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和白岩鬆現在很少出現在同一個鏡頭裏：他們一個主持真人脫口秀，一個主持新聞評論。
但自從20年前，他們站在電視鏡頭前的那一刻起，就一直被共同提及。
這個著名的故事是這樣的：
“你怎麽老找長這樣的當主持人？”1996年，《實話實說》開播前，崔永元被製片人時間特意領到了央視化妝師徐晶跟前，然後，這位台裏首席造型師發出了如是“埋怨”。
“老找長這樣的”，徐晶所指的“前科”，正是當時憑借《東方時空》欄目已先期成名、小崔永元四屆的大學師弟白岩鬆。
事實上，從大學畢業後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以下簡稱央廣）工作起，白岩鬆和崔永元就一直是同事。
但二人也差點做不成同事。
師弟白岩鬆於1989年大學畢業。
那一年的8月15日，白岩鬆至今清晰記得這個日期，他去央廣報到，所有人看他的表情都很怪異。很快，他從時名為廣電部的人事司要到了答案：檔案已被退回北京廣播學院（而今的中國傳媒大學，以下簡稱北廣），我們不要你了。
白岩鬆很清楚是誰幹的，他去圓明園劃了一下午船。
最後，是一位與白岩鬆從未打過交道的北廣副校長給央廣打了一個電話：白岩鬆得以先以“臨時工”身份進入央廣。巧的是，他被分配的具體部門，也是師兄崔永元當年畢業初進的《中國廣播報》，一個編節目表的報紙。
四年後，1993年，來自師兄兼同事崔永元的一個兼職推薦，先是把白岩鬆推進了央視，成為《東方時空》的新聞記者和主持人，又過了3年，“伯樂”崔永元自己也跟著“跳”了過來。
然後，便有了而今電視上中國觀眾依然喜聞樂見的“小白與小崔”。
“小+姓氏”，是中國人對家人、朋友以及公眾人物表達喜愛的一種昵稱。20年來，“小白與小崔”，他們一直習慣性地被國人放在一起喜歡，放在一起比較。
師兄弟的“不歸路”
眾所周知，《東方時空》子欄目《東方之子》的製片人時間，當初最早看中的主持人，其實是他的大學同學崔永元。
崔 永元百般推脫，這才轉而推薦了師弟白岩鬆—論資曆，崔永元當年在央廣被調去《午間半小時》欄目，所做的報道得到鄧穎超親自收聽並表揚時，白岩鬆還隻是一名 大三學生—他聽崔健、黑豹，打起架來，抓起餡餅就往同學臉上扔；踢野球被對方後衛放倒，爬起來直接從後場追過去，劈頭蓋臉地打。
而那時，時任央廣《中國廣播報》記者白岩鬆聽到師兄介紹的“策劃”私活兒，也沒多想，隻是單純懷揣著當時京城文化界“八小時外搞兼職”的時髦心理，就這樣一隻腳邁進了央視大門。
沒想到，這個滿臉青春痘、老愛在電視台和主持人吵架的新人兼職策劃，很快就被製片人時間看上了，他執意要讓白岩鬆做主持人。
《東方時空》播出一個月後，小崔遇到了小白。崔永元《不過如此》一書中，記錄了如是一幕：
小崔說：“白岩鬆，是我把你推薦進來的，你還記得嗎？”
小白笑答：“是金子總是會閃光的。”
與許多同事“臨時工”的身份有所不同，白岩鬆的工作關係也很快從央廣悄悄轉進了央視。在其後三四年的時間裏，每當台裏給正式工作人員發勞保用品，因為組裏很多臨時工同事都沒份，他從不把自己的勞保品帶回集體宿舍，而是請組裏的秘書分掉。
當然，無論小白、小崔，還是與他們親近的領導同事，談及彼此，仍是一副擠對“嘴臉”。
“白岩鬆一舉成功後，他（崔永元）看到自己往日的小兄弟一飛衝天，心理開始失衡……”製片人時間如是開玩笑地描述小白與小崔的關係。崔永元將這段描述也寫進了書裏，末了，跟了句評價，“他也是揣測”。
無論如何，後來創辦《實話實說》時，時間再過來問崔永元還有沒有類似白岩鬆這樣的人可推薦時，崔永元回複說：“沒了，就剩下我了。”
他們也從此有了隔空喊話的“包袱”，一講就是20年—崔永元一次去北京外國語大學講座，提及當時拒做《東方時空》主持人時，他說：“我忽然靈機一動想出了一招：可以找一個更難看的人，如果觀眾接受他，我就有希望了。我就把白岩鬆推薦過去了……”
笑聲與掌聲中，一個女學生告訴崔永元：“你知道白老師怎麽說這事的？他說台裏先推一個醜的，看看反應不大，然後就把最醜的推出去了。”
最快樂的時光
在央視新聞評論部同事的眼裏，這些年，似乎總是師兄“欺負”師弟的時候比較多。
一次新聞評論部的內部年會上，崔永元扮新娘，年會主持人白岩鬆過來采訪—“請問新娘為什麽帶個孩子，生孩子的感覺怎麽樣？”
“難道你不知道嗎?”
“不知道。”“生孩子的感覺是—痛並快樂著！”
台下大笑。
“痛並快樂著”正是白岩鬆第一本書的名字。小崔曾對主持人張越表示過“不屑”，“小白還是一個我挺看得起的人，怎麽就混到這個堆裏去了。但是後來他掙了好多錢，挺讓人羨慕的……”
後來，崔永元自己也出了本書《不過如此》。不過在自己還沒出書那會兒，小崔把這種“不屑出書”的犀利調侃也“毫不留情麵”地帶到了前文提及的年會上。那時期的年會氛圍就是這樣—2002年以前的新聞評論部曆屆年會，是小崔、小白與同事們公認為最快樂的時光。
當然，“擠對”到了外部，就溫和了許多，多止步於“貧”：一次金話筒獎的頒獎禮現場，獲獎的崔永元當時出差，視頻連線時，主持人讓小崔請一位同事代領，“今天現場來的都是我老師，隻有白岩鬆一個是我學生，就讓他代勞吧。”
白岩鬆佯裝崔永元的口吻，代為發表獲獎感言：“能讓我最尊敬的主持人白岩鬆替我領獎，是比我得獎更感榮幸的事呀。感謝一直支持我的觀眾，我要告訴大家，我的抑鬱症已經治好了，現在不僅能給別人帶來快樂，也能給自己帶來快樂了。”
崔永元馬上找補，“不愧是我的學生，真貧呀。”
兩個男人的憂傷
在白岩鬆《痛並快樂著》這本書裏，終於輪到小白也來說說小崔了：
我 們《生活空間》一位編導在我們內部刊物《空談》上創造了一句名言：“看見白岩鬆，就以為出了什麽大事，再看崔永元，就知道又沒事了。”這句話很快傳遍四 方，我和小崔也被定了位，仿佛一個人被認為是黑的就沒有了白色，但我想說，笑聲背後的崔永元和屏幕上的白岩鬆有共通之處，而嚴肅背後的白岩鬆可能也有屏幕 上小崔的幽默風趣，沒有不複雜的人。
可能在很長時間裏，小崔都會繼續以幽默的風格麵對觀眾，但細心的觀眾一定會從他的“斜眼歪嘴的壞笑”後麵看出他的嚴肅來，因為幽默隻是小崔的手段，而嚴肅才是他笑容後麵的目的。請認清崔永元的嘴臉。
崔永元在2002年秋天離開了《實話實說》。他患上了嚴重的抑鬱症，整天想著如何自殺。離開之前，《實話實說》的節目收視率已經出現了大幅下滑。再往前，人們也早就注意到，《東方時空》沒那麽好看了。
醫生說，他要是沒什麽責任感，病就好了。在崔永元的理解中，他的病根在“一個人一開始總覺得能改變什麽……可是，後來發現自己什麽都改變不了，連我女兒我都改變不了，我開始絕望而沮喪。”
幾乎在同一時間，白岩鬆也從主持台上消失。有一陣傳出，白岩鬆自殺了。他的朋友都不信，“他怎麽可能自殺？”有人故意將白岩鬆的“自殺”與新聞環境不順暢聯係在一起，白岩鬆還拿這事開玩笑，“如果因為這個原因的話，我已經自殺一千多回了！”
真實的原因是—“我突然感覺有些幹不下去了，有一些光環虛幻得可怕……被領導接見時，朱鎔基總理竟然一進屋先與我來握手，然後才是奧運冠軍們……”他在《幸福了嗎》一書中寫道。
2001 年年底，白岩鬆放棄了剛剛改版的《東方時空》總主持人位置，投入研發當時部裏極為看重的一個新節目—《子夜》。過程卻一波三折，“為怕母親和家人擔心，明 知早上沒事，也要早早離開家，和幾個研發同伴一聊就是一天；沒什麽貢獻的日子，吃起單位的盒飯都有負罪感。”白岩鬆說。
出於各種難以言及的原因，這檔節目在白岩鬆等人的爭取下，最終隻是改成《時空連線》的名字，作為《東方時空》一檔子欄目播出，主持人是當時初出茅廬的柴靜。
“《子夜》曾被寄望於做成中國首檔擁有多方觀點交鋒的新聞評論，但是很可惜。”一位曾參與《子夜》策劃的央視評論部老人告訴壹讀記者，“即便是而今白岩鬆主持的看似觀點激烈的《新聞1+1》，其實裏麵也隻有一種聲音，而不是多種。”
各自的十字路口
小白與小崔二人似乎都在各自出鏡近十年後，走到了事業的一個十字路口。過去十年裏，崔永元成為了前文所述的脫口秀王，而白岩鬆則成為了中國每當大事發生時，一場直播都不能缺席的著名主持人。
十年後，主持人崔永元多了許多的身份，比如口述曆史學者。他用這項工作抵抗抑鬱症；而白岩鬆成為中國最受官員歡迎的提問者之一。
崔永元的提問，看起來隨意，其實要舒服地接上話，不容易。
兩會期間，《小崔會客》采訪高官，崔永元曾邀請時任甘肅省省長陸浩一起主持，與甘肅省臨洮縣賀家溝村的農民代表座談。開策劃會的時候，崔永元提出想考一考省長的地理知識，請省長從地圖上先找蘭州市，再找臨洮縣，甚至想看看省長能不能找到賀家溝村。
策劃組成員猶豫了一下，考慮要不要提前跟省長通通氣。
“要是告訴他，就不好玩了！”崔永元擺手。
白岩鬆則在政界有很多朋友，亦師亦友。有央視人士認為，采訪官員時，白岩鬆的提問看起來很尖銳，其實更容易激發官員的表欲，“具有一種天然的，能進入采訪對象，尤其是官員內心的能力。”
非典後，時任總理溫家寶就曾公開點名白岩鬆發言，白岩鬆說：“我個人批評一下國務院的部委，重大政策出台，媒體要采訪，或推或拖，等到同意了，新聞成舊聞，也錯過了政策與公眾之間的溝通，希望能改進。”
溫家寶笑了。隔天反饋回來，“有領導說了，你昨天的發言不錯。”
采訪中一些官員的話語，也給白岩鬆帶來過震動。
1995年，白岩鬆問原中行上海分行行長劉金寶，怎麽看名利，劉金寶回答說：“我喜歡權力……這些東西都是中性的。你不覺得，讓它在有理想的人手裏更好嗎？”
後來劉金寶升任中行香港分行行長，他驕傲地對白岩鬆說，自己的頭像印在了港幣上。再後來，劉金寶進了監獄。不過，這位官員留給白岩鬆的最強烈回響，“還是那個午夜時分驅車前行的理想主義者印象，以及他對權力和名聲的看法。”
能做到這一點，或許與白岩鬆的心態有關。“你的目的是為了改變，而不是為了拍桌子的樂趣。”小白說。他相信，“一個會改變領導的群眾才是好群眾”。這是《人民日報》老記者艾豐說的。
初心
2002年以後，讓央視同事印象深刻的年會，隻有一次。那幾乎是小崔一個人組織的，依靠自己的人脈，他請來了趙本山、羅大佑等大腕。
小崔站在台上：“評論部，現在也得了抑鬱症麽？”台下無聲。年會上，節目一個接一個演，有的人走了，有的人打著手機出去了。一束光打過來，柴靜看到羅大佑彈起了吉他，“小崔，不怕，我也抑鬱過，不是我們有病，是這個時代有病”。
小崔複出後，不再主持《實話實說》，改為主持《小崔說事》，這也是一檔談話真人秀，收視率也永遠排在新聞頻道前三名。但小崔在紀念陳虻的文章裏提到，他心裏清楚，自己已經開始抱著混一混的心態，“我已經完全掌握電視的規律，觀眾剛一疲倦就換一個人講故事……”
而小崔同期製作的《電影傳奇》收視率卻不高，這也都在他的預料之中。
小白已經有六年沒再參加過評論部年會了。“這說明我不認為自己還是這個家族中的一部分……我依然還在這兒，可是這兒已經不是那兒了。”
回到故事開始前，小白曾經和一群電視“臨時工”年輕人住在同一個地下室裏。暴雨來時，宿舍被淹，男人們光著膀子拖動各自房間裏的沙發、沙袋，把它們都堵在對麵同一個房間門外不讓水流進來—對麵是一個機房，一名編導正在裏麵一邊打蚊子，一邊編片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