闡發的日蓮的教義運用到侵略亞洲的戰爭當中去。也就是上述力量的驅使，石原到任後便著手參與策劃柳條溝事件和謀殺張作霖的事件。這一切，在他看來都是本著“大聖靈”的旨意，是為了建立永久和平的“王道樂土”。

滿洲建國和石原莞爾也有密切的關係。昭和七年（1932年）二月十六日，張景惠、藏式毅、熙洽、馬占山四巨頭至關東軍司令部參加“建國會議”，當時和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以及板垣、石原等人合影留念，照片背後的司令官室的牆壁上赫然懸掛著“南無妙法蓮華經”數字，可見日本法西斯主義者和追隨他們的漢奸們確實是在打著佛教的幌子幹著侵略中國的勾當。在對於滿洲的政策上，石原的認識曾發生過重大的轉變，即由“滿蒙領有論”轉變為“獨立建國論”。他自我標榜這種認識的轉變是考慮到中國的“政治能力”問題，即有沒有能力治理這個“國家”。而實際上日本帝國主義之所以選擇扶植傀儡政權的統治方式，完全是為了使自己的統治更隱秘，更具有欺騙性。（注：昭和十一年（1936年）石原大佐升任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翌年又晉升為少將，並任參謀本部第一部長。不久，他以關東軍副參謀長的身份再次來到中國東北，和時任關東軍參謀長的東條英機一起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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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蘆溝橋事件爆發前夕，由偽滿政府斡旋成立了包括滿洲人佛教徒在內的“滿洲國佛教總會”，借此加強對佛教界的統製。該會推舉極樂寺的如光為會長，而實際權力則控製在日本人手中。從此以後，偽滿洲國的佛教事務一般均通過佛教總會實施。

如光是日本人豢養起來的忠實走狗，1934年偽滿政府派如光出席在日本東京召開的第二回泛太平洋佛教青年大會（總裁為大穀尊由）（注：此次大會宣稱：“世界文明如今正在太平洋上邁進，我日本正立足於太平洋時代的世界軸心，應當為完成向世界大規模地宣揚正義人道之使命而向前邁進。”），並擔任代表團團長。這次會議成立了“國際佛教青年會”，如光被推選為副會長，自此身價倍增。對於日本侵略者的凶殘和欺詐，如光則視而不見，不遺餘力地向信徒們宣講忍辱行善、大慈大悲、日滿親善、相互提攜、唇亡齒寒、一德一心等道理，甚至認為隻有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打勝大東亞聖戰才能實現王道樂土，過上幸福生活。由於他借宣揚佛法之機為日本侵略者服務功勞卓著，所以偽滿民生部特授予他“長老”頭銜，日本天台宗也贈給他“權僧正”這樣的最高稱號。

這樣的例子還很多，如釋善果和自稱“佛主”的劉沿航，這些人甚至打著佛教的幌子，充當起日本侵略者的間諜。

日本佛教徒積極參與侵華，東北的佛教徒積極響應，裏應外合，吃裏爬外，勾結外敵，禍亂我中華。確實體現了佛教有教無國，賣國成性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