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眼中，張世同的一生是平凡的，無論是青年時期生活於山東老家，中年僑居於韓國，還是晚年頤養於美國，都不是聲名顯赫的人物。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七日上午，許多自發前來向美國亞特蘭大僑界前輩張世同致以最後敬禮的人們，一走進吊唁大廳就驚呆了：殯儀館裏花圈環繞，哀樂深沉，掛滿了挽聯與挽幛。其中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許水德、僑務委員長章孝嚴、海外工作委員會主任程建人、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亞特蘭大辦事處長朱建一等人送的挽聯與挽幛分外引人注目。
許水德的挽聯寫道：壽終德望在，身去音容存。一生樹美德，半世傳嘉風。
朱建一的挽幛是：“名垂青史”。
人們不解，張公一介布衣，生前過著與世無爭的淡泊生活，死後怎麽會名流畢至，雅士齊集，又得如此崇高評價，備極哀榮呢？
隻有少數人知道，張世同曾經接受誌願軍戰俘的委托，把一份沉甸甸的血書送到台灣。隻有更少的人知道，在這背後有著怎樣的艱辛險惡。
諸多高官的褒獎也許是國民黨想用這種方式表達一種遲到的理解和當年對張世同失禮的歉意。然而，一個普通山東漢子的胸懷真正被人認識過嗎？名垂青史，固然字字千鈞，是無數人的夢想。但若遵從張公後半生的夙願，他絕不希望留名於任何政治史，他始終不願意談及過去即表達了這一點。他從不認為當年的做法對曆史產生過什麽重大作用。假如依然從政治角度考慮，糾纏於國共之爭上，那就不可能理解張世同出於什麽想法去幹出了那件在當時和今天看來都有點冒傻氣的事。曆史人物的複雜性往往超出曆史學家的想象。僅僅用“忠誠國府”來概括，不能讓人信服。人們要問，為什麽許多比張世同更加“忠貞”的人們，都不原意接過那個燙手的山芋，單單是張世同這個列在另冊上的人毫不猶豫伸出了手呢？
十幾年來，我接觸了不少關於誌願軍戰俘的記載，在長篇累牘的聲討和吹噓中，竟無人提及張世同先生，仿佛他從來不曾存在過。雖說張世同生前對毀譽功罪都不在乎，他的本意就不是為了博取虛名，僅僅是按照自己的感覺去做。可是我為張公鳴不平，曆史應該真實些，公正些。根據我收集到的一些新資料和由此產生的新感悟，認為有必要重寫一篇，算作對張公的紀念與對曆史的交待。
要探究張世同的精神境界，不能不從誌願軍戰俘說起。誌願軍戰俘曾是朝鮮停戰談判的焦點，他們是極其不幸的一群，不幸沒有犧牲在戰場上，不幸被俘了。他們的命運從一開始就不屬於自己，被不同政治集團拚命掩蓋或恣意炒作著。掩蓋者和炒作者的心情不同，在他們背後各有一種難言的尷尬。尷尬的產生，在於不同的政治集團卻繼承了相同的精神文化遺產。在對待被俘者的態度上，雙方具有一致的價值取向。因為他們同屬一個中華民族，擁有共同的祖先遺訓以及思維方式。
古代中國，每個人按血緣、地域、政治集團劃分，從屬著一個個圈子，終生休戚相關，具有十分牢固的人身依附性。戰國時代，由於國家兼並劇烈，人與統治者以及國家的依附關係出現了鬆動。孟子就公開宣布：“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然而這種人際互動關係的曆史進步沒有成為主流意識，統治階級需要的是無條件的忠誠。隨著女子貞節觀的形成與發揚，被俘者也被套上了相似的枷鎖：一旦被俘，倘若生還，無論你有無叛變行為，都將名節盡失。如同女子慘遭強奸，家人和社會輿論還要在其痛苦之上再增加一重唾棄與鄙視的精神摧殘，成為永遠無法洗刷的汙點。曆代當權者內心都有一個殘忍得見不得人的潰瘍毒瘡，他們更加希望看到為死者樹立的貞節牌坊，而不是受盡磨難的生還者。千百年來，每個中國人實際上內心深處都有一個陰影。因此兩軍對壘，寧肯選擇自殺，也不願被生俘。傳統是沉重的包袱，不僅民族、國家背負著，個人也都肩挑著，無人輕鬆置身壓力之外。
誌願軍戰俘成分複雜，據統計，總數二萬一千餘戰俘中，屬於共產黨“嫡係”和原國民黨軍人員，差不多各占一半。被俘的經曆，天差地別。有英勇抵抗，彈盡糧絕，負傷被俘的；有貪生怕死，軟弱被俘的；還有蓄謀已久，舉著“李奇微路條”，自願投降的。在停戰談判中，大陸要求強迫遣返全部戰俘。與其說她要接回離家的兒女，加以撫恤安慰，不如說是純屬麵子問題。聯合國軍為了換回自己的戰俘，幾乎就要同意照辦。然而，三分之二的誌願軍戰俘，包括將近一半的共產黨“嫡係”，發起了向聯合國軍、台灣駐南韓大使館、台灣政府，直至蔣介石獻血書活動，剖白心跡，宣誓效忠。
大陸的反應，世人皆知。而台灣則一波三折。開始，台灣方麵一麵派人想方設法策反，另一麵又心存疑慮，生怕其中潛藏“共諜”，不敢全信，對接受戰俘沒有爽快吐口答應。他們考慮得更多的是如何讓共產黨在全世界麵前栽個大跟頭，出口在國內慘敗的惡氣，並不是真心關心戰俘的命運。
在分別向聯合國軍和台灣大使館送出血書，卻沒有達到使台灣宣布接收的目的後，為了進一步消除台灣的疑慮，再次表示誓死追隨的決心，一萬四千餘戰俘於五二年底，第三次寫血書，他們委托給同根同種的韓國華僑直接送達台灣。不知他們為什麽不繼續送交大使館，而選擇了非正式的民間渠道。或許他們認為大使館辦事不力，引起眾人失望；或許是大使館不願承擔責任，私下授意，或許是其他什麽原因，反正這是當時的慎重選擇。
難題擺在了韓國華僑麵前：當時停戰談判正在進行，戰爭仍在繼續，美軍嚴密控製著韓國的天空、水域，嚴格盤查進出的人、飛機與船隻。中國作為與聯合國軍對峙的一方，使華人身份彰顯微妙，是無需明言的盤查重點。而且當時聯合國軍並不希望刺激中共，沒打算將戰俘送往台灣。誰都明白，接受戰俘營的委托，無異於押上了身家性命，是風險極大的賭博。大多數情況下、大多數國度分布的、大多數華僑都會明哲保身，關門避嫌，免招橫禍。韓國華僑也不例外。即使有膽量接受，一些人也和台灣一樣深深顧慮，萬一戰俘中混有中共間諜，危及台灣安全，責任重大，不由人不猶豫。應該說，有這種顧慮的人是真正忠誠於國民黨的，考慮問題是從台灣當局的立場出發的。另外，有心計的人不難想到，其實就算把血書送到，遞送者能起到的作用也極其有限，分量極輕，決定權在台灣當局手裏。但是遞送者肩上扛的、背上馱的卻是千斤萬鈞，這是出力不討好的事。那麽，誰會甘願承擔風險，臨危受命，不辭艱難呢？
韓國華僑大多來自隔海相望世代不乏血性漢子的山東，這或許是戰俘們向華僑求助的原因之一。他們即便是病急亂投醫，也一定堅信其中必有可以寄命托孤之人。這一寶押準了。旅居釜山的張世同看到血書，渾身一震。和別人不同，在他眼裏，血色不單是忠誠。血色代表危難，標示緊急，是需要刻不容緩火速救援的信號。一萬四千餘人更是一個讓人喘不上氣的龐大數字。一萬四千人呐，一個名字念兩秒，全部念完也要花上足足七個多小時。無論如何，不管從哪個角度去看，一萬四千人的要求都不能被冷血無視。一萬四千人的委托，這是泰山般的重量，天大的信任！張世同坐不住了，在周圍一片縮頸噤聲的眾生相中，獨自挺身而出，一諾千金。這個決定也隻有這個山東漢子才能做出，念天地悠悠，俠義如張公者能有幾人！可以說當時圍繞戰俘忙前忙後的人中，沒有政治利益觀念，毫無疑人之心，不求建功立業，完全從尊重戰俘本身意願出發，唯張世同一人而已。他做出這個決定並不容易。戰俘哪有錢財提供前往台灣的路費，一切全要自己籌措。張世同在韓國經商小有名氣，不是因為他有錢，而是他身上具有一種與商人身份不相稱的豪爽俠氣。抗日戰爭期間為救抗日誌士，他在青島設的商行被日寇沒收了。那次打擊沉重，幾乎徹底破產。好不容易，這幾年剛剛恢複點元氣。如今為了自己的承諾，不顧傷筋動骨，毅然抽取自家商行資金，包租了“悅新”輪機帆船。
張世同以運貨為名，身藏血書，別妻離子，從仁川出發了。蒼茫無際的大海上，駕著一葉扁舟，張世同想到了什麽呢？
風險不是沒想過，許多人提醒他，小小機帆船，萬一頂不住大海風浪，就將葬身魚腹。尤其是戰爭期間，台灣附近水域凶險無比。大陸和台灣、美軍都有可能懷疑你暗通對方，而將人船扣留，甚至擊沉。對此，張世同一笑置之。他憑著一副義膽俠肝，直把死生置之度外，義無反顧地啟航了。這種大仁大勇的豪舉，非真俠士者不能為之。家人望著船兒消失在茫茫大海中，揣揣不安地祈禱平安歸來。
當家人日夜擔心這是否是他最後一次航行時，張世同正經受著嚴峻考驗。首先在日本長崎裝貨被美軍扣押了七天，理由是出境手續不完備。再次出港，恰逢台風過境，又移避橫濱五日。這期間，張世同若放棄計劃，返回韓國與家人團聚，是輕而易舉、理由充分的，本來在他眼裏這就是鄉親鄰裏之間純義務性的幫忙，誰也不能指責他不守信用。但是張世同卻謹持諾言，知難而進。船抵衝繩後，美軍又把他關押十餘天，直到反複取證，確信他去台灣作生意才予放行。
萬裏艱辛，身陷囹圄，並未澆滅滿懷梁山好漢扶困救危式的激情，倒是台灣的態度冷卻了他的一腔熱血。國防部上上下下對他出生入死，不以為然，毫無反應，冷淡、敷衍替代了應有的熱情、鄭重。雖說他並不要求什麽重視與回報，但也絕非要換取漠視與輕蔑。當時他百思不得其解，難道自己做錯了什麽，不應該遞送血書嗎？事後才知道，正當在海上冒著危險劈風斬浪時，冷槍暗箭已從背後射中了他。一些人出於陰暗的心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既怕承擔責任，不敢蹈難犯險，又妒功勞他屬，竟編造張世同“包庇勾結共產黨”、走私嗎啡等一連串莫須有罪名向台灣告密。盡管台灣方麵並不一定相信，然而誣告的目的達到了。張世同仰天長歎，從此認識了政治的險惡，遠離了政治。不管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他都不感興趣。他隻要過老百姓的日子，完全按照自己願望過的日子。從此定居異國他鄉，從此他絕口不談送血書的事情，以致現在人們對其中的細節已經完全不得而知了。
張世同祖籍山東容成，一生大部分時間用於經商。有幾回幸運之神的光芒，似乎就要照在他的身上。但是那些千載難逢的機會，都由於他急難先人的俠士品格而化為傾家蕩產的噩夢。使他既無陶朱之名，亦無石崇之富。當然，即使沒有俠士品格，也難逃他那一代中國人的共同命運。內亂外患摧毀了在上個世紀中期的中國湧現世界級大富翁、大財團的所有萌芽。作為一個商人來說，張世同是不成功的。盡管他一次又一次白手起家，卻始終沒達到理想的目標。但是從做人來看，他無疑登上了別人難以企及的高峰。他的一生充滿了一種古典神韻，閃耀著絕代罕見的魅力光芒。
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山東，這個叫起來響當當的省份，自古以來為中國和世界文化貢獻了兩大寶貴精神財富：糅合文武張弛之道的齊魯文化，與行俠仗義的俠士文化。前者讓山東在古代曾形成華夏正統文化中心，造就了孔孟等名震環宇的文化巨人。後者的影響所及更是在司馬遷等學者和民間文學的雙重推動下，深入中國普通老百姓心中。從孔子高徒子路到秦末漢初的朱家，到《水滸》中的宋江、武鬆，引得古往今來無數人高山仰止，由羨慕而效法。張世同自幼讀書不多，但家鄉風俗，口耳相傳，使他把行俠仗義視為處世待人的準則。
俠按人品行事分高下幾等，不能混為一談。張世同的俠義不是“以武犯禁”的好勇鬥狠之徒，更不是殺人越貨、嘯聚朋黨、欺淩孤弱的豪強之士，他是司馬遷在《史記》中讚賞的遊俠。“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抗日戰爭初期，山東是被日本人禍害較重的地區之一。素有血性的山東漢子豈能甘心屈膝俯首，一時出現許多自發抗日的武裝組織。張世同參加了其中的一支遊擊隊，並擔任了中隊長一類的幹部。由於他們既不投靠國民黨，也不屬於共產黨，孤軍奮戰，打擊日本侵略軍，所以勉強支撐，難以為繼。處境艱難還不足以讓他灰心，但他與遊擊隊的首領意見不合，卻讓他無法忍受，一氣之下，離開了隊伍。自此以後，他不原意接受任何人的約束驅使，像獨行俠一樣，隻是按照自己認同的價值觀無愧無悔地立於天地之間。
準確些說，他和魯人前輩朱家極為相似，其一生行跡仿佛朱家轉世。朱家和張世同皆生於亂世，朱家“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張世同雖然脫離了抗日隊伍，但是抗日壯誌並沒有因此沉埋。一九四零年，在青島聞知抗日誌士被日本憲兵逮捕，便不顧個人安危多方設法營救。不幸事機敗露，家產盡數抄沒，人也被憲兵隊囚禁於馬廄中。每天僅有一碗豆子充饑，渴了隻能喝馬尿。嚴刑拷打把人蹂躪得脫了形，卻無法讓他出賣任何一個朋友。這種威武不屈的勇氣義膽，連日本人都為之動容。無奈之下，在關押八十三天後，隻得允許交保釋放。韓戰時，張世同雖不能決定誌願軍戰俘的命運，然而他不辱使命，將血書直接送達台灣，起了促使當局最後下定決心接收的作用。從日後七千一百一十人帶著滿身傷疤、一顆忠心返回大陸被曆次政治運動整得生不如死的遭遇來看，盡管一萬四千二百三十四人在台灣也經曆了隔離、審查、鑒別，但總算不是沒完沒了的羞辱折磨，因此可以說他拯救了他們。古人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被張世同救過的一萬四千人，當不止萬千浮屠立於其身後。人生如此，無愧於真俠士的稱號。
朱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嚐施，唯恐見之。”張世同幫助了別人，也總是不事聲張。悄悄做過，轉臉渾似不曾發生。許多人與他同處一城，來往多年，直到他辭世，才從葬禮上知曉他曾經做過人生大手筆。隱於市，俠於行，大隱大俠，才是張世同的真麵目。
朱家“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到張世同家中的很多客人並不認識他，隻是耳聞他重朋友，講義氣，就直接登門拜訪求助。張公從不拒絕，有求必應。不管什麽人，從哪兒來，均一視同仁，熱誠款待。自己碗裏有什麽，客人就吃什麽，即使隻剩下一碗飯，也要分給客人一半。同時規定家人不得稍有嫌棄態度，否則即刻嚴加訓斥。子女每逢從國外回家時，總會帶些衣物孝敬父母。張世同極為珍視，平日舍不得穿用，稍有損壞，痛惜不已。然而，如果朋友、客人中有誇讚衣料好或訴苦缺衣穿時，他會毫不猶豫，立刻當場脫下送人。解衣衣人，推食食人。是俠士文化和孔孟思想共同推崇的高尚境界之一。多少人耳熟能詳，但真正能夠像張公那樣做得心甘情願，做得誠懇自然，就屈指可數了。
張公於追求自我的二十世紀，古道熱腸，高風亮節，可歌可泣，堪續遊俠遺篇。他與司馬遷筆下的朱家、郭解又不完全相同，他不會讓人敬畏，隻是叫人欽佩。其俠義之心是那麽純真，絕不摻雜功利觀念和利己之心。他不是曆史上第一位這種類型的俠士仁人，卻可能是碩果僅存的最後一人。如果有人寫《新遊俠列傳》，以魯人朱家開篇，以榮成張世同收尾，不亦宜乎？每當我們置身於現代猜忌、狹隘、暗鬥的人群之中，就越發覺得張公坦蕩不疑、忘我為人的品質難能可貴。曆史不應該忘記張世同，那一萬四千餘人更應將這位俠士銘刻心頭。
張公遺像帶著恬淡的微笑，他似乎非常知足。回首平生無憾事，留得俠義在人間。
