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十年代是多事之秋。
1973年9月蔣夫人匆匆趕往紐約，因為宋靄齡在那邊因不明病因住院了。在美國期間美齡被診斷出患有乳腺癌，但是兩個星期後她就得返回台灣。在美齡離開後四天，靄齡去世了。回到台北，美齡選擇放射治療而非手術。
在訪問北京凱旋歸來的數月裏，尼克鬆的政治生涯達到頂峰，但1974年8月的水門事件結束他了的總統任期。當白宮總統辦公室的秘密談話內容錄音被泄露後，他掩蓋共和黨臭名昭著的盜竊行為也被曝光了。隨著彈劾的迫近，他辭職了。“我們已經開啟擋在中美之間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門，”他在辭職講話中說道，“我們現在必須要確保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是我們的朋友，而不是敵人。”
蔣夫人立即去會見他——不是為他在辦公室留下的醜行，而是他關於中國的發言。她說：“打開大陸的大門確實是一件好事。”“打開大門意味著自由進出。但遺憾的是，我所有同胞們卻不允許離開這個國家。”
1975年初，蔣介石臨終之際，美齡發布了一個奇怪的、散漫的、充滿憤怒的宣言，這個宣言長達32頁，使用文言和朦朧的詞語攻擊美國。宣言中，宋美齡聲稱，美國已“萎靡不振”，其國際威望不斷下降。她首先批判了美國緩和與北京關係的政策，但後來隻是莫名其妙地謾罵一切：從美國的年輕一代吸食大麻和違禁藥品，到年輕男性留著時尚的長發，再到波士頓的種族對立和福利欺詐。“偉大的美國夢變成什麽樣子？優雅地消磨時間，莊重地看待事物，剛毅、機智、慷慨的精神和禮儀——當我在美國還是個孩子的時候，這些就是美國夢的精髓。”她抱怨道，“美國在1942年和1943年發生了什麽，它的力量、愛國主義和感染力怎麽了？”這好像是她指責美國沒有幫助她的丈夫反攻大陸。
隨著死亡慢慢臨近，蔣介石把他的妻子和大兒子叫到床邊，要求他們手牽著手，向他保證，他們會好好相處就像母親和親生兒子那樣。1975年4月5日午夜，蔣介石死於心髒病突發。
蔣介石最後在遺囑中寫道，他認為自己是耶穌基督的門徒，是孫中山的一個忠實追隨者。美齡收到成百上千的吊唁，包括福特汽車公司的董事長亨利·福特二世、羅納德·裏根、葛培理牧師和美國第一個華裔參議員鄺友良。
美國副總統納爾遜·洛克菲勒飛往台北代表美國參加蔣介石的葬禮。雖然有兩個日本前首相到來，但美國是唯一派官方代表的國家，聯合國未派任何人。美國政府原本計劃派遣一個級別相對較低的官員，如農業部長，但由於陳香梅的幹預，在最後一刻才確定派納爾遜·洛克菲勒。蔣夫人對這些都一無所知。
4月16日，葬禮在台北孫中山紀念館內舉行。所有的“外交使團”都三人一組走上前對著蔣介石石像行鞠躬禮。蔣介石最喜歡的書都放在他的棺材內：《聖經》、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唐代詩集和《荒漠甘泉》。蔣經國和蔣緯國陪伴在宋美齡身邊，在蓋棺一刹那，蔣夫人忍不住失聲痛哭。她戴著墨鏡，臉色顯得蒼白疲倦。蔣經國也失聲痛哭。棺材被百合和白色的菊花包圍著。蔣介石的牧師周聯華宣讀了第23章聖經詩篇，兒童唱詩班演唱了《上帝召喚你》。
由黃色和白色的菊花覆蓋的靈車，開向蔣介石的避暑勝地慈湖。全島默哀一分鍾。行進在溫暖濕潤的春天裏的送葬隊伍長達40英裏，眾人邊走邊唱著挽歌。路邊的桌子上擺滿的熏香、水果、鮮花和蠟燭，它們按照中國的傳統堆疊著。成千上萬的人們排隊站在路邊。蔣夫人後來寫道，“他們中許多人無法抑製心中的悲痛，以至於我的心也隨他們而去了。我的悲傷在他們的悲痛麵前顯得那麽微不足道。”蔣夫人以為，匍匐在地的人們是因為敬愛他們的領袖而哀悼，但是他們情感流露是因為他們返回大陸的夢想就此破滅。
蔣介石的遺體被埋葬在一座樹木繁茂的山坡上一個正方形紅磚別墅的庭院中央。他選擇這個地方，因為它提醒他祖籍在哪裏，將來回歸大陸了，他希望能遷葬回老家。
在隨後的幾個月裏，美齡難以接受她丈夫的死。“我覺得他好像是在旅行。”她在寫給艾瑪·米爾斯的信中說，她仍處於悲痛中。
1978年12月15日，美國總統卡特發表了電視講話，宣布華盛頓將與北京建立全麵外交關係，斷絕與台灣的關係。雖然早就料到，但是台灣地區的領導人還是很難接受。
1981年初，宋慶齡的白血病和心髒病病情惡化。宋慶齡病危時，要求見一見她的妹妹。宋美齡沒有作出任何回應。台北方麵拒絕了北京的邀請，台北方麵仍然堅持對大陸政府的“三不”政策——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
盡管已經接近百歲高齡，宋美齡仍然在台灣政壇有著長久而神秘的影響力。盡管她的支持者說她是支持改革的，她本人也總是宣稱自己是民主人士，但她在公眾場合的發言總是讓人從相反的方麵去解讀。1986年12月初，宋美齡在台灣報紙上發表了一篇很長的文章，批評最近舉行的地方選舉粗鄙無禮，不登大雅之堂。她說，民主“不是從國外引進的枷鎖，也不是資本，更不是武器，對我們來說，民主應該建立在三民主義的基礎之上”，她又補充說，“世上有速溶咖啡、速溶茶，卻不可能有速成的民主，有也隻是吹牛。”文章結尾說，一個“國家”最致命的敵人都藏在內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