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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10日是台灣的“雙十節”。這本是一個舉島歡慶的日子，卻在台灣演變成全社會的抗議風潮。
抗議的民眾對著馬英九的畫像擲鞋表達自己的憤怒。和當年僅僅是紅衫軍抗議陳水扁不同，來自台灣各個立場的民眾難得地齊聚一堂：關廠工人、反核、反土地強征、反兩岸服貿等民眾組成的公民團體。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穿黑衣抗議、來自台大及清大等的大學生，他們激憤地高喊“暴政下台，奪回未來”，徹夜不息。
此時馬英九的支持率跌破創造吉尼斯世界紀錄的程度：9.2%，竟然低於民進黨貪腐時代的陳水扁。
2009年，國民黨主席吳伯雄訪問重慶時，曾說出語驚四座、轟動兩岸的一段話：“有人說薄熙來是大陸的馬英九，我們覺得，也許馬英九是台灣的薄熙來。”可能，從台灣政治精英的角度來看這兩者是可以相提並論、比較一番的。
可是，現實遠比想象來得戲劇化。薄熙來因自身因素而急速隕落，馬英九2012年再次贏得大選之後，其民意支持率便如高台跳水。現在的台灣，民眾怒氣衝天，大眾的政治參與呈爆炸狀。
台灣由曾經創造經濟奇跡的“寶島”變成現在動蕩不安的“亂島”，猶如政治高壓鍋，島內外的任何風吹草動都能將台灣點燃。就是菲律賓射殺台灣漁民這樣外來的挑釁，民眾也把滿腔怒火噴向馬英九執政團隊。
馬英九執政五年多，社會各界對其的共識是無能。就是國民黨自己人也毫不客氣直言不諱——新北市長朱立倫（新一代接班人）的嶽父、國民黨大佬高育仁公開批評他5年來的表現已被定調為“無能”。
連英國《經濟學人》也罕有地打破外交慣例、史無前例地直接把“笨拙、無能”的評價送給了馬英九——文章的標題就是：“馬英九是笨蛋”（Ma the Bumbler）。縱觀今日世界，能有此“盛譽”的大概隻有日本首相菅直人。他由於指揮救災一團糟而下台後被起訴, 而他本人也曾被美國《時代雜誌》寫成無能的笨蛋。
平心而論，馬英九執政以來在對外事務上還頗有作為。比如兩岸事務上取得前所未有的突破，更創造了六十多年來前所未有的和平穩定。對台灣免簽或實行落地簽的國家也從54個上升到129個。但另一方麵島內事務卻乏善可陳：物價一再上漲的同時薪資卻停滯不前、房價不斷攀升、貧窮線下人口越來越多，政策更是反複不清。
與此同時，核心執政團隊屢屢出現惡性腐敗案：有38歲即擔任國民黨副主席、“馬英九最信任的人”之稱的“行政院”秘書長林益世（索賄一億多台幣）、國民黨首席發言人、素有“馬英九禦用律師”之稱、擔任馬英九競選辦公室主任、馬英九辦公室主任的賴素如（索賄一千五百萬台幣）、國民黨南投縣長李朝卿貪汙3038萬受賄134萬勒索946萬台幣。國民黨被譏諷為“北素如、中朝卿、南益世，牽手汙台灣”。這裏需要指出一點的是，馬英九對李朝卿高度肯定，稱他的施政表現說明國民黨執政展現出“藍色執政、質量保證”。
就在馬英九最後一張“清廉”王牌“玉碎”、整個社會極度不滿、處於大爆炸的前夜，在本應該凝聚共識、減少內耗和對抗以振興經濟、改善民生、休養生息的台灣，身為最高領導人的馬英九竟然主動貿然掀起狂烈的政治風暴，以“關說案”為由將黨內最大實力派、民意支持率高達60%以上的王金平開除出黨。
雙方博弈的結果並不僅僅是馬英九一敗再敗，王金平則成功保住黨籍和“立法院長”職務，也不僅僅是再一次把整個台灣帶入空前的政治大漩渦中，而是台灣政治停擺：“立法院”癱瘓、“行政院”院長江宜樺屢屢無法在“立法院”宣讀施政報告。民進黨則在發起倒閣失敗之後，又發起罷免馬英九的戰役。
王金平“關說案”將馬英九的無能暴露得淋漓盡致。我們既可以說一個兼任國民黨主席的台灣最高領導人竟然連開除黨員黨籍都無法做到，也可以說要擺平王金平、促其合作多的是手段，這麽一張好牌竟然打得全輸。
這時不妨借鑒一下發達民主國家是如何搞政治鬥爭的。2007年，社會黨民望最高的人物卡恩嫖娼被抓，時任內政部長的薩科奇將之保下。不僅如此，在成為總統後還推薦他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可謂一保、一拉。2012年大選前，卡恩“突然”在美國發生“強奸門”而身敗名裂，不得不退出政壇。其實，就算沒有這起強奸案，要擺平卡恩也容易得很。
相對於薩科奇，馬英九顯然還是差距太過明顯。假如他不是用“關說案”開除王金平，而是以此換取王金平的合作，今天的台灣絕不會是現在的政治亂局。以至於美國的媒體——美聯社也在“關說案”之後，效仿當年的《經濟學人》，把無能的桂冠送給了馬英九。
今天的台灣究竟到了什麽程度，不妨看看曾經力挺馬英九的前“衛生署長”楊誌良的點評：“馬‘政府’隻會A錢，不隻是官員貪汙、索賄，蚊子館（台灣多有耗巨資建成的公共建築被閑置，反倒成了蚊子的“安樂窩”，被戲稱為“蚊子館”——觀察者網注）太多，中油和台電自肥傳聞更不曾間斷、自己也很討厭‘崩壞’這種強烈字眼，可以幸福快樂，誰喜歡崩壞？問題是馬‘政府’上任以來，不好好施政，”他深切擔憂台灣沒有前景，再這樣下去真的隻能走向崩壞。
目睹台灣的沉淪，世人不得不直麵這樣一個曠世疑問：馬英九這麽無能，怎麽就能成為台灣的最高領導人？
確實，馬英九不僅是台灣的最高領導人，而且創造了一個奇跡：他從政以來，竟然贏得所有參與或主導的選舉！台北市長、國民黨主席、縣市長選舉、“立法院”選舉、“總統”及連任。隻是這樣的奇跡竟然由一個“無能”著稱的政治人物創造，實在是匪夷所思。
不過如果認真審視一下台灣“民主”體製的話，我們恐怕會恍然大悟：這種奇跡是台灣“民主”的必然結果。
正常而言，衡量政治人物的首要標準是能力。過去主張民主優越性的主要理由就在於它可以定期更換領導人，尤其是不稱職的領導人。從而避免了專製政體下哪怕再無能也終身任職的現象。然而，自從西方民主從精英選舉進化到大眾選舉之後，領導人的平庸俗化現象開始成為常態。因為在這種模式下，影響選舉結果的不僅僅是能力或者能力僅僅是一個相當微不足道的因素。相反形象、性別、宗教信仰、種族、演講和做秀功夫則成為決定選舉結果的主要因素。
比如馬英九號稱女性殺手，而女性選票就占據選民的一半。再比如，在南非，白人政黨候選人永遠是陪太子讀書，根本不可能在選舉中獲勝。2008年希拉裏敗選，就把原因歸於女性因素。事實上，僅就能力和從政經驗來看，希拉裏遠勝於隻做過幾年參議員的奧巴馬。至於2012年挑戰奧巴馬失敗的羅姆尼則和他的摩門教信仰有著莫大幹係——摩門教雖然在美國是合法的，但普通百姓仍然視它為邪教色彩的宗教。
大眾普選造成的另一個後果往往是政治領導人不得不爭相迎合選民，討好選民。然而，大多數普普通通的選民顯然無法理解複雜的政治，更不可能思考一個國家長遠的未來。他們注重的隻是短期的、眼前的經濟利益。當肩負有領導國家走向未來的政治人物也和選民一樣變得短視之際，其後果看看今天債台高築的美國、西歐、日本以及政治亂局下的台灣，便一目了然。
當然不能否認，即使在這樣的體製下也仍然會出現有擔當的政治人物。但近十幾年來，這類政治人物的結局大多不理想。意大利前總理蒙蒂，二戰後唯一不是民選產生的，卻又被歐洲認為是二戰以來最為出色的領導人。但他實行的正確和必要的緊縮政策，引發了選民的強烈反對。結果他的政黨在今年的選舉中慘敗，在參議院315席中，僅獲得18席，眾議院630席僅獲得46席。
類似的例子還有以理性著稱的德國。前總理施羅德2000年就未雨綢繆實行今天危機中國家的改革政策，也被選民趕下台。至於浪漫的法國，上世紀九十年代希拉克就想改革，結果持續引發全國大規模抗議，至此改革凍結。就是經濟危機來臨之後，在民眾的壓力下，改革也依然難以啟動。這樣的政治現實，導致政治人物退縮保守，不敢麵對現實，致使問題越積越重，最終形成全麵危機，紙裏包不住火為止。
當然我們也同樣不否認也有極其幸運的成功者。如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她上任後就以霹靂手段削減福利、打擊工會、鎮壓工人罷工（11300礦工被逮捕，9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青少年）。本來這樣形同自殺的改革方案將很快葬送撒切爾夫人的政治生涯。但她的運氣實在是好得不能再好，一場突如其來的馬島戰爭挽救了她，給她爭取到了足夠的緩衝時間。幾年後改革的成效開始顯現，她的政治地位也就得到鞏固，從而長期執政開創了她的時代。這種個案實在是可遇不可求，極難複製。
最後一個導致馬英九現象的原因則在於民主體製下的政黨惡鬥。
台灣作為後起的民主社會，政黨惡鬥不輸西方。民意低迷的馬英九在第二個任期內竭力拚經濟、試圖終結政治紛爭，以公投方式處理紛擾台灣多年的核四爭論、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等。以國民黨在“立法院”的絕對多數，通過法案實是正常不過。然而，民進黨卻以霸占“立法院”的手法將之癱瘓。數人頭又變成靠拳頭。隻是既然如此，台灣何必再搞什麽選舉？顯然在民進黨看來，“行政院”、“立法院”停擺讓馬英九無法執政才最符合它的利益，台灣的整體利益又算得了什麽。這就是為什麽民進黨也不願意按照民主遊戲規則等到下次選舉時再改變自己反對的政策。
對於民主的問題，西方政治人物其實也多有清醒的認識。正如宣布不參加2010年11月選舉而震撼美國政壇的民主黨參議員埃文·貝赫在《紐約時報》發表的題為《為何離開參議院》的長篇文章中所說：“解決財政赤字和貿易逆差、挽救經濟、能源政策、醫療保險改革等關乎國家未來的緊急課題堆積如山，但國會卻處於（什麽工作都不能做的）癱瘓狀態。”而國會不能工作的最大原因則是“頑固的黨派主義和不知妥協的僵硬思想”。他還指出在擔任參議員的12年裏，美國國會成員拋開黨派之爭，在美國這個大框架內團結一心的經曆隻是在2001年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出現過一次。
西方開創的大眾普選模式不過幾十年的曆史，其未來的命運還取決於它的調整和改革能力。但它令人失望的表現卻給了全球重新理解中國模式的契機。這就如同上世紀九十年代俄羅斯付出慘痛代價的休克療法才令世人重新評價中國的漸進模式。對於中國模式，不再多言，隻是引用一段《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裏德曼在其新書《世界又熱又平又擠》的一段話作為結尾。
《世界又熱又平又擠》有一章的標題竟然是這樣的：假如美國能做一天中國。他舉例道：“如果需要的話，中國領導人可以改變規章製度、標準、基礎設施，以維護國家長期戰略發展的利益。這些議題若換在西方國家討論和執行，恐怕要花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美國從1973年就開始了將汽油去鉛的進程，但直到1995年才基本實現了全部汽油的無鉛處理。而中國決定於1998年開始實行無鉛化，1999年新標準已在北京地區試行，2000年實現了汽油無鉛化。美國從1975年就著手製定汽車燃油經濟性標準，32年後才取得重大進展。而在地球的另一邊，中國於2003年開始將轎車、卡車的經濟燃油標準提上議事日程，結果，該標準在次年即獲得批準並於2005年開始實施。”
最後他感歎道：“我希望美國能做一天中國（僅僅一天）——在這一天裏，我們可以製定所有正確的法律規章，以及一切有利於建立清潔能源係統的標準。一旦上級頒布命令，我們就克服了民主製度最差的部分（難以迅速做出重大決策）。要是我們可以做一天中國有多好……”隻是一天！僅僅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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