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論自由是民主權利的重要一項。這是全人類當然也包括中國人的共識，尤其是當中國人在總結亡國教訓時會更加痛切地認識到，明確將“蔽塞言路”列入末世必備的特征之一。
古人對言論的重視程度，從他們造的有上百個帶“言”字旁的字可見一斑。根據原始思維分類細密的特點，從這裏隨便找出一、二十個因言受過、遭貶、獲罪的相近略異的字詞，一點不讓人驚訝，可以想見古代出言謹慎的習慣和動輒得咎的惡劣環境。
有個現象，耐人尋味：有些字詞原本清白，也被人塗上色彩，轉用來羅織早已不疏不漏的言網、文網。比如，歌謠、民謠之“謠”被駢接成“謠言”的謠。
非常遺憾，一說起言論自由，絕少不了“誹謗”貼身相伴。言論者如果誇大其詞，即成誹謗；被議論者對不中聽的言論往往冠以“誹謗”反唇相譏或依此定罪。所以，誹謗是扼殺言論自由的毒藥，也是檢測鼓吹言論自由者文明程度的敏感試劑。除了居心叵測心理陰暗，沒有人真心喜歡它。
可能並非人人曉得，誹謗這個詞具有的貶義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後人嫁禍於它的。
誹從非出，非則和字形一樣，是皮毛相背的意思。加言字旁，最初表示不同意見。
謗從方出，方的本意是相靠的船。引申為比較、評論。《論語/憲問》： “子貢方人”，孔子嫌他有點像胡同大媽嚼舌頭，就說，賜同學，你自己做得好嗎？我可沒那閑工夫說三道四。
誹謗組成一個詞，在早年間是異議、勸諫的意思。是下對上，社會下層對社會上層的批評議論權力。據說在堯舜部落聯盟時曾經為了及時收集聽取意見，特意樹立“誹謗之木（形狀類似後世的華表）”（見《呂氏春秋/自知》《史記/孝文本紀》等），讓部落成員們把意見寫在上麵綁的木板上。這種做法和實行過的“進善之旌（在某種旗下直陳己見）”“欲諫之鼓（擊鼓宣告有意見要說）”等原始民主措施一樣都成為部落聯盟的習慣法。以後逐漸完善，先秦時出現了一套監督規勸製度或傳統禮製，它是由周厲王朝重要大臣召公表述出來的：
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 誦，百士諫， 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國語》）
《漢書》記載略有不同：
古者聖王之製，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
謗在這裏和上麵的“傳語”差不多，都是傳遞評論國政鄉情信息，不是惡意詆毀的意思。
戰國時齊威王曾下令：
群臣吏民能麵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
謗在這裏也不是後來的那種貶義詞。即使如此，齊威王的胸襟仍然令人讚賞。
從召公的介紹可以看出，在周天子的周圍，有一個龐大的網絡，從高官到平民，從親戚到外人，幾乎毫無遺漏的動用了所有能發揮點滴能量的人，運用了所有文字與思想載體形式，從各個方麵、不同角度溫和地規勸、警戒、監督、修補和規範天子的言行。先哲們在設計這個網絡時，思路之縝密，用心之良苦，不能不讓人感歎。
然而，這個古製裏麵也包含著不可克服的缺陷。一，所有人的做法都是規勸、說服，光擺事實，講道理，僅僅是禮製上的義務。這一點削弱了古製效力，使之不具備權威性。二、對規勸、說服、意見，建議，王要通過自己的“斟酌”，決定如何行事。這一點進一步保證了王權，使任何對王權不利的輿論起不到絲毫作用，淪為表麵的擺設。如果遇到商紂這樣雄主，“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那麽古製遭到顛覆就是必然的了。
從夏朝開始，帝王們不斷地向民主權利衝擊，其間有過失敗，但最終得逞了。周厲王時，“謗”已經成為必須處罰的罪名。他為了堵住國人批評的嘴，否定了國人論政議政的權利，並派特務“監謗”，一被告發，立即殺掉，結果沒人敢說話了。厲王自以為得計，吹噓有本事“弭謗”。召公說，你這是堵塞，而不是消除。治水要疏通水路，治民應開放言路。否則，水路壅塞必然衝決，百姓沉默也會爆發。召公一語成讖，不久，厲王被國人趕出了國都，差點連兒子也受到牽連。在這裏，“謗”也不完全是言過其實，不負責任的惡意詆毀之意。
直到漢代，仍有人使用誹謗本身具有的批評意思。如賈山在《至言》中說，秦“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光剩下阿諛奉承苟活自保的人，結果天下大亂了，沒人敢報告實情。
使誹謗真正具有現代人所理解的那種貶義，是從秦朝開始的。李斯說每逢新政策頒布，文化人便從各自立場出發評論，“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群下以造謗”。荀子的高足不愧是秦朝的第一支筆，既能為文字整容，也能給文字換血。信手拈來的一個“造”字，便輕鬆地棄祖先的優良傳統如敝屣，把“謗”枷鎖示眾，為已經繁多的言論罪又增加了一條。漢代人路溫舒一針見血地指出，秦時，“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誹謗與妖言並列，顯然失去了與直諫平行的批評含義。
漢文帝時曾經廢除了誹謗妖言罪，但是實際上，誹謗的惡名卻再也沒有減輕，一直成為曆代朝廷、論敵、法律離不開的常用詞。而誹謗之木，也化身為風光神秘的華表，淪為裝飾門麵的擺設。
不可否認，喜歡施放明槍暗箭誹謗的人，或者自以為正義在手，出口傷人，專做人身攻擊者（即子貢討厭的“訐以為直者”），古今中外都有不少。這些人必須受到輿論譴責和法律製裁。
同樣不可否認，曆代統治者習慣壓製不同意見，不容許任何批評異議，他們對不合自己心意的言論經常使用的武器是掛上“誹謗”的牌子，遊街示眾，然後斬立決。外國在這一點上也不手軟，古羅馬時，被判犯誹謗罪者的前額要打上K（kalumnla）的印記，這裏麵有不少是批評揭露權勢者醜行的勇士。專製者忽視或不明白：權利與義務是緊密相連的，統治者在扼殺民主權利的同時，也失去了民眾為國效力的義務。這是曆史上外族入侵後，許多百姓漠然視之的原因之一。
有鑒於此，古人曾經主張為了保護苦口良言的生存權，吸引健康的批評意見，甚至可以不惜寬容誹謗。“鳥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既然山藪川澤都免不了藏汙納垢，美玉不可能毫無瑕疵，作為國君就應該忍辱含詬，在接受權威榮耀的同時，也聽取觸犯忌諱的惡語惡聲吧（所謂“國君含詬”）。說這話的人，是西漢名臣路溫舒。當然，在中國古代，這種清醒認識往往是曇花一現，難能長久留香。而以誹謗、妖言、謠言等為名，因言獲罪，則是固守的傳統之一。
美國雖然在立國之初就確定了言論自由的原則，但是同時也長期保持了因殖民地、意識形態和宗教影響實行“依言定罪”的陋習。按照學術界的一般認識，直到1969年布倫伯格判例，才使美國普通法院較清晰地改變了陳規。可見民主的權利來之不易，即使早有明文規定，如不經持久力爭，仍然享受不到。
孔子出於本身的立場，討厭社會下層砭刺上層（惡居下流訕上者），對上層打壓下層則無表示，很有些不公。我覺得不管高低貴賤，隻要不是造謠生事、恣意謾罵、惡意詆毀，即使批評的話說得重一點，也遵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規則，就能為營造一個良性運轉的社會環境提供必要條件。
誹謗的本義沒有正名昭雪的必要了，但是華表能否卸下讓麵目全非的濃妝，重現原本清新粗糙的素顏呢？在禁絕毀人不倦的大字報、小字報的同時，疏通言路的正常渠道，保證反映群情意願、表達不同觀點、揭露時弊的言論自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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