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共識”降生記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記者 李宗陶 發自上海 日期：2013-09-17
9月4日晚，一份有28位學者簽名的《關於中國現狀與未來的若幹共識》在互聯網上發表。全文858字，分兩部分，前半部分是關於中國現狀和問題的認知，後半部分是關於“怎麽辦”的4點共識。具有自由主義、新左翼、新儒家和基督教研究等不同學術或思想背景的中國學人公開達成共識，近二十年來，仿佛第一次。兩天裏，本刊記者電話采訪了與會的9位學者以及相關人士，根據他們提供的全景、章節或片斷，還原這個故事
“極簡”的會議
朱曉紅乘坐的這個航班飛往倫敦，在多哈轉機，同在經濟艙的還有武漢大學哲學係教授趙林（國家級名師，曾在早年的《百家講壇》講過“文明的衝突”等，後退出；近年專注於基督教研究）。
作為複旦大學哲學學院宗教係副教授，早在今年3月，朱曉紅就確定接受邀請，參加8月20日至25日在英國牛津大學舉行的“基督教與當代中國社會思潮”研討會。按照國內學術圈通用的標簽分類，她既不左，也不右；她研究天主教。
到達多哈機場已近深夜，她看到從北京飛來的秦暉金雁夫婦（知名自由派伉儷）、高全喜（賀麟先生弟子，近年專注於法理學和政治哲學研究，偏左自由派）、陳明（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何光滬（基督教代表人物之一）、徐友漁（自由派）、鄭也夫（謝絕自由派標簽的自由派）等學者。她有些吃驚：沒想到當今思想界各路“大人物”都來了；沒想到在這樣的場景下與他們中的一些人初次相遇——
下一程是多哈夜間的紅眼航班，候機廳沒有足夠的座椅提供。這些學者倒還精神，一見麵就有說不完的話題，他們站著聊。待一批乘機者離去，幾位女性趕緊請年長者坐下。此時，男人們方顯疲態，有的，就在卡塔爾首都機場的一張椅子上盹著了。
到了倫敦，來接機的大巴上已有一撥等候了兩小時的港台學者；又等候了兩個多小時，待第三批學者抵達，大巴開動。
“你們餓不餓？”接機的一位博士生問。
有些人表示“很餓”——實在疲勞，在機上沒吃沒喝光顧著睡。怕主辦方破費，中國學者提議“少買些”。博士果然不多買，熱的漢堡冷的三明治，大家一切為二，分享。
到了牛津大學，在神學院一幢5層樓學生公寓住下。朱曉紅參觀了這幢有好幾百歲的建築，有些單元的木樓板踩上去咯吱作響，很有曆史感。
金雁和秦暉住的是雙人式公寓，房間裏隻有兩張床、一張書桌，沒有衛生間。
“我本想，隻要能洗熱水澡、能上網就行。但找個漱口杯找了很久，後來發現，它不提供。”金雁說。
他們與另外四五位攜夫人同來的學者共用底樓的一個盥洗室，洗澡須輪流，起夜須下樓。
跟國內動輒星級酒店、豪華大餐的學術會議不同，此次會議簡樸而莊嚴。早餐基本是學生公寓提供的麥片、牛奶、幾片麵包；中午是英國承辦方的義工用高壓鍋蒸的米飯、做的中餐。
開幕晚宴在牛津大學最古老的莫頓學院（建於1264年）、級別最高的莫頓大廳（建於1277年）舉行。大廳四壁懸掛著25位英國首相的畫像，他們都從牛津畢業。電影《哈利·波特》曾在此拍攝。
“當晚場景相當於《哈利·波特》裏的餐廳。大家麵對麵坐著，可以聊天，認識不同的朋友。”幹春鬆說。
“看得出主辦方比較拮據。這些年學者開會太多了，我本想逃逃會也沒什麽，但這一次不同，尤其知道這個會是怎麽來的，更覺得應該認真對待。”金雁說。
沒有一位男性學者向記者提及此次會議的“樸素”。他們在電話裏的講述各有氣派。
計劃的由來
王文鋒是在2012年年中決定要做這件事的：把自由主義、新左翼及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聚合起來，坐在一個圓桌上商討，形成一個共識文本。此前若幹年裏，經過對三大派思潮交鋒曆程的梳理，他已生此“癡心妄想”——一些長者對他說：我們平生，不太可能看到這一天。
這個斷言，基於近二十年來思想界長時間的分裂、撕扯、攻訐、割據，寫成備忘錄或有好幾卷。其對峙之深、關係之僵、交鋒之烈、參與人數之多，為中國思想史上所罕見。
“一開始也有點想打退堂鼓，但我是基督徒。很多個夜晚，我靜靜跪在書房裏，一邊注目著書架上這些思潮代表性人物的書籍，一邊透過窗戶仰望星空中那位超越的存在者……不久，我有了一個想法：隻要自己努力了，一切結果都是有意義的。之後我跟幾位同事商量，下定決心準備去做，就一直有一種喜樂和祥的力量在支撐著我們。現在想想，或許這就是天時吧。”王文鋒說。
王文鋒1976年出生在浙江溫州的一個基督教家庭，是家中第四代基督徒，幼時便有誌於做一位牧師。1995年從溫州一家聖經學校畢業後開始在教會圈子裏傳道，1996年跑了大半個中國。這一年，他在各地基層有所見聞，意識到消除誤解和隔膜的重要。
1998年，通過成人高考，他考進北京大學。2009年，他赴新加坡一所神學院攻讀碩士，以使自己有更寬廣的視野和更深厚的思想基礎。在新加坡就讀的第二年，他發起了中國神學論壇（一個NGO組織），並在當年連續舉辦三屆研討會。此間，山東曲阜擬建教堂事件，促成了他與新儒家的結識。
2010年，在孔子故鄉，當地人準備蓋一座教堂，能容納三千人，選址在孔廟附近。此事引起新儒家學者如陳明的一些不滿：選在孔子故裏，傳說孔子門徒三千，造在近旁，分明挑釁。於是發起抵製行動。教堂計劃擱淺。
王文鋒通過中間人與陳明見麵。“我說，可能當地有些方麵想得不夠周到，我們的項目是可以調整的，比如說容納三千人不是有意提出來的，兩千、一千也沒關係；蓋得遠一點、矮一點也沒關係；甚至教堂整個裝修采用中國式也沒關係。我說下次有不滿呢，可以直接跟我們溝通。”
此時，他的論壇已在韓國舉辦完第四屆研討會，打算在美國舉辦第五屆，於是邀請陳明參加，後者“很爽快地答應了”。從此，一位新儒家學者和一位青年基督徒（分別代表中西文化），私下裏成為朋友。
王文鋒覺得，這種溝通對話的效果很好，至少可以平和麵對問題，於是將眼光投向當代中國張力最大、衝突最多、也最令人揪心的領域。到了第六屆，他頗費苦心地將會議地點選在德高望眾的牛津大學。
英國承辦方是OCMS（Oxford Centre for Mission Studies，當地一家學術機構）和Wycliffe Hall of Oxford University（牛津大學威克裏夫學院的大廳，一座多年未用的教堂），他們負擔嘉賓們在牛津的費用——在他們的習慣裏，隆重不等於奢侈。
這些機構裏有許多義工，有些從很遠的地方開車來為會議服務。3天裏，上午下午的研討之前，都有唱詩班吟唱，由加拿大一位叫林瑞芳的博士帶領。OCMS中心主任的太太是美國人，1980年代末在遼寧阜新教過兩三年書，對中國有感情。茶歇時，她為中國學者們倒茶。
國外關注、關心中國的人越來越多，理由如學者們在最初的共識文本裏所寫：當代中國經濟總量已經超過德、日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國際關係和地緣政治中，中國的影響與日俱增……但他們也常常看不懂中國——倘若懂點中文，翻開近期的中國報紙或瀏覽中文門戶網站，除了看到一些官員開始排著隊受審“還債”，還能看到一場街頭糾紛就能導致兩歲的嬰兒喪命，一個6歲男童毫無征兆地在一個黃昏被剜去了眼球，而嫌疑人是他的長輩親戚……關於知識分子們的故事，則不定期上演誰跟誰“論戰”了、“對決”了，甚至“一記耳光”了；而某些民間自由派兼網絡名人言論之生猛、私德之低下、粉絲之眾多，更讓他們覺得費解和深奧。
在這種情形下，最難的是邀請嘉賓。王文鋒以“非常艱辛”一語帶過。
記者輾轉了解到，主辦方曾向十幾位新左翼學者發出邀請，最終來了3位：黃紀蘇、羅崗、呂新雨。有些人既不拒絕，也不接受；有些表示考慮，但不太相信這種會議能辦成功。
有一位在近年的論戰和風波裏自覺受到傷害的左翼領軍人物，表現出感動、知禮和猶豫——他與王文鋒曾經見麵，最終因另有行程沒有出席，但向大會遞交了論文。在看到共識文本後，他表示：“（文本）是好的。討論能夠達成這樣的諒解和共識，在當代環境中，已屬不易。”
許多年裏已是常態了：麵對會議、聚會、飯局之類的邀請，學者首先打聽“都有誰去”以決定自己要不要去；主場若是自由派，新左翼則不會出席，反之亦然。為打破這種僵局，王文鋒說，從3月到8月，何光滬、高師寧、陳明、許紀霖、高全喜等學者做了重要的引薦和聯絡。
“我是蝙蝠型的調和主義者，左派說我偏右，右派說我偏左。卡爾·施米特曾說，政治就是分清敵我。但我覺得，政治、思想、文化，都應該是你活、我也活。”許紀霖說。
其次難在經費。劉洪麗是中國神學論壇的誌願者，經手了此次會議財務的全部收入和支出。她說：“雖然論壇承諾會承擔每一位嘉賓的往返機票，但在籌備初期，我們賬上的結餘是負數。我們常常入不敷出。但每次在最需要的時候，上帝都會預備一些關心論壇的人給我們奉獻，王文鋒也經常拿出自己的錢來補貼論壇的日常支出。”
籌備期隻籌到1/4的費用。一來基督教群體感覺這個主題（促成共識）沒有什麽必要，二來覺得不太可能做成，因此少有人讚助。怎麽辦呢？
“我與太太（韓國人）商量，不如把在北京望京的房子賣掉，然後在順義郊區買一套，這樣置換一下就可以多出幾十萬元。在我不斷的鼓勵下，她便答應了。於是我們在2013年1月把房子賣掉，按基督徒1/10奉獻的習慣，把其中二十多萬元拿出來作為此次研討會的經費。”王文鋒說。
共識的達成
溫州商人、基督徒蔡小林自費參加了這次論壇。8月21日至23日，他親眼目睹這些教授們是怎樣切磋的。
“針鋒相對，咄咄逼人。每路學者都暢述自己的觀點，聽說有些老師是好友，但站在不同的立場上，討論起來是不講客氣的。但我又能感覺到始終充滿和諧友愛和尊重，沒有一派教授絕對化自己的觀點。”
“其次感受強烈的是，每個教授的主張裏，都看得出愛國、愛真理的心誌，這本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標竿。如果知識分子不執著追求真理，而被世俗同化或隨波逐流，真是學術界的悲哀。”
朱曉紅的描述是：“白天會場衝突很大，發言辯論者都很興奮。許多學者付出了很多，像呂新雨，3天裏加起來睡了不過十來個小時，除了白天晚上連軸討論，她還參與文本的修訂。”
知識分子聚在一起，有一些理論論爭是可以明亮遼闊的，另有一些部分又是微妙的。在選定修訂人選的討論中，陳明主動請纓。王文鋒左邊坐著陳明，右邊坐著呂新雨，他感覺陳明在桌子底下輕輕踢了他一腳。王文鋒會意：那我們讓陳明和呂新雨來修改二稿可好？大家說：好。因為，呂新雨不僅是羅崗推薦的，也是那位沒來成的左翼學人推薦的——新左翼好不容易來了三位，眾人珍惜。
而每位學者，內心裏都希望在文本中凸顯自家自派的主張。“都是所謂大佬，每個人其實都能搞出一整套東西。”陳明緊接著說，“被稱大佬和自詡大佬其實是個笑話，在複雜的世界麵前，每個知識人都應該感到自己的渺小和無力，起碼要真誠。”
共識文本先後6稿，不包括前期秦暉主動放棄自己提交的那一稿。
前期，是8月15日的北京，清華園醉愛餐廳312包間，秦暉、黃紀蘇、陳明、何光滬，在召集人王文鋒的邀請下，商討草擬“關於中國未來的幾點共識”文本是否必要——一致認為必要——那麽，應該談論什麽。
這一晚，初定由4人起草文本初稿，字數控製在1000-1500字，打印出來最好一頁A4即可，分題涉及文化、價值觀、公正、自由、宗教政策、外來文化、經濟製度等等。
這一晚，分屬4派的這4位學者都意識到，這是思想界自己的事情，如果錯過機會，終將有愧。
8月16日，何光滬草擬於北京的第一稿1432字；
8月17日，黃紀蘇修訂於北京的第二稿1201字；
8月22日，陳明修訂於牛津的第三稿936字；
8月22日下午，呂新雨修訂的第四稿1218字；
8月22日定稿第一版872字。9月4日公布的，是何光滬、黃紀蘇、呂新雨又花了一小時修訂的定稿第二版858字。
“稿子越改越短，力求平實、準確。”任教於複旦新聞係的呂新雨說。在最終文本“知識分子在自成一家的同時，應該在尊重不同的觀點基礎上進行真誠交流、互相砥礪，以此形成中國與世界的當前和未來發展所亟需的思想共識”的表述中，她貢獻了“互相砥礪”4個字。文本末尾的“以致天下太平”中的“天下太平”也出自她手，這是對新儒家的尊重。
夜間的非正式討論會在神學院的一個大客廳舉行，從照片上看，牆壁素白，沙發清簡。18位學人坐下來，舉著兩頁“係著中國未來”的A4紙，鄭重其事。
在前四稿對中國現狀的認定和描述中，羅列了眾所周知的各種棘手難題：經濟發展不平衡與結構不合理，環境破壞，城鄉分裂，鄉村社會解體、城市化弊病日益顯現，貧富鴻溝加深、社會道德水準降低；貪腐猖獗與官商勾結、政令不暢和行政違法，官民對立強化、“群體事件”激增；城市住房漲成“天價”、無數青年變成“蟻族”，上億農民工維權艱難，鄉村老人兒童留守“空巢”；以及越來越嚴峻的糧食與食品安全。在最終定稿上，這些“棘手難題”濃縮為半句“中國的社會問題也變得日益突出”。一些時下敏感的詞語也最終刪去了。
“我們當然要考慮寫法措辭，是希望它能向上、向下傳播。”秦暉說。會場上，學者們提及“最大公約數”和“最小公倍數”，一些以往以堅定、較真而著稱的人沉默了。徐友漁表示，無論共識在文字上如何表述，他都會簽名。
8月22日晚，當學者們終於對文本達成共識，簽了名，王文鋒抱著那兩頁紙回到宿舍，哭了。
8月23日，眾學者在又略作調整的文本上第二次簽名。所以，王文鋒手裏有兩個版本的簽名文本。
“我要特別感謝那些為文本生成說了很多話的人，更要感謝那些沒有說話的人。一些著名學者，如徐友漁、姚中秋（秋風）、高全喜等人為了共識破冰式的形成，保留了自己的觀點和立場。按他們的意思，這個共識文本不僅僅是要表達各自的觀點，更是要由此促成中國思想界各路人士心平氣和走在一起、營造溝通對話的良好氛圍，以便為中國的未來盡一份責任。在我看來，真正促成‘牛津共識’的是大家的見識和胸懷，他們的說和不說都是為了中國思想界能有一個美好的局麵。因此也期待更多學者和有識之士能珍惜這個微弱的開端，使得文本傳遞的信息不僅隻是一份思想結晶，更能成為中國社會發展和民眾福祉的向導與祝福。”
共識之後——眾學者答疑
人物周刊：有學者發聲：有分歧才是常態，沒必要刻意尋求共識。
秦暉：有分歧不等於沒共識。現在強調的共識並不是說大家跑累了，需要休息，不要再吵了；而是在所有人都意識到中國需要改變的情況下，就怎麽改變達成共識。
我認為中國目前所處的，實際上類似於1848年馬克思主義在歐洲剛剛興起的那種狀態。當時不管是自由派還是馬克思主義者，都麵對一個共同的話題，那麽就這個話題而言他們是有共識的。這不是折衷，也不是調和。
人物周刊：有學者認為，這是一個底線性共識；也有人說它稀薄、空洞、大而無當。
陳明：我認為這是一個基礎性共識而非底線。比如佛家“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等等，這些是底線，是基本固定、退無可退、進無所進的。而這個共識文本裏的每一層意思，都是可以向上生長、向下貫徹的，所謂綱舉目張。
其實共識講的這4點用的語言比較模糊，但我們都可以看得出來這是一種目標而不是一種現狀吧。
許紀霖：我覺得共識中最值得注意的一句話是：麵對中國和世界的大變局，任何一家一派的社會思想都是有局限的。我認為，中國的未來不是取決各家各派有多少分歧，而是有多少共識。最初的共識一定是比較基本的，語言也是較為平和的，它的深化、細化、具體化取決於共識之後和共識之外，更廣泛的跟進和延展。
人物周刊：有網友評說，這是個象征性的共識，沒有操作意義。延伸開來：中國的未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取決於一群知識分子的共識？
黃紀蘇：肯定有作用，毫無疑問。看看中國當代史這幾十年，或者就看看近三十年，許多政策的出台都有思想文化的前兆。1980年代知識分子嚷嚷的，比如私有化，到1990年代開始就非常自然地出現了。但當這些東西的弊端表現出來，出現新左翼，開始批判了一些東西，然後又出現新的問題，它表明思潮是處在變動和演進中的。政治精英很容易關注這一塊，然後根據這些來調整自己的政策。這是一個事實。這些年我覺得知識分子其實是在打濫仗，包括媒體也卷入進來。
何光滬：假如我是當政者，從哪裏了解社情民意呢？一定是先聽聽那些可以發出聲音的人。民情裏很大一塊是知識分子的言說，當然網絡改變了民間的話語權，這是另一個話題。在牛津我們閑聊：公知這個詞是多餘的。研究核物理而不用管建核電站汙染問題的那叫專家。知識分子本該超出專業、利益，就公共事務發聲。但如果我是領導，不喜歡聽吵架，你們自己先理理順再說。
呂新雨：我覺得首先是知識共同體內部的事情。我之所以來參加這個四方討論會並且主動承擔一些工作，是希望知識分子的公共辯論能往健康的方向發展。在這個會上，我已經感覺到激烈的辯論是可以和理性的態度同在的。不要再將對方（不管哪派的對方）汙名化，不要再從人身攻擊、指責人品這些角度去對待學術討論——它既沒有意義，也彼此傷害。
人物周刊：知識分子之間和氣一點對降低社會戾氣指數有沒有示範作用？
黃紀蘇：知識分子的思想分裂也是社會分裂的一個反映。並不是知識分子說要整合了，全社會就整合了，因為底下的利益還沒有整合。但我們所說文化觀念這些東西還是會起一定的作用。就知識分子的特點而言，他本應最有可能腦袋超越屁股，腳步超越鞋跟的。因為他是通過閱讀、學習，學習上下五千年的思想，很容易把別人的感受變成自己的感受，把別人的利益變成自己價值觀，懷有理想主義的這樣一群人。相對其他階層，他本來最有可能超越一己之利，超越利益驅動型的。但在今天，隨著全社會的市場化商品化物化，知識分子也卷入了，他越來越丟掉理想主義的這些情懷，像有些教授會對學生說，不掙夠三千萬別回來見我。這是可怕的一件事。老百姓仔細一看：都這德行，好不了。於是呢，出門就得裝流氓，上網就得裝大V，怕被欺負啊。20年前介紹對象說，這孩子老實。今天還有這樣介紹的麽？老實就是窩囊，沒戲。
我特別想強調的就是每個人把自己給整好了。曆代知識分子做得還是不錯的，這個傳統也很長，都很有樣兒。就這些年是個例外。
秦暉：知識分子討論問題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不去追問動機，至少我們這群人是這樣的。如果不能坐在一起談也行，但寫的文章都是……罵人的越來越多，不管是左派右派都有這樣的情況。包括對我，有一邊說要絞死我，另一邊說是要搞我的專案組……我們現在做一點努力也不見得就能消除這種現象。因為真正思想上的分歧我認為根本不會鬧到你死我活的地步，隻要鬧到你死我活，多半是兩個原因，一個涉及權力，一個就是涉及到利益。現在僅僅是思想界邁出一小步，我們也不能完全代表思想界，每個人隻代表他自己，如果能對社會產生正麵意義當然好。但真正要解決這些社會問題最終還是要靠改革的。
人物周刊：各家各派的理論之間有沒有彼此靠近、融合的可能？
朱曉紅：各家的分歧主要還是出在對中國問題根源的把握上，自由主義認為根子在缺乏製度性保障，它能看到弱勢的個人、小的團體所承受的苦難；新左翼也注意到三農問題、流動人口問題，但分析起來，歸因於市場化、全球化、資本對勞動力的壓榨；新儒家偏左，相對溫和，但對儒家的定位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認為是儒教，有人認為是文教；天主教比較看重人的尊嚴，《聖經·創世紀》裏說，人有神的肖像，這是自然法起源的神學基礎。這次共識裏的第一條“以民為本”，各家各派都無異議。還有像第二條有關“公平正義”，各家也是完全一致的。這些都表明，彼此靠近是完全有理論基礎的。
陳明：1980年代有改革共識，1990年代知識界分裂，現在應是再次尋找共識的時候了。在這個文本推敲成型的過程中，我感覺某種積極的分化正在思想界悄然發生。各派的問題意識與思考維度開始彼此被考量、吸收，從而有可能使得各派的思想光譜或構成變得豐富厚實。希望這些共識能成為中國思想界升級的標誌和起點。
（感謝學者許紀霖、王文鋒、何光滬、黃紀蘇、秦暉、金雁、呂新雨、朱曉紅、陳明等受訪，限於篇幅，觀點呈現隻能掛一漏萬；感謝實習記者楊楠、楊媛對本文的貢獻。）
關於中國現狀與未來的若幹共識
在中國崛起的大背景下，中國的世界觀與世界的中國觀正在改變。與此同時，中國的社會問題也變得日益突出。中國將走向哪裏？會給未來的世界帶來什麽樣的變化？已經成為中國和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迫切關心的問題。
我們這些具有自由主義、新左翼、新儒家和基督教研究等不同學術或思想背景的中國學人，都熱愛中國這片土地，都忠於我們的人民。我們珍視知識分子發揮社會反思與守望的功能，希望在今天中國與世界變化發展的重要關頭，發揚這個群體曆來所富有的道德情懷和理性精神，以文化和觀念的力量推動國家和社會向上向善的演進。
我們承認，麵對中國和世界的大變局，任何一家一派的社會思想都是有局限的，一個可愛亦可信的未來社會藍圖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因此，知識分子都應該在尊重不同觀點的基礎上進行真誠交流、互相砥礪，由此形成關於中國當前和未來發展所亟需的思想共識。
我們通過認真的討論交流，在幾個方麵達成如下共識：
1、我們希望中國堅持“以民為本”的治國理念，即以人民的認可為權力的來源，以人民的權利為製度的基礎，以人民的福祉為國家的目標。
2、我們希望中國堅持“公平正義”的社會原則，即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民族與性別各領域，在立法、司法和行政諸環節，在教育、醫療、居住、工作、休息和養老等方麵，都以公平對待所有中國公民、實現社會生活正義作為基本原則，使全體人民的生活不僅有物質的保障，而且有精神的尊嚴。
3、我們希望中國在傳承優秀文化的同時，堅持多元而自由的文化目標，以群己關係的合理平衡為前提，以公平正義的法治為原則，保障各民族、各階層、各地區、各職業群體、各社會團體以及所有個體多種多樣的價值追求、思想旨趣、學術傾向、藝術風格、宗教信仰和言論主張等等，和而不同，都有和平共存的環境，都有自由發展的機會。
4、我們希望中國致力於建設更公平、正義的國際秩序，以相互依存、互利共贏原則處理涉及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環境等方麵的國際糾紛，既有利於全體中國人民也有利於全人類，促進世界各國各族的和平共處與和諧發展，最終達致天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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