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年輕的時候去向當時的名士許劭討教，問自己是一個什麽樣的人。許劭把曹操端詳了一陣後，閉口不言。後經曹操本人再三請求，他才送了曹操兩句話：“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
對於這兩句話，後人有兩種不同的解釋。一種說這兩句話的意思是：如果曹操想好好的打理朝政，他應該是能夠把國家治理的很好的。但他要是想幹壞事，那他禍害起天下來，也是極具危害性的。另一種說法是：如果遇上太平治世，他會是一個了不起的治國能臣。可是遇上亂世，他就會成為一個亂世的梟雄。大家注意，這兩種解釋是有區別的。在前一種解釋裏，認為曹操是想做治世能臣還是亂世梟雄為主因，而出現治世還是亂世是結果。在後一種的解釋中，是逢治世還是亂世為主因，而曹操成為治世能臣還是亂世梟雄為結果。
我個人比較認同第二種解釋。因為，曹操最終成為一個治世能臣還是亂世梟雄，除了他自身的主觀因素以外，社會這個外在的因素是不容忽視的。其實，一個人所具有的雄才大略，最終是為他人性中善的一麵所用，還是為惡的一麵所用，這與他身處怎樣的一個社會有著很大的關係。因為，不同的社會時代有著不同的遊戲規則，不同的價值觀。這些不同的遊戲規則和價值觀會激發出人性中不同的方麵。就好比在毛澤東的時代，人們熱衷於政治而鄙視錢財，而現在社會的人們，熱衷於積累錢財，而淡漠於政治。今天，即使有那麽些追逐政治權力的人，那也是為了先天下樂而樂。所以，在毛澤東時代，如果你是一個共產黨員，大家會對你肅然起敬，你自己也會有一種自豪感。可如果你發了點小財，你會感到很危險，說不定那天你就被當作資本主義的“尾巴”給割掉了。但是在今天的社會裏，人們隻對財富金錢肅然起敬。如果你說你是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估計大多數人都會充耳不聞的漠然處之。所以說，在時代人物的成長蛻變過程中，社會的因素是不容忽視的。
既然社會的因素在一個人的成長變化過程中不可忽視，那麽在我們反思一個時代人物時，除了點評這個人物主觀個性上惡的東西以外，也應該去思考造就了這個人物的社會原因。試想，如果曹操身處像“貞觀”“乾隆”那樣的太平治世，他不好好打理朝政，卻整天帶一幫人在那打打殺殺，那要不了多久他就會被英明君主和治世能臣給滅掉了。因為那種太平治世的主旋律是平和過日子，你打打殺殺是沒有市場的。可在曹操身處的東漢末年那個亂世，其遊戲規則就是弱肉強食，你不滅別人別人就會滅你。所以在那個時代，為了安身立命，打殺兼並是不可避免的。可是這樣惡的遊戲玩久了，人性是會迷失的，人性中惡的一麵會膨脹。曹操就是在這種遊戲中，從最初的匡扶正義的義士蛻變成了後來的隻為一己私欲的梟雄。
再說毛澤東，即使是他的腦子裏有著封建帝王的殘餘思想，可是我想在鬧革命的最初階段，他未必就想過自己未來等革命成功了可以稱王稱帝。可後來萬眾山呼萬歲的聲音聽久了，他思想中帝王將相的東西就開始膨脹了，這也是人性使然。如果說毛澤東最後是一個悲劇人物，那在他的悲劇中，把他推上神壇的那個時代應負怎樣的責任？我們這些山呼萬歲的臣民們又應該負怎樣的責任？
當我們反思一個時代時，不要隻局限於把某個時代人物拿出來點評，更不要因為把個人人性中惡的東西無限放大，而忽略了反思社會時代應負的責任。其實，反思那個社會或是時代的缺失，與反思那個時代的人物個性中的缺失一樣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